“戰栗的未來”是黃智賢十幾年前的著作,2004年曾獲亞洲周刊十大中文好書,書中對當時台灣社會日趨嚴重的省籍、統獨問題提出真誠的警語。黃智賢早年曾支持黨外和民進黨,但她說,她當時支持的是民主、是人權,而非仇視外省人、漠視原住民。她也說,她反對的是獨裁者,是專製,而不是中國人民。為什麽很多人當初支持過的政黨,支持過他們民主進步的理想,而一旦他們手握權力卻變得更像法西斯!
黃智賢曾是北一女的輟學生,英國萊斯特大學企管碩士。她的經曆則非常特別,在高速公路兩旁拔草、電子工廠做過女工、開過計程車、做過餐廳侍應生、科技公司主管、時報周刊專欄作家,多年來對台灣政壇、社會變遷、兩岸關係及國際環境等議題多所關懷,並不時痛下針砭,除了“戰栗的未來”一書之外,黃智賢還著有 “像我這樣的台灣人”、“西瓜共和國”、“掏空台灣”、“這樣選總統可以嗎?”等書。目前在臉書、網路酸辣湯等傳媒節目中,繼續她“撥亂反正”的政治評論。
來看書中她分析德國人當時為何如此仇視猶太人,納粹德國煽動民粹及迫害猶太人的手段,的確令人戰栗不已,然而煽動民粹到頭來卻也成了希特勒的不歸路,導致納粹主義的徹底覆滅。
這些書中的分析及警語,能不值得所有台灣選民深思?特別是對那些受到李扁時代“去中國化”教育“荼毒”的新生代們,能不警惕在心?能不像黃智賢一樣起來撥亂反正嗎?如果大家繼續任分離主義者在他們偏執的道路上執迷不悟,繼續任其借民粹謊言煽動下一代,台灣的未來,離“戰栗的未來”其未遠矣!
——海外瞭望台201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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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節錄黃智賢“戰栗的未來”
威瑪共和----法西斯的溫床
納粹是透過選舉,合法掌權的。
沒有任何政黨,像它這樣擅長選舉和文宣。掌握著德國被打壓的悲情,敵視猶太人,和日耳曼驕傲的主流民意。
希特勒更是一個能激發狂熱,讓群眾如醉如癡的煽動者。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納粹政權的獨裁和恐怖手段。
也隻有極少數人,願意生活在納粹統治之下。
但如果人們了解,納粹黨和希特勒,其實是在民主機製內,透過選舉和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的。
而種種迫害猶太人,和箝製言論自由的暴行,更是在體製內的「合法」政策。
這時恐怕才會真正警覺,真正開始思索,究竟為什麽,德國的民主製度和選舉,會造成希特勒和納粹的掌權?民主製度和選舉是不是真的可以阻止,以及要如何避免,法西斯極權的產生?
一、 意外敗戰的德國--凡爾賽合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戰事的全麵潰敗,已經無法避免。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德國在1918年11月11日,和英美法三國在巴黎簽署停戰協議,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德國戰敗。
在簽署停戰協議的前雨天,德皇被軍隊逼退,逃到荷蘭。
而首相也被同步逼退,把首相職位,私相授受給政黨領袖。
帝國憲法原來規定,首相由皇帝任命並需經國會同意。
但新任的首相,卻既沒有皇帝任命,也沒有國會同意。
於是長達217年的德意誌帝國,就這樣了無聲息,不明不白的解體消失了。
德國一直是歐洲強國,它的國民是支持戰爭,希望德國戰勝,甚至擴大德國霸權的。
而因為德軍對政府,國會和人民,矇蔽了真實的戰況。使德國人民一直以為戰事順利,德國終將戰勝。所以當德國戰敗的消息,突然傳出的時候,這意外的敗戰,使全國陷入了無法接受的情緒中,社會充滿了沮喪和挫折。
由於德國在戰爭期間,對交戰國家的種種暴行,使英法兩國的人民和財產損失極大;加上戰爭後期跟美國貸款,兩國其實已經瀕臨財政崩潰的邊緣。因此戰勝國,尤其是法國,全力主張逼迫德國,簽訂條件苛刻的凡爾賽合約。
合約中除了對德國的羞辱以外,更要求巨額賠償。這樣做,除了對德國啟動戰爭的責任,做懲罰和報複以外,更希望從賠償中,得到經濟回饋,以拯救戰勝國自己的經濟困境。
每一個國家和民族,其實都很難真正反省自己的錯誤。總是容易漠視自己帶給別人的磨難,卻不原諒別人給予自身的痛苦。
戰勝國因為痛恨德國發動戰爭,給自己國家帶來巨大傷害,而用極度的羞辱,和巨額的賠償,要讓德國永遠不得翻身。
然而,這長達445項條款的凡爾賽合約,不但沒有因此使德國社會,真誠反省德國在戰爭中,對別國的暴行和傷害,卻反而使德國人民的情緒,由戰敗的挫折,轉變成對國際社會的不滿,再由不滿進展到仇恨。
加上戰後,因為各種原因造成經濟蕭條,民生凋敝,使人民生活萬分艱難。經濟的崩潰,則使共產主義有了著力之處。
國內各種武裝暴動和小型內戰不斷,主要是共產黨誓言用 武力奪取政權,因而和右派民族主義份子爭戰不休。
二、 威瑪共和
1919年,在國際強力施壓下,德國國民議會,製定了威瑪憲法,開始德國的民主之路。
憲法規定,德意誌共和國權力來自人民,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總統直選,有權任免首相,但要國會同意。(比較起來,90年代李登輝主導修憲後,中華民國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免,卻完全不需要國會同意,顯然比1919年的威瑪憲法落後。)
總統可以解散國會,國會也可以發動罷免總統,而德國婦女也第一次取得投票權和參政權。
這是一部極有進步性的憲法。
但因為民主製度,不是在德國的曆史文化中,經過長期演化,而自然成長的,而是被外國強迫建立。所以並沒有足夠成熟的社會條件,可以支持它健全的發展。
所以威瑪共和是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讓人充滿感傷的共和體製。
雖然威瑪憲法是一部非常進步的憲法,但因為國內外情勢的不穩定,以及社會和經濟條件的不足,威瑪共和卻不能為德國帶來長治久安。反而在威瑪共和的體製之下,醞釀了希特勒和納粹黨,合法取得政權的機會。並且將德國和猶太人,甚至全世界,帶入萬劫不複的地步。
威瑪共和因為內憂外患而長期動盪不安。它的內閣平均壽命很短,有時國會一年改選兩三次,一年更換四五個首相。
對內,它無力處理經濟危機,以及因而衍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對外,它處理國際壓力,常常力不從心。
更因為是威瑪共和政府,接受了舉國痛恨的凡爾賽合約,所以造成人民對民主製度,和共和體製的懷疑。
由此可知,單靠憲法本身,而沒有社會整體條件的支持,無法保證,也無法維繫民主體製的存續。
三、 主流民意
在德國戰敗,德皇倉卒退位的時候,德國雖然沒有瓦解,卻陷入長期的動盪不安。人民生活艱困,民族意識高漲。流竄在社會中的主流意見,都是非常激烈,而具有強大情緒力量的。
這些主流民意,主導了以後的發展。
(一) 對外國的仇視
德國長期以來都是強國,一旦戰敗,不但意外而且難以麵對。
德國被迫簽了「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合約,使人民痛恨戰勝國。加上戰後德國百業蕭條,民不聊生,內亂頻仍。軍方、政府,輿論和百姓,都一致將集體的挫敗感,導向對外國的仇視。
(二) 悲情意識一帝國的瓦解
當時德國輿論,一點都不想討論戰爭為何發生,以及德國該不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負責,這一類的問題。
德國輿論和人民熱衷討論的,是德國為什麽戰敗?以及為什麽失去帝國霸權的問題。
可見民族情緒高漲時,社會的集體情緒,是不容許自我反省的。
當社會集體意誌,追求的隻是戰勝和霸權,以及民族自我驕傲感的滿足時,冷靜溫和的力量,完全無法獲得社會共鳴。
因為溫和的自我反省,會傷害自我驕傲感,更使社會集體挫折感,沒有發洩之處。
人民對政府絕望,認為政府沒有能力阻止國際對德國的打壓和羞辱。更認為共和政府,沒有能力恢複德國的尊嚴,維繫日爾曼民族對歐洲的主宰力。
於是德國人民為了無法繼續稱霸歐洲,而懷抱著強烈的悲情意識。
(三) 對共產主義的極度恐懼
當時正是共產主義初起,席捲歐洲各國的時候。共產主義的弊病及弱點,當時的人並沒有機會理解。
因為自由主義的沒落,使許多追求思想解放,或反對階級製度,反對帝製的人,除了共產主義,並沒有更好的思想出路。
因此,右翼民族主義和左翼共產主義,成為當時德國最主要的,也是對立最嚴重的兩種意識形態。
德國一般知識份子和主流社會,害怕德國可能被共產主義赤化,因此對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他們認為,共和政府因為無能和軟弱,不但無力對抗共產黨,更會包庇共產黨,使其坐大。
所以一般輿論,對激烈的民族主義政黨,抱著同情和姑息的態度。還下意識希望,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如納粹,可以壓製共產主義。卻對種族主義可能帶來的危險,失去戒心。
湊巧的是,當時共和政府內,有幾席內閣是猶太人。而德國共產黨領導層,也有猶太人。猶太人於是被戴上「共黨同路人」的帽子,也激化了仇視猶太人的情緒。
(四)「扯後腿」論述
因為德國人民無法接受敗戰的事實,所以軍方不敢承認,敗戰是德軍的過失,而不斷找人背黑鍋。
先說是敗在對方人力物力的絕對優勢,後來又說,是因為國內有人扯後腿。
而主要扯後腿的人,就是共產黨和共和政府,以及猶太人。
軍方這個「扯後腿」的宣傳,加深了德國人對共產黨的不滿和恐懼,也使德國人不再信任共和政府,使德國人以為,猶太人是敗戰的罪魁禍首。
從興登堡元帥出席國會調查委員會的時候,群眾高喊:「興登堡萬歲!打倒猶太人政府!」就可想見當時的社會氣氛。(注意:當時德國國會,已經可以組織真相調查委員會。)
(五) 對猶太人的敵視--為什麽猶太人變成代罪羔羊?
希特勒對猶太人深刻的痛恨,和意欲絕滅猶太種族的暴行,直到今天,仍然令人無法理解。
但希特勒之所以建立仇視猶太人的論述,操縱對猶太人的仇視情緒。
最重要的原因,不但是他個人的偏見和認知,更是計算選舉利益的結果。
因為他深知反猶太人,可以為他帶來選票和運動能量。
他深知,仇恨猶太人,對他而言,是最快速,最有效,最廉價的掌權工具。
而仇視猶太人,之所以帶給他巨大的選舉利益,是因為仇視猶太人,已經成為德國的主流民意。
我始終相信,任何重要的社會情緒和社會運動,不會憑空而來,一定有它思想和能量的起源。也一定有其草根力量,才足以造成社會重大的變化。
仇視猶太人,是一個曆史,宗教,和政治社會因素,長期糾纏之後的產物。
這也是為什麽,德國主要的基督教會,並沒有站出來,反對仇視猶太人的行為。
我們來看,到底為什麽,當時的德國人會如此仇視猶太人?
1 宗教偏見
德國,或者歐洲社會對猶太人的隱隱敵意,由來已久,但並沒有普遍或強烈的反猶太情緒。
一直到中世紀以後,猶太人才開始被基督教會劃清界線,變成是敵對關係。
基督教會對猶太人的指責,主要有兩個原因:
(1) 因為猶太人認為耶和華是唯一真神,不承認耶穌基督是救主,這違反了基督教的教義。
(2) 認為是猶太人害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顯然他們忘了,耶穌基督也是猶太人。)
在政教合一體製下,當時的基督教會卻反而成為傳播仇恨的機構。
十三世紀教宗會議規定:基督徒不得和猶太人通婚,或同住。猶太人不可以雇用基督徒作傭人。
這樣的規條,帶有濃厚的防禦性。
也就是說,希望基督徒和猶太人劃清界線,以避免基督徒被猶太人汙染。
但隻要猶太人改信基督教,猶太人仍然可以被基督教社會接納。
但十六世紀開始,這樣的態度開始激化。
馬丁路德在他重要的反猶太著作「論猶太人及其謊言」中,認為猶太人無可救藥,永遠無法改信基督教。
在第二篇反猶著作中,他甚至說「猶太人是魔鬼的子孫」,要求燒掉猶太教堂和學校,沒收猶太人存款,砸毀猶太人的房屋,禁止猶太人傳教。
在佈道時,他大聲疾呼,要求趕走猶太人。他並且把猶太人和豬,相提並論,暗喻猶太人和豬有親屬關係。
當我讀到這樣的記載時,震驚之餘,我終於可以稍明白,納粹將猶太人「非人化」的根源,來自何處。以及納粹對猶太人的許多迫害和屠殺,為什麽可以心無愧疚。
2 職業偏見
因為教宗會議規定,猶太人不可以做任何基督徒從事的職業,所以猶太人被迫隻能從事交易與貸款業,因為這是教會禁止基督徒做的行業。
此後歐洲社會,除了對猶太人有宗教偏見之外,更增加了職業偏見。
猶太人也從此身負「高利貸商人」,和「重利剝削」的負麵形象。
3 反猶太主義
十九世紀後期,因為猶太人逐漸擺脫基督教會的約製,開始有較大的自由,得以進入各種行業。
不論科學,音樂,新聞,政治,和一般商業,都有越來越多的猶太人側身其中,並且表現非常優秀突出。
這樣的轉變,卻也同時激發了一股「反猶太主義」。
「反猶太主義」反對猶太人進入一般市民社會,反對猶太人擁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各種權利,反對被猶太人同化。
「反猶太主義」不是因為宗教信仰的歧異,而是反對猶太人擁有平等的權利。(在我看來,其實比較像是害怕遭遇猶太人的競爭,害怕自身的地盤被搶。)
相信在美國居住過的華人,對這一點,有極度熟悉之感。
因為即使以美國的民主,多元與包容,其主流社會,對華人在各個領域中突出的表現,仍然呈現了不同程度的反華和排華傾向。
十九世紀,帝國時期的德國,已經有強烈「反猶太主義」的出現。
當自由主義衰頹時,沒有了自由主義的氛圍支持,言論便導向激烈的民族主義。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反猶太主義」運動就開始蓬勃發展。
因為猶太人被視為自由化和現代化的表徵,更被視為威脅德國文化遺產,破壞傳統社會結構的代表,所以「反猶太主義」被德國民族主義者,開始用來鬥爭猶太人。
十九世紀末開始,生物優生學,種族學說,達爾文學說等等的發展,更使「反猶太主義變成「種族的反猶太主義」。也就是說,從此認定,猶太人因為生物學上的缺陷,即使改信基督教,也永遠不能變成真正的日耳曼人。
許多學者更紛紛為「種族的反猶太主義」,提供各種學術理論基礎。這些學者,大多在著名大學任教,望重士林,並對學生和知識言論界,有極大的影響力。
幾個例子:
(1)杜林
他是知名的哲學家和經濟學教授,發表「猶太人對許多種族造成危害」的論述,為反猶太主義的理論奠定根基。
(2)傅立石
為了反猶太人,出版了如「猶太主義者問答手冊」,「猶太人問題手冊」之類的書,納粹人公開說「猶太人問題手冊」是他們的「精神工具」。
(3)雷茲
是種族學教授,不斷論述要如何力保北歐種族純潔,和各種優生措施。
(4)華格納
他是至今仍然舉世知名的音樂家,請看他怎麽說猶太人?
「猶太人是人類衰落的魔鬼形象。」
「猶太人是寄生動物。」
「猶太人最佳的解救,就是讓他們滅亡」
吃驚嗎?我必須承認,我受到極大的驚嚇。
(5)張柏倫
他認為,為了維護亞利安人的種族純淨和文化優勢,與猶太人的鬥爭,是一種你死我活,有你無我的對抗。
納粹幫凶,甚至包括了德國大哲學家海德格。
最後,反猶太主義的結論是:「猶太民族是全體人類的災難。」
於是,至此,所有德國發生的大小問題,不需證據,不論理由,都可以順理成章的歸咎給猶太人。
德國戰敗,是因為猶太人扯後腿,發國難財!
德國經濟凋敝,是因為猶太人興風作浪!
共和政府無能,是因為猶太人!共產黨猖獗,是因為猶太人!社會道德低落,也是因為猶太人!
在他們眼中,猶太人已經被徹底妖魔化,非人化,所以猶太人被迫害時,無須對他們抱持同情!
這些人士的發言和論述,當其時為種族主義加溫,增強納粹聲勢。納粹掌權後,又根據其理論,提出迫害和屠殺猶太人的幾百項政策。
讀到這些反猶太主義學者的論述,我隻有一個感想:千萬不要因為一個人是學者,博士,是專業人士,或是能創作出優美的音樂,就認定他會是充滿人道主義,有完整人格的人!
就以為他的話值得聆聽,他的行為值得尊敬。就以為他一定是對的。
真的!
4 對共產主義的恐懼
德國主流社會對共產黨的恐懼和疑慮,是造成另外一個集體仇視猶太人的原因。為什麽呢?其實這是因為一連串的貼標籤,和許多偶然造成的。
原因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人馬克思,是猶太人。
原因之二,是因為當時德國共黨的領導人中,有少數幾個人是猶太人。然而這是因為當時德國的團體和政黨中,共產黨是少數對猶太人友善,容許猶太人加入的團體。
原因之三,是因為當時的威瑪共和政府,有少數內閣是猶太人。所以德國人認為政府對共產黨的軟弱,是因為猶太人。
於是,德國人對共產黨可能赤化德國的恐懼,和反猶太主義,這兩種強烈情緒相乘相加,更嚴重激化了對猶太人的仇視。
5 政治操作
因為社會中,猶太人企業家和政治領袖,多半主張履行凡爾賽合約,主張以和談和談判,代替對抗和衝突。所以輿論一般都把猶太人視為出賣德國利益,是賣國賊。
但儘管政府不時有意無意的,將國家的問題,歸咎於猶太人。但猶太人在威瑪共和中,還能取得外交部長的職位(雖然他因為主張國際談判,被視為猶太賣國代表,因而被極右派暗殺死亡。)
可見猶太人當時雖然備受歧視和敵視,卻仍有最起碼的生存空間。
6 納粹
納粹是德國最後走向滅絕猶太人,真正最重要的原因。
即使有前麵種種曆史文化因素,和政府的政治操作,而德國的反猶太主義,也對猶太人處處打擊,但猶太人在德國的生存權,卻仍然有挽回的餘地。
但是,因為納粹仇視猶太人的整體論述和文宣,以及其後的掌權,甚至製定法律,屠殺猶太人,才造成猶太人最後悲慘的命運。
(六)渴望強人
因為曆史和文化因素,德國人民對權威的服從,遠高於英美兩國。對由上而下的「真理」,並不強烈排斥。
這一點,東亞許多國家,因為有類似的曆史和文化背景,所以都同樣呈現了,從帝製走向共和的艱難轉型。也就是雖然形式上具備了民主,但人民和社會機製,卻無法很快的從帝國時,尊敬皇權的意識形態,轉變成挑戰威權,承認權力需要製衡的公民社會。
加上德國戰敗,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合約。
在國際上,德國處處遭到抵製和羞辱。人民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飢餓問題嚴重,於是極左的共黨也在國際風潮下,有立足之地。(雖然得票率不高)
希特勒掌權以前的幾次國會選舉,極右派渴望恢複帝製,極左派則想要建立共產政權,兩者的選票,加起來有超過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說,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民,並不信任民主體製,而要求某種集權和強人政治。威瑪共和政府,之所以還沒有被推翻,仍然可以苟延殘喘,隻是因為這極左和極右兩股勢力,彼此生死纏鬥,絕不妥協。
國家內憂外患不斷,民不聊生。
對國際打壓的仇恨,對政府無能的絕望,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塑造了德國當時的主流民意,和整體社會氣氛。
麵對所有難題,政府幾乎無力解決。在絕望之餘,人民下意識的願望,便是期待一個強人,以強權和魄力,解決德國所有的問題,讓德國重新壯大,恢複德國往日的榮光。
這一切,都為納粹和希特勒,提供了滋長壯大的土壤。
以上“戰栗的未來”節錄自黃智賢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