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無小事:Zt過家鼎回憶中美《上海公報》擬定內幕
(2013-05-16 09: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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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家鼎回憶中美《上海公報》擬定內幕2011-11-29 作者:翻譯人生 瀏覽次數: 153 1971年10月,基辛格在首次秘密訪華之後第二次訪華。這是一次公開、同時也是至關重要的訪問,因為此行要為尼克鬆總統訪華擬定聯合公報。基辛格到訪後拿出了他們草擬的聯合公報草案,經過家鼎等人翻譯審定後送周恩來總理,周總理看後表示不能接受。過家鼎介紹說,這份草案沿襲傳統方式,以中美雙方作為主語,把一些一般原則都作為共同點寫上,而對雙方分歧采取了模糊處理。美方的意圖是以此顯示尼克鬆訪華的成果。周總理明確反對這種寫法。他耐心而坦率地向美方指出:實際上,中美雙方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完全不一致,在台灣、印度支那、朝鮮等一係列問題上分歧很大;如果聯合公報不把兩國的根本分歧說清楚,而雙方最終簽署了這樣一份既不說真話、又不打算遵守的陳詞濫調式的文件,那反而對中美關係不利。周總理主張,根據中美關係的實際情況,公報可以采取一種新的方式,即雙方首先闡明各自觀點、然後再敘述雙方共同點的這樣一種方式。麵對周總理實事求是的主張,基辛格隻好表示同意,但要求“措詞不要太尖銳”。接著,我方起草了一個公報草案,後來發表的《上海公報》就是在這個草案基礎上形成的。基辛格拿到我方的草案時,隻見中方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同時在每一段中方表述之後留出空白,讓美方表明自己的立場。基辛格當時“驚呆了”,在他的外交生涯中,還從未見到過這樣的聯合公報。但經過考慮之後,他接受了中方的公報模式。事後他承認,周恩來這種獨具風格的公報模式的確高明,因為“一份表明分歧的聲明可以使盟友確信,他們的利益得到了維護。”而在承認分歧的基礎上,“如果我們能尋找到一些共同立場的話,那將突出地表明,這些共同立場為堅持原則的雙方領導人所確信無疑。”他還說,“我們所帶的那份平庸的公報草案蘇聯人會在上麵簽字,但他們既不會相信,也不會遵守。”過家鼎提到,在台灣問題上,雙方爭論最為激烈。十多年後的1985年,在中國駐美大使章文晉離任回國前夕,當年隨同基辛格訪華、參與《上海公報》談判的美國前駐中國大使洛德回憶起了當時的一幕:談判快要結束時,我們依然在最頭疼的問題、即台灣問題措詞上遇到困難。我們打算在公報中承諾從台灣撤出我們的軍隊,但我們想把這一條與中國人承諾和平解決這一問題掛鉤。中國方麵則認為,何種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而無論台灣問題以何種方式解決,美國撤軍都是必須的,中國最多隻能表示“希望”和平解決。這樣,中方提出的是“希望”,我們要求的是“承諾”,談判一度陷入僵局。這時,中方談判代表、《上海公報》草案主要起草人之一的章文晉提出了新的措詞思路,他用英語“prospect”(前景)一詞解決了這一難題,既捍衛了中方立場,又符合美國的政治胃口。采用了章文晉建議之後,美方最後在《上海公報》中對從台灣撤軍做了以下表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過家鼎透露,在台灣問題上,基辛格在其所提公報草案中首次使用了“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的提法,周總理對這句話很感興趣。在一天會談結束後的深夜,他召集包括翻譯與記錄在內的所有與會人員進行研究,肯定了這一提法。後來,這句話就成了《上海公報》裏美方對台灣問題表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中國”的原則得到了美方的確認。其實,關心中美關係的人或許知道,“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這樣的表述方式並非基辛格首創。早在1950年12月,在英國首相艾德禮訪問美國後雙方簽署的聯合公報中,就有這樣的表述:“在台灣問題上,我們注意到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要求堅持《開羅宣言》的合法有效性,都表示不願意由聯合國來考慮這個問題。”但基辛格在當時情況下,能巧妙地借用這個句式來表達美國支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也的確有其過人之處。上海公報順利簽署,是中美雙方外交人員共同努力的結果,而周總理所起的主導作用是無人企及的。 專家點評掌舵者應善於迎潮而上外交也可以說是一門堅定原則性和高度靈活性相結合的藝術。這門藝術當然也必須順勢調整,與時俱進。在奠定中美關係未來的“上海公報”的談判中,周總理曾指出:“既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就要改變一些關係,否則就無改革可言。掌舵者應善於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沒。隻有掌握時代精神,才能改進世界情況。”的確,在新中國的外交史上,中美上海公報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以及它的影響都堪稱“外交創新”的典範,開創了我國外交一個嶄新的時代。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陳東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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