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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直達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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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論十大關係》到八大”
第一部分原文摘錄
第十三、十四章主要論述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和召開第八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兩章可以分為六節來讀。
第一節 探索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論十大關係》形成的過程及基本內容
按照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在我國，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結合進行、同時並舉的。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提前基本完成。毛澤東認為，這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為了迅速發展經濟，加快工業化進程，毛澤東的工作重點和注意力，開始向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麵轉移。
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工作要加緊一點。現在我們的主動一天一天地多起來，農業改造方麵主動更多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方麵主動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沒有主動，在工業方麵沒有主動。大多數重要裝備要從外國進口，精密的儀器不能造，大的機器不能造，這上頭我們沒有主動。經濟上沒有獨立，科學上沒有獨立。”又說：“現在我們是革什麽命呢？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同無知的命。”為此，他要求在比較短的時期內，造就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同時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在講話中還提出：“我們要把社會主義事業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這是第一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號。
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更鮮明地提出，我們要大發展，“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
毛澤東提出迅速發展經濟，加快工業化步伐，同他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分不開的。自朝鮮停戰以來，經過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國際緊張局勢日趨緩和。毛澤東認為，現在有可能給我們十二年的和平時間來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基本上實現工業化。他還看到，美國的軍隊現在這個擺法不像個打仗的樣子，到處都是基地，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樁，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樁上，動都不好動。他認為，隻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時間。就可以爭取更多一點的和平時間。當然，毛澤東還估計到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搞突然襲擊。
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基本完成，毛澤東把注意力轉到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上來。這意味著，開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艱巨的曆史性探索，即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後、人口眾多、情況十分特殊的東方大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非常困難而複雜的問題。從馬列主義的書本上找不到現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蘇聯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國國情，更不可能憑主觀去想象。這個問題，隻能從實踐中逐步認識，逐步解決，首先要求對實際情況進行係統而周密的調查研究。毛澤東的探索正是從這裏開始的。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從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開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結束。共聽取國務院三十四個部門的工作匯報，還有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曆時四十一天。
匯報從重工業部門開始。
二月十四日，這是第一天，聽主管重工業的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匯報。
毛澤東開始時說了一段話：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誌談話。他們流露不滿，總覺得中央束縛了他們，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幹事情不放手讓他們管。他們是塊塊，你們是條條，你們無數條條往下達，而且規格不一。他們若幹要求，你們也不批準，約束了他們。
在匯報到設計問題時，毛澤東講了一段認識論。他說：設計是客觀實際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麽完全，因此就要在實踐中修正。世界上沒有聖人那種人，有賢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麽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別是地下的情況，不可能嘛！
講到技術問題，毛澤東主張把外國先進的東西先學來，就像小學生寫仿一樣。這和行政措施不一樣，行政措施要看我們的具體情況，不能樣樣都學人家的，技術就非學不可。
關於降低生產資料利潤問題，毛澤東認為這是件大事，影響到整個人民生活。降低利潤，初看起來，國家財政收入似乎要減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設多了，生產也發展了，結果利潤會更大。基本建設發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費性的、服務性的市場也擴大了。
在講到本位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解決製度問題比解決思想問題更重要，更帶有根本性質。他說：批評本位主義的文章要寫，但光批評，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研究解決製度問題。人是生活在製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製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製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解決生產關係問題，要解決生產的諸種關係問題，也就是各種製度問題，不單是要解決一個所有製問題。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包工包酬製度，據說二流子也積極起來了，也沒有思想問題了。人是服製度不服人的，你們說對不對？
二月十五日，聽了電力工業部等的匯報。聽匯報中間，毛澤東著重談了一長製問題。他說：你們為什麽對一長製那麽感興趣？黨委領導就不好？黨委的集體領導無論如何不會妨害一長製。可以找兩個廠子分別試一下看，一個是一長製，一個是黨委集體領導製，看後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麽壞。你們講一長製這一段，依靠黨的領導問題隻有八個字。把黨的領導問題同依靠群眾、精通業務等問題並列，這種提法不妥。蘇聯有些東西就不能學，內政部可以不受黨的領導，這樣一個武器不要黨的領導，那還得了！一個工廠幾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形成一長獨裁。任何情況下，黨的集體領導這個原則不能廢除，如果企業可以除外，那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就變成了有頭有肚子沒有腳。
二月十六日，聽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根據前幾次匯報的情況，毛澤東首先提出這樣一個意見，就是寫東西要發點議論，講講有些什麽意見。他並且警告說，不發議論，究竟那個部長能做到幾時？
毛澤東再一次批評一長製。他說：家庭也不能搞一長製，沒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廠總比家庭複雜些。工廠要有一定的紀律，按時、按量、按質完成任務。為達此目的，沒有集體領導、個人負責是不行的。單有一個集體領導不行，還要有個人負責，又對立又統一才行。兩者缺一不可。隻統一沒有個人負責不行，是集體領導基礎上的個人負責製。單講集體領導，不講個人負責，或者單講個人負責，不講集體領導，都很危險。
毛澤東又講到好大喜功的問題。他說：好大喜功好像是壞事，曆來罵漢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譽哩。木船變輪船，馬車變汽車、火車，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區別地說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當的。
關於學習蘇聯，毛澤東采取分析的態度。他說：要分兩類。一類按中國的，一類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學。如土改，我們不學，不照它的。如財經方麵有些建議，陳雲不學。對資本家的政策，我們也不學它。技術問題橫直一概照抄，比較好的，或者我們根本不知道的，學過來再說。
二月十七日，繼續聽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
毛澤東稱讚國務院三辦的匯報有議論有比較，有三年來的總結，講了遠景，講了可能性。講遠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較。總之，比較生動活潑。
當二機部匯報說，到一九六二年國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產，毛澤東斷然地說：全部自給，不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腦子太熱不行。毛澤東還批評了隻講多快、不講好省的片麵性。他說：多快好省⑤必須全麵，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據的基礎上多快。你們隻講多快，不講好省，誰幹？
毛澤東自從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的時候起，就提出希望經濟建設走上軌道的時間，比革命走上軌道的時間短一些。他說：我們搞革命，很長時間不上軌道。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風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軌道。經過整風才上軌道。搞建設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軌道？應該縮短。一九五三年各部還沒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總路線，未公布。財經會議中心問題是總路線。經過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幾年，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尚未上軌道。中央這期間沒有怎麽管工業。去年由於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迅速發展，反過來推動了建設。搞建設，想縮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看樣子三個五年計劃可能加快，三個五年計劃變成兩個五年完成，甚至還要縮短，這是可能的。
最後他說：目標是為八大做準備。五月中央全會⑥上提出工業問題才好，農業問題沒有了，搞個高級社章程就行了，知識分子問題督促一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也不是基本問題。在這三個月中間，我們這些人就研究工業問題。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別聽建築工業委員會和建築工業部匯報。一上來，毛澤東問萬裏是什麽地方人。萬裏答：山東人。又問：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答：沒有看過。毛澤東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匯報之前的這個插曲，使會場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了。
當劉秀峰談到一些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時，毛澤東說，你這些都不寫，隻寫骨頭（指事先送給毛澤東的書麵匯報。——引者注）。一個工人砌磚，從四百塊提高到一千二百塊，要把這些肉寫上嘛。每講一個問題，總要講例證，講措施，然後講結果。要發議論，要有典型，要有前後的比較。
匯報結束後，薄一波對毛澤東說：幾天來向主席匯報，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有些具體問題，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談一次。毛澤東要薄一波把問題集中一下，答應一個月後一起討論一下。
二月二十一日，聽城市建設局匯報。萬裏問：北京遠景規劃是否擺大工業？人口發展到多少？毛澤東說：現在北京不擺大工業，不是永遠不擺。按自然發展規律，按經濟發展規律，北京會發展到一千萬人，上海也是一千萬人。將來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會把天津、保定、北京連在一起。北京是個好地方，將來會擺許多工廠的。
二月二十二日，聽取關於原子能工業的匯報。毛澤東對幾天來的匯報比較滿意，說就是這樣匯報，七搞八搞總可以搞出些東西來。
二月二十五日，聽重工業部匯報。講到發展速度問題，毛澤東說：我國建設能否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趕上的，工業也可以超過。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窮，二曰白，一點負擔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國的迷信，外國的迷信。我們的後代也要打破對我們的迷信。我國工業化，工業建設，完全應該比蘇聯少走彎路。我們不應該被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所束縛。我們可以超過它，理由有四：國際條件不同；國內條件不同；技術水平不同；中國人口多，農業發展快。同樣，即使在技術發展方麵，在現代技術發展方麵，也可以超過蘇聯，有社會主義積極性，有群眾路線，少搞官僚主義。我們有群眾工作的傳統，有群眾路線，這是我們的好處。
這時，周恩來插話：開始幾年學他們是必要的。經過這兩三年，我們也有些經驗了，就應該總結總結。毛澤東接著說：加上他們揭蓋子啦，我們開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澤東所說的揭蓋子，是指當時正在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批評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周恩來講到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毛澤東很讚成，說：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隻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周恩來說：把各國經驗都學過來，要有這個氣魄。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後聽取石油工業部和地質部匯報。毛澤東稱讚這兩次匯報，認為收獲很大。
二月二十八日，聽電力工業部匯報。當聽到一九五五年發電量為九十八億度時，毛澤東感慨地說：就這麽一點，怎麽不受人家欺負呢？匯報說，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我國的年發電量要五十年才能趕上美國。毛澤東用肯定的口氣說：就在這個世紀趕上它，並且超過它。
二月二十九日，聽煤炭工業部匯報。毛澤東稱讚煤炭工業部的報告有材料有議論，大有進步。匯報結束時，薄一波說：我們匯報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輪完了，主席有什麽指示？毛澤東說：剛開始接觸問題，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讚成，沒有任何意見。
重工業部門的匯報完了。三月一日起，輕工業部門匯報。聽了十幾天的匯報，毛澤東對經濟建設問題已經開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帶戰略性的問題。
三月一日，聽國務院主管輕工業部門的第四辦公室和紡織工業部匯報。講到發揮現有企業生產潛力問題時，毛澤東提出：技術改造這個問題重要，這方麵的潛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聽匯報時他就提出：“技術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帶革命性的。”
在談到對上海、天津等工業基地的利用問題時，毛澤東十分明確地指出：“限製發展是錯誤的，不能限製發展，應該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強調：“沿海地區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製。”與此相聯係的，關於上海、天津企業是否內遷問題，毛澤東說：上海、天津的企業一般不內遷，個別有條件的，經濟合算的，可以內遷。
在匯報劃分中央和地方企業隸屬關係時，毛澤東說：是不是中央部門想多管一點？要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劃分的主要根據是供銷範圍。
“新建一個八萬紗錠的紡織廠，生產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資。”——匯報中的這個材料，給毛澤東很大啟發。他肯定地說：“輕工業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很重要，能多搞盡量多搞些。”
三月二日，聽地方工業部匯報。毛澤東先講了一段怎樣作匯報，怎樣寫文件的問題。他說：有什麽辦法使人聽了不致忘記？照這樣匯報，聽過去就忘記了。講存在的問題，要舉事例，把人指出來，不舉事例等於無用，別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為了使人懂，長一點也不要緊。文字方麵不是要反對標語口號嗎？就是要有具體形象，有人物。沒有具體形象，作品就沒有生命。半個月來匯報都存在這個問題，這是使我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隻有觀念形態，沒有物質，要脫離實際。你們這些條條，一定是從許多具體問題的材料中得出來的，應把具體問題寫清楚。
從地方工業部的匯報中，引起毛澤東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問題。他說：蘇聯有一個時期很集中，也有好處，但缺點是使地方積極性減少了。我們現在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權那麽多，不要使他們感到無事可做。這表明，毛澤東關於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思想，已經萌生。
關於沿海地區問題，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要采取積極合理發展的方針。有的可以內遷，不能內遷的應該積極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製。有的同誌，好像戰爭就要來的樣子，準備著架子等待戰爭，因此要限製沿海。這樣不妥。輕工業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積極利用還靠什麽來提高生產？
三月三日，聽輕工業部匯報。匯報到煙葉質量下降時，毛澤東批評說：“你們心氣平和，程朱哲學，沒有氣，沒有長角，不敢鬥爭。農產品質量下降，要向農業部鬥爭。農業部要設技術作物局。”
這次匯報，也談到了沿海地區工業的利用問題和多發展輕工業積累資金的問題。毛澤東說：“鞍鋼、石景山鋼鐵廠、上海造船廠等沿海的重工業都利用，輕工業為什麽不利用？要積極合理利用。”他不讚成匯報中關於上海地區不作大的發展的意見，說：“還值得考慮。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賺錢，內地建廠，這有什麽不好？這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並不矛盾。”毛澤東又說：“多搞些輕工業，就是多搞重工業。隻要有原料，有銷路，盡量搞。投資一元，回來四元、三元，為什麽不搞？”
講到培養幹部問題時，毛澤東說：“你們搞得落後了，學校搞得太少了，要開幾個學院。這是大問題。要開展科學研究，搞些技術人員自己幹。”
輕工業部門的匯報，這一天結束了。
三月四日，聽手工業管理局匯報，毛澤東沒有發表多少意見。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後聽取國務院主管交通、郵電部門的第六辦公室、交通部、郵電部、民航局的匯報。
毛澤東聽得很仔細，不時地詢問一些具體情況，比如：建國後新修建的幾條鐵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裏新線造價是多少？固定資產包括的具體內容是什麽？各類運輸營業人員是做什麽工作？等等。
當匯報到鐵路基本建設自從一九五三年批判冒進以後，又產生了右傾情緒的時候，引起了毛澤東對曆史的回憶。他說：一九五三年反對急躁冒進，中央提出反對主觀主義，同時還提出反對分散主義。反分散主義有好處無壞處，反主觀主義的好處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門的工作。過去革命經過多少年，到延安之後才找到既不是陳獨秀的右傾也不是後來的“左”傾，而是不“左”不右之傾，那是花了很大代價才找到的。在延安我們還找到對黨外關係的正確態度，既不是隻有團結，也不是隻有鬥爭。對於黨內的關係也不再是“無情的殘酷的鬥爭”。這是講從前的反主觀主義。我們想，搞建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是否會短一些。
毛澤東聽了交通運輸基本情況的匯報後說：我國海船噸位隻占世界總噸位不到百分之零點三，這表現我國太窮。我國地勢比較完整，東麵是大海，西麵是高山，統一起來，帝國主義不容易進來，發展航運有重大意義。他說：交通運輸一定要與工農業發展相適應。要多修公路。發展地方工業和修公路，多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在講到進一步改造合營航運公司時，毛澤東說：對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列寧想幹而不能幹，那時對資本家無利益。中國資本家的特點之一是許多人有經營管理知識。資本家有能力的骨幹應放在領導地位。
講到肅反，毛澤東認為交通係統的肅反數字太多了，叮囑說：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錯。
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聽取農業林業水利部門的匯報，包括農業部、水利部、林業部、氣象局。
三月十九日到四月十一日，聽取財貿金融部門的匯報，包括主管財貿工作的李先念、商業部、對外貿易部、合作總社、糧食部、采購部、財政部、人民銀行。
從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輪匯報又開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澤東匯報第二個五年計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參加。二十四日結束，共六天。實際上，這是毛澤東向三十四個部門作係統調查的延續。前一階段是專業性的，這一階段是綜合性的，先分析、後綜合。每次匯報，毛澤東都有插話。他的認識在深化，在發展，進行歸納和理論概括的工作。《論十大關係》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澤東聽匯報時，再次強調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必要性。他說：許多新產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廠，可見沿海工業作用很大，應充分利用。沿海老廠加以適當擴建，投資少，見效快。他認為現在的危險是基建投資太多了，非生產性的建設也多了，農民負擔不起，勢必妨礙個人的利益。又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輕工業投資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總之，要向蘇聯學，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四月十九日，毛澤東把思考中的問題歸納出三個關係。他是這樣說的：“三個關係必須很好地解決，即：沿海與內地的關係，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係，個人與集體的關係。真想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設重工業，就必須建設輕工業；真想搞好集體所有製（社會主義），就必須搞好個人所得。”
他警告說：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
就在這次聽匯報的時候，毛澤東提出“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著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澤東的一個形象的說法，即接受監督的意思。這個思想後來被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四月二十日，毛澤東批評了一種不正確的思想：“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他說：當奴隸當慣了，總是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說站慣了。
這一天，毛澤東進一步把問題歸納為五個關係。他說：“除了輕工業與重工業、沿海與內地、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幾個關係，還有經濟與國防的關係。”
他還說：提出又多又快之後，可能產生盲目性，如在杭州開會時，有些省要種的紅薯太多。工業也可能有這種情況。過去我們要他們提高，現在又要他們壓縮。說到這裏，劉少奇插了一句話：“應該壓縮的就壓縮。”
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說：農業機械化實行一部分之後，要看看情況，再考慮發展程度。
四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指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投資中，輕工業投資的比重，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略有增加，這就是與蘇聯不同之處，將來曆史會判斷誰正確些。
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又進一步歸納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個關係，即：一、輕工業與重工業；二、沿海與內地；三、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四、個人與集體；五、地方與中央；六、少數民族與漢族。他說：“這幾個矛盾如果調整得好，工作就會搞得更好些，犯錯誤也犯在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個矛盾上犯了錯誤，東歐兄弟國家在第一個矛盾上犯了錯誤。⑧” 毛澤東不久又增加提出四個關係，成為十大關係。
至此，這次調查全部結束。這是毛澤東在建國後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周密而係統的經濟工作調查。
“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
《論十大關係》的發表，標誌著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一個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較係統的思路。過了幾年之後，毛澤東在總結建國後曆史經驗時，仍然把它看作是一個轉折。他在一篇短文中寫道：“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毛澤東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
可以說，“以蘇為鑒”，根據中國情況走自己的路，是貫穿《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思想。
《論十大關係》重點討論經濟問題，同時也包括同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毛澤東把這些問題，概括成十大關係，即：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是非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這十大關係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點。“十大關係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
一九五六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國內國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國際上，整個形勢趨向緩和，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比如說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戰爭打不起來。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著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轉變。適應這種新的變化，《論十大關係》不論在經濟方麵還是政治方麵，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針。
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在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上，在合理安排工業布局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上，強調首先要加強經濟建設。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上，強調三個方麵必須兼顧，特別要照顧農民的利益，還要給工廠一定的權力，一定的獨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強調給地方更多的權力和獨立性，發揚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地方民族主義要反對，但重點是反對大漢族主義。在黨和非黨的關係上，強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上，肯定還有反革命，但強調已經大為減少，社會鎮反要少抓少殺。在是非關係上，講黨內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強調要好意地對待犯錯誤的同誌，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在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上，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強調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也要學習。
綜合起來說，這就是：“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方針，這就是毛澤東關於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指導思想。
第二節 雙百方針的提出和形成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在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的同時，提出要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指導方針。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毛澤東題詞祝賀：“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澤東講了四個字：“百家爭鳴”。它的直接對象是對史學研究而言。
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決定在科學工作中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毛澤東就蘇聯學者對《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的不同看法，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鄧小平、陳伯達、陸定一：
“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麽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毛澤東在這封信裏所表明的態度，對中共中央作出雙百方針這一決策，顯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論十大關係》講話中間，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作總結講話的時候明確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
五月二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正式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說：
“我們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區委書記會議上還談到這一點，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藝術方麵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麵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這個問題曾經談過。百花齊放是文藝界提出的，後來有人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隻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國時代，二千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在大的範圍內，讓杜威來爭鳴好不好？那不好嘛。讓胡適來爭鳴好不好呢？也不好。那麽說胡適要回來可以不可以呢？隻要他願意回來，是可以回來的，讓我們批評過他以後再回來，就批評不著他了嘛，批評已經過去了嘛。隻有反革命議論不讓發表，這是人民民主專政。香港報紙、台灣報紙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許可？應該不許可，不許可有好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幹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楚，有那麽多的學說，那麽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
雙百方針的提出，猶如一麵鏡子。它折射出來的是一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團結的國家形象。它反映了繁榮文藝、發展科學的時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種信心。雙百方針的主旨同《論十大關係》完全一樣，就是把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
如果說，《論十大關係》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經濟方麵（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麵提出了新的指導方針，那麽，雙百方針則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文化方麵提出的新的指導方針。
第三節 撰寫《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
毛澤東在聽取三十四個部門匯報，著力研究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同時，十分關注蘇共二十大的召開，主持起草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在這一過程中，又引發出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進一步思考。
三月十二日晚八時，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蘇共二十大的問題，會議開到次日淩晨一時。會後，毛澤東又留下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康生、楊尚昆，繼續商談到淩晨二時。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他說：我們黨從一開始就對蘇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見。《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社論⑨ 。第一篇是根據大會開始時赫魯曉夫的公開報告寫的。那時，我們不曉得他會大反斯大林，從大局考慮給予支持。但社論中隻談了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問題，沒有談和平過渡問題，因為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蘇共二十大結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團發來的電報，報告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但由於不了解詳細內容，不好倉促發表意見。所以在第二篇社論中，我們采取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方針，隻講他們的第六個五年計劃，籠統地表示支持。
毛澤東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特別是這個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現在全世界都在議論，我們也要議論。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說它揭了蓋子，就是講，這個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它捅了漏子，就是講，赫魯曉夫做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是不是這樣，大家可以研究。
從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毛澤東在繼續聽經濟部門匯報的同時，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到蘇共二十大的問題上，或召集會議，或進行個別談話，討論和研究蘇共二十大和斯大林問題。
三月十八日，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伯達開會，分析研究西方通訊社對蘇聯國內情況的報道等問題。
三月十九日，同陳伯達、胡喬木談話。
三月二十三日，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研究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及中國共產黨的對策問題。
毛澤東在會上著重講了四點意見：
一、共產主義運動，從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算起，至今隻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曆史。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從俄國十月革命算起，還不到四十年。實現共產主義，是空前偉大而又空前艱巨的事業。不艱巨就不能說偉大，因為很艱巨才很偉大。在這艱巨鬥爭的過程中，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走的是前無古人的道路。我曆來是“難免論”。斯大林犯錯誤，是題中應有之義。赫魯曉夫同樣也要犯錯誤。蘇聯要犯錯誤，我們也要犯錯誤。問題在於共產黨能夠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自己的錯誤。
二、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否認存在矛盾，就是否認唯物辯證法。矛盾無時不在，無所不在。斯大林的錯誤證明了這一點。有矛盾就會有鬥爭，隻不過鬥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於階級社會而已。
三、斯大林犯過嚴重錯誤，但他也有偉大功績。他在某些方麵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但他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著作雖然包含了某些錯誤，但仍然值得我們學習，隻不過在學習時要采取分析的態度。
四、赫魯曉夫這次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種認為蘇聯、蘇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有利於反對教條主義。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至於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失誤，我們要盡力加以補救。
毛澤東提議發表一篇關於蘇共二十大的文章，公開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問題上的態度。與會者一致讚成。
毛澤東說：對於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我們黨應當表示態度。方式可以考慮采取發表文章的辦法，因為發表聲明或作出決議都顯得過於正式，蘇共也還沒有公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而且事態仍在發展之中。
毛澤東還談了他對這篇文章的一些設想：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迷信的姿態，正麵講一些道理，補救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失誤。對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嚴重錯誤，更要強調他的偉大功績。對我們黨曆史上同斯大林有關的路線錯誤，隻從我們黨自己方麵講，不涉及斯大林。對個人迷信作一些分析，並說明我們黨一貫主張實行群眾路線，反對突出個人。文章不要太長，要有針對性地講道理。
這篇文章後來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定名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
四月二日四時，毛澤東就印發和討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稿，致信劉少奇、鄧小平：“社論已由陳伯達同誌寫好，請小平於本日（二日）夜間印成清樣約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員，各副秘書長，王稼祥、陳伯達、張際春、鄧拓、胡繩等同誌，請他們於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請你們召集一次政治局會議（有看過清樣各同誌參加），提出修改意見；於四日上午修改完畢。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樣，由書記處再斟酌一下，即可發稿，爭取五日見報。目前有了這篇社論就夠了。”
正確評價斯大林的是非功過，實事求是地對待共產黨領袖人物的重大失誤，正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核心內容，也是毛澤東修改此文下功夫最多的地方。正如他所說：“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醜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功過評價是“三七開”，七分功三分過。文章在評述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之後，毛澤東改寫了這樣一段話：“在為實現列寧的方針而進行的鬥爭中，有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強有力的領導的功勞，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滅的功勞。”“在列寧逝世之後，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文章對斯大林錯誤所作的分析，有許多深刻而中肯的話出自毛澤東的手筆。他寫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後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製，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製度，因而發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錯誤：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在反法西斯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對於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決定。斯大林在這些問題上，陷入了主觀性和片麵性，脫離了客觀實際狀況，脫離了群眾。”又說：“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裏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麵性，對於某些重大問題做出了錯誤的決定，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後果。”
毛澤東認為，斯大林犯錯誤的根本原因，是主觀與客觀相脫離，理論與實際相割裂。他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說：“所謂犯錯誤，就是那個主觀犯錯誤，那個思想不對頭。我們看到的批評斯大林錯誤的許多文章，就是沒有提到這個問題，或者很少提到這個問題。斯大林為什麽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
縱觀斯大林的是非功過，究竟應當怎樣正確地、全麵地評價這位在正反兩方麵都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曆史人物呢？毛澤東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的末尾寫了很長一段話，作了科學的回答。他寫道：
“共產黨人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曆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麵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整個說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隻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隻有三十九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是不足的。我們有偉大的成績，但是還有缺點和錯誤。如同一個成績出現了接著又創造新的成績一樣，一個缺點或錯誤克服了，新的缺點或錯誤又可能產生，又有待於我們去克服。而成績總是多於缺點，正確的地方總是多於錯誤的地方，缺點和錯誤總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領導者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
在指出缺點和錯誤難以避免的同時，毛澤東又強調：“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領導人物的責任是要盡量減少錯誤，盡量避免某些嚴重的錯誤，注意從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中取得教訓，力求使某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不至於變成全國性的、長時期的錯誤。”
從斯大林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應當吸取什麽教訓呢？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認為，重要教訓之一就是要在中國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發生個人突出和個人崇拜，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中說：“黨和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導人，當他不是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中，而是相反地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上的時候，當他脫離了群眾的時候，他對於國家的事務就會失去全麵的洞察力。隻要是這樣，即使像斯大林這樣傑出的人物，對於某些重大的事務，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實際的錯誤的決定。”
又說：“毫無疑義，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這一類現象還是會長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還會再出現。有時由這一些人表現出來，有時又由另一些人表現出來。人們在注意到個人作用的時候，常常會看不見群眾和集體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別人的錯誤。因此，反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反對個人崇拜，是應該經常加以注意的問題。”
文章提出一個重要思想，就是要用製度來保證集體領導的實施和防止個人崇拜的出現。這一段話是毛澤東親筆加寫的。他說：“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這樣的泥坑裏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製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麵性。”
必須繼續反對教條主義，發揚獨立思考和創造的精神，這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斯大林問題得到的又一個教訓。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指出：“因為馬克思主義在革命勝利以後被公認為全國的指導思想，這就使得我們有不少宣傳工作者常常隻是依靠行政權力和黨的威信，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成教條灌輸給群眾，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語言，很有說服力地去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情況的統一。若幹年來，我們在哲學、經濟學、曆史和文藝批評的研究領域中有了一些成績，但是一般說來，還有許多不健康的狀態存在著。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麵，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麵接受了對於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
毛澤東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引出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理論思考，破除了社會主義社會隻有差異沒有矛盾的傳統觀念，初步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
根據毛澤東的思想，《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批評那種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再存在矛盾的觀點，指出：否認矛盾存在，就是否認辯證法。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也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進行著的。否則，社會的發展就將停止下來，社會就不可能再前進了。“人類現在還是在青年時代。人類將來要走的路，將比過去走過的路，不知道要長遠得多少倍。革新和守舊，先進和落後，積極和消極這類矛盾，都將不斷地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和各種不同的情況中出現。一切都還將是這樣：一個矛盾將導致另一個矛盾，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有些人認為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矛盾可以在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中消除掉，這個意見顯然是不正確的。隻要還存在著主觀和客觀的矛盾，還存在著先進和落後的矛盾，還存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那末，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也就還將存在，還將經過各種各樣的形式表現出來。人們是在社會中生活著的，也就會在各種不同的情況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個社會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會是每個人都是完滿無缺的。那個時候，人們本身也還將有自己的矛盾，還將有好人和壞人，還將有思想比較正確的人和思想比較不正確的人。” 這些思想，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澤東的多次講話裏，特別是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開和發揮。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在毛澤東的主持下，經過反複修改，日臻完善。這篇文章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不是把斯大林問題作為一個偶然的、個別的現象來看待，而是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這樣的高度來分析，來認識；不是追究斯大林的個人品質和個人責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錯誤放在特定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全麵公正地評價其功過是非。正由於有這樣的清醒認識和科學態度，蘇共二十大在斯大林問題上引起的國際風波，不但沒有幹擾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反而進一步推動了他的思想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
對《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這篇文章，毛澤東是很滿意的，在四月四日最後一次討論修改稿的會議上，說了一番意義深遠的話。他說：發表這篇文章，我們對蘇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確的但也是初步的態度。議論以後還會有，問題在於我們自己從中得到什麽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問題，我幾年前就開始考慮。先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考慮怎樣把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後來又在建設上考慮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蘇聯的拐杖，不像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搬蘇聯的一套，自己根據中國的國情，建設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該從各方麵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其實，我們過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獨創。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像過去那樣迷信了”，這些，也正是貫穿在《論十大關係》中的基本精神。毛澤東在指導起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過程中，提出的許多重要思想被吸收到了《論十大關係》之中。《論十大關係》從總結中國建設經驗（以蘇聯為鑒戒）方麵，《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則從總結國際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方麵，為中共八大的召開作了思想理論的準備。
第四節 準備八大
為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中共中央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作了長時間的充分而周密的準備工作。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國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開八大的決定。會議一結束，八大的各項準備工作便開始了。
八大的兩項重要準備工作，起草政治報告，修改黨章和起草修改黨章的報告，都是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總結講話中，專門就修改黨章問題講了兩段話。他說：
“現在黨章草案已經發給省委、市委和區黨委去討論了，請你們在這上麵多提意見。我認為，黨章確實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沒有紀律是不行的。但是紀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礙創造性的發揮，這樣的紀律是不好的，應當不要。
“中央究竟是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也請你們討論。少奇同誌提出設幾個副主席，現在的這個黨章草案上是說設一個副主席。還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設常任代表有什麽好處呢？就是可以一年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製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采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這還沒有寫到黨章草案上去，提出來請大家考慮，看是否可以。”
這些都是毛澤東為加強和改進中央領導體製所采取的重要舉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澤東就提出中央領導分為一線二線、自己退居二線的設想。當時還就是否增設中央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在黨內征詢過意見。但由於高崗、饒漱石借機發難反黨，這個意見隻好暫時擱置起來。到準備八大的時候，才又重新提出，並且得到大家一致滿意的解決。毛澤東解釋說：這樣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大家都負一點責好”。
起草政治報告，是八大準備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報告的指導思想是什麽？這是首先要定下來的。原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是以反對右傾保守為指導思想。劉少奇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座談會上，傳達毛澤東關於準備召開八大的指示時，是這樣說的：八大的準備工作，談話時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十五年並且爭取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
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況有了變化，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提出一係列新思想，八大政治報告隨之確定以《論十大關係》為指導思想。
政治報告重點是經濟建設。這一點，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及其他中央領導人，認識上都是明確而一致的。毛澤東後來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到八大政治報告時說：“這一次重點是建設，有國內外形勢，有社會主義改造，有建設，有人民民主專政，有黨，報告裏麵有這麽幾個大題目，都可以講。但是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這個報告的主要部分，三萬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講建設。”
從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這一個多月裏，毛澤東對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傾注了極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來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經過毛澤東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八大政治報告的整個修改定稿過程，洋溢著民主商量的和諧氣氛。工作的節奏是緊張的，又是有條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澤東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談到八大文件的修改過程時說：“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麽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完全是講道理的，不講什麽人，對事不對人。”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毛澤東先後在中南海勤政殿、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一、二、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對大會的有關事項作出決定。這次全會，為順利召開八大作了各方麵的準備。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對提交全會討論的八大議程等六個文件作了說明。毛澤東多次插話。在講到八大政治報告時，毛澤東說：政治局準備公推少奇同誌作政治報告。現在的報告稿子九萬字，能夠縮減三分之一就好。請大家首先對大勢提一些意見，看大局部分是完全要不得，還是勉勉強強，還是大體可以，還是有些要修改。劉少奇表示：毛主席講至少要縮減三萬字，我看很有必要。
關於大會發言，毛澤東提出：可以組織一些短稿子，比較生動。對工作要有批評，要有自我批評，要有分析，五分鍾的發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們開一次會議沒有批評，淨講一套歌功頌德，那就沒有生氣，那無非隻有一個“好”字就行了，還要多講幹什麽？但不是說，每一個稿子一定要批評什麽東西，如果沒有批評根本就不許講，那也不好。
九月十三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全會第三次會議。這時，離大會開幕僅有兩天，大會的所有準備工作就要結束了。
毛澤東先講了一下文件準備情況和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預選情況。他說：大會的幾個主要文件大體上都準備好了。根據預選的統計，大家基本上造成中央提出的名單。現在，中心轉到發言問題。所有同誌都要注意這個問題。發言要精彩，生動，多樣性，還要短。要有內容，要有表揚，有批評，有成績，也有缺點，有解決的辦法，不要千篇一律。這個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報告，原來是十萬字，一砍就是四萬多字，現在不到五萬字了。所以，文章可以這樣寫，也可以那樣寫，可以第三種寫法，也可以第四種寫法，如果我們的發言稿能有比較高的水平，我們這個會議就會開得好。現在，這幾個文件是相當有水平的，選舉也會選舉得好。文件是大家參加意見，集體創作。這樣，大家也都有精神準備。沒有精神準備，就要強加於人。我們對黨外人士也是這樣。我們每個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綱領》和後來的憲法，土地改革法，農業合作社章程，都是經過了長期的醞釀的，根據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為什麽我們通過一個東西總是大家舉手？人家莫明其妙，“這不是強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劉文輝都舉了手。這不是偶然的，這是事先聽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講通了，這樣辦事辦得快，步伐比較整齊，就團結統一了。
會議對政治報告和其他幾個文件進行討論後，基本通過。
接著，討論選舉問題。毛澤東著重就設幾個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講了話。
他說：“上一次也談過，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誌，恩來同誌，朱德同誌，陳雲同誌。另外，還準備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準備推舉鄧小平同誌。四位副主席和總書記的人選是不是恰當？當然，這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由中央委員會去選舉。但是要使代表們與聞，請你們去征求征求意見，好不好？對於我們這樣的大黨，這樣的大國，為了國家的安全、黨的安全，恐怕還是多幾個人好。”又說：“黨章上現在準備修改，叫做‘設副主席若幹人’。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誌。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誌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隻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末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設總書記完全有必要。”
毛澤東又談到自己，並建議設立名譽主席的職務。他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誌半個（不包括恩來同誌、陳雲同誌跟鄧小平同誌，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的工作的，我們不能登台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隻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麽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幹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麵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於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台演說，就不行了。同誌們也很關心我們這些人，說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這種輿論是正確的。那末，什麽人當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來書記處的幾個同誌。這並不是說別的同誌不可以當主席、副主席，同誌們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習慣，暫時就是一個主席、四個副主席。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誌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幹事呢？照樣幹事，隻要能夠幹的都幹。”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八大通過的黨章，增加了一條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
在談到由鄧小平擔任總書記職務時，鄧小平表示：“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毛澤東說：“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讚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麽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
在討論中間，陳雲曾表示，他當副主席不適當，可以不必加他。為此毛澤東也特地講了一段話：“至於陳雲同誌，他也無非是說不行、不順。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後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雲同誌行。至於順不順，你們大家評論。他是工人階級出身，不是說我們中央委員會裏工人階級成分少嗎？我看不少，我們主席、副主席五個人裏頭就有一個。”
最後，毛澤東說：“請你們在代表裏頭醞釀一下，因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個整個的名單，要一道選。至於常委，準備就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這不是說別的人不可以當常委，別人也可以，因為要提一個就可以有第二個，還可能有第三個，所以暫時用這麽一種辦法。這就是把過去的書記處變成常委，隻是比過去多了一個總書記。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人數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十幾個人。很多事情要在那裏處理，在那裏提出議案。政治局委員的名額也要擴大，不是十三個，要擴大到二十人左右。因為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是一百七十人，也許一百七十幾。看是不是可以這樣安排？今天不作決定。”
透過毛澤東這篇講話和講話的氛圍，人們會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共產黨是堅強團結的，黨中央是堅強團結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是堅強團結的，就像《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裏所說的，“團結全黨同誌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
中共七屆七中全會至此結束。
第五節 召開八大`
在七中全會召開的同時，八大預備會議也從八月三十日起，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八月三十日晚，八大預備會議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
毛澤東主持會議並講話。在對會議議程作了說明之後，接著就八大會議的目的和宗旨、繼承黨的傳統、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等問題，發表了意見。
毛澤東說：“這次大會要解決什麽問題，達到什麽目的？總的說來，就是總結七大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鬥。”
在談到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時，毛澤東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內趕上和超過美國的設想。他說：“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麽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關於繼承黨的傳統，毛澤東提出：“這次大會應當繼續發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麵和作風方麵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官僚主義那個東西我今天不講，隻講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他說：“現在，我們反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斯大林為什麽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現在我們的工作中還經常有許多這樣的事情。主觀主義就是不從客觀實際出發，不從現實可能性出發，而是從主觀願望出發。”“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並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談到反對宗派主義，毛澤東說，特別值得談一下的，就是要團結那些跟自己作過鬥爭並且證明鬥爭得不對的人。他說：“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扭的，跟自己作過鬥爭的，自己在他麵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從前我講過，對於任何有缺點的人，犯過錯誤的人，不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幫助他改，一為看，二為幫。”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毛澤東首先肯定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在任期內的工作成績，沒有辜負七次代表大會的委托。隨後，對選舉在曆史上犯過重大錯誤的王明等人為中央委員，作了說明。他說：“我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麽呢？這是表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別。”“七次大會的時候，我們說服了那些同誌，選舉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後這十一年來，我們有什麽損失沒有？毫無損失，並沒有因為選舉了王明、李立三，我們的革命就不勝利了，或者遲勝利幾個月。”
對待犯錯誤的包括犯過路線錯誤的同誌，采取這樣的方針，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定下來的。八大開會期間，毛澤東曾向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團團長喬治烏－德治介紹了這個經驗，還舉了李立三的例子，他說：李立三“前幾天在會上的發言，很受外國同誌的歡迎，民主人士聽了很欣賞，犯過錯誤的同誌聽了也高興。他的錯誤也有破壞作用和教育作用的兩麵，現在剩下來的也隻有教育作用的一麵了”。“我們曾和蘇聯同誌談過，如果過去對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趕走他們和槍斃他們的辦法，而仍留他們在黨內，仍選舉他們做中央委員，是否會更好一些。蘇聯同誌也認為恐怕會更好一些。”
這裏所說的蘇聯同誌，就是米高揚。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揚來華訪問時，對他說的。八大期間，他們兩人再次相會，毛澤東又談起對黨內犯錯誤的人采取什麽態度的問題。米高揚回顧了七年前的那次談話，他說：“您方才講的對待犯錯誤的人應該采取的這種正確的態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來中國時，就曾經聽您說過。當時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蘇聯後，曾經一字不掉地對斯大林講過，我當時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當我說完了以後，斯大林並不作聲。他的辦法同您的相反，他雖未說話，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為然的。”
總之，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對於開好八大，像七大那樣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動員作用。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預備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先由陳雲對七屆七中全會通過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作說明。會議同意陳雲的說明，通過了這個名單。
接著，毛澤東再次發表講話。重點講經濟建設和中央委員的選舉。他說：
“現在是搞建設，搞建設對於我們是比較新的事情。早幾年在中央範圍內就談過，我們希望建設中所犯的錯誤，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那麽多、時間那麽長。我們搞建設，是不是還要經過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麽多筋鬥呢？我說可以避免栽那麽多筋鬥。因為過去栽筋鬥主要是個思想問題，是不認識、不覺悟的問題。
“搞經濟，我們也有了一些經驗，現在搞這些新的科學技術我們還沒有經驗。安排經濟，對人、對資本家、對民主黨派、對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比較學會了，我們有二十二年根據地的經驗。世界上新的工業技術、農業技術我們還沒有學會，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六年的經驗，學會了許多東西，但是從根本上說，我們還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來學會更多的東西。
“我們要造就知識分子。現在我們隻有很少的知識分子。舊中國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隻有十萬，我們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到那個時候，我們在這個方麵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經驗，有了很多的科學家和很多的工程師。那時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
人們還曾記得，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講過的那段著名的話：“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曆史的新時期。”又曾記得，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澤東在知識分子會議上，號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以求經濟上的獨立和科學上的獨立。現在，根據已經迅速發展了的客觀形勢，毛澤東沿著這樣的思路又前進了，他認為黨的中央委員會應該有許多科學家和專家，以適應全麵經濟建設的要求。
接下來，毛澤東又談到增強黨的團結問題。他說：“黨內的關係如何，關係極大，關係到能不能團結全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所以，這一次的大會有一點跟七大相同，就是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他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曆和體驗，教育黨的高級幹部要正確看待自己，正確對待受到的冤屈。他說：“對於那些冤枉和委曲，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麽‘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麽個世界，要那麽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有。我是這麽看，也許我比較悲觀。有那麽一些人非常樂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點矛盾也沒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觀主義，就要犯錯誤。那些人並不是跟我們前世有冤，今世有仇，從前都不認識，他為什麽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後來證明，政策問題上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除開極個別的別有用心鑽到黨內來破壞的敵對分子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不管他犯的錯誤怎麽嚴重，哪怕是路線錯誤，也隻是思想不對頭。既是思想問題，那末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就是整風學習的問題，討論研究的問題。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麽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應該說，我們黨的七大的選舉，七大以後到現在，黨內是比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誌說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誌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點不公平都沒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
最後談到對中國共產黨的曆史評價。他說：“應該肯定，我們的中央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我們的黨能夠領導民主革命，這已經在曆史上證明了，又能夠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現在也證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勝利了。我們黨能夠領導經濟建設，這一點還沒有完全證明，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現在我們已經差不多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了，連恢複國民經濟的三年，搞經濟建設也有七年了。根據我們在革命時期自己的覺悟，即覺悟到過去犯的錯誤是什麽，後頭改正錯誤應該怎麽改法，現在我們雖然還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殘餘，這些東西是可能減少的。完全肅清很難說，肅清了還會有，但是可以減少，可以大為減少。”
中共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議，在團結、和諧、生動活潑的氣氛中結束。八大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大會就要正式召開了。
大會前夕，毛澤東還作了一項重要的準備工作，那就是八大開幕詞的起草。
八大開幕詞，毛澤東寫過兩次稿子，但都沒有寫完。
毛澤東自己起草的兩次稿子，內容大致相同，雖然沒有寫完就放棄不用了，但是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
比如，關於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所需要的國際國內條件，他寫道：“大家知道，要將一個在經濟上文化上都落後的農業國，改變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式的工業國，需要許多的條件，例如人民群眾的擁護，社會製度的改革，國家的鞏固，黨的鞏固，統一戰線的鞏固，等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條件。除了這些條件以外，我們還需要一些什麽條件呢？我們還需要時間，還需要和平環境，還需要朋友幫助。”
又比如，關於實現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時間，毛澤東作了兩個估計。一個是實現初步工業化的時間，另一個是接近或趕上世界上工業最發達國家的時間。他寫道：“到那時，即到一九六七年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工業產值將占百分之六十幾，農業產值將占百分之三十幾，這樣我國就可以說基本上有了現代工業了，就可以說初步地工業化了。但是我國是一個具有六億人口的國家，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萬人計算，那時將有七億幾千萬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項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來說，我國要進一步工業化，要接近或者趕上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那就需要幾十年才有可能。”
這是毛澤東當年思考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分兩步走的構想。第一步，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實現初步工業化。第二步，再用幾十年的時間接近或趕上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又比如，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基本分析，毛澤東寫道：“為了建設還需要有一個和平環境，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們認為是可能的。當然，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認為，隻要世界上的壟斷資本存在一天，戰爭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方麵。但是還有另一方麵，即製約戰爭的因素現在已經強大起來，並且還會繼續增強。這些因素中，第一個，是以蘇聯為首具有九億人口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第二個，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第三個，是西方國家的革命的和反對戰爭的工人運動的發展。第四個，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或者有強大壟斷資本存在的國家，對於戰爭的態度是不一致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很多的利害衝突。社會主義陣營，民族解放運動和西方世界的人民運動這三個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是互相支援，互相為同盟軍的。我們還可以利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利害衝突，作為間接的同盟軍而為和平服務，使對戰爭最感興趣的美國好戰分子處於孤立地位。……這樣看來，需要一個持久的和平環境，並且願意為和平事業努力，爭取避免再發生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們，占了人類的大多數，這種趨勢還會發展。這樣就製約了戰爭趨勢，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戰不容易打起來。”
毛澤東起草的這兩個未完成的開幕詞講稿都圍繞著一個主題：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這就是八大政治報告的主題，整個八大會議的主題。
毛澤東要田家英起草，囑咐說：“不要寫得太長，有個稿子帶在口袋裏，我就放心了。”
田家英寫出一個初稿。毛澤東比較滿意，親筆作了多處重要修改和補充，然後讓楊尚昆送給有關的人審閱修改。 吸收了大家的意見，稿子改得越來越好，毛澤東滿意了。
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和發言稿，從來不讓別人代筆，都是親自動手。八大開幕詞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別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見、並經毛澤東本人加寫了許多重要內容，而形成的一個集體創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下午二時，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政協禮堂隆重開幕。
在熱烈的掌聲中，毛澤東宣布中共八大開幕，並致開幕詞。
毛澤東在開幕詞裏，開宗明義，指出：“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
毛澤東強調指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係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在我們的許多同誌中間，仍然存在著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於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誌進步的。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全麵經濟建設的高潮，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必須善於學習”的號召。
他說：“我們現在也麵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要把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麵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於學習。要善於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要善於向各人民民主國家學習，要善於向世界各兄弟黨學習，要善於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於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毛澤東的開幕詞，總共不到三千字，鼓掌達三十二次之多。整個會場，充滿了熱烈、激動的氣氛。人們普遍感受到，中國曆史上一個新的和平建設時期已經到來。
九月十五日，毛澤東致開幕詞之後，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
劉少奇的報告，總結了七大以來，特別是建國後七年來的基本經驗，根據新的形勢，提出黨的基本任務和一係列的新的方針政策。整篇報告貫穿著《論十大關係》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
報告說：“我們黨現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報告宣布：“改變生產資料私有製為社會主義公有製這個極其複雜和困難的曆史任務，現在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 “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
報告還提出，為了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形勢，要進一步擴大民主，健全法製，著手係統地製定比較完備的法律。
關於台灣問題，報告提出：“我們願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後。”這是在黨的正式文件裏首次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特別引人注目。
關於對外關係，報告聲明：“我們準備同一切尚未同我國建交的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我們以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和平共處政策不排斥任何國家。對於美國，我們也同樣具有同它和平共處的願望。”
八大政治報告，集中了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在曆史轉變時期，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出的許多新的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匯集了全黨的智慧，達到了當時可能達到的最高認識水平。
九月十六日，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同七大的時候相比較，中國共產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它已經處於執政地位。由此，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不能不把執政黨的建設問題放在中心的位置。
報告分析了黨在執政的情況下所麵臨的種種新的考驗，突出地提出反對官僚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的問題，認為它必然會發展成為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指出：“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誌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結果，必然發展主觀主義” 。“執政黨的地位，還很容易在共產黨員身上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有一些黨員，稍稍有點工作成績，就自以為了不起，就看不起別人，看不起群眾，看不起黨外人士，似乎當了共產黨員，就比非黨群眾高出一頭，有的人還喜歡以領導者自居，喜歡站在群眾之上發號施令，遇事不願意同群眾商量。這實際上是一種狹隘的宗派主義傾向”。報告指出：“針對著這種情況，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鬥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
反對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是毛澤東多年來抓住不放的一個問題。他認為，在黨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後，開展這方麵的鬥爭，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不論是毛澤東的開幕詞，劉少奇的政治報告，還是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都集中地批評了這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思想作風。這正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半年後，於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全黨整風的初衷。
在修改黨章的報告裏，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顯而易見，這同借鑒蘇聯的教訓有直接關係，如果把報告中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拿來同毛澤東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中加寫的有關內容相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修改黨章報告裏的這些話，同毛澤東加寫的那些話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是以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而載入中國共產黨史冊，稱著於世的。到中共八大，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作出這一決定的，不是任何別人，正是毛澤東自己。從一九四九年起，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一些重要文件時，都把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地方刪去，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或者就隻用“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1954年12月19日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政協工作時曾說：“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並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專門發出一個通知。通知說：“毛澤東同誌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誌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在審定這個通知稿時，還加了一句話：“在寫文章做演講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誌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誌的著作’等字樣。”
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實際指導作用，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不論是黨內還是在黨外，當時也沒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問。而且，毛澤東在全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
鄧小平報告後，周恩來作了關於發展國發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
大會對三個報告進行了熱烈討論，一致同意這三個報告。
大會結束前，有一項重要議程，就是通過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這個決議是在毛澤東主持下，由陳伯達、胡喬木負責起草的。
毛澤東對決議起草工作非常重視。他多次約陳伯達、胡喬木談決議修改問題。九月二十四日晨五時，毛澤東致信楊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團團長和各小組組長，立即閱讀決議草案，並於當天下午二時以前，各個小組開會討論一次，由秘書處將修改意見匯總送交胡喬木，再作修改。二十六日晚，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大主席團常委會，討論政治報告決議草案和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會議從晚上十點半開到次日淩晨一時五十五分。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即在常委會剛剛通過的決議草案的封麵上寫給胡喬木一個批語：“照此付印，付翻譯。我在第五頁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國家’幾個字。”時間是九月二十七日晨二時。
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大閉幕會上，一致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
第六節 會見兄弟黨代表
八大期間，毛澤東會見了一批出席大會的兄弟黨代表團，同他們進行了坦誠友好的交談。據不完全統計，共會見了二十九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其他工人政黨代表團。
會見都安排在下午，地點是政協禮堂主席團休息室。每天下午一般是兩次會見，有時是三次。一次會見，少則一個多小時，多則三個小時。會見結束後，又常常接著召開八大主席團常委會和各代表團團長會議，直至深夜。這樣緊張而繁重的工作，對於年過花甲的毛澤東來說，如果沒有充沛精力，是不可想象的。看了當年那些會見記錄，會深深地感到，毛澤東的思想是那樣的敏銳機智，思路是那樣的清晰，知識是那樣的淵博。當他問起對方國家的情況時，你又會看到他是多麽如饑似渴地想知道外部世界的一切。
會見談話的內容十分廣泛。從總結斯大林錯誤的教訓到探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話題。
九月十八日，毛澤東會見以波立特為團長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
毛澤東從蘇共二十大談到斯大林問題。波立特說：“你們那篇文章⑥是共產主義運動中關於斯大林問題的最好文章，是對共產主義的偉大貢獻。”
毛澤東說：在那篇文章中，我們指出了斯大林犯錯誤的曆史的、社會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這次劉少奇同誌的報告中，雖然沒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對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作了說明，主要原因是認識不符合實際，其他原因是次要的。為什麽列寧沒有犯錯誤呢？“當時蘇聯受到帝國主義的包圍，白軍的叛亂，他麵臨的問題更為困難，更為複雜，但是他並沒有犯錯誤。到了斯大林時期環境更好了，斯大林卻犯了錯誤。在斯大林時期，階級沒有了，社會已進入了沒有階級的社會，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舊社會的時代。我認為這樣才能夠解釋他的錯誤，即是認識的錯誤，認識不符合客觀實際。”
毛澤東把話題轉到中國。他說：“我們的勝利隻有七年。我們的政權專政的職能，即對反革命分子的專政，隻剩百分之十了。由於沒有這樣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專政的範圍縮小了。”“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生產力首先需要人。要人們不恐慌，要黨內不恐慌，要民主黨派不恐慌，要全國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護生產力。”
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對斯大林的錯誤根源作了分析。他說：
“蘇聯在階級消滅以後，當國家機構的職能喪失了十分之九時，當階級鬥爭已經沒有或已經很少的時候，仍找對象，大批捉人殺人，繼續行使它們的職能。”“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這時階級鬥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鬥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鬥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
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同以烏布利希為團長的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團會見。
烏布利希向毛澤東表示感謝：“第八次黨代會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不僅了解了中國，並且對我們是一種鼓勵和支持。你們在經濟、哲學問題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澤東：“要互相參考。隻可參考，不可硬搬，好像我們不能硬搬蘇聯一樣，硬搬就危險，我們曾經硬搬而吃了大虧。”
烏布利希：“我們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同。”
毛澤東：“方向是一個，內容是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共產國際很長時期犯了很大錯誤，把我們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產國際解散了，就搞出一個新中國來。我們不是不相信馬列主義，而是更相信了。共產國際搞教條主義，情報局又搞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就不是馬列主義。”
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會見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
在國際共運中，中國共產黨與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有過類似的命運，即都受過斯大林錯誤的損害。毛澤東坦率地談了自己對斯大林的看法，讚成對斯大林錯誤進行批評。他說：“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
毛澤東從斯大林的錯誤，又講到共產黨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問題，即所謂的“父子黨”關係。他說：“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現在我們反而為它鬥爭了。是父子黨，還是兄弟黨？過去是父子黨，現在有些兄弟黨的味道了，但也還有些父子黨的殘餘。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殘餘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蓋子以後，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現在有點反封建主義的味道。由父子黨過渡到兄弟黨，反對了家長製度。那時的思想控製很嚴，勝過封建統治。一句批評的話都不能聽，而過去有些開明君主是能聽批評的。你們南斯拉夫想來也有過這樣的君主，別人指著鼻子罵他都行。資本主義社會就比封建時代進了一步，美國兩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相互罵架。”
毛澤東接著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想些辦法。當然，沒有集中和統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誌統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能實現工業化，能對付帝國主義。但這也有缺點，就在於使人不敢講話，因此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我們政治局的同誌都在考慮這些問題。”
事實確是這樣。比如在早些時候，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來在講民主和專政的關係時，就涉及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專政的權力雖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但這個權力是相當集中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蘇聯的曆史經驗可以借鑒。所以我們要時常警惕，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這一點更帶有本質的意義。”
毛澤東從蘇聯的教訓以及中國自己的情況中，已經看出，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集中統一過多而民主不夠的問題，他很想改變這種狀況。集中和民主，作為一對矛盾的兩個方麵，如何把它們統一起來，達到比較完滿的結合，創造一個理想的政治局麵，這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已進入新的曆史時期以後，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毛澤東還應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國的前途問題。他這樣說：“關於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現在已不存在障礙中國發展的力量。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將來這種狀況會改變的，可是這已不是我這一輩的事，也不是我兒子一輩的事。將來要變成什麽樣子，是要看發展的。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後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當然即便不好總不會像蔣介石時代那樣黑暗，是辯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展下去。”
九月二十六日，大會閉幕的前一天，毛澤東會見了於哥夫率領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代表團，他問客人：“你們覺得這個會怎樣？”
於哥夫答：“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值得我們研究。”
毛澤東說：“時間開的太長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總結一些經驗。十一年時間是很長，鬥爭很豐富。”又說：“這次大會的空氣，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設工業。” 這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對八大的一個總評價。他突出了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
十月一日晚，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興致勃勃地觀看焰火，回到住地，已經十點多鍾了。稍事休息後，又在頤年堂會見了杜克洛率領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團，他們一直談到次日淩晨二時三十五分。
毛澤東問客人：“你在中國還要呆一陣？”
杜克洛：“去廣州、上海，返北京後回法國，滿腦子裏裝滿了你們的東西。”
毛澤東：“中國是未被開墾的處女地。”
杜克洛：“有意思的東西很多。”
毛澤東：“中國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艱苦的任務。”
杜克洛：“中國人民的力量超過了這些任務的重荷。”
毛澤東：“從落後的經濟基礎上建設工業化國家，並不容易。你們是先有了工業和無產階級，再革命，等到你們革命勝利了，東西是現成的。我們就不同。”
毛澤東看到了經濟落後的國家搞工業化十分艱巨。接著，他問杜克洛：“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幹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很久還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計？”
杜克洛：“這樣的情況比一般人想象的會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產。”
毛澤東：“技術和裝備出口的可能性怎樣？”
杜克洛：“法國資本家也很著急。”
毛澤東：“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說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並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
杜克洛：“現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轉彎抹角地搞一些，不過美國還在阻礙。”
毛澤東：“現在瑞典已經答應替我們設計、裝備、安裝造紙廠。”
杜克洛：“我們在這方麵可能做些推動的工作。”
毛澤東：“請幫助。”
主要由於美國的阻撓，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中法建交後，毛澤東的這個願望才逐步實現。但從這個對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對於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的急迫心情。目的就是為了加快工業化，盡早改變中國的落後麵貌。
毛澤東在上述一係列的談話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可以看作是對八大路線的理論闡發，對八大政治報告的重要補充。在中國已進入新的曆史時期的時候，他沿著這樣的思路繼續探索。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樣，是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了史冊。這次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提出了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總任務。如果說，七大是黨的曆史上以革命、勝利為主題的一次代表大會，中共八大則是黨的曆史上第一次以社會主義全麵建設為主題的代表大會。
與七大相比，中國共產黨這時所麵臨的形勢和任務都是全新的，對於社會主義全麵建設，既缺乏必要的經驗積累，也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在前進的道路上，還必然會遇到種種困難，發生許多難以預料的突發事件，包括國內的和國際的。這些情況決定了八大以後的道路，將是一個艱難探索的過程，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但是八大的主要功績和貢獻在於，它宣告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基本確立，宣告了社會主義全麵建設新時期的開始，製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在中國的曆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第二部分對原文的評論
這些年來，一些人熱衷於宣傳一種奇談怪論，說什麽在黨的八大會議中存在著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一條是以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另一條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錯誤路線。這種謬論的廣泛宣傳，欺騙了不少的人。
王光美在《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中說：“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全國解放之後，全黨工作中心應轉到經濟恢複和發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上，他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堅持五種經濟成分共存。1956年，全黨一致通過，將其寫入《黨章》。八大結束之後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少奇說：八大關於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少奇十分震驚，隻回答：‘呦，《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麽辦?’毛主席在八大前和會議期間從沒有提出過異議，現在的意思再明確不過了，意味著全黨工作中心仍是階級鬥爭，而非經濟建設。24年風風雨雨，一直就沒有離開過以階級鬥爭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核心分歧點。1980年，黨的十二大召開，我們黨終於又把少奇以一貫的行動所堅持的這一中心，正式寫入《黨章》。實踐證明，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與君同舟風雨無悔之二）
按照王光美的說法，我黨在八大會上就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堅持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錯誤路線；一條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路線。毛澤東反對八大的正確路線，劉少奇堅持八大的正確路線。
鄧力群在一九九九年《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講話（一）》中，對王光美的這段話作了這樣的評論：“這段話很值得注意，文章不長，對曆史的表述，說得客氣一點是混亂的。但是意思卻是非常明顯的：爭論的核心，毛澤東隻搞階級鬥爭，劉少奇一貫主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抑毛揚劉，非常鮮明。通俗地說，就是提高劉少奇，貶低毛澤東。究竟站不站得住，我看還得從曆史的敘述中來說明這個問題。據我看，用貶低毛澤東的辦法來提高劉少奇，其結果劉少奇提高不了，毛澤東也貶低不了。雖然是一個人的文章，但讚成這種意見的、寫這樣一類文章的大有人在。很有必要認真對待，還曆史以本來的麵貌。不能夠讓這些人篡改我們國家的曆史，篡改我們黨的曆史。”
肖冬連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采用了另外一種說法：“毛澤東提出，要以反對右傾保守作為準備八大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趁熱打鐵，把高潮從改造方麵推進到建設方麵。”“年初以後，在反保守的空氣下，又出現了急燥冒進傾向，引起周恩來、陳雲、劉少奇等的重視，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事實上改變了1955年底提出的以反右傾保守為中心的準備八大的指導思想。”
這種說法的意思很明顯，召開八大的指導思想有兩種：一種是毛澤東提出來的以反對右傾保守為中心；一種是周、陳、劉提出來的以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為中心。結果是後者代替了前者。
原書的這兩章用大量的事實說明：八大召開前，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和毛澤東主持撰寫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文章，是召開八大的基本指導思想。在八大的準備工作中，所有的大會報告和發言的起草工作，都是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進行的。在八大會議的進行中，毛澤東親自主持了各次大會並作了重要講話。在這種情況下，八大會議怎麽可能產生並存在另外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路線呢？
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八大會議是成功的，在我黨的曆史上是有貢獻的。當然，由於曆史的、實踐的局限，當時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都已經認識得很清楚了。
例如，政治報告中說的“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這是中國共產黨當時對國內形勢的一個重要判斷。但以後的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不準確的。如果說“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解決”，以後中國就不會存在和平演變、資本主義複辟的可能性問題，就不會出現蘇聯瓦解、東歐國家變色的問題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他說：
“蘇聯在階級消滅以後，當國家機構的職能喪失了十分之九時，當階級鬥爭已經沒有或已經很少的時候，仍找對象，大批捉人殺人，繼續行使它們的職能。”“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這時階級鬥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鬥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鬥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
這句話是在接見外賓時，針對蘇聯的情況說的。說斯大林的錯誤是誇大了階級鬥爭，從而搞了肅反擴大化，這當然是對的。說蘇聯“階級消滅”了，“階級鬥爭已經沒有”、“這時階級鬥爭已經完結”，“還要繼續進行階級鬥爭”等等，這種說法雖然不合乎蘇聯的實際情況了，但是，蘇聯在一九三六年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就是這樣宣布的。毛澤東在談到蘇聯問題時也隻能這樣說。這並不等於他對中國形勢的認識也是如此。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他曾明確指出：“中國現在既然還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就不會沒有各種形式的反對派。”“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否則不能鎮壓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建設起來也不能鞏固。”“隻要中國和世界上還有階級鬥爭，就永遠不可以放鬆警惕。”
而原文對這些認識都隻作片麵的闡述，並以此作為否定毛澤東後來發展了的繼續革命理論的依據。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原文對八大政治報告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論述。
原文說：
這個決議，經過集體討論和反複修改，是全黨集體智慧的又一個重大成果。
決議的核心，是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據此而作出的關於黨和國家主要任務的規定。
決議說：“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又說：“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正確地分析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明確提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在這個基本理論問題上，當時在中共中央核心領導成員中間，在全黨，認識上是一致的。
然而，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對決議中的一句話的提法表示懷疑。這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關於這件事情，參加決議起草工作的鄧力群有一個回憶，他說：“我記得，大概是（八大閉幕）兩個星期以後，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提出懷疑。他說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洲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比。陳伯達向我們傳達過毛主席講的這個意思。”
這一句話，在決議的曆次修改稿上都沒有，九月二十七日淩晨大會主席團常委會通過的稿子上也沒有，那是在大會閉幕式開會前臨時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澤東看過，就印發大會了。
據胡喬木後來說：“這個問題是陳伯達提出的，陳伯達找了康生，這時大會已經快閉幕了。他們商量了一個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陳伯達搬出列寧的《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這篇文章的一些話作為依據，說明先進的社會製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問題。然後我和陳伯達兩個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給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後，同意了。他說，好，趕快去印。”
“毛澤東提出異議的，隻是這一個提法，並不是對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基本論斷。後來他還作過這樣的表示：“先進的社會製度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雖然這句話說的不夠完善，但是得到了好處，並未發生毛病。” 毛澤東改變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以後的事。”
但是，據鄧力群在一九九九年《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講話（二）》中說：“大會通過後沒幾天，我們聽陳伯達、胡喬木其中一人說毛主席講，“這句話不妥當。這樣講，決議裏就看不到我們國家還有階級矛盾。原因是八大開會的時候全部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人家敲鑼打鼓，上街遊行表示擁護，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的問題就反映不到我們的頭腦裏來了”。他做了這樣的解釋，沒有責備。這是毛主席第一次講這個問題。也同時對劉少奇講這個問題，但沒說錯了要改要刪。”
從鄧力群的回憶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提出異議的，不隻是“先進的社會製度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一個提法，而是對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基本論斷有了新的考慮。
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呢？這個問題留到下麵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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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論十大關係》到八大”
第一部分原文摘錄
第十三、十四章主要論述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和召開第八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兩章可以分為六節來讀。
第一節 探索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論十大關係》形成的過程及基本內容
按照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在我國，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結合進行、同時並舉的。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提前基本完成。毛澤東認為，這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為了迅速發展經濟，加快工業化進程，毛澤東的工作重點和注意力，開始向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麵轉移。
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工作要加緊一點。現在我們的主動一天一天地多起來，農業改造方麵主動更多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方麵主動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沒有主動，在工業方麵沒有主動。大多數重要裝備要從外國進口，精密的儀器不能造，大的機器不能造，這上頭我們沒有主動。經濟上沒有獨立，科學上沒有獨立。”又說：“現在我們是革什麽命呢？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同無知的命。”為此，他要求在比較短的時期內，造就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同時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在講話中還提出：“我們要把社會主義事業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這是第一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號。
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更鮮明地提出，我們要大發展，“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
毛澤東提出迅速發展經濟，加快工業化步伐，同他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分不開的。自朝鮮停戰以來，經過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國際緊張局勢日趨緩和。毛澤東認為，現在有可能給我們十二年的和平時間來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基本上實現工業化。他還看到，美國的軍隊現在這個擺法不像個打仗的樣子，到處都是基地，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樁，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樁上，動都不好動。他認為，隻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時間。就可以爭取更多一點的和平時間。當然，毛澤東還估計到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搞突然襲擊。
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基本完成，毛澤東把注意力轉到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上來。這意味著，開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艱巨的曆史性探索，即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後、人口眾多、情況十分特殊的東方大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非常困難而複雜的問題。從馬列主義的書本上找不到現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蘇聯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國國情，更不可能憑主觀去想象。這個問題，隻能從實踐中逐步認識，逐步解決，首先要求對實際情況進行係統而周密的調查研究。毛澤東的探索正是從這裏開始的。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從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開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結束。共聽取國務院三十四個部門的工作匯報，還有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曆時四十一天。
匯報從重工業部門開始。
二月十四日，這是第一天，聽主管重工業的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匯報。
毛澤東開始時說了一段話：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誌談話。他們流露不滿，總覺得中央束縛了他們，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幹事情不放手讓他們管。他們是塊塊，你們是條條，你們無數條條往下達，而且規格不一。他們若幹要求，你們也不批準，約束了他們。
在匯報到設計問題時，毛澤東講了一段認識論。他說：設計是客觀實際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麽完全，因此就要在實踐中修正。世界上沒有聖人那種人，有賢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麽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別是地下的情況，不可能嘛！
講到技術問題，毛澤東主張把外國先進的東西先學來，就像小學生寫仿一樣。這和行政措施不一樣，行政措施要看我們的具體情況，不能樣樣都學人家的，技術就非學不可。
關於降低生產資料利潤問題，毛澤東認為這是件大事，影響到整個人民生活。降低利潤，初看起來，國家財政收入似乎要減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設多了，生產也發展了，結果利潤會更大。基本建設發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費性的、服務性的市場也擴大了。
在講到本位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解決製度問題比解決思想問題更重要，更帶有根本性質。他說：批評本位主義的文章要寫，但光批評，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研究解決製度問題。人是生活在製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製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製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解決生產關係問題，要解決生產的諸種關係問題，也就是各種製度問題，不單是要解決一個所有製問題。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包工包酬製度，據說二流子也積極起來了，也沒有思想問題了。人是服製度不服人的，你們說對不對？
二月十五日，聽了電力工業部等的匯報。聽匯報中間，毛澤東著重談了一長製問題。他說：你們為什麽對一長製那麽感興趣？黨委領導就不好？黨委的集體領導無論如何不會妨害一長製。可以找兩個廠子分別試一下看，一個是一長製，一個是黨委集體領導製，看後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麽壞。你們講一長製這一段，依靠黨的領導問題隻有八個字。把黨的領導問題同依靠群眾、精通業務等問題並列，這種提法不妥。蘇聯有些東西就不能學，內政部可以不受黨的領導，這樣一個武器不要黨的領導，那還得了！一個工廠幾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形成一長獨裁。任何情況下，黨的集體領導這個原則不能廢除，如果企業可以除外，那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就變成了有頭有肚子沒有腳。
二月十六日，聽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根據前幾次匯報的情況，毛澤東首先提出這樣一個意見，就是寫東西要發點議論，講講有些什麽意見。他並且警告說，不發議論，究竟那個部長能做到幾時？
毛澤東再一次批評一長製。他說：家庭也不能搞一長製，沒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廠總比家庭複雜些。工廠要有一定的紀律，按時、按量、按質完成任務。為達此目的，沒有集體領導、個人負責是不行的。單有一個集體領導不行，還要有個人負責，又對立又統一才行。兩者缺一不可。隻統一沒有個人負責不行，是集體領導基礎上的個人負責製。單講集體領導，不講個人負責，或者單講個人負責，不講集體領導，都很危險。
毛澤東又講到好大喜功的問題。他說：好大喜功好像是壞事，曆來罵漢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譽哩。木船變輪船，馬車變汽車、火車，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區別地說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當的。
關於學習蘇聯，毛澤東采取分析的態度。他說：要分兩類。一類按中國的，一類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學。如土改，我們不學，不照它的。如財經方麵有些建議，陳雲不學。對資本家的政策，我們也不學它。技術問題橫直一概照抄，比較好的，或者我們根本不知道的，學過來再說。
二月十七日，繼續聽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
毛澤東稱讚國務院三辦的匯報有議論有比較，有三年來的總結，講了遠景，講了可能性。講遠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較。總之，比較生動活潑。
當二機部匯報說，到一九六二年國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產，毛澤東斷然地說：全部自給，不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腦子太熱不行。毛澤東還批評了隻講多快、不講好省的片麵性。他說：多快好省⑤必須全麵，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據的基礎上多快。你們隻講多快，不講好省，誰幹？
毛澤東自從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的時候起，就提出希望經濟建設走上軌道的時間，比革命走上軌道的時間短一些。他說：我們搞革命，很長時間不上軌道。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風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軌道。經過整風才上軌道。搞建設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軌道？應該縮短。一九五三年各部還沒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總路線，未公布。財經會議中心問題是總路線。經過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幾年，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尚未上軌道。中央這期間沒有怎麽管工業。去年由於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迅速發展，反過來推動了建設。搞建設，想縮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看樣子三個五年計劃可能加快，三個五年計劃變成兩個五年完成，甚至還要縮短，這是可能的。
最後他說：目標是為八大做準備。五月中央全會⑥上提出工業問題才好，農業問題沒有了，搞個高級社章程就行了，知識分子問題督促一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也不是基本問題。在這三個月中間，我們這些人就研究工業問題。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別聽建築工業委員會和建築工業部匯報。一上來，毛澤東問萬裏是什麽地方人。萬裏答：山東人。又問：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答：沒有看過。毛澤東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匯報之前的這個插曲，使會場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了。
當劉秀峰談到一些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時，毛澤東說，你這些都不寫，隻寫骨頭（指事先送給毛澤東的書麵匯報。——引者注）。一個工人砌磚，從四百塊提高到一千二百塊，要把這些肉寫上嘛。每講一個問題，總要講例證，講措施，然後講結果。要發議論，要有典型，要有前後的比較。
匯報結束後，薄一波對毛澤東說：幾天來向主席匯報，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有些具體問題，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談一次。毛澤東要薄一波把問題集中一下，答應一個月後一起討論一下。
二月二十一日，聽城市建設局匯報。萬裏問：北京遠景規劃是否擺大工業？人口發展到多少？毛澤東說：現在北京不擺大工業，不是永遠不擺。按自然發展規律，按經濟發展規律，北京會發展到一千萬人，上海也是一千萬人。將來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會把天津、保定、北京連在一起。北京是個好地方，將來會擺許多工廠的。
二月二十二日，聽取關於原子能工業的匯報。毛澤東對幾天來的匯報比較滿意，說就是這樣匯報，七搞八搞總可以搞出些東西來。
二月二十五日，聽重工業部匯報。講到發展速度問題，毛澤東說：我國建設能否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趕上的，工業也可以超過。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窮，二曰白，一點負擔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國的迷信，外國的迷信。我們的後代也要打破對我們的迷信。我國工業化，工業建設，完全應該比蘇聯少走彎路。我們不應該被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所束縛。我們可以超過它，理由有四：國際條件不同；國內條件不同；技術水平不同；中國人口多，農業發展快。同樣，即使在技術發展方麵，在現代技術發展方麵，也可以超過蘇聯，有社會主義積極性，有群眾路線，少搞官僚主義。我們有群眾工作的傳統，有群眾路線，這是我們的好處。
這時，周恩來插話：開始幾年學他們是必要的。經過這兩三年，我們也有些經驗了，就應該總結總結。毛澤東接著說：加上他們揭蓋子啦，我們開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澤東所說的揭蓋子，是指當時正在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批評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周恩來講到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毛澤東很讚成，說：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隻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周恩來說：把各國經驗都學過來，要有這個氣魄。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後聽取石油工業部和地質部匯報。毛澤東稱讚這兩次匯報，認為收獲很大。
二月二十八日，聽電力工業部匯報。當聽到一九五五年發電量為九十八億度時，毛澤東感慨地說：就這麽一點，怎麽不受人家欺負呢？匯報說，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我國的年發電量要五十年才能趕上美國。毛澤東用肯定的口氣說：就在這個世紀趕上它，並且超過它。
二月二十九日，聽煤炭工業部匯報。毛澤東稱讚煤炭工業部的報告有材料有議論，大有進步。匯報結束時，薄一波說：我們匯報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輪完了，主席有什麽指示？毛澤東說：剛開始接觸問題，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讚成，沒有任何意見。
重工業部門的匯報完了。三月一日起，輕工業部門匯報。聽了十幾天的匯報，毛澤東對經濟建設問題已經開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帶戰略性的問題。
三月一日，聽國務院主管輕工業部門的第四辦公室和紡織工業部匯報。講到發揮現有企業生產潛力問題時，毛澤東提出：技術改造這個問題重要，這方麵的潛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聽匯報時他就提出：“技術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帶革命性的。”
在談到對上海、天津等工業基地的利用問題時，毛澤東十分明確地指出：“限製發展是錯誤的，不能限製發展，應該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強調：“沿海地區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製。”與此相聯係的，關於上海、天津企業是否內遷問題，毛澤東說：上海、天津的企業一般不內遷，個別有條件的，經濟合算的，可以內遷。
在匯報劃分中央和地方企業隸屬關係時，毛澤東說：是不是中央部門想多管一點？要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劃分的主要根據是供銷範圍。
“新建一個八萬紗錠的紡織廠，生產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資。”——匯報中的這個材料，給毛澤東很大啟發。他肯定地說：“輕工業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很重要，能多搞盡量多搞些。”
三月二日，聽地方工業部匯報。毛澤東先講了一段怎樣作匯報，怎樣寫文件的問題。他說：有什麽辦法使人聽了不致忘記？照這樣匯報，聽過去就忘記了。講存在的問題，要舉事例，把人指出來，不舉事例等於無用，別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為了使人懂，長一點也不要緊。文字方麵不是要反對標語口號嗎？就是要有具體形象，有人物。沒有具體形象，作品就沒有生命。半個月來匯報都存在這個問題，這是使我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隻有觀念形態，沒有物質，要脫離實際。你們這些條條，一定是從許多具體問題的材料中得出來的，應把具體問題寫清楚。
從地方工業部的匯報中，引起毛澤東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問題。他說：蘇聯有一個時期很集中，也有好處，但缺點是使地方積極性減少了。我們現在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權那麽多，不要使他們感到無事可做。這表明，毛澤東關於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思想，已經萌生。
關於沿海地區問題，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要采取積極合理發展的方針。有的可以內遷，不能內遷的應該積極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製。有的同誌，好像戰爭就要來的樣子，準備著架子等待戰爭，因此要限製沿海。這樣不妥。輕工業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積極利用還靠什麽來提高生產？
三月三日，聽輕工業部匯報。匯報到煙葉質量下降時，毛澤東批評說：“你們心氣平和，程朱哲學，沒有氣，沒有長角，不敢鬥爭。農產品質量下降，要向農業部鬥爭。農業部要設技術作物局。”
這次匯報，也談到了沿海地區工業的利用問題和多發展輕工業積累資金的問題。毛澤東說：“鞍鋼、石景山鋼鐵廠、上海造船廠等沿海的重工業都利用，輕工業為什麽不利用？要積極合理利用。”他不讚成匯報中關於上海地區不作大的發展的意見，說：“還值得考慮。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賺錢，內地建廠，這有什麽不好？這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並不矛盾。”毛澤東又說：“多搞些輕工業，就是多搞重工業。隻要有原料，有銷路，盡量搞。投資一元，回來四元、三元，為什麽不搞？”
講到培養幹部問題時，毛澤東說：“你們搞得落後了，學校搞得太少了，要開幾個學院。這是大問題。要開展科學研究，搞些技術人員自己幹。”
輕工業部門的匯報，這一天結束了。
三月四日，聽手工業管理局匯報，毛澤東沒有發表多少意見。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後聽取國務院主管交通、郵電部門的第六辦公室、交通部、郵電部、民航局的匯報。
毛澤東聽得很仔細，不時地詢問一些具體情況，比如：建國後新修建的幾條鐵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裏新線造價是多少？固定資產包括的具體內容是什麽？各類運輸營業人員是做什麽工作？等等。
當匯報到鐵路基本建設自從一九五三年批判冒進以後，又產生了右傾情緒的時候，引起了毛澤東對曆史的回憶。他說：一九五三年反對急躁冒進，中央提出反對主觀主義，同時還提出反對分散主義。反分散主義有好處無壞處，反主觀主義的好處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門的工作。過去革命經過多少年，到延安之後才找到既不是陳獨秀的右傾也不是後來的“左”傾，而是不“左”不右之傾，那是花了很大代價才找到的。在延安我們還找到對黨外關係的正確態度，既不是隻有團結，也不是隻有鬥爭。對於黨內的關係也不再是“無情的殘酷的鬥爭”。這是講從前的反主觀主義。我們想，搞建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是否會短一些。
毛澤東聽了交通運輸基本情況的匯報後說：我國海船噸位隻占世界總噸位不到百分之零點三，這表現我國太窮。我國地勢比較完整，東麵是大海，西麵是高山，統一起來，帝國主義不容易進來，發展航運有重大意義。他說：交通運輸一定要與工農業發展相適應。要多修公路。發展地方工業和修公路，多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在講到進一步改造合營航運公司時，毛澤東說：對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列寧想幹而不能幹，那時對資本家無利益。中國資本家的特點之一是許多人有經營管理知識。資本家有能力的骨幹應放在領導地位。
講到肅反，毛澤東認為交通係統的肅反數字太多了，叮囑說：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錯。
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聽取農業林業水利部門的匯報，包括農業部、水利部、林業部、氣象局。
三月十九日到四月十一日，聽取財貿金融部門的匯報，包括主管財貿工作的李先念、商業部、對外貿易部、合作總社、糧食部、采購部、財政部、人民銀行。
從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輪匯報又開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澤東匯報第二個五年計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參加。二十四日結束，共六天。實際上，這是毛澤東向三十四個部門作係統調查的延續。前一階段是專業性的，這一階段是綜合性的，先分析、後綜合。每次匯報，毛澤東都有插話。他的認識在深化，在發展，進行歸納和理論概括的工作。《論十大關係》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澤東聽匯報時，再次強調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必要性。他說：許多新產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廠，可見沿海工業作用很大，應充分利用。沿海老廠加以適當擴建，投資少，見效快。他認為現在的危險是基建投資太多了，非生產性的建設也多了，農民負擔不起，勢必妨礙個人的利益。又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輕工業投資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總之，要向蘇聯學，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四月十九日，毛澤東把思考中的問題歸納出三個關係。他是這樣說的：“三個關係必須很好地解決，即：沿海與內地的關係，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係，個人與集體的關係。真想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設重工業，就必須建設輕工業；真想搞好集體所有製（社會主義），就必須搞好個人所得。”
他警告說：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
就在這次聽匯報的時候，毛澤東提出“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著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澤東的一個形象的說法，即接受監督的意思。這個思想後來被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四月二十日，毛澤東批評了一種不正確的思想：“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他說：當奴隸當慣了，總是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說站慣了。
這一天，毛澤東進一步把問題歸納為五個關係。他說：“除了輕工業與重工業、沿海與內地、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幾個關係，還有經濟與國防的關係。”
他還說：提出又多又快之後，可能產生盲目性，如在杭州開會時，有些省要種的紅薯太多。工業也可能有這種情況。過去我們要他們提高，現在又要他們壓縮。說到這裏，劉少奇插了一句話：“應該壓縮的就壓縮。”
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說：農業機械化實行一部分之後，要看看情況，再考慮發展程度。
四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指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投資中，輕工業投資的比重，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略有增加，這就是與蘇聯不同之處，將來曆史會判斷誰正確些。
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又進一步歸納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個關係，即：一、輕工業與重工業；二、沿海與內地；三、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四、個人與集體；五、地方與中央；六、少數民族與漢族。他說：“這幾個矛盾如果調整得好，工作就會搞得更好些，犯錯誤也犯在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個矛盾上犯了錯誤，東歐兄弟國家在第一個矛盾上犯了錯誤。⑧” 毛澤東不久又增加提出四個關係，成為十大關係。
至此，這次調查全部結束。這是毛澤東在建國後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周密而係統的經濟工作調查。
“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
《論十大關係》的發表，標誌著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一個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較係統的思路。過了幾年之後，毛澤東在總結建國後曆史經驗時，仍然把它看作是一個轉折。他在一篇短文中寫道：“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毛澤東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
可以說，“以蘇為鑒”，根據中國情況走自己的路，是貫穿《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思想。
《論十大關係》重點討論經濟問題，同時也包括同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毛澤東把這些問題，概括成十大關係，即：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是非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這十大關係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點。“十大關係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
一九五六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國內國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國際上，整個形勢趨向緩和，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比如說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戰爭打不起來。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著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轉變。適應這種新的變化，《論十大關係》不論在經濟方麵還是政治方麵，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針。
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在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上，在合理安排工業布局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上，強調首先要加強經濟建設。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上，強調三個方麵必須兼顧，特別要照顧農民的利益，還要給工廠一定的權力，一定的獨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強調給地方更多的權力和獨立性，發揚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地方民族主義要反對，但重點是反對大漢族主義。在黨和非黨的關係上，強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上，肯定還有反革命，但強調已經大為減少，社會鎮反要少抓少殺。在是非關係上，講黨內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強調要好意地對待犯錯誤的同誌，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在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上，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強調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也要學習。
綜合起來說，這就是：“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方針，這就是毛澤東關於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指導思想。
第二節 雙百方針的提出和形成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在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的同時，提出要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指導方針。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毛澤東題詞祝賀：“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澤東講了四個字：“百家爭鳴”。它的直接對象是對史學研究而言。
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決定在科學工作中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毛澤東就蘇聯學者對《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的不同看法，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鄧小平、陳伯達、陸定一：
“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麽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毛澤東在這封信裏所表明的態度，對中共中央作出雙百方針這一決策，顯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論十大關係》講話中間，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作總結講話的時候明確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
五月二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正式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說：
“我們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區委書記會議上還談到這一點，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藝術方麵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麵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這個問題曾經談過。百花齊放是文藝界提出的，後來有人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隻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國時代，二千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在大的範圍內，讓杜威來爭鳴好不好？那不好嘛。讓胡適來爭鳴好不好呢？也不好。那麽說胡適要回來可以不可以呢？隻要他願意回來，是可以回來的，讓我們批評過他以後再回來，就批評不著他了嘛，批評已經過去了嘛。隻有反革命議論不讓發表，這是人民民主專政。香港報紙、台灣報紙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許可？應該不許可，不許可有好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幹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楚，有那麽多的學說，那麽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
雙百方針的提出，猶如一麵鏡子。它折射出來的是一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團結的國家形象。它反映了繁榮文藝、發展科學的時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種信心。雙百方針的主旨同《論十大關係》完全一樣，就是把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
如果說，《論十大關係》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經濟方麵（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麵提出了新的指導方針，那麽，雙百方針則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文化方麵提出的新的指導方針。
第三節 撰寫《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
毛澤東在聽取三十四個部門匯報，著力研究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同時，十分關注蘇共二十大的召開，主持起草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在這一過程中，又引發出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進一步思考。
三月十二日晚八時，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蘇共二十大的問題，會議開到次日淩晨一時。會後，毛澤東又留下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康生、楊尚昆，繼續商談到淩晨二時。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他說：我們黨從一開始就對蘇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見。《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社論⑨ 。第一篇是根據大會開始時赫魯曉夫的公開報告寫的。那時，我們不曉得他會大反斯大林，從大局考慮給予支持。但社論中隻談了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問題，沒有談和平過渡問題，因為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蘇共二十大結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團發來的電報，報告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但由於不了解詳細內容，不好倉促發表意見。所以在第二篇社論中，我們采取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方針，隻講他們的第六個五年計劃，籠統地表示支持。
毛澤東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特別是這個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現在全世界都在議論，我們也要議論。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說它揭了蓋子，就是講，這個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它捅了漏子，就是講，赫魯曉夫做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是不是這樣，大家可以研究。
從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毛澤東在繼續聽經濟部門匯報的同時，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到蘇共二十大的問題上，或召集會議，或進行個別談話，討論和研究蘇共二十大和斯大林問題。
三月十八日，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伯達開會，分析研究西方通訊社對蘇聯國內情況的報道等問題。
三月十九日，同陳伯達、胡喬木談話。
三月二十三日，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研究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及中國共產黨的對策問題。
毛澤東在會上著重講了四點意見：
一、共產主義運動，從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算起，至今隻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曆史。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從俄國十月革命算起，還不到四十年。實現共產主義，是空前偉大而又空前艱巨的事業。不艱巨就不能說偉大，因為很艱巨才很偉大。在這艱巨鬥爭的過程中，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走的是前無古人的道路。我曆來是“難免論”。斯大林犯錯誤，是題中應有之義。赫魯曉夫同樣也要犯錯誤。蘇聯要犯錯誤，我們也要犯錯誤。問題在於共產黨能夠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自己的錯誤。
二、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否認存在矛盾，就是否認唯物辯證法。矛盾無時不在，無所不在。斯大林的錯誤證明了這一點。有矛盾就會有鬥爭，隻不過鬥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於階級社會而已。
三、斯大林犯過嚴重錯誤，但他也有偉大功績。他在某些方麵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但他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著作雖然包含了某些錯誤，但仍然值得我們學習，隻不過在學習時要采取分析的態度。
四、赫魯曉夫這次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種認為蘇聯、蘇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有利於反對教條主義。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至於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失誤，我們要盡力加以補救。
毛澤東提議發表一篇關於蘇共二十大的文章，公開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問題上的態度。與會者一致讚成。
毛澤東說：對於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我們黨應當表示態度。方式可以考慮采取發表文章的辦法，因為發表聲明或作出決議都顯得過於正式，蘇共也還沒有公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而且事態仍在發展之中。
毛澤東還談了他對這篇文章的一些設想：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迷信的姿態，正麵講一些道理，補救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失誤。對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嚴重錯誤，更要強調他的偉大功績。對我們黨曆史上同斯大林有關的路線錯誤，隻從我們黨自己方麵講，不涉及斯大林。對個人迷信作一些分析，並說明我們黨一貫主張實行群眾路線，反對突出個人。文章不要太長，要有針對性地講道理。
這篇文章後來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定名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
四月二日四時，毛澤東就印發和討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稿，致信劉少奇、鄧小平：“社論已由陳伯達同誌寫好，請小平於本日（二日）夜間印成清樣約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員，各副秘書長，王稼祥、陳伯達、張際春、鄧拓、胡繩等同誌，請他們於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請你們召集一次政治局會議（有看過清樣各同誌參加），提出修改意見；於四日上午修改完畢。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樣，由書記處再斟酌一下，即可發稿，爭取五日見報。目前有了這篇社論就夠了。”
正確評價斯大林的是非功過，實事求是地對待共產黨領袖人物的重大失誤，正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核心內容，也是毛澤東修改此文下功夫最多的地方。正如他所說：“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醜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功過評價是“三七開”，七分功三分過。文章在評述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之後，毛澤東改寫了這樣一段話：“在為實現列寧的方針而進行的鬥爭中，有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強有力的領導的功勞，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滅的功勞。”“在列寧逝世之後，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文章對斯大林錯誤所作的分析，有許多深刻而中肯的話出自毛澤東的手筆。他寫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後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製，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製度，因而發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錯誤：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在反法西斯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對於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決定。斯大林在這些問題上，陷入了主觀性和片麵性，脫離了客觀實際狀況，脫離了群眾。”又說：“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裏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麵性，對於某些重大問題做出了錯誤的決定，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後果。”
毛澤東認為，斯大林犯錯誤的根本原因，是主觀與客觀相脫離，理論與實際相割裂。他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說：“所謂犯錯誤，就是那個主觀犯錯誤，那個思想不對頭。我們看到的批評斯大林錯誤的許多文章，就是沒有提到這個問題，或者很少提到這個問題。斯大林為什麽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
縱觀斯大林的是非功過，究竟應當怎樣正確地、全麵地評價這位在正反兩方麵都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曆史人物呢？毛澤東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的末尾寫了很長一段話，作了科學的回答。他寫道：
“共產黨人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曆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麵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整個說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隻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隻有三十九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是不足的。我們有偉大的成績，但是還有缺點和錯誤。如同一個成績出現了接著又創造新的成績一樣，一個缺點或錯誤克服了，新的缺點或錯誤又可能產生，又有待於我們去克服。而成績總是多於缺點，正確的地方總是多於錯誤的地方，缺點和錯誤總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領導者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
在指出缺點和錯誤難以避免的同時，毛澤東又強調：“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領導人物的責任是要盡量減少錯誤，盡量避免某些嚴重的錯誤，注意從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中取得教訓，力求使某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不至於變成全國性的、長時期的錯誤。”
從斯大林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應當吸取什麽教訓呢？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認為，重要教訓之一就是要在中國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發生個人突出和個人崇拜，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中說：“黨和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導人，當他不是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中，而是相反地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上的時候，當他脫離了群眾的時候，他對於國家的事務就會失去全麵的洞察力。隻要是這樣，即使像斯大林這樣傑出的人物，對於某些重大的事務，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實際的錯誤的決定。”
又說：“毫無疑義，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這一類現象還是會長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還會再出現。有時由這一些人表現出來，有時又由另一些人表現出來。人們在注意到個人作用的時候，常常會看不見群眾和集體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別人的錯誤。因此，反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反對個人崇拜，是應該經常加以注意的問題。”
文章提出一個重要思想，就是要用製度來保證集體領導的實施和防止個人崇拜的出現。這一段話是毛澤東親筆加寫的。他說：“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這樣的泥坑裏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製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麵性。”
必須繼續反對教條主義，發揚獨立思考和創造的精神，這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斯大林問題得到的又一個教訓。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指出：“因為馬克思主義在革命勝利以後被公認為全國的指導思想，這就使得我們有不少宣傳工作者常常隻是依靠行政權力和黨的威信，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成教條灌輸給群眾，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語言，很有說服力地去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情況的統一。若幹年來，我們在哲學、經濟學、曆史和文藝批評的研究領域中有了一些成績，但是一般說來，還有許多不健康的狀態存在著。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麵，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麵接受了對於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
毛澤東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引出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理論思考，破除了社會主義社會隻有差異沒有矛盾的傳統觀念，初步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
根據毛澤東的思想，《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批評那種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再存在矛盾的觀點，指出：否認矛盾存在，就是否認辯證法。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也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進行著的。否則，社會的發展就將停止下來，社會就不可能再前進了。“人類現在還是在青年時代。人類將來要走的路，將比過去走過的路，不知道要長遠得多少倍。革新和守舊，先進和落後，積極和消極這類矛盾，都將不斷地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和各種不同的情況中出現。一切都還將是這樣：一個矛盾將導致另一個矛盾，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有些人認為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矛盾可以在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中消除掉，這個意見顯然是不正確的。隻要還存在著主觀和客觀的矛盾，還存在著先進和落後的矛盾，還存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那末，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也就還將存在，還將經過各種各樣的形式表現出來。人們是在社會中生活著的，也就會在各種不同的情況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個社會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會是每個人都是完滿無缺的。那個時候，人們本身也還將有自己的矛盾，還將有好人和壞人，還將有思想比較正確的人和思想比較不正確的人。” 這些思想，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澤東的多次講話裏，特別是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開和發揮。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在毛澤東的主持下，經過反複修改，日臻完善。這篇文章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不是把斯大林問題作為一個偶然的、個別的現象來看待，而是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這樣的高度來分析，來認識；不是追究斯大林的個人品質和個人責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錯誤放在特定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全麵公正地評價其功過是非。正由於有這樣的清醒認識和科學態度，蘇共二十大在斯大林問題上引起的國際風波，不但沒有幹擾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反而進一步推動了他的思想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
對《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這篇文章，毛澤東是很滿意的，在四月四日最後一次討論修改稿的會議上，說了一番意義深遠的話。他說：發表這篇文章，我們對蘇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確的但也是初步的態度。議論以後還會有，問題在於我們自己從中得到什麽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問題，我幾年前就開始考慮。先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考慮怎樣把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後來又在建設上考慮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蘇聯的拐杖，不像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搬蘇聯的一套，自己根據中國的國情，建設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該從各方麵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其實，我們過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獨創。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像過去那樣迷信了”，這些，也正是貫穿在《論十大關係》中的基本精神。毛澤東在指導起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過程中，提出的許多重要思想被吸收到了《論十大關係》之中。《論十大關係》從總結中國建設經驗（以蘇聯為鑒戒）方麵，《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則從總結國際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方麵，為中共八大的召開作了思想理論的準備。
第四節 準備八大
為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中共中央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作了長時間的充分而周密的準備工作。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國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開八大的決定。會議一結束，八大的各項準備工作便開始了。
八大的兩項重要準備工作，起草政治報告，修改黨章和起草修改黨章的報告，都是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總結講話中，專門就修改黨章問題講了兩段話。他說：
“現在黨章草案已經發給省委、市委和區黨委去討論了，請你們在這上麵多提意見。我認為，黨章確實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沒有紀律是不行的。但是紀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礙創造性的發揮，這樣的紀律是不好的，應當不要。
“中央究竟是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也請你們討論。少奇同誌提出設幾個副主席，現在的這個黨章草案上是說設一個副主席。還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設常任代表有什麽好處呢？就是可以一年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製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采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這還沒有寫到黨章草案上去，提出來請大家考慮，看是否可以。”
這些都是毛澤東為加強和改進中央領導體製所采取的重要舉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澤東就提出中央領導分為一線二線、自己退居二線的設想。當時還就是否增設中央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在黨內征詢過意見。但由於高崗、饒漱石借機發難反黨，這個意見隻好暫時擱置起來。到準備八大的時候，才又重新提出，並且得到大家一致滿意的解決。毛澤東解釋說：這樣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大家都負一點責好”。
起草政治報告，是八大準備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報告的指導思想是什麽？這是首先要定下來的。原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是以反對右傾保守為指導思想。劉少奇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座談會上，傳達毛澤東關於準備召開八大的指示時，是這樣說的：八大的準備工作，談話時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十五年並且爭取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
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況有了變化，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提出一係列新思想，八大政治報告隨之確定以《論十大關係》為指導思想。
政治報告重點是經濟建設。這一點，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及其他中央領導人，認識上都是明確而一致的。毛澤東後來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到八大政治報告時說：“這一次重點是建設，有國內外形勢，有社會主義改造，有建設，有人民民主專政，有黨，報告裏麵有這麽幾個大題目，都可以講。但是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這個報告的主要部分，三萬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講建設。”
從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這一個多月裏，毛澤東對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傾注了極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來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經過毛澤東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八大政治報告的整個修改定稿過程，洋溢著民主商量的和諧氣氛。工作的節奏是緊張的，又是有條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澤東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談到八大文件的修改過程時說：“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麽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完全是講道理的，不講什麽人，對事不對人。”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毛澤東先後在中南海勤政殿、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一、二、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對大會的有關事項作出決定。這次全會，為順利召開八大作了各方麵的準備。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對提交全會討論的八大議程等六個文件作了說明。毛澤東多次插話。在講到八大政治報告時，毛澤東說：政治局準備公推少奇同誌作政治報告。現在的報告稿子九萬字，能夠縮減三分之一就好。請大家首先對大勢提一些意見，看大局部分是完全要不得，還是勉勉強強，還是大體可以，還是有些要修改。劉少奇表示：毛主席講至少要縮減三萬字，我看很有必要。
關於大會發言，毛澤東提出：可以組織一些短稿子，比較生動。對工作要有批評，要有自我批評，要有分析，五分鍾的發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們開一次會議沒有批評，淨講一套歌功頌德，那就沒有生氣，那無非隻有一個“好”字就行了，還要多講幹什麽？但不是說，每一個稿子一定要批評什麽東西，如果沒有批評根本就不許講，那也不好。
九月十三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全會第三次會議。這時，離大會開幕僅有兩天，大會的所有準備工作就要結束了。
毛澤東先講了一下文件準備情況和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預選情況。他說：大會的幾個主要文件大體上都準備好了。根據預選的統計，大家基本上造成中央提出的名單。現在，中心轉到發言問題。所有同誌都要注意這個問題。發言要精彩，生動，多樣性，還要短。要有內容，要有表揚，有批評，有成績，也有缺點，有解決的辦法，不要千篇一律。這個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報告，原來是十萬字，一砍就是四萬多字，現在不到五萬字了。所以，文章可以這樣寫，也可以那樣寫，可以第三種寫法，也可以第四種寫法，如果我們的發言稿能有比較高的水平，我們這個會議就會開得好。現在，這幾個文件是相當有水平的，選舉也會選舉得好。文件是大家參加意見，集體創作。這樣，大家也都有精神準備。沒有精神準備，就要強加於人。我們對黨外人士也是這樣。我們每個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綱領》和後來的憲法，土地改革法，農業合作社章程，都是經過了長期的醞釀的，根據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為什麽我們通過一個東西總是大家舉手？人家莫明其妙，“這不是強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劉文輝都舉了手。這不是偶然的，這是事先聽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講通了，這樣辦事辦得快，步伐比較整齊，就團結統一了。
會議對政治報告和其他幾個文件進行討論後，基本通過。
接著，討論選舉問題。毛澤東著重就設幾個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講了話。
他說：“上一次也談過，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誌，恩來同誌，朱德同誌，陳雲同誌。另外，還準備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準備推舉鄧小平同誌。四位副主席和總書記的人選是不是恰當？當然，這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由中央委員會去選舉。但是要使代表們與聞，請你們去征求征求意見，好不好？對於我們這樣的大黨，這樣的大國，為了國家的安全、黨的安全，恐怕還是多幾個人好。”又說：“黨章上現在準備修改，叫做‘設副主席若幹人’。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誌。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誌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隻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末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設總書記完全有必要。”
毛澤東又談到自己，並建議設立名譽主席的職務。他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誌半個（不包括恩來同誌、陳雲同誌跟鄧小平同誌，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的工作的，我們不能登台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隻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麽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幹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麵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於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台演說，就不行了。同誌們也很關心我們這些人，說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這種輿論是正確的。那末，什麽人當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來書記處的幾個同誌。這並不是說別的同誌不可以當主席、副主席，同誌們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習慣，暫時就是一個主席、四個副主席。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誌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幹事呢？照樣幹事，隻要能夠幹的都幹。”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八大通過的黨章，增加了一條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
在談到由鄧小平擔任總書記職務時，鄧小平表示：“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毛澤東說：“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讚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麽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
在討論中間，陳雲曾表示，他當副主席不適當，可以不必加他。為此毛澤東也特地講了一段話：“至於陳雲同誌，他也無非是說不行、不順。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後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雲同誌行。至於順不順，你們大家評論。他是工人階級出身，不是說我們中央委員會裏工人階級成分少嗎？我看不少，我們主席、副主席五個人裏頭就有一個。”
最後，毛澤東說：“請你們在代表裏頭醞釀一下，因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個整個的名單，要一道選。至於常委，準備就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這不是說別的人不可以當常委，別人也可以，因為要提一個就可以有第二個，還可能有第三個，所以暫時用這麽一種辦法。這就是把過去的書記處變成常委，隻是比過去多了一個總書記。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人數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十幾個人。很多事情要在那裏處理，在那裏提出議案。政治局委員的名額也要擴大，不是十三個，要擴大到二十人左右。因為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是一百七十人，也許一百七十幾。看是不是可以這樣安排？今天不作決定。”
透過毛澤東這篇講話和講話的氛圍，人們會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共產黨是堅強團結的，黨中央是堅強團結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是堅強團結的，就像《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裏所說的，“團結全黨同誌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
中共七屆七中全會至此結束。
第五節 召開八大`
在七中全會召開的同時，八大預備會議也從八月三十日起，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八月三十日晚，八大預備會議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
毛澤東主持會議並講話。在對會議議程作了說明之後，接著就八大會議的目的和宗旨、繼承黨的傳統、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等問題，發表了意見。
毛澤東說：“這次大會要解決什麽問題，達到什麽目的？總的說來，就是總結七大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鬥。”
在談到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時，毛澤東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內趕上和超過美國的設想。他說：“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麽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關於繼承黨的傳統，毛澤東提出：“這次大會應當繼續發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麵和作風方麵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官僚主義那個東西我今天不講，隻講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他說：“現在，我們反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斯大林為什麽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現在我們的工作中還經常有許多這樣的事情。主觀主義就是不從客觀實際出發，不從現實可能性出發，而是從主觀願望出發。”“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並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談到反對宗派主義，毛澤東說，特別值得談一下的，就是要團結那些跟自己作過鬥爭並且證明鬥爭得不對的人。他說：“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扭的，跟自己作過鬥爭的，自己在他麵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從前我講過，對於任何有缺點的人，犯過錯誤的人，不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幫助他改，一為看，二為幫。”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毛澤東首先肯定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在任期內的工作成績，沒有辜負七次代表大會的委托。隨後，對選舉在曆史上犯過重大錯誤的王明等人為中央委員，作了說明。他說：“我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麽呢？這是表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別。”“七次大會的時候，我們說服了那些同誌，選舉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後這十一年來，我們有什麽損失沒有？毫無損失，並沒有因為選舉了王明、李立三，我們的革命就不勝利了，或者遲勝利幾個月。”
對待犯錯誤的包括犯過路線錯誤的同誌，采取這樣的方針，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定下來的。八大開會期間，毛澤東曾向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團團長喬治烏－德治介紹了這個經驗，還舉了李立三的例子，他說：李立三“前幾天在會上的發言，很受外國同誌的歡迎，民主人士聽了很欣賞，犯過錯誤的同誌聽了也高興。他的錯誤也有破壞作用和教育作用的兩麵，現在剩下來的也隻有教育作用的一麵了”。“我們曾和蘇聯同誌談過，如果過去對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趕走他們和槍斃他們的辦法，而仍留他們在黨內，仍選舉他們做中央委員，是否會更好一些。蘇聯同誌也認為恐怕會更好一些。”
這裏所說的蘇聯同誌，就是米高揚。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揚來華訪問時，對他說的。八大期間，他們兩人再次相會，毛澤東又談起對黨內犯錯誤的人采取什麽態度的問題。米高揚回顧了七年前的那次談話，他說：“您方才講的對待犯錯誤的人應該采取的這種正確的態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來中國時，就曾經聽您說過。當時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蘇聯後，曾經一字不掉地對斯大林講過，我當時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當我說完了以後，斯大林並不作聲。他的辦法同您的相反，他雖未說話，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為然的。”
總之，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對於開好八大，像七大那樣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動員作用。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預備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先由陳雲對七屆七中全會通過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作說明。會議同意陳雲的說明，通過了這個名單。
接著，毛澤東再次發表講話。重點講經濟建設和中央委員的選舉。他說：
“現在是搞建設，搞建設對於我們是比較新的事情。早幾年在中央範圍內就談過，我們希望建設中所犯的錯誤，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那麽多、時間那麽長。我們搞建設，是不是還要經過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麽多筋鬥呢？我說可以避免栽那麽多筋鬥。因為過去栽筋鬥主要是個思想問題，是不認識、不覺悟的問題。
“搞經濟，我們也有了一些經驗，現在搞這些新的科學技術我們還沒有經驗。安排經濟，對人、對資本家、對民主黨派、對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比較學會了，我們有二十二年根據地的經驗。世界上新的工業技術、農業技術我們還沒有學會，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六年的經驗，學會了許多東西，但是從根本上說，我們還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來學會更多的東西。
“我們要造就知識分子。現在我們隻有很少的知識分子。舊中國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隻有十萬，我們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到那個時候，我們在這個方麵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經驗，有了很多的科學家和很多的工程師。那時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
人們還曾記得，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講過的那段著名的話：“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曆史的新時期。”又曾記得，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澤東在知識分子會議上，號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以求經濟上的獨立和科學上的獨立。現在，根據已經迅速發展了的客觀形勢，毛澤東沿著這樣的思路又前進了，他認為黨的中央委員會應該有許多科學家和專家，以適應全麵經濟建設的要求。
接下來，毛澤東又談到增強黨的團結問題。他說：“黨內的關係如何，關係極大，關係到能不能團結全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所以，這一次的大會有一點跟七大相同，就是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他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曆和體驗，教育黨的高級幹部要正確看待自己，正確對待受到的冤屈。他說：“對於那些冤枉和委曲，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麽‘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麽個世界，要那麽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有。我是這麽看，也許我比較悲觀。有那麽一些人非常樂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點矛盾也沒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觀主義，就要犯錯誤。那些人並不是跟我們前世有冤，今世有仇，從前都不認識，他為什麽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後來證明，政策問題上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除開極個別的別有用心鑽到黨內來破壞的敵對分子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不管他犯的錯誤怎麽嚴重，哪怕是路線錯誤，也隻是思想不對頭。既是思想問題，那末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就是整風學習的問題，討論研究的問題。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麽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應該說，我們黨的七大的選舉，七大以後到現在，黨內是比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誌說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誌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點不公平都沒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
最後談到對中國共產黨的曆史評價。他說：“應該肯定，我們的中央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我們的黨能夠領導民主革命，這已經在曆史上證明了，又能夠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現在也證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勝利了。我們黨能夠領導經濟建設，這一點還沒有完全證明，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現在我們已經差不多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了，連恢複國民經濟的三年，搞經濟建設也有七年了。根據我們在革命時期自己的覺悟，即覺悟到過去犯的錯誤是什麽，後頭改正錯誤應該怎麽改法，現在我們雖然還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殘餘，這些東西是可能減少的。完全肅清很難說，肅清了還會有，但是可以減少，可以大為減少。”
中共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議，在團結、和諧、生動活潑的氣氛中結束。八大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大會就要正式召開了。
大會前夕，毛澤東還作了一項重要的準備工作，那就是八大開幕詞的起草。
八大開幕詞，毛澤東寫過兩次稿子，但都沒有寫完。
毛澤東自己起草的兩次稿子，內容大致相同，雖然沒有寫完就放棄不用了，但是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
比如，關於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所需要的國際國內條件，他寫道：“大家知道，要將一個在經濟上文化上都落後的農業國，改變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式的工業國，需要許多的條件，例如人民群眾的擁護，社會製度的改革，國家的鞏固，黨的鞏固，統一戰線的鞏固，等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條件。除了這些條件以外，我們還需要一些什麽條件呢？我們還需要時間，還需要和平環境，還需要朋友幫助。”
又比如，關於實現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時間，毛澤東作了兩個估計。一個是實現初步工業化的時間，另一個是接近或趕上世界上工業最發達國家的時間。他寫道：“到那時，即到一九六七年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工業產值將占百分之六十幾，農業產值將占百分之三十幾，這樣我國就可以說基本上有了現代工業了，就可以說初步地工業化了。但是我國是一個具有六億人口的國家，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萬人計算，那時將有七億幾千萬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項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來說，我國要進一步工業化，要接近或者趕上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那就需要幾十年才有可能。”
這是毛澤東當年思考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分兩步走的構想。第一步，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實現初步工業化。第二步，再用幾十年的時間接近或趕上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又比如，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基本分析，毛澤東寫道：“為了建設還需要有一個和平環境，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們認為是可能的。當然，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認為，隻要世界上的壟斷資本存在一天，戰爭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方麵。但是還有另一方麵，即製約戰爭的因素現在已經強大起來，並且還會繼續增強。這些因素中，第一個，是以蘇聯為首具有九億人口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第二個，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第三個，是西方國家的革命的和反對戰爭的工人運動的發展。第四個，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或者有強大壟斷資本存在的國家，對於戰爭的態度是不一致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很多的利害衝突。社會主義陣營，民族解放運動和西方世界的人民運動這三個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是互相支援，互相為同盟軍的。我們還可以利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利害衝突，作為間接的同盟軍而為和平服務，使對戰爭最感興趣的美國好戰分子處於孤立地位。……這樣看來，需要一個持久的和平環境，並且願意為和平事業努力，爭取避免再發生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們，占了人類的大多數，這種趨勢還會發展。這樣就製約了戰爭趨勢，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戰不容易打起來。”
毛澤東起草的這兩個未完成的開幕詞講稿都圍繞著一個主題：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這就是八大政治報告的主題，整個八大會議的主題。
毛澤東要田家英起草，囑咐說：“不要寫得太長，有個稿子帶在口袋裏，我就放心了。”
田家英寫出一個初稿。毛澤東比較滿意，親筆作了多處重要修改和補充，然後讓楊尚昆送給有關的人審閱修改。 吸收了大家的意見，稿子改得越來越好，毛澤東滿意了。
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和發言稿，從來不讓別人代筆，都是親自動手。八大開幕詞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別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見、並經毛澤東本人加寫了許多重要內容，而形成的一個集體創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下午二時，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政協禮堂隆重開幕。
在熱烈的掌聲中，毛澤東宣布中共八大開幕，並致開幕詞。
毛澤東在開幕詞裏，開宗明義，指出：“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
毛澤東強調指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係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在我們的許多同誌中間，仍然存在著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於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誌進步的。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全麵經濟建設的高潮，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必須善於學習”的號召。
他說：“我們現在也麵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要把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麵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於學習。要善於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要善於向各人民民主國家學習，要善於向世界各兄弟黨學習，要善於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於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毛澤東的開幕詞，總共不到三千字，鼓掌達三十二次之多。整個會場，充滿了熱烈、激動的氣氛。人們普遍感受到，中國曆史上一個新的和平建設時期已經到來。
九月十五日，毛澤東致開幕詞之後，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
劉少奇的報告，總結了七大以來，特別是建國後七年來的基本經驗，根據新的形勢，提出黨的基本任務和一係列的新的方針政策。整篇報告貫穿著《論十大關係》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
報告說：“我們黨現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報告宣布：“改變生產資料私有製為社會主義公有製這個極其複雜和困難的曆史任務，現在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 “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
報告還提出，為了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形勢，要進一步擴大民主，健全法製，著手係統地製定比較完備的法律。
關於台灣問題，報告提出：“我們願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後。”這是在黨的正式文件裏首次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特別引人注目。
關於對外關係，報告聲明：“我們準備同一切尚未同我國建交的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我們以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和平共處政策不排斥任何國家。對於美國，我們也同樣具有同它和平共處的願望。”
八大政治報告，集中了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在曆史轉變時期，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出的許多新的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匯集了全黨的智慧，達到了當時可能達到的最高認識水平。
九月十六日，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同七大的時候相比較，中國共產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它已經處於執政地位。由此，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不能不把執政黨的建設問題放在中心的位置。
報告分析了黨在執政的情況下所麵臨的種種新的考驗，突出地提出反對官僚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的問題，認為它必然會發展成為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指出：“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誌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結果，必然發展主觀主義” 。“執政黨的地位，還很容易在共產黨員身上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有一些黨員，稍稍有點工作成績，就自以為了不起，就看不起別人，看不起群眾，看不起黨外人士，似乎當了共產黨員，就比非黨群眾高出一頭，有的人還喜歡以領導者自居，喜歡站在群眾之上發號施令，遇事不願意同群眾商量。這實際上是一種狹隘的宗派主義傾向”。報告指出：“針對著這種情況，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鬥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
反對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是毛澤東多年來抓住不放的一個問題。他認為，在黨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後，開展這方麵的鬥爭，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不論是毛澤東的開幕詞，劉少奇的政治報告，還是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都集中地批評了這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思想作風。這正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半年後，於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全黨整風的初衷。
在修改黨章的報告裏，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顯而易見，這同借鑒蘇聯的教訓有直接關係，如果把報告中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拿來同毛澤東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中加寫的有關內容相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修改黨章報告裏的這些話，同毛澤東加寫的那些話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是以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而載入中國共產黨史冊，稱著於世的。到中共八大，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作出這一決定的，不是任何別人，正是毛澤東自己。從一九四九年起，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一些重要文件時，都把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地方刪去，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或者就隻用“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1954年12月19日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政協工作時曾說：“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並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專門發出一個通知。通知說：“毛澤東同誌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誌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在審定這個通知稿時，還加了一句話：“在寫文章做演講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誌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誌的著作’等字樣。”
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實際指導作用，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不論是黨內還是在黨外，當時也沒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問。而且，毛澤東在全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
鄧小平報告後，周恩來作了關於發展國發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
大會對三個報告進行了熱烈討論，一致同意這三個報告。
大會結束前，有一項重要議程，就是通過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這個決議是在毛澤東主持下，由陳伯達、胡喬木負責起草的。
毛澤東對決議起草工作非常重視。他多次約陳伯達、胡喬木談決議修改問題。九月二十四日晨五時，毛澤東致信楊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團團長和各小組組長，立即閱讀決議草案，並於當天下午二時以前，各個小組開會討論一次，由秘書處將修改意見匯總送交胡喬木，再作修改。二十六日晚，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大主席團常委會，討論政治報告決議草案和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會議從晚上十點半開到次日淩晨一時五十五分。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即在常委會剛剛通過的決議草案的封麵上寫給胡喬木一個批語：“照此付印，付翻譯。我在第五頁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國家’幾個字。”時間是九月二十七日晨二時。
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大閉幕會上，一致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
第六節 會見兄弟黨代表
八大期間，毛澤東會見了一批出席大會的兄弟黨代表團，同他們進行了坦誠友好的交談。據不完全統計，共會見了二十九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其他工人政黨代表團。
會見都安排在下午，地點是政協禮堂主席團休息室。每天下午一般是兩次會見，有時是三次。一次會見，少則一個多小時，多則三個小時。會見結束後，又常常接著召開八大主席團常委會和各代表團團長會議，直至深夜。這樣緊張而繁重的工作，對於年過花甲的毛澤東來說，如果沒有充沛精力，是不可想象的。看了當年那些會見記錄，會深深地感到，毛澤東的思想是那樣的敏銳機智，思路是那樣的清晰，知識是那樣的淵博。當他問起對方國家的情況時，你又會看到他是多麽如饑似渴地想知道外部世界的一切。
會見談話的內容十分廣泛。從總結斯大林錯誤的教訓到探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話題。
九月十八日，毛澤東會見以波立特為團長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
毛澤東從蘇共二十大談到斯大林問題。波立特說：“你們那篇文章⑥是共產主義運動中關於斯大林問題的最好文章，是對共產主義的偉大貢獻。”
毛澤東說：在那篇文章中，我們指出了斯大林犯錯誤的曆史的、社會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這次劉少奇同誌的報告中，雖然沒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對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作了說明，主要原因是認識不符合實際，其他原因是次要的。為什麽列寧沒有犯錯誤呢？“當時蘇聯受到帝國主義的包圍，白軍的叛亂，他麵臨的問題更為困難，更為複雜，但是他並沒有犯錯誤。到了斯大林時期環境更好了，斯大林卻犯了錯誤。在斯大林時期，階級沒有了，社會已進入了沒有階級的社會，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舊社會的時代。我認為這樣才能夠解釋他的錯誤，即是認識的錯誤，認識不符合客觀實際。”
毛澤東把話題轉到中國。他說：“我們的勝利隻有七年。我們的政權專政的職能，即對反革命分子的專政，隻剩百分之十了。由於沒有這樣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專政的範圍縮小了。”“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生產力首先需要人。要人們不恐慌，要黨內不恐慌，要民主黨派不恐慌，要全國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護生產力。”
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對斯大林的錯誤根源作了分析。他說：
“蘇聯在階級消滅以後，當國家機構的職能喪失了十分之九時，當階級鬥爭已經沒有或已經很少的時候，仍找對象，大批捉人殺人，繼續行使它們的職能。”“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這時階級鬥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鬥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鬥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
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同以烏布利希為團長的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團會見。
烏布利希向毛澤東表示感謝：“第八次黨代會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不僅了解了中國，並且對我們是一種鼓勵和支持。你們在經濟、哲學問題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澤東：“要互相參考。隻可參考，不可硬搬，好像我們不能硬搬蘇聯一樣，硬搬就危險，我們曾經硬搬而吃了大虧。”
烏布利希：“我們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同。”
毛澤東：“方向是一個，內容是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共產國際很長時期犯了很大錯誤，把我們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產國際解散了，就搞出一個新中國來。我們不是不相信馬列主義，而是更相信了。共產國際搞教條主義，情報局又搞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就不是馬列主義。”
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會見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
在國際共運中，中國共產黨與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有過類似的命運，即都受過斯大林錯誤的損害。毛澤東坦率地談了自己對斯大林的看法，讚成對斯大林錯誤進行批評。他說：“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
毛澤東從斯大林的錯誤，又講到共產黨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問題，即所謂的“父子黨”關係。他說：“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現在我們反而為它鬥爭了。是父子黨，還是兄弟黨？過去是父子黨，現在有些兄弟黨的味道了，但也還有些父子黨的殘餘。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殘餘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蓋子以後，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現在有點反封建主義的味道。由父子黨過渡到兄弟黨，反對了家長製度。那時的思想控製很嚴，勝過封建統治。一句批評的話都不能聽，而過去有些開明君主是能聽批評的。你們南斯拉夫想來也有過這樣的君主，別人指著鼻子罵他都行。資本主義社會就比封建時代進了一步，美國兩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相互罵架。”
毛澤東接著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想些辦法。當然，沒有集中和統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誌統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能實現工業化，能對付帝國主義。但這也有缺點，就在於使人不敢講話，因此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我們政治局的同誌都在考慮這些問題。”
事實確是這樣。比如在早些時候，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來在講民主和專政的關係時，就涉及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專政的權力雖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但這個權力是相當集中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蘇聯的曆史經驗可以借鑒。所以我們要時常警惕，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這一點更帶有本質的意義。”
毛澤東從蘇聯的教訓以及中國自己的情況中，已經看出，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集中統一過多而民主不夠的問題，他很想改變這種狀況。集中和民主，作為一對矛盾的兩個方麵，如何把它們統一起來，達到比較完滿的結合，創造一個理想的政治局麵，這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已進入新的曆史時期以後，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毛澤東還應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國的前途問題。他這樣說：“關於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現在已不存在障礙中國發展的力量。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將來這種狀況會改變的，可是這已不是我這一輩的事，也不是我兒子一輩的事。將來要變成什麽樣子，是要看發展的。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後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當然即便不好總不會像蔣介石時代那樣黑暗，是辯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展下去。”
九月二十六日，大會閉幕的前一天，毛澤東會見了於哥夫率領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代表團，他問客人：“你們覺得這個會怎樣？”
於哥夫答：“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值得我們研究。”
毛澤東說：“時間開的太長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總結一些經驗。十一年時間是很長，鬥爭很豐富。”又說：“這次大會的空氣，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設工業。” 這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對八大的一個總評價。他突出了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
十月一日晚，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興致勃勃地觀看焰火，回到住地，已經十點多鍾了。稍事休息後，又在頤年堂會見了杜克洛率領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團，他們一直談到次日淩晨二時三十五分。
毛澤東問客人：“你在中國還要呆一陣？”
杜克洛：“去廣州、上海，返北京後回法國，滿腦子裏裝滿了你們的東西。”
毛澤東：“中國是未被開墾的處女地。”
杜克洛：“有意思的東西很多。”
毛澤東：“中國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艱苦的任務。”
杜克洛：“中國人民的力量超過了這些任務的重荷。”
毛澤東：“從落後的經濟基礎上建設工業化國家，並不容易。你們是先有了工業和無產階級，再革命，等到你們革命勝利了，東西是現成的。我們就不同。”
毛澤東看到了經濟落後的國家搞工業化十分艱巨。接著，他問杜克洛：“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幹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很久還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計？”
杜克洛：“這樣的情況比一般人想象的會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產。”
毛澤東：“技術和裝備出口的可能性怎樣？”
杜克洛：“法國資本家也很著急。”
毛澤東：“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說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並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
杜克洛：“現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轉彎抹角地搞一些，不過美國還在阻礙。”
毛澤東：“現在瑞典已經答應替我們設計、裝備、安裝造紙廠。”
杜克洛：“我們在這方麵可能做些推動的工作。”
毛澤東：“請幫助。”
主要由於美國的阻撓，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中法建交後，毛澤東的這個願望才逐步實現。但從這個對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對於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的急迫心情。目的就是為了加快工業化，盡早改變中國的落後麵貌。
毛澤東在上述一係列的談話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可以看作是對八大路線的理論闡發，對八大政治報告的重要補充。在中國已進入新的曆史時期的時候，他沿著這樣的思路繼續探索。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樣，是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了史冊。這次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提出了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總任務。如果說，七大是黨的曆史上以革命、勝利為主題的一次代表大會，中共八大則是黨的曆史上第一次以社會主義全麵建設為主題的代表大會。
與七大相比，中國共產黨這時所麵臨的形勢和任務都是全新的，對於社會主義全麵建設，既缺乏必要的經驗積累，也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在前進的道路上，還必然會遇到種種困難，發生許多難以預料的突發事件，包括國內的和國際的。這些情況決定了八大以後的道路，將是一個艱難探索的過程，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但是八大的主要功績和貢獻在於，它宣告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基本確立，宣告了社會主義全麵建設新時期的開始，製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在中國的曆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第二部分對原文的評論
這些年來，一些人熱衷於宣傳一種奇談怪論，說什麽在黨的八大會議中存在著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一條是以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另一條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錯誤路線。這種謬論的廣泛宣傳，欺騙了不少的人。
王光美在《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中說：“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全國解放之後，全黨工作中心應轉到經濟恢複和發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上，他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堅持五種經濟成分共存。1956年，全黨一致通過，將其寫入《黨章》。八大結束之後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少奇說：八大關於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少奇十分震驚，隻回答：‘呦，《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麽辦?’毛主席在八大前和會議期間從沒有提出過異議，現在的意思再明確不過了，意味著全黨工作中心仍是階級鬥爭，而非經濟建設。24年風風雨雨，一直就沒有離開過以階級鬥爭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核心分歧點。1980年，黨的十二大召開，我們黨終於又把少奇以一貫的行動所堅持的這一中心，正式寫入《黨章》。實踐證明，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與君同舟風雨無悔之二）
按照王光美的說法，我黨在八大會上就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堅持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錯誤路線；一條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路線。毛澤東反對八大的正確路線，劉少奇堅持八大的正確路線。
鄧力群在一九九九年《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講話（一）》中，對王光美的這段話作了這樣的評論：“這段話很值得注意，文章不長，對曆史的表述，說得客氣一點是混亂的。但是意思卻是非常明顯的：爭論的核心，毛澤東隻搞階級鬥爭，劉少奇一貫主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抑毛揚劉，非常鮮明。通俗地說，就是提高劉少奇，貶低毛澤東。究竟站不站得住，我看還得從曆史的敘述中來說明這個問題。據我看，用貶低毛澤東的辦法來提高劉少奇，其結果劉少奇提高不了，毛澤東也貶低不了。雖然是一個人的文章，但讚成這種意見的、寫這樣一類文章的大有人在。很有必要認真對待，還曆史以本來的麵貌。不能夠讓這些人篡改我們國家的曆史，篡改我們黨的曆史。”
肖冬連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采用了另外一種說法：“毛澤東提出，要以反對右傾保守作為準備八大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趁熱打鐵，把高潮從改造方麵推進到建設方麵。”“年初以後，在反保守的空氣下，又出現了急燥冒進傾向，引起周恩來、陳雲、劉少奇等的重視，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事實上改變了1955年底提出的以反右傾保守為中心的準備八大的指導思想。”
這種說法的意思很明顯，召開八大的指導思想有兩種：一種是毛澤東提出來的以反對右傾保守為中心；一種是周、陳、劉提出來的以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為中心。結果是後者代替了前者。
原書的這兩章用大量的事實說明：八大召開前，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和毛澤東主持撰寫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文章，是召開八大的基本指導思想。在八大的準備工作中，所有的大會報告和發言的起草工作，都是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進行的。在八大會議的進行中，毛澤東親自主持了各次大會並作了重要講話。在這種情況下，八大會議怎麽可能產生並存在另外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路線呢？
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八大會議是成功的，在我黨的曆史上是有貢獻的。當然，由於曆史的、實踐的局限，當時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都已經認識得很清楚了。
例如，政治報告中說的“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這是中國共產黨當時對國內形勢的一個重要判斷。但以後的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不準確的。如果說“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解決”，以後中國就不會存在和平演變、資本主義複辟的可能性問題，就不會出現蘇聯瓦解、東歐國家變色的問題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他說：
“蘇聯在階級消滅以後，當國家機構的職能喪失了十分之九時，當階級鬥爭已經沒有或已經很少的時候，仍找對象，大批捉人殺人，繼續行使它們的職能。”“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這時階級鬥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鬥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鬥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
這句話是在接見外賓時，針對蘇聯的情況說的。說斯大林的錯誤是誇大了階級鬥爭，從而搞了肅反擴大化，這當然是對的。說蘇聯“階級消滅”了，“階級鬥爭已經沒有”、“這時階級鬥爭已經完結”，“還要繼續進行階級鬥爭”等等，這種說法雖然不合乎蘇聯的實際情況了，但是，蘇聯在一九三六年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就是這樣宣布的。毛澤東在談到蘇聯問題時也隻能這樣說。這並不等於他對中國形勢的認識也是如此。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他曾明確指出：“中國現在既然還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就不會沒有各種形式的反對派。”“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否則不能鎮壓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建設起來也不能鞏固。”“隻要中國和世界上還有階級鬥爭，就永遠不可以放鬆警惕。”
而原文對這些認識都隻作片麵的闡述，並以此作為否定毛澤東後來發展了的繼續革命理論的依據。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原文對八大政治報告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論述。
原文說：
這個決議，經過集體討論和反複修改，是全黨集體智慧的又一個重大成果。
決議的核心，是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據此而作出的關於黨和國家主要任務的規定。
決議說：“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又說：“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正確地分析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明確提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在這個基本理論問題上，當時在中共中央核心領導成員中間，在全黨，認識上是一致的。
然而，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對決議中的一句話的提法表示懷疑。這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關於這件事情，參加決議起草工作的鄧力群有一個回憶，他說：“我記得，大概是（八大閉幕）兩個星期以後，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提出懷疑。他說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洲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比。陳伯達向我們傳達過毛主席講的這個意思。”
這一句話，在決議的曆次修改稿上都沒有，九月二十七日淩晨大會主席團常委會通過的稿子上也沒有，那是在大會閉幕式開會前臨時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澤東看過，就印發大會了。
據胡喬木後來說：“這個問題是陳伯達提出的，陳伯達找了康生，這時大會已經快閉幕了。他們商量了一個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陳伯達搬出列寧的《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這篇文章的一些話作為依據，說明先進的社會製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問題。然後我和陳伯達兩個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給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後，同意了。他說，好，趕快去印。”
“毛澤東提出異議的，隻是這一個提法，並不是對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基本論斷。後來他還作過這樣的表示：“先進的社會製度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雖然這句話說的不夠完善，但是得到了好處，並未發生毛病。” 毛澤東改變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以後的事。”
但是，據鄧力群在一九九九年《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講話（二）》中說：“大會通過後沒幾天，我們聽陳伯達、胡喬木其中一人說毛主席講，“這句話不妥當。這樣講，決議裏就看不到我們國家還有階級矛盾。原因是八大開會的時候全部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人家敲鑼打鼓，上街遊行表示擁護，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的問題就反映不到我們的頭腦裏來了”。他做了這樣的解釋，沒有責備。這是毛主席第一次講這個問題。也同時對劉少奇講這個問題，但沒說錯了要改要刪。”
從鄧力群的回憶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提出異議的，不隻是“先進的社會製度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一個提法，而是對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基本論斷有了新的考慮。
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呢？這個問題留到下麵再討論。
研究本章請結合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以下有關文章。
你學過曆史嗎?還是像張戎之流為換飯不惜丟掉人格?還是惡意編造謊言?
你想幹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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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寰球，
有幾個蒼蠅碰壁。
嗡嗡叫，
幾聲淒厲，
幾聲抽泣。
螞蟻緣槐誇大國，
蚍蜉撼樹談何易。
正西風落葉下長安，
飛鳴鏑。
多少事，
從來急；
天地轉，
光陰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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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洲震蕩風雷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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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 1870年均增長 -0.37%
1870 – 1913年均增長 0.56%
1913 – 1950年均增長 0.04%
1950 – 1978年均增長 4.9%
1978 – 2008年均增長 7.8%
根據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中國1820 – 2008年經濟發展的轉折點發生在毛澤東時期。
人口一億以上國家建國初期(60年)經濟(GDP,PPP)發展速度比較。
根據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國名 . . . . . 建國, .前30年, 年均增長, 後30年, 年均增長
中華民國 . . . 1911, 1913-1938, 0.66%, 1938-1950,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1950-1978, 4.9 %, 1978-2008, 7.8 %
日本(明治維新) 1867, 1870-1900, 2.4 %, 1900-1930, 2.8 %
印度 . . . . . 1948, 1948-1978, 3.6 %, 1978-2008, 5.8 %
印尼 . . . . . 1949, 1949-1979, 4.8 %, 1978-2008, 4.9 %
巴基斯坦 . . . 1947, 1948-1978, 4.4 %, 1978-2008, 5.1 %
孟加拉 . . . . 1947, 1948-1978, 2.0 %, 1978-2008, 4.6 %
美國 . . . . . 1776, 1820-1840, 4.0 %, 1840-1870, 4.3 %
蘇聯 . . . . . 1917, 1928-1948, 3.0 %, 1948-1978, 4.8 %
俄羅斯 . . . . 1991, 1991-2008, 0.94%
墨西哥 . . . . 1823, 1820-1870, 0.4 %, 1870-1900, 3.7 %
巴西 . . . . . 1822, 1820-1850, 1.8 %, 1850-1880, 2.0 %
尼日利亞 . . . 1963, 1963-1993, 3.7 %, 1993-2008, 4.2 %
注：因數據不全，計算區間與建國年份不完全一致。
各國建國前30年，重點是政權建設，製度建設，國防建設，如果加上戰爭及被封鎖，經濟發展相對後30年較低(中華民國例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後30年都是最快的.
為了那五毛錢，作者太費勁了。
毛澤東是曠古絕今的淫棍。
腦子進水!
這第一條，就是徹底破壞了中國人賴以維持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家庭！
毛澤東鼓吹階級鬥爭，什麽事情都要提高階級鬥爭的高度，要“與天鬥，與地鬥，與階級敵人鬥。”“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所以，即使自家人，也要鬥爭，尤其是對方可能有所謂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時候。而具體到底什麽是資產階級思想就沒有定義了，完全根據毛澤東自己的需要來隨時改變。
從延安整風開始，毛澤東就鼓勵手下揭發自己家庭成員的所謂問題，到了1949年以後，開始變本加厲，反右是一個高潮，到了文革，登峰造極，連老一輩革命家的家庭也難幸免，不說林豆豆舉報自己的父親林彪的事，即使今天唱紅打黑的那位，當年也是和家庭徹底劃清界限的。連錢鍾書的女兒，都不得不出來貼自己父母的大字報了。其實，對家庭的傷害，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老革命家，都是切膚之痛啊。而其造成的後遺症是，人們開始懷疑到底有誰可以相信，有什麽可以相信了。這個狀況延續至今，而且會延伸很多年啊。
漁夫覺得，毛澤東這種極為變態的行為可能和自己年幼時家庭的經曆有關係，從很多關於毛澤東家庭生活的描述來看，毛澤東幾乎大多數時間都沒有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家庭環境裏，即使在1949年掌權以後。這樣做的結果讓他自己的孩子也受到很大傷害，看看他最小的女兒李納的經曆就知道了。而毛澤東自己臨終時，他的孩子都不在身邊，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啊。作為一個父親而言，其實這樣是很可憐的，到死都不知道愛是什麽，更何況天倫之樂了。
這第二條，就是對中國文化和教育係統的大規模徹底破壞了。
先說一個1949年10月1日閱兵的故事，當時解放軍沒有空軍的，就若幹機架蘇聯援助的米格飛機，如果編隊飛過天安門的話，一會兒就沒有了。周恩來想了一個辦法，讓飛過去的飛機再繞一個圈子飛過來，這樣，廣場上的人就會看到很多飛機一直從頭上飛過，覺得有很多飛機了。但是，這樣做有一個前提，就是飛機不能飛的太低，否則看到飛機上的編號後會露出馬腳的。當然，也不能用太好的望遠鏡去看，看了後也會看到破綻的。可是，必須讓廣場上的人用肉眼看到飛機，並可以數得出飛過飛機的數量。說
這個故事的目的就是要說明。毛澤東當年讓大眾們識字的目的其實就是為了讓大家會數飛機，可是，決不能讓大眾知道可以用望遠鏡，更不可以知道從蘇聯進口了幾架飛機。所以這背後的數據就是絕密了。而且，最好讓大眾不知道其實每架飛機還有編號的。
回過頭來說文化和教育問題。毛澤東搞了一個簡化字運動，並試圖把漢字拚音化。雖然這些主張並不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來的，而是一幫留洋的中國最知名的學者們提出來的，而且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就提出來了。可是，卻是在毛澤東手上徹底實施的。這個行為徹底割裂了中國文化傳統，讓後輩在閱讀中國古籍時倍感困難，所以絕大多數都會放棄的，包括絕大多數大學生。拚音化的過程因為毛澤東自己都學不會，所以很幸運的擱淺了。現在，我們看到當年鼓吹簡化字乃至拚音化的學者們的懺悔了，可惜木已成舟，曆史從此改變了。而毛澤東自己卻從來沒有使用過簡化字，最近漁夫在看朱鎔基講話實錄時，看到朱鎔基其實也是寫繁體字的！當今人們抱怨學生的作文幹癟無趣的時候，看看台灣的文學作品就知道割裂與不割裂的差別了。如果會讀古籍的話，就知道毛澤東的很多行為在曆史上都有過的，不是什麽創新。不過當很多人不知道的時候，就變成所謂英明偉大了。雖然很多事後被證明是亂搞，其實曆史上已經證明就是亂搞，但是當時卻可以蒙蔽絕大多數人了。
漁夫覺得，幸虧有台灣，多少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原汁原味，不然的話，就是斷絕了。五茅們如果覺得不服氣的話，看看中文流行歌曲的詞吧，大多是台灣和香港的，有幾個是大陸的呢？
而1949年以後，毛澤東和周恩來主持了一場對高等教育係統的徹底破壞，把原來的教育係統，屬於英美體係的，徹底打亂了。這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院係調整，年輕的五茅可能連聽都沒聽說過。漁夫在前麵有一篇博文專門論及此事，很多網友也補充了一些例子，這裏就不贅述了。簡而言之，把原來的高校拆散，重新組合，而且教材改用蘇聯教材，學製也采用蘇聯製的，讓中國高等教育的水平一下子從亞洲的最高水平降到接近末梢了。許多教授被迫放棄原來的專業，而很多人則遭到了迫害。當然，除了大學以外，連中學也沒有放過，漁夫以後在專門論述這個話題。所以，當今中國的很多學校雖然還是頂著前人傳下的名牌，可是內裏全然不同了。
到了文革的時候，就是徹底毀滅教育體統了。這個五茅應該無法否認了吧。工農兵大學生，白卷英雄等等都是當年的著名案例，五茅們可以從數不清的博客網文中知道。實在不知道的，就在文學城裏看看漁夫推薦的博客。
毛澤東因為當年在北大作圖書管理員的經曆，讓他產生了對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的莫名仇恨，這個在新浪網有專文介紹，漁夫也不重複了。而這種仇恨導致了後來對知識分子的殘酷迫害，反右和文革都是瘋頂之作了。
現今的教育係統的種種積弊就是從1949年以來被破壞再重建，再破壞，再重建的過程。而因為現代的重建目的不是真正的為了中華民族，隻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統治，為了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雖然大家都知道共產主義是個什麽東西，也沒有幾個人會去相信。），所以，就變得畸形了。就像一幢大廈，如果不是為了讓大家安居的話，就會造的和央視的大褲衩一般，代價很高卻醜陋無比，雖然大家都知道這個CCTV大樓其實就是一個女人跪在地上撅著光屁股的姿勢，可是，因為是CCTV的大樓，就變得不能說的故事了。（五茅們應該都知道這個事情吧。漁夫就不把那張貼圖貼出來了。）
所以，漁夫覺得，教育體製在指導思想錯誤的情況下，隻會越改越糟的。現在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隻是當局還不肯承認，就繼續改吧。
毛澤東在新的教育體係裏開始灌輸“恨的教育”，這是中外曆史上罕有的（當然社會主義獨裁國家都有的）。我們先是被教育恨美帝，（至今很多人還是這樣莫名地恨美國的。），接著恨蘇修。還要恨日本人（日本鬼子），八國聯軍，恨舊社會，恨孔夫子（那個時候叫孔老二），恨自己的父母，如果他們不是共產黨一路人的話。還要恨自己的祖先，為什麽不要一點參加革命。家裏有點資產也要恨，家裏有美女也要恨，家裏有什麽美的東西都要恨。連地裏的鮮花都要恨，因為美麗鮮花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反正除了不要恨毛澤東，其他的都可以恨，都要恨！結果菩薩，上帝，耶穌，安拉，等一切諸神，老子，孟子等諸子百家全在被恨之列了。
所以，當文革起來的時候，紅衛兵小將們發狠了，因為他們充滿了階級仇，民族恨，所以他們的下手凶狠無比，雖然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為什麽。如今我們很多社會學家哀歎很多人沒有愛心，可是，有幾個人真正說到我們進行了幾十年恨的教育，如何來的愛心？當然，後來還有人加了“琺綸弓”，所以五茅們滿地撒潑地罵“輪子”，其實有幾個知道“琺綸弓”是怎麽回事呢，反正先恨了再說。
這個恨的教育在如今和以後會一直發酵下去，我們看到很多家庭的人倫慘劇，夫妻相殘之毒辣手段或許一部分可以用這個已經深入我們民族骨髓的恨的教育來解釋的。五茅們要是不信，捂著自己的胸口問自己，你受到的教育中，讓你愛了嗎？（千萬別說五講四美三熱愛）讓你愛哪個人了嗎？讓你愛的你真的愛了嗎？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民國的教科書現在那麽有歡迎，因為第一課就是人，一家人！最基本地要愛家人，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還要說滿地大愛，解放全人類，那不是扯蛋麽。
這個恨的教育讓很多老一輩革命及吃足苦頭了，當被自己的子女在大庭廣眾前猛扇耳光，高聲宣布永遠脫離家庭關係時，這對心理的打擊可想而知了。我想這可能也是老一輩革命家把毛澤東趕下神壇的一個原因吧。
而漁夫這裏還要說一個掌故，就是為什麽中國的醫學院的學位得不到國外的承認，在國外很多學醫的都是被迫從頭學起的，可是，沒幾個人知道為什麽，漁夫就再次揭開這個謎團吧。
在文革期間，因為毛澤東的外交路線，所以天下沒有什麽朋友，結果就去結交了一批亞非拉的窮兄弟。而非洲當年也是窮的叮當響，看到中國肯援手，當然高興了，有奶就是娘麽。毛澤東讓中國醫療隊去非洲支援，而非洲人就要求派人到中國學醫，毛澤東自然滿口應允了，這不是小菜一碟嗎。非洲人派了很多留學生到中國，但那個時候中國自己也是亂的一團，就把這些非洲留學生專門安頓到北京上海等高校的一個留學生樓裏，派專人給他們開小灶。而這些留學生大都是高幹子弟，哪有心思學醫呢，成天在這裏花天酒地的，找女人。五茅要說，那個時候沒有妓女的，是啊，沒有公開的，可是有暗娼的。很多人生活拮據，所以有賺錢的機會總有人願意冒險的。結果等到學完了，考試一考，都不及格，怎麽辦呢，革命優先，外交為重。結果上海的醫學院就發了文憑給這些非洲弟兄。
問題是這些人也不知好歹啊，回國後真的行醫了，結果看死不少人。這非洲兄弟國家一看，大凡中國畢業的醫科學生都是隻會操蛋的，那可怎麽辦呢，非洲兄弟還是自己人性命為重，就宣布凡是中國的醫科文憑概不承認！嗬嗬，這下中國人自己也沒想到，好心發個文憑還搞成這個樣子了。可是，這非洲國家都不承認的醫科文憑，你說西方國家還會承認嗎？從此以後，中國大陸的醫學文憑就沒人認了。所以呢，現在的醫學院都並入了其他的大學，原因就在於此呢。我想很多學醫的知道後可能真的要吐血了。五茅們這不是編的，家父就是文革後重返教育係統後取消非洲人文憑的成員之一。當時家父回家說及此事，氣得血壓都高了。很多人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可是，毛澤東年代就是那個樣子亂搞的啊！
五茅們喜歡糾纏工農識字班的事情，漁夫已經解釋過了，這種識字班的目地是讓原來不太明事理的趕快接上來，這樣就可以不用原來的老知識分子了，因為很多老知識分子對很多事情都了解，毛澤東搞個什麽歪招都知道其來龍去脈，所以毛澤東就需要那些隻會數飛機數量的人來幫他忽悠大眾。漁夫認識一些當年從速成班出來的幹部，所以知道後麵的原委。而一般五茅就知道上麵給的宣傳資料了。
其實，中國曆史上改朝換代的時候，一般都會續用專業人員，這樣代價最低，也最利於平穩過渡，而毛澤東則是有些不同，盡量不用原來的專業人員，或者在不得已使用一段時間後就立刻踢出，這也是造成1949年以後中國在許多方麵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下麵會繼續說到。
毛澤東的第三條壞事就是對中國民族產業的破壞，以至於中國經濟一路下滑，到毛澤東死的時候排到世界上的末幾位。最開始的就是所謂的公私合營，到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讓中國民族品牌在短時間內全部消亡，今天的老字號，幾乎全部都是國營的了，可是，有幾個是響當當的牌子呢，而且，在把老字號收到手以後，就想法把原主人弄走，甚至把人逼死。五茅不信的話，看看那些當年老字號的掌門人有幾個是在合營後還活過10年的，大多是在文革前就死了，幾個活下來的在文革中也幾乎被趕盡殺絕了。問題是這些老字號的掌門人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最優秀的企業家了，是一個國家的最寶貴的財富之一了。把這些專家搞死了，那麽，誰還能搞得好呢？不可能的，所以，後來的企業越搞越糟就是必然的了，等到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幾乎沒有企業家了，隻能依靠外資了。而且，當年很多人是因為相信共產黨會把國家搞好才留下的，結果反而被搞得家破人亡。這一點，看看關於宋慶齡的回憶錄裏就提到不少，還有回憶劉少奇的一些文章裏也提到的。可是，現在也不給這些人平反了，死了就死了，當然更不會把品牌和家產還給人家了。可當時說好是算股份的啊。現在哪個政府官員還會承認這一點呢？
上海的吳良才眼鏡店還要經典，吳良才的後人要求返還品牌，結果政府還給打了場官司，硬把這個牌子留在國營店裏，可是，又經營的不好，而吳良才的後人隻好再寫一個牌子，加上“吳良才第幾代”。其實，政府應該講講良心，把牌子還給人家才是改邪歸正，否則，就是強盜邏輯哦。問題是，你可以這樣強奪，有一天別人也可以這樣對你的呀。
我相信有些五茅的家裏也有些家產的，不信回去問問自己的長輩，當年是如何被合營掉的，當時到底是怎麽說的，（曾）爺爺或者（曾）外公又受到什麽待遇。回憶肯定是痛苦的，可是，想知道真相的話，就隻有這樣了。五茅可能有會說過去的就過去了，提它幹嗎，問題是過去的錯誤和教訓如果不知道的話，你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呢？我們不是一遍又一遍地犯相似的錯誤嗎？難道還不夠嗎？
還有一個副產品就是破壞了已經很成熟的師徒製度和技工製度，這本來對技術傳承，很重要的，可是因為要破壞舊的製度，連同這個也一起破壞了。漁夫因為在上海，對這個感受最深。如今，雖然當局也試圖恢複這種製度，可是，物是人非了。中國許多的特殊技藝在毛澤東時代徹底滅失了。
說說毛澤東拆掉北京舊城牆的故事吧，那個號稱是老北京的就聽仔細了，免得再做傻事。當年關於北京的規劃，梁思成林徽因提出一個很好的方案（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者。），可是毛澤東因為要砸爛這個舊世界，偏要按照蘇聯專家的方案，下令拆除北京的舊城牆，可是，就是拆城牆也需要人手啊，毛澤東就用了他慣用的人民戰爭，讓全北京的老百姓拿舊城牆的磚來蓋自己的房子，而且給予鼓勵。這北京的老百姓有幾個搞得清楚的，（雖然北京人都覺得自己的是天子腳下的，有一種莫名的優越感，其實都是一直當人家的奴才的，），一人一塊磚，很快就把老城牆給拆沒了。當時把梁林氣得，找彭真大吵，結果還被扣上右傾，反毛的帽子。眼睜睜地看著九百年曆史的城牆被拆掉了。如今。洛陽城裏上演的是同樣的一幕啊。五茅們，你們有種就去洛陽發飆吧。
毛澤東的破壞運動很多和拆北京城牆很相似的，破壞力極大，而且時間很短，後人看了隻有哀歎的分了。
五茅們會爭辯解放後我們還煉出鋼了啊，以前沒有啊。是的，1949年以後的確搞出很多以前沒有的東西，可是，這是自然現象呀，而以前有的，還是好的，後來搞沒了，才是有問題的。隻要國家不打仗，不內亂，不限製老百姓的思想和經驗交流，不對老百姓強取豪奪，不限製老百姓的創造力，什麽東西都會做出來的。比比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以後，哪個時代出產的東西多呢？肯定是後麵的了。如果看看台灣，不是也搞了很多新東西嗎？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不是也有很多新發明嗎？人家還出了一個高琨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呢。你說是誰的功勞呢？
至於大躍進，人民公社這種事，我就不用再說了吧（維基百科上都有的）。連這個都不知道的話，就買塊豆腐撞撞死算了（“藍風箏”應該看過了吧）。還做什麽五茅呢。
不過，可以說個大鍋飯的軼事。當年吃大鍋飯，就是大家不論幹什麽，都吃一個鍋裏的飯，而且不限量的。結果呢，飯不夠吃了。有人想出一個歪招，叫做蒸二次飯，就是把蒸熟的飯加水再蒸一次，這樣飯的體積就變大，幾乎是原來的2倍，而大家用原來的碗裝飯的話，就相當於少吃一半了。不過，這個飯吃了很容易餓的，而當時也沒有別的辦法，大家都這麽幹了。
還有一個故事就是文革期間，大搞憶苦思甜運動，漁夫也去聽老農做報告，結果老農講到後來說，我最傷心的一件事就是我媽在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死了，說著嗚嗚地哭起來了。下麵人眼睛突然全抬起來了，那個主持報告會的一看苗頭不對，立刻終止了報告會。這三年自然災害死了多少人，至今官方也沒有一個確切的數據，隻是間接承認了至少3千萬。漁夫和許多長輩聊過，隻要是現在70歲以上的，家裏在農村有多位親戚的，很多都聽說過餓死人的事情。小五茅們不信的話回去問自己的老一輩吧。
毛澤東做的另外一件壞事就是人口問題了，這個我想誰也否認不了了。而且，這件事的影響之大，可能要很多代人。就是五茅們，也是受害者啊。
毛澤東當年學蘇聯，搞什麽光榮媽媽，號召大家多生育，而當有人出來反對時，立刻把人家關起來，還開大批判會議，全國一起批什麽馬爾薩斯“人口論”，搞得其他人屁也不敢放了，結果呢，生了一大堆孩子出來，看看苗頭不對了，又趕緊搞什麽計劃生育，這下好了，全中國的人口結構徹底亂了，現在，我們隻能慢慢地等這個人口震蕩漸漸緩下來，可是，總有一個階段，人口比例大幅度失衡的，而現在的小五茅們，可能就是將來的受害者之一了，因為等你們大了以後，上麵全是老人，一個人要養5-6個老人，下麵還有一個或者半個孩子，就算平均6個人吧，這日子怎麽過呢？現在西方國家的中年人上麵平均大概是2-3個老人，下麵是一個孩子，就已經覺得很緊張了，勉強過個中產階級的生活吧。再加上兩個，肯定就是貧困戶了。
而漁夫覺得，毛澤東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從來不把老百姓的生命當回事的，動不動就說要死多少人，所以，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時代是各種天災人禍死難者最多的年代，幾乎當今世界上的大難人數首位都是中國的。五茅們不用爭辯說是因為人多，印度人也多，怎麽就沒有那麽大的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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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me a break!
有什麽鳥的功績!!!功績是看做了什麽有什麽效果。
--沒錯！怎麽說不著要，要看行動、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