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校分配:一段醫學人生的起點】
1955年2月,李鳴真與胡佑華提前半年完成學業。當初他們考入武漢大學時,計劃學製為七年,但新中國成立後,因醫療人才緊缺,學校決定將學製縮為六年半,提前畢業分配工作。
在畢業分配中,李鳴真與胡佑華的成績均名列前茅,又是多年擔任班級幹部的骨幹(佑華擔任文體委員,李鳴真則先後擔任課代表與學習委員),具備良好的組織與表達能力。盡管他們誌願服從組織安排,並願意前往邊疆,最終組織上決定將兩人都留在中南同濟醫學院工作。

1955年畢業留校任教的共有二、三十人,吳在德、黃選兆、黃彬鑒、馮忠忱、戴閨柱、王迪潯、張應天、顧美皎、胡佑華、李鳴真、舒滬英、陳惠華、章詠裳、潘恪如、餘德榮、金之欣 、餘開森、 葉維新、黃之讓、黃正雄、徐美舜、沈誌蓮、倪珠英、金之欣、鮑亦萬、阮旭中、劉伯駒、吳良材、韓昌元、李協徳、劉藹年、郭可清等。
胡佑華被分配至第一附屬醫院(即協和醫院)普外科,李鳴真則被分配至第二附屬醫院(即後來的同濟醫院)婦產科工作。
【三對情侶的“集體婚禮”】

1955年11月25日,班上三對戀人——葉望雲與沈誌蓮(小兒科)、張應天與顧美皎(外科與婦產科)、胡佑華與李鳴真(外科與婦產科)——在醫院舉辦了一場樸素溫馨的集體婚禮。

當時,醫務工作者被列為“服務行業”,收入微薄,生活樸素。李鳴真與胡佑華並無經濟條件置辦房產,也不願伸手向家庭索取資助。他們向單位申請了一間筒子樓宿舍,借來些基本家具,簡單布置成新房。婚禮當天,邀請了科室的三位知名教授——裘法祖、金問淇與宋名通擔任主婚人。賓客以同事與朋友為主,大家跳交誼舞、品點心糖果、喝清茶,婚禮雖簡單,卻不失喜慶。

(張應天教授和顧美嬌教授)
張應天和顧美嬌的文章,請看下麵鏈接:
https://atlanta.americachineselife.com/若敏《德醫雙馨,比翼雙飛》
【青年才俊:從熱血醫生到多麵能手】
工作之初,胡佑華展現出極強的責任感和組織能力,不僅醫術紮實,還熱衷於社會工作,深得醫院領導與同事賞識。他與工友關係融洽,溝通能力突出,醫院將多個重要職務交由他負責,展現出全麵的能力。他為人謙和親切,同時具備出色的組織協調能力,深得協和醫院領導與外科主任的認可。
醫院曾先後委任他擔任院務委員、工會委員、共青團總支書記、黨支部書記等多達十一項重要職務,在當時的年輕醫生中尤為罕見。他不僅是當時最年輕的院務幹部之一,也被公認為醫院年輕骨幹的代表。
1956年春,他成為全院首位被派往北京友誼醫院(原中蘇友好醫院)進修的年輕醫生;1959年,他成為李鳴真所在班級中首批晉升為主治醫師的人(李鳴真當時被派往北京中醫學院學習中醫,暫未參與該輪晉升)。那幾年,是他職業生涯中最風光、最輝煌的階段。
【命運轉折:從“紅人”到“冷宮”】
但好景不長。1957年“反右”和1958年“拔白旗”運動期間,他仍平安無事。直至1959年底,隨著“反右傾”運動席卷全國,醫院大抓階級鬥爭、政治審查,胡佑華的曆史問題被重新提起。
抗日戰爭末期,日軍節節逼近,他高中即將畢業時,響應“十萬青年從軍”的號召,報名參加了“青年遠征軍”,後又在集體動員下口頭加入三青團。當時的他懷抱一腔報國熱情,以嶽飛“精忠報國”為楷模,其父母亦給予支持,並刻下“精忠報國”的印章鼓勵兄弟二人。
然而,在1949年後政治標準劇變的時代,這段經曆被認定為“曆史不清白”。他在青年軍中不過是從事文藝與體育工作的普通士兵,從未參與任何反共行動。但由於入團手續不清、無法提供介紹人,組織給出的政審結論卻是:“曆史既不清白,也不清楚”。從此,他被列為政治上不可重用對象。
因這段曆史問題,胡佑華的各項社會職務陸續被“改選”剝奪。雖未被打成右派,但已不再是醫院的“主流”幹部。此後十多年中,凡是大家不願承擔的任務,如支援教學、下鄉巡回、農村帶教等,幾乎都落到他身上。

他從無怨言,總是認真完成任務。師生、農民、患者對他評價極高。直到改革開放後,醫院黨委考慮其數十年如一日的踏實奉獻,終於在1990年代初動念發展他入黨。黨支部書記親自與他談話,希望他再寫一份申請書。這一次,胡佑華卻婉拒了。他已心灰意冷,不再抱希望。
【恪守醫道,敬業至誠】
作為一名外科醫生,胡佑華始終恪守“救死扶傷”的初心,踐行白求恩精神。他的手術操作一絲不苟,術前總是耐心與病人溝通,詳盡解釋病情與治療方案,緩解他們的恐懼與焦慮。即便術後已有值班醫生,他仍堅持親自查房,直至病人穩定才肯離院回家。這樣的敬業精神,使許多病人都視他為親人般的存在。

上世紀70年代,胡佑華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參與湖北大山區的巡回醫療,為無數農民實施手術,解決了長期得不到治療的疑難雜症。
當時,“文革”風暴席卷全國。胡佑華,作為被下放的外科醫生,深入大山腹地執行巡回醫療任務。他頂著“臭老九”的帽子,身背藥箱、刀剪,隻為給偏遠山區的農民送去久違的醫療之光。在這段艱苦的歲月裏,他為無數農民做了大大小小的手術,解除病痛,也收獲了極高的口碑。
一天,有位老鄉神色鄭重地告訴他:“胡醫生,山裏還有位婦女,下麵長了個很大的瘤子,十幾年了,越長越大,苦不堪言。恐怕隻有你這樣的醫生,才救得了她。”胡佑華聽後,毫不猶豫地決定上門看診。他知道,在交通極度不便的大山深處,那樣的病人若不主動前去,是不可能被治愈的。
在一位赤腳醫生的陪同下,他帶上簡易器械和紗布,翻越幾座大山,跋涉了兩天多,走了幾十裏崎嶇山路,終於抵達那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山村。
到村時已是傍晚,胡佑華顧不上吃飯,立即要求看病人。病人是一位中年婦女,會陰部下垂著一個巨大的腫物,幾乎垂至地麵,粗看竟有幾十斤重(後來推測為巨大的會陰部纖維瘤)。她行走、如廁、月經都極為困難,排泄物隻能順著腫物流下。她所穿褲子是特製的,要坐下時,得用雙手將腫物捧到一旁,才能落座。十幾年來,這位婦女忍辱負重地生活在山村角落中,與腫瘤一同度過歲月。
然而,山區的醫療條件之差,遠超今日想象。沒有無菌手術室,沒有高壓消毒設備,連一台像樣的手術燈也沒有。胡佑華並未退縮,他立即著手籌備手術。他請村長和赤腳醫生將一間破舊的小學教室徹底打掃幹淨,作為臨時“手術室”;將門板卸下,作為手術台;收集洗淨的床單,改做手術單和手術巾。
器械更為簡陋:一把略顯鈍舊的手術刀、一把持針器、兩把剪刀、三把生鏽的止血鉗,僅此而已。但他已下定決心,一定要為這位婦女解除長年痛苦。
為了解決最關鍵的“消毒”問題,他想出“土法高效消毒”方案:找來一個大鍋和蒸籠,將所有器械和紗布蒸煮一小時後放置12小時,再重複蒸煮一次。這是利用細菌孢子“發芽”後再滅殺的原理,在沒有高壓鍋的條件下,他用經驗與智慧達成了最大程度的滅菌效果。
手術那天,天還未亮,風透破窗,冷意刺骨。會陰部手術通常需要專業支架支開雙腿,但山村哪有這等設備?他就請兩個強壯小夥將病人的雙腿架在肩上,而另兩位大漢則輪流托舉巨大腫瘤;僅有的一名赤腳醫生,成了胡佑華唯一的助手。
切開皮膚後,他因止血鉗數量極少,不得不一批批夾止血鉗,再一批批縫紮血管,手術異常緩慢而緊張。然而,他技藝嫻熟、心神專注,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奮戰,手術終於順利完成。
當最後一道縫線縫好,全屋彌漫著一種難以言表的安靜。所有參與者都滿身大汗,卻無比輕鬆。他們將切下的腫瘤抬到村民家中的秤上稱量,結果令人震驚——整整43斤!
這是一場在最原始條件下完成的手術,也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生命救援”。那位婦女術後恢複良好,多年沉重的負擔終被解除。她熱淚盈眶,感謝胡佑華。
這場大山深處的手術,不僅救回了一條生命,也讓整個村莊第一次真實感受到醫學的力量。它成為胡佑華從醫生涯中最刻骨銘心的記憶之一——在最困難的年代,憑著一顆醫者之心,憑著有限的工具與無限的責任,他為一位深山婦女,送去了真正的希望。
【劫後餘生驚魂記】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外科醫生胡佑華被打成“臭老九”,下放至湖北西北山區,參與一項國家重點工程——為修建“三線公路”的萬名民工提供醫療支援。在“三線建設”期間,他隨隊深入偏遠工地,為上萬名建設工人提供醫療保障。整個巡診期間,他在艱苦環境下完成多例高難手術,無一例死亡,最終榮獲指揮部通令嘉獎。
胡佑華被派駐在一個簡陋的山區衛生所,隻有三間空屋和兩位醫療水平極低的“赤腳醫生”。為保障成千上萬名工人的健康,他提出設立臨時醫院的建議,得到了工程指揮部副指揮長杜處長的大力支持。短短一周內,他們將空屋改造成藥房、診室和簡易手術室,配備起基本醫療器械。
一天深夜,寒風凜冽,幾名民工神情慌張地抬著一副擔架衝進衛生所,擔架上躺著一位腹痛難忍、麵色蒼白的患者。胡佑華立即展開診察,憑借豐富的臨床經驗,他迅速判斷出患者患有腸扭轉並伴有腸梗阻,病情已極其危重,甚至出現了早期休克的征兆。
按照常規,應將患者緊急轉送至條件較好的縣醫院進行手術。但工地距縣城路途遙遠,山路崎嶇,即使立即啟程,也需數小時方可抵達。以患者當時的病情而言,若延誤治療,極可能因腸段大麵積壞死而錯失最佳搶救時機,甚至危及生命。
麵臨這一刻不容緩的生死考驗,胡佑華沒有絲毫猶豫。他深知,作為一名外科醫生,職責不僅是診斷病情,更是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救人於危難。他當機立斷,決定冒險在衛生所內立即施行手術。
這是一間極其簡陋的“手術室”,設備匱乏,僅有兩名基礎技術極為有限的赤腳醫生作為助手。但他毫不退縮,迅速布置手術準備,憑借多年積累的技術與沉穩果斷的指揮力,將危險一一化解。
在術中,他成功切除了即將壞死的腸段,並完成了關鍵的腸吻合手術。整場手術過程雖緊張艱難,卻進行得異常順利。術後數小時,患者生命體征逐漸穩定,轉危為安。這次緊急手術,不僅挽救了一條鮮活的生命,也贏得了民工們由衷的敬佩。大家紛紛傳頌:“是胡醫生把人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五個月的任務期滿後,在隆重的慶功大會上,胡佑華因敬業精神與傑出表現受到表彰。他滿懷成就與希望踏上返程,未曾料到,途中竟遭遇人生中最驚險的一幕。
負責送他返漢的是一輛剛從工地調撥的新型日本“日野”大卡車,由經驗豐富的司機小彭駕駛,同行的還有工程師老邊。車上載有大量施工器材和兩根沉重的鋼梁。雖大雪封山,道路泥濘,但小彭駕駛嫻熟,卡車在蜿蜒山路上穩穩前行。
他們於當日晚間抵達襄樊,匆匆吃飯後決定連夜趕往武漢。夜深十點左右,車輛行至安陸縣一段尚未夯實的新修土路時,突然陷入一段鬆軟“海綿路”。由於車速過快、負重不均,加之鋼梁的慣性衝擊,卡車瞬間失控翻滾,最終四腳朝天倒在黑夜之中,如同一隻覆滅的綠色巨龜。
胡佑華在昏迷中醒來,發現自己與小彭、老邊三人纏作一團,困在駕駛台一側。他設法喚醒小彭,試圖叫醒老邊未果。意識尚清醒的他勉強按響汽車喇叭,終於在半小時後引來附近工人救援,三人被一一從破裂車窗中拉出,緊急送往縣醫院。
在急診室,醫生為胡佑華剃發清創,從頭皮中取出無數碎玻璃渣。他強忍傷痛,第一時間設法通知武漢單位,以便盡快安排轉院治療。幸運的是,三人皆生還,雖傷勢不一,但性命無憂;其中胡佑華傷勢最重,頭部和上身多處創傷。
這是當地半年內第七起交通事故,現場慘烈,一根水泥電杆被撞斷三節,事故一度被誤判為全車罹難。然而,胡佑華等人奇跡生還,被譽為“不幸中的萬幸”。
幾日後,他被救護車送回武漢。家中靜養三天後,胡佑華便迫不及待走入醫院食堂,盼望與老同事重聚。他頭纏繃帶的模樣令人震驚,然而神情樂觀,談笑風生,不顯半分悲苦。眾人笑聲不斷,溫暖洋溢,仿佛寒冬裏吹來一股久違的春風。
然而溫情未盡,醫院的軍代表呂指揮長帶領一眾領導進入飯廳。看到胡佑華被眾人簇擁,呂臉色驟變,隻冷冷一掃,拂袖而去。這一記冷眼,如寒刃入骨。他再次深切體會到,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即便經曆生死,依然難逃政治體製下的輕視與冷漠。
這場翻車事故,成為胡佑華一生難以抹去的記憶。劫後餘生的幸運固然可喜,但深埋心底的驚懼與屈辱,卻常在夜深人靜時浮上心頭。這段經曆,也促使他對那個時代的政治現實有了更深刻的反思:為何一個勤勉敬業、默默奉獻的知識分子,在生死邊緣歸來後,還需承受“階級鬥爭”帶來的歧視與冷眼?
歲月流轉,時代早已更迭,文革成為曆史塵埃。但當胡佑華回望那次夜色中的翻車,仍心有餘悸。
【生動傳授的良師,甘為人梯的前輩】
胡佑華不僅是一位技藝精湛的外科醫生,也是一位深受學生敬重的優秀教師。他講課風格深入淺出,語言生動風趣,善於用通俗的生活實例與真實的臨床案例,解釋複雜的醫學機理,極大地幫助學生理解與記憶。
他從不拘泥於課本內容,常結合自己在農村醫療中的實踐經驗,向學生們講授在艱苦條件下如何因陋就簡、開展工作的策略。這種教學方式,既實用又印象深刻。
有一位曾受教於他的女學生回憶道:“胡教授的課堂上總有講不完的故事,道不盡的風趣。他的每一堂課都像一場臨床與生活的交響,充滿智慧與溫度。五年醫學院時光,因為有胡老師,成為我求學生涯中最難忘也最快樂的階段。”
另一位上世紀60年代曾聽他授課的學生,後來留在武漢協和醫院附屬同濟醫院工作,每每遇見,總會豎起大拇指,熱情稱讚胡佑華“是我一生中遇到過最會講課的老師之一”,並列舉許多細節說明他的講課如何貼近生活、通俗易懂、令人終生難忘。
正如我國外科學界著名的裘法祖院士所言:“如果一位老師能夠用最淺顯、最生動的語言講解最複雜的醫學機理,讓學生做到舉一反三、活學活用,這樣的教師才是真正到了家的。”胡佑華,正是這樣一位“到了家”的老師。
除了在課堂上傾囊相授,他對下級醫生的培養也同樣傾注了極大的熱情與耐心。他從不保守,不吝經驗,查房時詳細講解,手術中悉心指導。隻要下級醫生在臨床工作中遇到困難,胡佑華總是第一時間前來協助,耐心幫助,親自示範,手把手傳授技巧。很多年輕醫生都願意在他手下工作,因為從他那裏學到的,不隻是技術,更是職業態度與臨床思維的啟發。
有一位曾跟隨他學習多年的主治醫師,在調往深圳前,專門送給胡佑華一本精美的大相冊,扉頁上寫滿了發自內心的感恩之語,字裏行間滿載真情。這份沉甸甸的贈禮,是他在多年教學生涯中最溫暖、最真實的回報之一。
一位醫生說:“胡老師帶我們做手術特別耐心,他能‘放手不放眼’,關鍵部位絕不吝教,總是毫無保留地把自己摸索出的技巧和訣竅傳授給我們。現在我臨床上還在用這些方法,真是受益無窮。”
另一位感慨地說:“做手術遇到困難,找胡老師,他會一步步告訴我們哪裏出了問題,還教我們今後該如何應對。他的講解詳細、透徹,讓我們真正學到東西,技術進步特別快。”
在高校擔任醫學教授,科研能力同樣是一項重要的評價標準。在這一方麵,胡佑華也毫不遜色。他在普外科多個領域(如甲狀腺、乳腺、胃腸、肝膽等)都有出色的手術技術,而在科研方麵則重點聚焦肝膽外科,是武漢協和醫院普外科曆史上首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科研負責人。
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他的課題兩度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支持。在當時醫療任務繁重、科研條件極為有限的背景下,他幾乎是白手起家,帶領團隊重點開展“膽道動力學與植物神經關係”的研究。最終,該課題不僅順利完成國家級科研任務,還對原有膽道疾病的傳統理論提出了有價值的補充與創新,受到專家好評。
除醫學外,胡佑華在文藝方麵也頗具天賦。他三次組織並親自指揮協和醫院百人大合唱,其中一次還在武漢電視台播出,廣受好評。醫務同仁常笑稱:“你應該去搞音樂,不是做醫生!”
【默默耕耘,無怨無悔】
幾十年來,胡佑華在醫療、教學、科研、帶教和文藝等方麵辛勤付出,不計名利。他像一頭勤懇不息的老黃牛,無聲耕耘、默默奉獻,贏得了同行的敬佩、患者的愛戴和醫院的高度評價。他的一生,是對“醫者仁心”的最好詮釋。

胡佑華的命運令人想起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小說《老實人》中的主人公Candide——一個始終堅信“世界本是最美好的”哲學理念的天真之人。他曾在動蕩的時代中流浪受難,屢遭背叛,卻仍保有對人性的信任。

胡佑華的身上,也有這種“老實人”的影子。他天性善良、率真,樂觀豁達,卻不諳世故。他的一生,懷抱理想主義,執著地追求信念,未曾防人,也未曾害人。麵對組織的安排,他從無怨言;麵對政治的打擊,他始終自守本心。

(1981年,李鳴真教授與胡佑華教授,三排右三、右二,胡培怡三排左一,胡培奇二排左一)
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是那個年代最純粹的一群人——他們熱愛國家、熱愛人民、忠於事業,將全部青春與心血奉獻給醫學與教育,但卻往往在權力與曆史的夾縫中,被邊緣化、被遺忘。他們並非懦弱,而是太相信美好,太少防備。
胡佑華一生無悔,卻也令人唏噓。他的故事,不僅是一位醫生的奮鬥史,更是一代知識分子在政治浪潮中沉浮的真實寫照。
(所有資料來自胡佑華教授回憶錄和李鳴真教授回憶錄,感謝胡培怡醫生提供資料和照片,授權改編)
(完稿於2025年8月4日,美國亞特蘭大)
是的,他一直用最真誠的心,最好的技術,拯救人的生命!
去年顧美皎教授在比利時去世了,終於可以去與張應天教授在天堂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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