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海洋
人生旅途之遊記
我們家四個孩子，每一個考大學的經曆，飯桌上從爸媽嘴裏聽來，都是那麽曲折又扣人心弦。
大姐.17歲、初二時即遭下放，在農村苦耕了近六年。那個村生活苦，勞動強度大。農忙時每天早上四、五點起床，在田裏勞作到晚上七、八點才收工，真個是“披星戴月”。回來後還要給當地農民上一小時夜校課程，為他們掃盲。如此辛苦，夥食卻很差，經常是白飯泡開水，倒點醬油做菜。有時村裏沒吃的沒用的，還要知青們從家裏東拚西湊帶點東西去才能度日。大姐至今臉上、手上的皮膚，還殘留著當年毫無防護措施下，噴灑農藥留下的斑斑痕跡。
那是一個“讀書無用”論橫行的年代，“知識越多越反動”。但爸爸覺得這種狀況不會長久，否則中國就沒有希望了。而且他說人必須要有知識，沒有知識就沒有發言權。他托朋友弄來中學數理化課本，讓大姐自學。不懂的地方記下來，等學到後麵，前麵有的地方懂了，就把問題劃掉；始終不通的難點，回家時請爸爸當中學老師的朋友指導。知青們每年在和農民一起過完“革命化的春節”後，有十天左右的時間可以回家。爸媽還借了三十二塊錢——那幾乎是全家一個月工資的三分之一——買了一台“友誼牌”袖珍收音機，讓大姐收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英語教學節目，自學英語。我們家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八口之家，僅憑父母兩人的工資度日，爸爸詩曰“年年衣食難周”。直到80年代初期，哥哥姐姐都工作了，家庭經濟狀況才好轉起來。爸媽兒女心很重，不忍苦孩子，總是苦自己，經年累月養成了習慣，以致後來經濟情況好轉了，飯桌上還經常推讓，有時惹到兒女動怒才罷休。買這麽貴重的東西，是要挨餓的，真正地從牙縫中省出錢來還債。這台小小的收音機，後來陸續流轉到哥哥和兩個表哥手中，繼續充當自學英語老師的角色。它對改變兩位表哥的命運發揮了尤其重要的作用，幫助這兩個地地道道農民的孩子，先後依靠英語當上了教師，吃上了“皇糧”。但它之於大姐，意義不僅如此。大姐說當時家裏那麽苦，爸媽還買了這台收音機給她，讓她一想起來就感動無比。它成了一個愛和獨具慧眼的象征。在她的學習之路上，包括後來上大學以後的日子裏，隻要想到這台收音機，心裏就好像有了巨大的動力，激勵她克服所有眼前的困難，奮力往前走。
大姐非常刻苦，每天在那樣繁重的田間勞動和 夜校掃盲班之類的活動後，堅持偷偷摸摸地自學。偷偷摸摸，是因為當時學習是一件不甚光彩的苦差事，甚至會被說成“反動”，尤其是學英語。在別人休息、打牌、聊天時，她抓緊一切可資利用的時間自學。有時下地回來，泥在腿上來不及洗，最後學完了太累了就合衣睡去。媽媽每念及此，都會紅了眼圈。大姐以幾乎是一個小學畢業生的功底，依靠好的學習方法，以及超人的刻苦奮鬥精神，自學完了全部初中和高中的數學和物理課程，並奠定了英語基礎。不難想象，她後來在大學裏的學習成績是如何的出類拔萃。
大姐是一個非常淳厚又熱情的人，幹活不惜力，和農民們打成一片，在當地被尊稱為“土秀才”，得到從公社、鄉、縣到省級的各種“先進分子”獎勵。但每次招工、招兵、推薦上大學，名額都輪不到她，因為我們家沒有權勢和金錢去做交易。那時候是沒有“高考”一說的——高考在“文革”中被廢除，大學停止招生，70年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名額很少，憑組織推薦。資源的匱乏，權力的集中和暗箱操作缺少監督，必然產生黑暗與腐敗。這在70年代知青回城名額的分配上早就體現出來。想得到名額，要麽你有很硬的關係，再送點東西，要麽你送很多在當時值錢的東西——米、煤、手表等等，或直接送錢，還得有點關係。公社裏掌握決定權的幹部可以因此變得很肥。現在想想，大姐當年在農村裏日複一日地種地，眼見身邊表現不如自己的同伴一個一個地回城，卻不知自己的前途在哪裏，非常有可能一輩子就呆這兒了。以她十幾二十歲的年紀，能挺過那段無望的艱苦歲月，而且自學不輟，實在令我欽佩。當然這和我爸的人生指導息息相關。每年這些令人向往的名額分配後，爸爸都要下一趟農村看望大姐，找個單獨的地方跟她談話，開導她，鼓勵她，幫她克服沮喪情緒，鼓起希望繼續努力。爸爸說其實那時他們心裏更苦：眼見女兒這麽優秀、這麽艱苦奮鬥，卻因自己無權無錢而耽誤在農村，吃苦受累，實在心酸。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
話說1975年，大姐所在公社的下放知青工農兵大學生招生名額出奇得少，隻有一個。各路關係大顯身手，擠破了頭。這一年公社裏負責知青工作的下放幹部叫楊振莫（音），據說是楊振寧的弟弟。他看過材料後，首先提出應該選我姐。他曾經看過一封我爸寫給大姐的家書，對裏麵的許多見解印象深刻。當時公社的頭頭們正為無法擺平各種關係而苦惱，這個符合“擇優推薦”標準的提議倒是可以為各方接受。大姐於是因為沒有關係又表現優異，被神奇地選上了。
公社原則上同意推薦大姐後，給了大姐一張報名表，讓她本人申請是去讀中技還是大學。大姐拿了這張表回到家裏商量。我家有“民主集中製”的傳統，遇到難題、大事，常召開家庭會議。父母孩子在家庭會議上暢抒己見，交流甚至爭論，是為“民主”；最後由我爸做定奪，是為“集中”。在為這次填表而召開的家庭會議上，爸媽和大姐自己因為前幾年的落選而心生自卑，覺得填個中技算了，太“高檔”怕遭不測，到時被人擠下來連中技都泡湯了。但哥哥主張報大學。他說大姐的表現和成績最優，理應上大學；如果自己放棄，那別人正好頂上；而且報了大學，萬一有人擠，還可以退一步守住中技。爸爸覺得有道理，采納了他的意見。後來爸爸說，哥哥一直調皮搗蛋，讀書不刻苦，從那次家庭會議開始，他覺得兒子還是很有點頭腦和分析能力的。
名額上報到縣裏，縣招生小組需開會討論通過。有人提出，大姐的家族中有人被鎮壓過，曆史成份不好。牽扯到政治問題，人們都安靜下來。這時招生組組長，當時的縣委書記，了解了一下具體情況，表態說，這個被鎮壓的人離得那麽遠，大姐可能都不認識，應該不成其為問題。這位書記說來也巧，不久之前生病住院，醫院院長是我爸的學生，跟他提起過我姐的事。關鍵時刻他表了態，大家於是就通過了。
招生小組裏有兩位H大派去招生的老師。其中一位的女兒到我家報喜，我媽正在睡午覺。小姑娘後來跟人家說，我媽當時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衣服都沒穿”。媽媽每次說到這裏都啞然失笑，澄清自己穿著睡衣呢，沒穿外套罷了。但我家人始終不敢確信這是真的——以前有好幾個名額的時候都輪不到我們，如今隻有一個，反倒撞上了？真的能成嗎？？？直到手裏捏著大學錄取通知書，心才踏踏實實地放下來。
人的命運真是不可捉摸，“塞翁失馬，焉知禍福”的事情在每一個人生路口都有可能上演。大姐因為名額少反而被選中，脫離務農苦海，被推薦上了大學，算是“福”；不料卻因此失去兩年後參加高考的機會，變成一個“工農兵大學生”，某種程度上又成了“禍”。工農兵大學生，這個毛時代末期教育製度改革的產物，因為生源素質差，教育水平差，最終成為曆史的棄兒，在1977年恢複高考以後，停止招生，學曆則長期遊離於“正規軍”之外，價值低人一等。許多工農兵大學生出身於當時有政治背景的幹部家庭，又被政府委以“上大學，管理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的重任，思想、行為上可能更像個領導而不是學生，在大眾中口碑不佳。“工農兵大學生”成了一個讓人自卑的標簽，被貼上者在其後的歲月裏受到另眼相看。但大姐再次以她的聰明好學和刻苦努力，在1978年的研究生考試中勝出，獲得接受正規高等教育的機會，撕去“工農兵大學生”標簽，成為文革後第一屆碩士研究生，留在T大土木建築係繼續深造。我那時在上幼兒園，至今仍能記得大姐考研究生時家裏的緊張氣氛，以及初試、複試一次次成功後的興奮和喜悅——那是24選2的激烈競爭，大姐最後以總分第一的成績入選。
都說“知識改變命運”，但我覺得這隻是表象。在獲取知識的路上，是堅強的意誌和遠大的眼光支撐著人們作正確的抉擇，百折而不回。所以我要說，是意誌和眼光改變命運。
大姐去T大上學的這一年，我哥被下放到了一個縣城。那時的下放政策，規定一家隻能留一個孩子在身邊照顧家庭，其餘的中學畢業了都得下放。我雖幼小，也占一個留在身邊的名額，所以我哥和小姐（即我二姐，我一向喊她“小姐”）都在應下放之列。不過小姐後來沒走，因為爸爸未雨綢繆，在哥哥初二時請求學校讓他留了一級。他那時很皮，念書不好；最主要的，他留級後跟我小姐成了一屆的，可以利用另一條下放政策，免去一個指標——一個家庭同一年可以隻下一個。在決定誰下放的家庭會議上，哥哥和父母的意見一致：應該讓女孩子留在家裏，放心些。其實爸媽為哥哥操的心可不少。他初中時曾和一幫“壞小子”成了哥們，常在一起混。我爸堅決要把他們拆散，見“壞小子”上門就沒好臉色；又帶他去各處釣魚，修身養性。那幫曾經的小哥們裏，有不少長大後在 “嚴打”中遭了殃。
哥哥在農村吃了很多苦。他體質不是很好，但因個頭較高，看起來外向活潑，常被當作壯勞力，拉去做出力的苦活。我哥頗有玩的才能，吹拉彈唱、打球遊泳、象棋撲克樣樣精通，在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中頗受歡迎；同時他又血氣方剛，愛打抱個不平，所以也容易和別人，尤其是男青年結下梁子。我哥說他曾差點遭到暗算。他從小調皮好動，用我媽的話說是 “（文革中）哪裏打槍往哪裏跑”，小半輩子裏經曆過各種極其危險的事情，差點淹死、摔死、被槍打死、被磚砸死、被棒閃死、被車壓死。。。。。。可謂九死一生。危難時刻不是有貴人相救，就是依靠自己極快的反應速度和應變能力化險為夷，平安度過。但他讀書就不如我大姐那麽好學刻苦。初二時被我爸強令留了一級後，開始收心，學習情況才好轉起來，成績“嗖嗖”往上冒，高中時在四中成了學習委員。在下放的時候，因為姐姐被推薦上了大學，覺出希望所在，看書算積極的。有機會到我爸的老朋友家裏複習時，還受到師長表揚，誇他真能坐得住。
很快一年多過去了，恢複高考的風聲越吹越大。1977年冬天高考時，哥哥下放尚不滿兩年，據稱不得報考。直到考前20多天，才來確切消息告知可以參加考試。我哥立即回城複習，卻在家生病發燒，耽誤了有一個禮拜的時間。他是在下放地報名的，須回去考試。他回去後，我爸寫了封信，交由我叔叔轉給他。信中叮囑我哥考試時要膽大心細，堅持到底，“哪怕前麵幾門都考零分，最後一門也要全力考好。”裏麵的邏輯是，你覺得考得不好時，別人也可能不好，你絕不要因此氣餒，自己放棄了哪怕是一絲的機會。這條考試心理準則，我是從小即被灌輸的。
那年的理化算一門，特別難，哥哥在考過之後，決定放棄，躺在床上不願趕考了。我叔叔急壞了，拉來我爸的一個學生，當時的縣婦聯主任一起勸說，又拿出我爸的那封信鼓勵，好歹把他推進考場，繼續考試。果不出所料，那一年，年齡大小不一、水平參差不齊的考生，成績普遍不佳。傳說有考生兩眼一抹黑，在試卷上作詩曰：“老帥：小子本無才，父母逼我來。今日考理化，鴨蛋滾下來。”閱卷老師看後和曰：“老帥也無才，組織派我來。今日改理化，鴨蛋用筐抬。”那“老帥”，卻是“老師”的別字。這兩首打油詩，一時傳為笑談，是文革後第一屆高考的著名場下花絮。哥哥因為數學考得好，“扳了本”，成功超出本科錄取分數線，進入H大無線電係，成為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
在大姐和哥哥的專業選擇上，爸爸“重理輕文”的思想起了決定性作用。他覺得國家要興盛，唯有靠科技。學理工科能掌握實實在在的真本事，到哪裏都可安身立命，養家為國。而文科，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背背抄抄的全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而且在中國還容易因言獲罪，引火燒身。這其實也是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普遍想法。文革之後，百廢待興，人們對知識的渴望空前高漲，對知識分子則極為尊重向往。民眾普遍有“重理輕文”的思想，希望學點紮實有用的技術。不象到了80年代後期，經商大潮湧起，一切向錢看，文科、尤其是商科開始大行其道。所以大姐當時可以去H大外語係學德語，爸爸沒選，寧願去遙遠的T大讀一個工科專業。哥哥學的也是一個理工專業。
到了小姐這裏，情況因人而變。
小姐在家排行老三。據說這個排行的孩子，大都倔強有餘，討巧不足。小姐正是如此。因哥姐長期離家在外，我又幼小無知，家裏孩子中她承擔了最多的家務勞動，比如洗衣、洗碗、打掃衛生、買油鹽柴米醬醋茶、做煤球、帶我，等等等等。我記得她帶我睡覺，我們倆不知為什麽瘋笑，爸爸進來嗬斥，我們躲被子裏憋笑的情景。還有一次小姐出去了一天，據她自己回憶是下農村看大姐了。傍晚我在陽台上張望，看到她斜挎著軍書包在夕陽的餘暉下走來，就飛奔下樓迎接。小姐說我口中喊著她，撲向她懷裏，別提有多親熱了。但她是個慢性子，有點懶散，做事常拖拖拉拉，脾氣又強，所以挨罵也最多。其實她是一個特別單純善良的女孩兒，長得在我們家女孩中是最漂亮的，卻從不以為意，性格內向害羞。高中畢業後沒有下放，待業在家，除了幫做家務，還為H大刻鋼板，補貼家用。那時試卷都是油墨印刷，需要在蠟紙上刻出字跡，然後付印。我看著小姐刻鋼板，覺得這活兒非常好玩。半透明的蠟紙都是一卷一卷裝在帶蓋子的硬紙筒子裏。從紙筒裏抽出一張，鋪在一塊鋼板上，用鋼針筆在蠟紙上用力寫字，針尖和鋼板摩擦，發出挺好聽的“哢哢”聲。其實這是個費力又單調的工作。一張卷子幾毛錢，小姐一筆一劃刻出每月五六十塊錢，全部上交家裏，自己不會想到留取分文。那些錢對我們的家庭有如雪中送炭，幫助全家度過難關。期間曾有招工機會，但全民所有製的工廠名額被別人拿走，小姐隻能去集體所有製的工廠當工人。那時全民所有製單位是“鐵飯碗”，工資福利都好一些，集體所有製是“泥飯碗”，各種待遇也差一些。爸爸拒絕了這個招工機會。現在想來，如果當時去了工廠當工人，今天我們家就該有一個下崗工人了。
1977年小姐和哥哥一起參加高考，沒考上——她的作文交了白卷。原來她沒來得及把草稿上的作文謄到試卷上，並且把草稿揣兜裏帶回了家。我媽說他們當時氣壞了——怎麽這麽慢慢吞吞？幹嘛不把草稿一起交上去，寧可交白卷？這個迷迷糊糊的小三子！那年是文革後恢複高考的第一年，有不少通融的地方，比如其實作文交草稿也可以。
1978年的高考變成夏季考試，與77年高考僅隔半年。爸爸決定讓小姐停考一年，用更充足的時間，養精蓄銳，備戰79年的高考。鑒於小姐的數學和物理不是很好，語文和外語則一直不錯，爸爸讓她備考外語類專業，因為那時這個專業不用考數理化，小姐的相對優勢將更為突出。這時又有招工機會出現，小姐因英語較好，可以去當中學英語老師。爸爸托人將她從市區中學老師調換成H大西門外一個郊區小學的英語老師。這在當時是個讓人不能理解的舉動——且不說從中學到小學是降級，很多人為了從郊區調到市區工作不知要費多少腦筋呢！但山人自有妙計。爸爸得意地說，那個郊區小學，離家又近，學生又少，有大把空閑時間用來複習迎考，再合適不過。小姐在這個小學裏有點另類：大小會議上常閉著眼睛，不知在默誦些什麽。
1979年的高考開始，小姐默誦的東西派上了用場。她在曆史快考完、檢查試卷時，靈光閃現，發現幾張試卷的頁碼不連貫，居然少了一張卷子！那天下大雨，爸爸跑出去看她回來沒有，走到H大灰樓那兒時，雨大得都看不見路。鄰居家趕考的孩子都坐校車回來了，就小姐沒有人影，怎不讓人焦急！原來監考老師發現這一錯漏情況後，經請示上級，決定多給小姐20分鍾時間，讓她做漏發的試卷。好多老師都圍在她身邊看。監考老師發現小姐的名字和她以前的學生隻差一個字，就問她可認識那個學生。小姐說：“他是我哥。”這位老師非常熱情，在旁邊給小姐扇扇子。好幾年前，這位老師是哥哥初中的班主任。有一次以哥哥為首的H大子弟和以另一個男孩子為首的團體要打群架，雙方劍拔弩張，準備動磚動刀，班主任勸不住，緊張萬分又無可奈何。爸爸有時會跑去學校跟老師聯係，詢問小孩狀況。正好這天他從班主任那裏得知這一消息，便自告奮勇當調解人。班主任開始很猶豫，怕爸爸偏心反而激化矛盾。但死馬當活馬醫，就依爸爸所言，找來兩個對頭。爸爸跟他們倆了解事情經過，然後首先把哥哥批評了一頓，讓他向對方道歉。哥哥一道歉，那個男孩馬上也開始自我檢討，一場勢在必行的激戰化解了。班主任大鬆一口氣，對我爸感激得不得了，說他真有辦法。天下就有這麽巧的事，這位哥哥當年的班主任現在成了小姐的監考老師，而且監了一場這麽特殊的考試！
我還記得錄取情況出來後，哥哥去打探消息的那個夜晚。我們全家在樓下乘涼，我坐在大竹床上。哥哥出現在我們樓前的小路上，身影在路燈的黃色光暈中顯得更加瘦長。媽媽後來形容說他搖頭擺尾的，一看就知道準是喜訊。小姐上了H大外語係，她的總分考得不錯，英語成績更是名列前茅。
至此，我們家的三個大孩子都讀上了大學、研究生，這在當時是非常轟動的事情。因為那時考大學很難，錄取很嚴格，即便是學校子弟，不到分數線也上不了大學。學校裏很多人都說：也不知老林用了什麽方法，考一個取一個？！
到了我這兒，一切按部就班，簡直沒什麽懸念。我是我們家唯一從幼兒園開始接受正規教育，一路讀到高中、大學的人，沒有耽擱，沒有挫折，沒有經曆過艱難困苦。雖然高考時生病發燒，略有波折，但比起哥哥姐姐們的坎坷，就像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不足掛齒。即便如此，還是費了全家人不少心。記得哥哥那時正在北京，特地寫了一封信來鼓勵，那好象是迄今他寫給我的唯一一封信。大姐夫遠在重慶，鞭長莫及，二姐夫那幾天成了英雄的運輸大隊長，每天騎車接送我去醫院。嫂嫂在家做飯、看家、通風報信。姐姐們自然也是心懸一念。我爸每天在場外陪考，叮囑我媽在家看好電話：如果我在考場上有情況，就打電話來讓她從H大校醫院找救護車派去。我媽說她那幾天坐立不安，不知幹什麽好，特怕有電話鈴響。媽媽埋怨爸爸說，四中離醫院門診部那麽近，就是有情況，幹嘛要讓我從H大找車？害我那樣擔驚受怕！爸爸笑笑，說以備萬一麽。
爸爸以他的智慧和膽略眼光，推動哥哥姐姐們在上大學之路上越走越寬，可以說改變了他們的人生。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後來他在我的大學選取問題上，替我做了一回未經我同意的主。那都是出於對孩子的愛護之心，和曆史性的自信。我雖不樂意，但縱觀全局，爸爸對我的這個舉措，產生的後果可能無所謂好壞；而他為哥哥姐姐們的設計指導，帶來的人生變化卻是巨大的，令子女受益終身。哥哥姐姐的同齡人，幼年時期遭遇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沒餓死就算幸運；學齡階段碰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耽誤了青春，吃盡苦頭；改革開放後多半人沒有文憑、沒有書本知識，評職稱、晉職、漲工資甚至分房子，處處落人下風；進入中老年時一切市場化了，很多人單位不景氣，難逃一個“下崗”，且生死自負！我覺得他們那一代人好似中了魔咒，被命運鞭趕著去追逐苦難。我的哥哥姐姐，雖一樣經曆磨難，卻得以破除這個魔咒，人人搭上曆史重新出發的車次，安心駛往正確的航站。
爸爸在過七十周歲生日時，曾作對聯一副：
七十述懷
想當年創業無門 天地一孤舟 遠港無邊 更何況翻雲覆雨 惡浪排空 日日提心吊膽 年年衣食難周 百折不回頭 才贏得白首裘衫 黃童紙筆
願後世治家有道 子孫千色樹 著根有土 還必須灌水施肥 整枝防病 時時慈父（母）嚴師 世世德才兼備 四方同頂額 都說是蒼穹星月 碧海航燈
我們有這樣為子女殫精竭慮、死而後已的父母，有這樣胸懷寬廣、目光遠大的父親，實在是人生之大幸！我不敢保證做“蒼穹星月 碧海航燈”，但願努力，力爭成為一個德才兼備的慈母嚴師，讓我的孩子，不要辜負了爹爹奶奶的期望，辱沒了家門。
謝謝。他們那代人在我心中最美好的印象，定格在他們的大學時代：積極、向上，明朗如高原上的陽光，比70年代生人的大學時代成熟幹練許多，也吃苦耐勞許多。不過沒有我們善於享受生活：）。問好！
問好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