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視野：七十年代釋放國民黨戰犯內情.....Zt

“文革”中釋放國民黨戰犯內情


李海文 　



建國後，從1959年到196年春共特赦了6批戰犯。“文革”爆發後，停止特赦也成為了順理成章的事情，直到1974—1975年事情才出現轉機。《世紀》刊載李海文的文章，披露了1975年釋放國民黨戰犯的曆史內幕。

特赦國民黨戰犯，毛澤東嫌公安部氣魄太小，華國鋒決定倒光所有的口袋

1974年12月，毛澤東在長沙，指示特赦國民黨的戰犯。他寫道：“還有一批戰犯，放下武器已關押二十多年了，還關著幹什麽。把他們釋放了，可以來去自由。”
華國鋒說：毛澤東對情況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個很長的名單，問哪個人關在什麽地方，現在情況怎麽樣了，了如指掌。解放戰爭是毛澤東指揮的，哪個戰役俘虜了什麽人，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凡是毛澤東問的人，華國鋒都派人去查了，有的早已特赦。查清情況後如實匯報。
建國後從1959年到1966年春共特赦了6批戰犯，“文革”爆發後，毛澤東說：這場革命是與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停止特赦是順理成章的事。“文革”中，否定了17年公安工作路線、方針、政策，戰犯改造工作概不能免。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挨鬥百次以上，原來的經驗被批為“投降路線”、“施仁政”。1968年春撫順、濟南、西安戰犯管理所被軍管。1969年管理所的幹部集中下放到農場勞動、辦學習班。新來的管理人員怕犯錯誤，對戰犯“要狠點，態度要硬點，說話聲要高點，離得要遠點”。管理水平大為下降。最使戰犯頭疼的是每天接待外調。外調人員硬要戰犯按照他們的口徑寫材料，否則“車輪戰”、“疲勞戰”，受到訓斥，甚至打罵、侮辱。即使這樣，因為“文革”規定不準衝擊監獄，監獄生活反而比社會上要安全。
毛澤東提出特赦戰犯，周總理也很重視這個工作，在病中找華國鋒談話，了解情況。華國鋒責成公安部收集在押人員的當前思想動態，編成簡報上報。建國25年，這些戰犯關了25年，大都六七十歲，年老體弱，每年都有自然死亡。12月12日，周總理在簡報上批示，要公安部開列全部在押戰犯名單，以便在四屆人大後特赦戰犯。他同時通知中央統戰部、中央調查部配合公安部工作。統戰部派童小鵬參加，調查部是部長羅青長參加。
公安部預審組的同誌會同北京、撫順、濟南、西安的戰犯管理部門夜以繼日的工作，將戰犯的姓名、年齡、籍貫、職務、被捕（俘）年月和地址、判刑的時間、改造中的表現、身體狀況，一一列表說明。12月23日，周總理在臨飛長沙向毛澤東匯報之前，看了公安部所送來的戰犯名錄後，指示公安部盡快分類進行準備工作，以便在人大討論後送黨中央、毛主席審批。
四屆人大的召開為釋放戰犯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圍。這是華國鋒任公安部部長做的第一件事。一天晚上，華國鋒到公安部各單位辦公室和大家見麵。
華國鋒指示公安部將戰犯的姓名、年齡、籍貫、職務、被捕（俘）年月、判刑時間、政治表現、身體狀況，一一列表說明，打印若幹份，與會者人手一份，以便遵照周總理的指示開會研究，他要親自主持會議。一直到四屆人大結束才有時間辦這件事。
會議在中南海第四會議室召開，除公安部負責幹部施義之等人外，還有最高法院院長江華、副院長曾漢華、統戰部負責人童小鵬，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總政負責同誌參加。預審局作具體工作的同誌坐在後排。研究戰犯名單，軍隊幹部和造反派一問三不知，姚倫從1946年就做審訊工作，對戰犯情況了如指掌，如數家珍。華國鋒將姚倫從後排請到他的旁邊坐下。
華國鋒看著戰犯名單，一個一個地過，議論每個人的各種情況，發現名錄所寫的情況有錯誤，當場改過來。會後預審局的同誌隨時整理，重新打印，再發給與會者。
將每個人的情況搞清楚後，大家再進行分類，哪些人可以特赦，哪些人不能特赦，為什麽，都要講得清清楚楚。華國鋒主持會議，讓大家暢所欲言，將種種想法都提出來，反複進行比較、研究。零點時，食堂準備了夜宵，每人一份。
會議常常到後半夜才結束。江華年紀大了，一到後半夜就堅持不了，閉上眼睛打個盹。會議開了二十多夜，華國鋒知道大家辛苦，有二三次放個電影，看完電影後繼續開會。會議結束時常常是東方破曉。一次開會，華國鋒看到調查部來的是副部長熊向暉，散會時走在院子裏，華國鋒問熊向暉：“羅部長為什麽沒來？”“生病了。”“住在哪個醫院？”“住在阜外醫院，因為調查部的公費醫療在阜外。”華國鋒隨即坐在台階上，從筆記本撕了一張紙，給北京醫院寫了一張條子，交給熊向暉。由此，羅青長住進北京醫院。
經過反複討論研究，由公安部擬定一個名單，上報中央《關於第七次特赦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13人繼續關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養浩、謝代生。公安部的報告經周恩來審閱後，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澤東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報告和準備在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後，做長篇批示：
錦州、大虎山、沈陽、長春，還有戰犯為什麽沒有？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麽，所以一個不殺。
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澤東指示“都放了算了”，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事情一下子變得簡單了，不必再研究如何分類處理。
華國鋒看到毛澤東的批示後，感到主席氣魄大，胸懷廣闊，毛澤東就是要放民憤大的。因為放這樣的人對社會震動大。
華國鋒先召開公安部核心組會議，傳達毛澤東批示，然後火速在中南海召集會議。參加的有公安部施義之、姚倫，統戰部童小鵬、調查部兼中央對台工作小組負責人羅青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副院長曾漢華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新華社和外交部的領導，研究落實方案。
首先是落實“一個不留，都放了”的指示。華國鋒說：大家要深刻領會，精心核對戰犯數字，不要打埋伏。特別問施義之：“所有的名單是不是全了？你口袋裏還有沒有，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個。”施義之說：“口袋光光的，全部列上了。”
華國鋒又親自翻材料，釋放的6次戰犯和這次戰犯的名單與1959年第一批特赦戰犯時上報中央的戰犯總數856名對上，一個也不少。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統戰部童小鵬等都說沒有問題，華國鋒才放心。
為了萬無一失，華國鋒說：會後，公安部與解放軍總政治部一起查明在錦州、大虎山、沈陽、長春被俘的戰犯及處理情況。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這個任務。查明後，華國鋒如實一一報告毛澤東。
在清理在押犯時，發現其中有原國民黨中將軍長趙自立等25人本屬不該關押的起義投誠人員，經報中央批準，先將他們釋放，落實政策。然後華國鋒說下一個議題，研究召開全國“四長”會議的事。“四長”是指各省的公安局長、統戰部長、法院院長、民政局局長。特赦、安置戰犯涉及到這四個部門。這次規定特赦人員由統戰部管理，與公安部門徹底脫鉤。這與前6批特赦人員的管理完全不同，必須使這些同誌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才能將這個工作做好。
大家研究決定每人每月發100元，和以前特赦的頭麵人物一樣，這樣比北京地區17級國家幹部還多2元。17級幹部就是正科級，因多年不提工資，不少處長、局長也隻是17級。
每人發給新製服裝，什麽顏色，因為囚服是黑色的，大家說做藍色的。什麽樣式，有的說他們喜歡中山裝，有的說軍便服，華國鋒說：“就用軍便服吧！”大家也同意。決定每個人要量體裁衣，要做得合適。
從1974年12月23日周總理審閱名單到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批示，名單人數由323人減為318人，又死亡5人。每次開會，華國鋒都叮囑施義之，在特赦之前不能再死人了，尤其是黃維，他是這次特赦中地位最高的，是國民黨第12兵團中將司令，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證不能出任何問題。施義之通知撫順、北京、西安、濟南4個管理所要有專人負責戰犯的生活和治病。但是誰也不能打包票，因為他們多年患有各種疾病，高血壓、心髒病，而且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天遂人意，從2月27日後沒有再出現新的死亡人員。
3月5日，“四長”會議在京召開，會議的內容是兩個，第一，釋放25名起義投誠人員；第二，為全部特赦戰犯做好組織、安置、宣傳等工作。到會300人，除各省的公安廳局長、統戰部長、法院院長、民政廳廳長外，還有中央有關的各委，總政、總參以及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新聞單位，是一次大規模的會議。華國鋒親自主持。
大家都住在前門飯店，前門飯店頓時熱鬧起來。首先，華國鋒做報告宣傳了毛澤東指示和特赦戰犯的部署。階級鬥爭緊張了9年，終於看到緩和的這一天，與會者個個擁護，發言踴躍，保證做好工作，思想高度統一。華國鋒規定，每天情況簡報要報毛澤東、周恩來及中央領導同誌。會議結束時，由施義之作總結發言，明確特赦工作的意義和落實會議的具體做法。會議結束的當天，公安部預審局電話通知遼寧撫順、山東、陝西三地，指名起義投誠人員要在第二天（11日）到達北京，由中央統戰部接待、安置。會議開得很成功。毛澤東看到簡報，也很滿意。

293名特赦戰犯住進前門飯店，10人要回台灣，成為蔣經國的燙手山芋，世界矚目，毛澤東很滿意

1975年3月17日下午，華國鋒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上做了說明：
“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名，黨政人員21名，特務5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1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個人都給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釋放時，每人發給新製服裝和一百元零用錢，把他們集中到北京開歡迎會，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並宴請一次，然後組織他們參觀學習。”
全部釋放戰犯，表示中國共產黨和平的意願。西安事變後，1937年國共為實現第二次合作進行談判，當時共產黨提出的一個條件就是釋放政治犯。“政治犯”就是國民黨從1927年後逮捕、關押的共產黨員。要合作，國民黨要表示誠意，要釋放政治犯。解決台灣問題是毛澤東晚年的主要心願，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夠看到祖國統一。國民黨沒有提出要求，毛澤東決定特赦戰犯，而且一個不留，不問改造程度，無條件地全部特赦。這是拋向蔣介石、蔣經國的一個繡球。
“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這個政策早在1956年周總理在全國政協二屆19次會議上就宣布過。那時海峽兩岸硝煙未散，就是回去了，蔣介石也不會放過。所以沒有人提出回台灣的要求。現在則不同，第一，中美關係改善，尼克鬆訪華，中日恢複邦交，1971年聯合國通過了驅蔣案。世界各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已達99個。台灣的外交連連受挫，空間越來越小。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個政策有利於改善海峽兩岸的關係。第二，美國這個頭號敵人的關係都可以改善，和台灣關係改善更不在話下。戰犯們思念親人，也想回台灣。第三，台灣島內的情況也今非昔比，發生很大的變化。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享年89歲。隨著蔣介石的去世，光複大陸的口號黯然失色。這正是打開兩岸關係的契機。
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並予以公民權。這個決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執行。3月19日《人民日報》公布了特赦決定，國內外反應強烈。
19日早上，撫順的戰犯集中到大食堂聽廣播，當聽到“釋放全部在押戰犯”的消息，許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沒有想到在有生之年還能活著出去。當天，最高人民法院在撫順、濟南、西安、北京各戰犯管理所召開了大會，宣布特赦名單，發放特赦釋放通知書。撫順的特赦大會在俱樂部舉行，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宣布：“我宣布，從現在開始，‘撫順戰犯管理所’撤銷了，改成了貴賓招待所；‘戰犯’這個稱呼也不存在了，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我們的同誌，先生！”一片“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被特赦人員心情激動，紛紛表示感謝黨和政府的寬大。
22日，293名特赦戰犯從撫順、濟南、西安、北京的戰犯管理所來到北京的前門飯店。“四長會議”在這裏剛結束，就住上特赦的戰犯。可見共產黨對釋放後的戰犯是一視同仁，說到做到。
23日下午，北京飯店大廳燈火通明，從人民大會堂建設好後，很少在此舉行這樣高規格的宴會。會場喜氣洋洋。293名被特赦釋放人員全部來了，他們身上穿著新的藍色的軍便服，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和幾十年未謀麵的老熟人打招呼。大廳裏充滿了歡聲笑語。參加接見和宴會的除中央、國務院各部負責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外，還有前6批特赦的在京的全國政協委員和文史專員杜聿明等，李仙洲特地從山東趕來。還有這次特赦的黃維等人的家屬。
葉劍英元帥、華國鋒、吳德和政協副主席茅盾、最高法院院長江華步入會議廳，特赦人員全體起立，掌聲雷動，萬分激動。
葉劍英元帥在會上講話，重申了黨和政府的政策。他說：“被特赦釋放的人員在北京可以到工廠、農村、學校參觀訪問，……你們熟悉舊社會，你們可以回顧過去，看看現在，對比一下兩種社會，兩種製度。”“我國人民隻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把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大家要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而努力奮鬥。”
會議氣氛莊嚴、熱烈，高潮迭起，場麵動人，催人淚下。黃維、文強代表特赦人員發言，他們說：“我們過去維護萬惡的舊製度，瘋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國拖到了絕境，罪惡滔天。今天我們被特赦釋放，獲得新生，並給予公民權和妥善安置，這隻有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可能。我們一定不忘共產黨的恩情，決心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認真改造世界觀，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十分激動，一邊念稿子，一邊帶頭喊口號。會議達到高潮。
宴會的情況簡報及時送給毛澤東、周恩來。毛澤東很滿意，決定再給每個被釋放人員增加200元錢，100斤糧票。那時，中國工人絕大多數是二級工，因體製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輕重工業、工種不同，在北京地區工資隻有35.5到43元不等，學徒工第一年隻有十幾元。那時的200元至少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而許多地區一個農民一年的口糧是430斤，還是帶皮的原糧，100斤糧食可以夠五口之家吃一個月的。
會後，特赦人員參觀，會晤親友，前門飯店人來人往，熱鬧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動結束，大部分特赦人員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門飯店隻留下10名報名回台灣的特赦人員，他們是王秉铖、周養浩、王雲沛、蔡省三、段克文、楊南邨、張鐵石、趙一雪、陳士章、張海商。他們的親屬在台灣。因為宣布是來去自由，無須講明理由，隻要報名就批準。
4月13日，這10人高高興興登上南下的飛機。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們住在蘭宮飯店和帝國酒店。他們除忙於接待記者采訪外，紛紛給台灣的子女、舊部打電話，告訴他們，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幾天就可以回台灣團聚。他們的行蹤、言論，頓時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熱點，成為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
毛澤東看到各方報紙的報道、評論，十分滿意，自然對主管此事的華國鋒更加信任。7月14日，毛澤東在和江青談文藝政策調整時，特意談到此事說：“釋放俘虜放得好，國民黨怕得很。”

華國鋒主持釋放安置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工作，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給予公民權。國內外產生強烈反響

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後，在國內外產生了強烈反響。毛主席很高興，讓公安部釋放在押的美蔣武裝特務，釋放、安置以曆史罪判刑關押改造和刑滿留在勞動改造單位就業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
在押的美蔣武裝特務人數比較少，很快就查清美蔣武裝特務有95名，武裝特務船船員49名，主要是從浙江、福建東南沿海上岸的。公安部寫了《關於處理在押的美蔣武裝特務的請示報告》，報告情況並提出處理意見。這些武裝特務大多關在浙江的勞改農場和廣東的監獄。8月16日中共中央、毛主席批準了這個報告。怎麽把這些人送回去？從香港走，台灣肯定不敢讓他們回去。而這些人基本都要求回台灣，船員都是台灣人。決定用船將他們送出海。9月22日，司法機關決定對在押的95名美蔣武裝特務和49名武裝特務船船員，全部寬大釋放。至此，自1962年至1965年間捕獲的美蔣武裝特務及武裝特務船船員，全部處理完畢。
10月8日，分兩批釋放，60名被釋放美蔣特務和武裝特務船船員，在福建廈門將他們送上木船，由我們的機帆船拖出海，拖過中流，機帆船鬆開纜繩，順風衝到金門。金門的海灘上立了許多水泥柱子，國民黨用小船將他們接上岸。我們給他們每個人都帶了很多的東西，吃的、喝的，點心、手表，他們一上岸都讓國民黨士兵給沒收了，把他們都關起來。大家用望遠鏡看得清清楚楚。同日，5名寬大人員離開廣東深圳，路經香港回台灣。
以曆史罪判刑關押改造和刑滿留在勞動改造單位就業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涉及的人很多，情況複雜。1950年鎮壓反革命，我們逮捕了幾十萬人，罪大惡極的槍斃了，大多數判了刑。1955年內部肅反，肅清一批曆史反革命4萬多人。20多年過去了，絕大多數刑滿後都已釋放。社會情況發生很大變化，有相當一部分人刑滿釋放後，家屬不認，無處可去，就留在勞改農場就業。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公安部部署各省經過幾個月的調查，查清全國有14000多名以曆史罪判刑關押改造和刑滿留在勞動改造單位就業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8月27日公安部將這部分人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報告中共中央。
9月9日，毛澤東主席在報告上批示：
建議一律釋放。本地不能轉業的，轉別地就業。
鄧小平當日批交公安部照辦。
華國鋒召開公安部會議貫徹落實，對準備釋放和轉業安置的對象，進一步核實材料，依法提出建議，法律手續，按照先省、將級，後縣、團級的步驟，分期分批釋放、安置。並依照釋放戰犯的經驗提出釋放、安置的辦法：“（1）對寬大釋放人員，提請當地高級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並發給釋放裁定書，同時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給予公民權。（2）釋放時，每人發給新製被褥、內衣各一套和100元人民幣零花錢。回家安置的發足路費。（3）轉業安置的，原則上是有家回家，就地安置；無家可歸、自願留場（廠）的，由原勞改單位安置；願意去台灣的，允許去台灣，並提供方便。（4）對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享受公民待遇。已在勞改單位安了家的一般不再遷動，回家安置的發給路費。”1975年12月15日到18日“各地司法機關先後召開了寬大釋放大會，對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全部寬大釋放”。
釋放安置以曆史罪判刑關押改造和刑滿留在勞動改造單位就業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這個工作一直到1976年初基本完成。1976年4月華國鋒擔任第一副主席、總理後，布置公安部與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統戰部在5月26日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對寬大釋放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解放後陸續派遣進來被逮捕判刑投入勞改的國民黨特務（縣團以上）等，繼續清理、安置，以保證這一工作的徹底完成。
這次提出的辦法，比以前有個突破，就是明確提出：“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給予公民權。”這樣就打開一個缺口，連被判刑的反革命分子都可以摘“帽子”，一旦時機成熟時，給右派、地富摘帽子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8期，摘自2011年第32期《讀報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