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惲仁祥：評鄧政權的“嚴打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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惲仁祥：評鄧政權的“嚴打運動”
評“嚴打運動”

作者：惲仁祥




本人在“建國後若幹曆史問題之我見”一文，對上世紀的“嚴打運動”提出質疑。但隻是列了個題目，並沒有把問題展開。事實上，我們的國度裏發生了一連串重大曆史政治事件，遠非我在那篇文章中列的那幾件。這一連串事件，大多被“精英們”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使我們黨的尊嚴、民族的威望蒙受嚴重損害，我們有責任逐步還事物的本來麵目。

發生在上世紀1983年至2000年長達二十年之間，進行的三次“嚴打運動”，除極少數罪大惡極者該嚴懲外，其中不少被殺害的青年是絕對不該殺的，是中共史上絕無僅有的。為便於闡明問題，現摘錄“京華時報”2008年11月5日第A12至13版文章內容如下：

該報稱：“目前，本報聯合新浪網及20餘家地方主流報紙結成改革開放30年媒體報導聯盟。該聯盟將在新浪網上開設‘改革開放30年全景中國’欄目，回顧各家報紙所在省份改革開放30年來的巨大變化與卓越成績”。大標題是：“30年的轉身(1978至2008)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特別報導”，本篇報導的題目是：“從嚴打到收歸死刑複核權”。

文章的開篇稱：“‘判決故意殺人犯崔英傑死刑，緩期兩年執行’。2007年4月10日，北京第一中院最大的法庭內，法官用莊嚴的聲音宣判”、“崔本是一個賣烤腸的小販，因城管查抄街邊攤位，他拿出切烤腸的小刀，捅死城管李誌強”、“崔的辯護律師夏林說，如果此事發生在嚴打時期，崔就是有九條命，也早被判死刑了”、“ 嚴打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共有3次，在取得成效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過，追求公平和正義的腳步從未停止過，死刑複核權最終還是走上回歸之路”。

文章接著以小標題“嚴打拉開帷幕”寫道：“ 時隔多年，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刑法研究員劉仁文仍然記得，老家湖南隆回縣治安混亂，當時在鄰村工廠上班的姐姐每天下班後，都由家人打著手電筒、騎著自行車去接回來”、“ 在上世紀80年代，這種治安混亂的現象比較普遍。很多律師界人士認為，‘文革’引發的暴力傾向，在改革開放初期，轉化到了刑事領域。曾任司法部部長的劉複之撰文指出，‘ 文革’十年留下的後遺症之一，便是滋生了一大批以暴力為主要特征的打砸掄分子、搶劫犯、殺人犯、盜竊犯和流氓團夥犯罪分子”。……“此時(注：1983年)，一場帶有濃厚行政色彩的嚴打開始了”。文章接著寫道：“社會治安的混亂引起官方重視。1983年9月，《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的公布，嚴打正式拉開了帷幕”、“公檢法係統開始夜以繼日地工作。……，經常是公檢法係統一起出動，數十上百名警察穿著製服走在大街小巷，氣勢非常宏大”、“同時，留在人們記憶中的還有公判大會。劉仁文說，當時被押到現場的犯罪分子，戴著畫了大紅叉的木牌，垂頭喪氣，聽候著聲勢浩大的審判。台下，上萬名群眾都在圍觀，人們竊竊私語，‘這不是誰誰家的兒子嗎？聽說搶了幾千元錢，被判死刑了”、“根據官方通報，嚴打取得成效，1984年1月止8月，全國刑事案件發案數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0％，犯罪率接近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低數”。

文章接著以小標題“沉重代價”寫道：“這樣低的犯罪率，在一大批法律界人士看來，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不計其數的人輕易被判重刑，司法的進步搖搖晃晃”、“ 1984年，一個農民拉著一大車西瓜進城來賣。在北京火車站，等待他的是十多名小販。小販們等在火車站，紛紛計算著自己該進多少貨，大致幾天能賣完。西瓜車來了，小販們一擁而上，圍住農民開始詢問價格。憨厚的農民被團團圍住，不知道該先回答誰。慢慢地，這些隻是為了爭得西瓜貨源的小販，開始自行拿西瓜。隨後，更多的小販也加入拿西瓜的行列。農民看著自己辛苦種的西瓜，就這樣被人搶了，於是四處阻攔。此時小販們不再聽農民的話，他們裝著西瓜就走了。有個小販，隻搶到了一個西瓜”、“ 這些哄搶西瓜的小販，如果提前預知自己被判刑，那麽即使無西瓜源做不成商意，也不會腦子一熱去冒這樣的危險。他們的罪名都是搶劫罪，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緩、無期徒刑。甚至隻搶了一個西瓜的小販，也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被從重從快判刑的人，在全國各地屢見不鮮。現年80高令的法學家陳光中舉了一個發生在河南的例子：一對青年男女戀愛，遭到女方家長的反對。兩人沒有退卻，反而離家同居。女方家長在找到他們後，將女青年領回家，並報案說男青年強奸了自己的女兒。‘這名男青年因流氓罪，被判了死刑”；“ 流氓罪，在當時屬於‘口袋罪’。陳光中解釋說，嚴打中被捕的人，很多行為並不符合刑法中規定的罪名，於是就向最接近的罪名靠。如此一來，眾多‘口袋罪’便脫穎而出”、“在街上撤尿叫流氓罪、男男女女一起跳舞叫流氓罪、年輕人在公園談戀愛被逮住也叫流氓罪，………”。……“當時，辦案效率之快令人生疑，代價是不講訴訟程序，不講訴訟職能，本來隻有中級法院才能判處死刑，但是不少死刑是由基層法院判的”。

報紙上的內容就摘抄這些，摘抄的這三千來字的官方報導，已基本上構畫出那場“嚴打運動”的概貌，有興趣的朋友可查閱報紙的全文，在此就不再摘抄了。

文章的本意是說明近年來司法已不再“嚴打”，還出現了“刀下留人”的“偉大進步”。不過我倒要問：撒尿、跳舞、談戀愛等等，都要被判刑、殺頭，如果如此“嚴打”真延續到今天，這樣的政府還是地球上人的政府嗎？古今中外發生過類似慘案嗎？本人為官方報紙能以揭露“嚴打”部分真相，作為“回顧各家(二十餘家各省)報紙所在省份改革開放30年來的巨大變化與卓越成績”的開篇，表示讚揚！遺憾的是文章沒有對如此濫殺無辜的罪行進行深究；更錯誤的是把某些資改派引發的社會秩序混亂，栽贓給文革，向毛主席、共產黨、社會主義潑髒水。但人們能理解，因為不這樣做，官方報紙發表不了，而且他們總還有個“飯碗”要保住嘛！

本人正因為當時在北京見到押赴刑場槍斃的八、九名死刑犯竟是青一色18、9歲的小青年；加上1985年到南方農村聽老百姓議論：“嚴打”殺了多少談戀愛的青年；又聯係到“從重、從快”這種史無前例的殺人政策，才把它作為重大曆史問題提出來。看了京華時報這篇報導，更引起我寫這篇文章，同大小“精英們”商榷。



1、八十年代後社會治安大滑坡的根源

曾任司法部部長的劉複之說：“‘文革’十年留下的後遺症之一，便是滋生了一大批以暴力為主要特征的打砸掄分子、搶劫犯、殺人犯、盜竊犯和流氓團夥犯罪分子 ”。言下之意，改革開放不久，即上世紀八十年代，刑事案件開始發生，並一波比一波高漲、一波比一波嚴重，其根源是“文革後遺症”。事實是這樣嗎？

我不知這位部長劉先生是不是從文革中過來的人？劉先生可能當時不患耳疾和眼疾，該屬耳靈、眼明。該能親見、親聞文革期間，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大多地方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別說成年人上班不用“打著手電接送”，即便小孩上學也不用接送，不存在人販子、殺人搶劫等情。即便由走資派挑動的局部武鬥，也基本在兩派鬥的範圍內，極少波及社會。眾所周知的上百萬紅衛兵大串聯，相當比例是兒童、少年，走南闖北，均無父母陪同、接送，都能安全返回，本人就參加了當時紅衛兵接待工作。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唯獨劉部長先生們把它“忘卻了”。

再則1984年後，“嚴打”殺的大多是18、20來歲的青年，即便按文革最後一年1976年計算，他們當時也隻是11、2、3歲的娃娃，也就是小學3、4年級的小學生，小學生基本上沒有參加文革運動，學的是學雷鋒叔叔、唱的是走在馬路上拾到一分錢，交給警察叔叔……，跳的是橡皮勁，真正的健康成長，天天向上。這些天真的孩子，怎麽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後，有些成了“罪犯”？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的兩次“嚴打”，被殺的18、19、20來歲青年，1976年還剛出生，甚至他們的父母還沒有談戀愛，請問這又同文革如何掛鉤？是不是劉部長先生們是從“文革基因”研究出來的？再如當今社會比八十年代的案件更複雜、情節更慘重，而且向少年化、知識化層麵發展，學生殺老師、師生殘殺，………，這在中華幾千年文明史從未聽說過，但恰恰在“精英們”稱為“和諧社會”、“太平盛世”、“理論創新不斷”的當今發生了，還看不出能煞住的趨勢。這些犯罪的青少年，在文革期間，可能他們的爺爺、奶奶才剛結婚、甚至還在談戀愛，劉部長先生們是不是要等到比“文革遺傳基因”更新的理論出來後，再研究同文革掛鉤呢？因為現在看到報導的還隻是“親子鑒定”，還未見“親孫鑒定”，何時才能解決 “親孫輩文革基因鑒定”？ 不過我倒是奉勸劉部長先生們放下架子，到人民群眾中去走走，聽聽廣大人民(即你們手裏捧著的“法製”所對付的“賤民”)對上海襲警、以及翁安事件這類接連不斷的事件，聽聽這些“賤民”是怎麽議論的？同你們的“髙見”差距又有多大？我真擔心唯“聖旨”是從，反把自己名聲糟蹋了！千萬別忘了，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人類曆史的動力。

本人對遺傳學是擀麵仗吹火，對 “文革基因學”一竅不通，而隻能憑所見所聞談點膚淺的看法，有不妥處，望劉部長先生指正。

“嚴打”的時代背景是，當時“四人幫”已判刑，“三種人”，已殺的殺、關的關、處分的處分，案件已遍布全國。但為了安享這份“勝利成果”，還感六神不安，放心不下，因此想出了上述的“口袋罪”，濫殺、濫判了上述不計其數的在街上撒尿、男女一起跳舞、公園裏談戀愛、……的青年人。

當然，進入八十年代後，社會治安每況愈下，是一天不如一天，這是事實。再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真正的太平盛世，已是望塵莫及。即便是警察、武警、防爆警、保安等等名目繁多的隊伍一天比一天壯大、治安裝備日益現代化，也無濟於事。其根源是官員，尤其是大官不再為民作主，而是橫行霸道、甚至腐敗透頂，我們的黨說國民黨四大家族腐敗，逼得工農大眾造反；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毛主席一去世，共產黨竟也變成不知是幾大家族腐敗，是否比國民黨四大家屬更腐敗？在此介紹美國著名活動家、並受周總理讚揚的威廉*韓丁的評價：“除了兩極分化，改革帶來的最驚人的後果是社會風氣敗壞”(注：參見韓丁著《大逆轉》第14至17頁)。最近有媒體報導台灣學者魏萼的文章稱：“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成果是中國高官的富翁化和中國官員的資產階級化。……，90年代初，有一次，我（魏萼）到華盛頓拜訪陳香梅。 談話間說到中國出現的腐敗現象，陳香梅說，中國腐敗帶頭人就是某某家族，………”。文章還強調說：“ 曆史上，陳香梅尤其是不喜歡毛澤東”。但是，“不喜歡毛澤東”的陳香梅並沒有像劉部長先生那樣向毛主席身上潑髒水。

從以上境內外人士的看法，揭示了八十年代後社會治安大滑坡的根本原因。但“精英們”是嚴禁在這個問題上說真話的，劉部長先生帶了這個頭。

再回顧八十年代，當時在“改革開放”的口號下，一些進口黃色電影，例如日本的“望鄉”等、“床上戲”、凶殺和武打片等大肆泛濫，嚴重毒害青少年，不少家長呼籲救救孩子！

在政治上，“精英們”大勢反毛、非毛，全盤否定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使剛涉足社會的青年們迷失了方向。

大力宣揚“貓論”，一切向錢看，宣揚一些荒誕的“性服務、性市場”、拾金取報酬等等，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泛濫成災，嚴重腐蝕人們心靈，剛涉足社會的青年成了犧牲品。

吸毒、賭博、妓女、販賣婦女兒童等等死灰複燃，一些由國家核準的烏七八糟的黃色“娛樂”場所，鋪天蓋地開張營業，大大推動了社會治安大滑坡。

更為嚴重的是請進不少洋資本家，竭力為其提供“周到服務”，一些洋資本家盡力宣揚中國妓女…。不僅嚴重喪權辱國，還敗壞了社會風氣。

諸此等等劉部長先生避而不談，誰能設想一個不敢正視現實的人擔任司法部長，靠奉承拍馬混日子，能不冤假錯案遍地，溢捕、濫判、濫殺為能事，甚至社會上稱“嚴打”時比殺多少論功擺好。按照某些“精英”唱的“依法治國”髙調，按刑律，如此濫殺無辜不應負法津責任嗎！盡管法律一本本編出來，但都讓劉部長先生這類昏庸之輩執法，法律文本愈多，反倒禍害愈大。遠不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首革命歌曲，造就了鐵的紀律的幾百萬人民子弟兵，深受人民喜愛。

誠然，三次“嚴打”後，殺人慎重了一些，但“嚴打”時，搶一個西瓜的青年被判15年。“嚴打”過後，貪汙、受賄特巨額財物的、傳說是有背景的大官陳良宇也判15年(？)，請問這是“法治”進步了、還是腐敗了？

撲不滅：大小官員腐敗，尤其是大官的腐敗，以及愈走愈遠的資本主義道路。就談不上能解決社會治安問題，熟話說官逼民反。治安問題，更使人們深刻認識到“同美國接軌”，走上這條邪路是極端危險的。當前由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 可以說是美國打個噴嚏，一些“同它接軌”的國家就“感冒發燒”。同樣，治安問題是美國這類帝國主義無法擺脫的問題，否則帝國主義必然一天天爛下去就不是真理。埋葬帝國主義的社會力量就可能是當今被資本家辱罵的“盜賊”；當初國民黨反動派不是辱罵我們是“共匪”嘛！我們這代人可能看不見了，中國遲早在文學史上，會出現一本光彩奪目的巨著：新“水滸傳”，而且比老“水滸傳”更加精彩，其中還沒有宋江這類被招安派。至於誰是“宋代”昏皇角色？人民自有公論。



2、關於死人的事

我們在上述官方為三十年評功擺好的文章中，第一次見到報導“嚴打運動”中“不計其數的人輕易被判重刑，司法的進步搖搖晃晃”。在以前的官方媒體隻能見到毛主席搞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毛主席反右派，迫害了多少人，錯劃了多少右派等等。“精英們”對“嚴打運動”閉口不提，可能是因為“不計其數的人輕易被判重刑，司法的進步搖搖晃晃”無法向人民交代，更無法栽贓到當時已去世將近十年的毛主席身上。

可以說，“不計其數的人輕易被判重刑”而掉了腦袋，而使本屬於人民的司法搖搖晃晃，對如此重大人命歸天的事件，大凡真正的共產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革命的工農兵和革命知識分子，都會為之震驚！

我們這代人，一解放都看過電影“小二黑結婚”，還都知道其取材於原形是一場悲劇：男女青年追求婚姻自由，而遭封建勢力的迫害，把女青年活活地殘暴地整死了。 “小二黑結婚”把悲劇改編為喜劇，宏揚婚姻自由，成為我們黨反對封建包辦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很有影響力的家諭戶曉的好教材。然而從前麵摘抄的“嚴打”案例中：女方父母幹涉子女婚姻自由，並誣告男青強奸了他們的女兒，經過“改x”後的“人民法庭”，竟公判並搶斃了追求婚姻自由的男青年。說明如此“人民法院” 被“改x”為維護封建勢力的祖師爺、誣告人民的大後台、濫殺無辜的劊子手。更嚴重的是，“精英們”竟用如此濫殺無辜，而宣揚促成了“社會安定”，“犯罪率下降30％”。更無恥的宣稱“犯罪率接近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低數”，這裏講的“最低數”，顯然是指毛澤東時代，請問毛澤東時代犯罪率很低是濫殺無辜的結果嗎？豈能容忍魚目混珠，毛澤東時代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沒有凶殺和搶劫、沒有妓女、黃、睹、毒……，社會安定，犯罪率極低，能造就如此世界公認的太平盛世，靠的是宣傳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靠的是共產黨一心為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靠的是共建社會主義奔向共產主義，靠的上下平等、官兵一致、有苦同當、有福共享，靠的消滅剝削壓迫、富國強民，…。這同濫殺無辜是水火不相溶的兩重天、兩條道、兩個階級。

“精英們”的絕技是把L、D在58年刮的浮誇風、“共產風”栽贓給毛主席、把56年中央書記處按人員3至4％比例抓右派而造成反右擴大化也栽贓給毛主席。關於這些問題，我在“建國後若幹曆史問題之我見”一文中已作了闡述，另外還有許多同誌發表了文章，在此就不多講了。隻是強調一點，從1956年反右開始，毛主席就一再強調對右派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留得人在，搞錯了還可以平反。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堅持了這些原則，對走資派，毛主席對他們重在教育，並強調走資派改了照可使用，對那位翻案的頭頭，最後還保留黨藉，以覌後效。即便是林彪，隻要不逃跑摔死了，最多也就換個位置，照當大官。毛主席不愧是領袖胸懷。





借此機會對近三十年爭論的幾次死人問題談點看法(注：在本人發表的文章中已涉及的內容不重複)。

關於上世紀59至61年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死人問題，不用否認，其中有L、D等人刮的浮誇風、“共產風”的影響，但死掉的人決不像有人誇大的幾千萬，也不能說刮兩風的L、D餓死多少人。在此僅提一個問題：當時毛主席提岀對嚴重違反紀律而造成死人的幹部進行了嚴粛處理，但為什麽1978年後對為此受處理的幹部進行平反？這個平反又說明了什麽？

關於1956年反右問題，據有文章報導共劃了55萬多右派分子，從毛主席、黨中央到基層幹部都認為打擊麵大了、擴大化了，但決不是反右錯了、沒有右派。怎麽造成的擴大化，我在以前的文章作了介紹。另外，毛主席講對右派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人不像艽萊，割了還能長出來，人的腦袋割了長不岀來，留了人在，錯了還可平反。請問有誰有這樣的氣魄對自己主張搞的政治運動如此坦誠表態？如果說反右時擴大化了，而1978年後對右派的平反是不是也擴大化了？這兩個擴大化，性質上都是混淆敵我矛盾，“精英們”為什麽對平反擴大化閉口不談？反右擴大化沒有死人，而當年對搞錯了的就開始逐步平反。但是搞的“大清查”、88+1年……、三次“嚴打”，都是殺了人的，其中有多少是錯處分、錯判、錯殺，甚至“不計其數的人輕易被判重刑，司法的進步搖搖晃晃”，如此嚴重問題，為什麽不見“精英們”鼻子哼一聲？你們的“公正”、“實事求是”、“法津麵前人人平等”哪兒去了？希望不維書、不維上、而隻維實！



惲仁祥

2008年11月



【發表評論】

【zxyk_81】 可以肯定的講，現在的省部級和其以上官員大都是三次嚴打時期的中堅力量，他們用當年的嚴打，成就了今天的地位，他們的濫殺使他們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麵，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麽他們中的大部分會成為官僚資產階級的主體力量。因為巨惡鑄就，無法回頭，隻能一條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路走到底。

或者可以說是這類似於加入土匪時，為了通過土匪頭子的考驗而去殺人，作為不再回頭，忠於土匪頭子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