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文(婁)字一號文件》
1962年六七月間,我已在工廠做汽車機修鉗工學徒,適逢天津大學的亱大學公開召生,它是本科四年製,設有 機械製造工藝和設備,工業企業電氣化,工業控製儀表和自動化,化學工程四個專業。
在大約四百名考生中錄取了四個班,總共不到二百名。學生來自於天津各工廠企業機關學校,有高中,中專以上學曆的工人、幹部。我和同事朱君一起報名,他是上一屆的二十一中高中畢業生 ,在我們六一年進廠的50多名學徒工中,僅有4個是高中程度。經過數理化考試,朱君和我均獲錄取。他在工業企電器化班,屬於動力係;我在工業控製儀表自動化班,屬於精儀係。
九月初開學了,每周有四五個晚上有課,像日大學的課程一樣,專業基礎課往往幾個班一起在階梯教室上課,機械零件由錢耀緒教授執教,機械原理由教研室主任劉平娟(教授/講師)擔任。老師講課內容豐富精采,同學都有一定實踐經驗,師生互動頻繁且有效。上機械製圖課程時,同學往往提出的都是技改中遇到的實際問題,老師們分外高興,耐心細致地解決問題。上機械零件課時,有經驗的同學們甚至會按老師要求,帶些產品零件或半成品組合件來作示範。唯一可惜的是減員厲害,開學時一班約有50人, 學期未就少了差不多一半。究其原因,主要是三班倒的同學難以為繼,其次是有的同學所在單位要去支援大小三線,不得已離開了天津。
這時想到當初進廠時,剛到廠報到,曾經有機會選擇去救護車調配站學駕駛,開小救護車。不僅工作條件好,而且工資高。每月38元,一年以後47元。
正副廠長要我回家和母親商量,卻遭到她堅決製止,她說:“汽車駕駛不算一門手藝,以後人人都要會開汽車的。” 她說:你就沉下心來,踏實當學徒,認真學一門壓身的技兿吧!”
我所在的灑運汔車修理廠,是隻有白班的工廠。我的師付又是通情達理的八級鉗工。看到我學的機械製圖已經能在車間生產中派上用場,非常支持我的業餘學習。平時廠裏加班,他會安排別的徒弟上,一到五點就轟我下班去上課。
母親還安排我在工廠背後,十二段工人新村舅舅的嶽父嶽母家吃晚飯,五點十分進門,老兩口飯菜已經擺在桌上,有稀有幹,熱熱騰騰。吃飽上車,飛馳到到天大。就這樣,在家人,親戚,工人師傅們的支持下,我每天像陀螺一樣,三點一線連軸轉。
大約六三年前後,天大負責夜大學的劉瑞福(教務)副處長,告訴我們幾個班長一個好消息:“天津市政府剛剛下了一個紅頭文件,文(婁)字一號文件,明文規定,每周多給業餘大學學生半天學習時間…” “你們幾個班幹部盡快傳達給同學,各自回本單位去爭取。”
原來這是天津剛上任不久的婁凝先市長的一項德政,意在加強天津工業企業的技術力量。回廠一問,人事科確見此文。從此,我和朱君,周六下午,直接騎車到水上公園湖濱軒,買一壺茶水,坐下來靜心完成作業,複習和預習功課。這每周半天讀書時間,對我們堅持學習確實居功至偉。
六五年中,大三快結束了,我覺得在汽車大修廠的工作還是和機械製造工藝及設備接觸多些,就向劉瑞福處長申請轉了專業,獲準從精儀係轉到機械係。這時,到機械班一看,算我在內隻有十一人,工儀班和企電班都不過剩下五六個人了。
一天,上班時間,人事科的於幹部把我和朱君叫到辦公室,他說:“你們知道嗎?婁市長調走了,文(婁)字一號文件不執行了,你們的半天學習時間沒了!” 我們看著他,好氣又好笑,心想,你就這水平!又不能和他硬頂,隻好客氣的提醒他:“不會吧?政策不會因人而易吧!您是否先問問李廠長再定不遲。” 後來,他可能真問了李廠長,據說碰了一鼻子灰,他哪裏知道,李廠長也在新華業大攻讀機械工程。哈哈,後來再也沒有聽於幹部提過此事。
那位於幹部,早在我們上大學的第二年。另外一位有高中學曆的學徒工,住在香港路的韓君也想循例申請報考夜大學,開介紹信時就遇到他的阻擾,他公然稱我們是“漏網之魚”,不再給開介紹信,韓君未能如願。
文革當中的一天,早晨上班時聽師兄弟們笑談說:“昨天晚上於幹部被人事科的科長從派出所領回來了!” 原來他辦了一件糗事:“一位交通民警,看見遠遠過來一個小紅點,走近才看出是一輛自行車,沒有車燈,車把上插著一根香煙,微微的閃著紅火。交警攔下他一問,才知道他還是工廠的保衛幹部,毫不客氣地通知保衛科把他領回。”
事後,幾個膽大的工人兄弟常常和他開玩笑:“小於,來棵煙,點個火!” 不久,他就自己申請調走了。
我們順利的在 “文革” 前,1966年6月,完成了大學本科學業。早早在廠裏幹起技術員,工程師的工作。又過了十多年,多虧了天津大學,負責夜大學的劉瑞福處長的支持和幫助,我們這些66屆的天津大學夜大學畢業生,在1979年,拿到了遲來的天津大學本科畢業證書。
它來之不易,改變了我們後來的人生軌跡。在改革開放的大潮裏得以各盡所能回饋社會。
每念及此,就想到了婁凝先市長,李佩倫廠長和劉瑞福處長,我們生命中的貴人和導師!永誌難忘。
吳西 09/2020
附:婁市長大公子語
請向陶宏惠轉達我的謝意。文章所提到的那個文件應當是真的而且應是1962年或以前的時間下發的,不是64年的事。因為63年底我父親調去南大。那一年市領導變化較大,胡昭衡楊拯民從外省調來,我父親和楊振亞李士曾調走。我父親在任時主管天津教育,特別在那幾年天津的業餘教育發展很快,搞得比較好走在其他省市的前麵,62年左右還在天津開了全國經驗交流會。文章作者趕上了那一撥受惠一生,不可重複的機遇銘記至今,偏巧讓老同學陶宏惠看到了,也是緣分!想起她的郵箱地址有個“2006”,我的郵箱地址也有一個“2006”,大約都是那年建的郵箱,又巧了。[Grin][Grin][Gr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