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分鍾速讀版】
周五，UAW宣布大幅擴大通用和斯泰蘭特的罷工規模，但與福特的談判有進展。
UAW工會比照CEO薪酬漲幅提要求非常有意義，研究表明工會對CEO薪酬有負麵影響，工會力量強大的公司支付給CEO的薪酬較少。
此次罷工成敗對工會的前景至關重要，或將促使特斯拉成了工會。這又對打破汽車公司不平等競爭環境有很大作用。
長文版請繼續往下閱讀——
周五（9月22日），美國汽車工人聯合工會（UAW）宣布大幅擴大通用汽車和斯泰蘭特公司的罷工規模，但因與福特公司的談判取得進展，故不增加新的福特罷工地點。
UAW因無法與美國最大的三家汽車製造商，福特、通用和克萊斯勒的母公司斯泰蘭特，達成新的合同，舉行部分罷工已經一周了。
這次罷工，最主要的兩個目的是：提高工資水平；在汽車行業向電動車轉型的關鍵時刻，為眼看可能工作不保的汽車工人爭取一定的工作保障。
工會比照CEO薪酬漲幅提要求非常有意義
汽車工會工人的工資似乎已經是藍領中的天花板了，還不滿足，是不是過分了？
本周三（9月20日），通用汽車排名第二的高管、總裁馬克·羅伊斯（Mark Reuss）在《底特律自由報》（The Detroit Free Press）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試圖反駁工會要求的合理性。他說，通用汽車提出在未來四年內將工資提高20%，按每周工作40小時計算，最高工資將超過每小時39美元，約合每年82,000美元。現在時薪為17美元的初級工人在四年後也將達到時薪39美元。所以，“UAW領導層聲稱，通用汽車向其會員支付的是‘貧困工資’。這根本不是事實。”
問題是，工會的參照標準是CEO的收入增長幅度。在過去的四年中，CEO的收入增加了40%。而工會工人因為在2000年代中期美國汽車行業陷入困境的時候，在工資和福利上做出了巨大讓步。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數據，在過去二十年裏，生產汽車和零部件工人的平均小時工資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下降了20%以上。所以，他們認為自己有資格要求補償。而20%等於根本沒有補償。
至於說工會的工資要求會讓三大汽車公司失去競爭力，與UAW密切合作的倡導組織“推動美國就業”（Jobs to Move America）的執行董事瑪德琳·賈尼斯（Madeline Janis）說：“如果你看一下製造一輛電動車的成本明細，勞動力隻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這種UAW將把福特、通用和斯泰蘭特擠出市場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再者，CEO等高層的收入猛增。通用汽車公司CEO瑪麗·巴拉（Mary Barra）2022年的收入接近2900萬美元，相當於通用汽車員工工資中位數的362倍。
要我說，汽車公司在利潤年年創新高的時候，隻是給CEO大幅加薪，給股東紅利，卻不給工人同樣程度的收入提升，就是敬酒不吃吃罰酒。這種態度絕對不可取。如果給工人同樣的工資增幅真的無法承受，那就把CEO的收入降下一些。這是一種有誠意的表現，相信會對工會有一定作用。如果打死也不肯動CEO一分奶酪，那就大家博弈吧，看誰先眨眼。
不是要把企業搞垮。這種隻顧上層利益，不主動給工人分一杯羹的企業，就得靠工會來治一治。
下麵兩張圖分別是同一時期內工會會員人數變化和美國350家最大上市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與員工薪酬總比率的變化。將兩張圖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工會對限製貧富差距有很大的作用。不是說正好圖對上了就存在因果關係，而是已經有很多研究證明，這樣的因果關係存在。
美國工會會員人數1960至2020的數據。圖源：Statista
1965年至2021年美國350家最大上市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與員工薪酬總比率。圖源：Statista
愛荷華大學Qianqian Huang等人2017年一個研究結果的摘要這樣說：
我們發現了工會影響首席執行官（CEO）薪酬的證據。
首先，我們發現工會力量強大的公司支付給CEO的薪酬較少。這種對薪酬的負麵影響經受住了各種統計方式的控製檢驗。其次，我們發現CEO的薪酬往往在工會合同談判之前會受到抑製，尤其是當薪酬是酌情決定的，且工會具有較強的談判地位時。第三，我們發現，抑製CEO薪酬可以降低勞工罷工的幾率，從而為企業在麵對強大工會時降低CEO薪酬提供了理論依據。
所以，這次UAW工會比照CEO薪酬漲幅提要求非常有意義。
爭取工作保障也許是最受爭議的要求
汽車行業正在經曆汽油車向電動車的轉型。電動汽車的零部件數量遠遠少於汽油車，這將使許多工作崗位被淘汰。生產消聲器、催化轉換器、燃油噴射器和其他電動汽車不需要的零部件的工廠將不得不轉型甚至關閉。會不會造成大量工人失業自然是工人和工會最大的擔憂之一。
這次工會的要求之一是，那些新的電池和電動汽車工廠的工人受汽車製造商的全國勞動合同保護。工會還希望獲得因工廠關閉而舉行罷工的權利保障【注】，並在工廠必須關閉時獲得某種形式的補償。
【注】所有雇員——無論是否工會會員-——都有權參加受保護的抗議活動，包括罷工，以解決與工作有關的問題。《全國勞資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第7和第13條就是提供這種保障的。其條款規定“雇員有權......為集體談判或其他互助或保護的目的從事其他協同活動”，也包括罷工，而且這個權力不能被剝奪。但並非所有罷工都是合法的。罷工是否合法取決於其目的、時機和罷工者的行為。比如，絕大多數州禁止會危及公共健康、安全或福利的罷工，幾乎所有州都禁止警察和消防員罷工。勞資雙方的合同、條約中也可以對罷工的合法性做出規定。當需要關閉某些工廠時，工會是不是可以因為反對關閉而罷工，就可以寫入合同。
然而，這些汽車公司認為，他們需要有關閉或轉移業務的靈活性，以順利完成向電動車的轉型。公公婆婆到底誰更有理？
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授彼得·伯格（Peter Berg）稱工會用罷工做籌碼來要求獲得因工廠關閉而舉行罷工的權利，是“一種對行業未來采取敵對態度的要求”。但康奈爾大學工業與勞工關係學院的凱特·布朗芬布倫納（Kate Bronfenbrenner）教授說，雇主經常利用關閉工廠的威脅來削弱工會的談判要求並阻止組織工會，允許這類威脅，會對工會活動產生“寒蟬效應”，所以，“工會希望能夠使用罷工這一武器”。
“推動美國就業”的執行董事賈尼斯說：“我們正處於另一場工業革命的黎明，而我們的發展方式與上一次工業革命如出一轍——少數人獲利頗豐，而多數人則生活困苦，沒有好的工作。”“UAW真正站在了全國各地社區的立場上，以確保這一轉變惠及所有人。”
所以，說到底還是一場權力的博弈，誰的權力大，就看誰有強有力的籌碼。
此次罷工成敗對工會的前景至關重要
三大汽車公司處於產品轉型的艱難時期，為汽車工人工會的談判提供了強有力的籌碼。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個產品轉型對工會來說也是巨大的挑戰。那麽多廠要關閉，新廠又都開在南方各州。
了解美國工會曆史的都知道，大部分南方州的環境不利於工會的建立和成長，主因是有一個right-to-work法律。這個法律的字麵意思是（工人）“有工作的權利”，含義為工人有不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這個法律真正的實踐意義是，工人不僅有不參加工會的權利，還有不交會費的權利。
工會的運作方式和原理是，工會代表工人的利益與雇主談判。談判贏得的利益所有工人共享，不管你是不是會員。所以，工會要求非會員也交部分會費。法律允許工會通過雇主直接從工人的工資中扣除這部分會費。但是，有right-to-work法律的州，工會就不能這樣做。這就極大地削弱了工會的功能。這也是南方各州很難建立工會的原因。美國現在共有27個right-to-work的州。
（right-to-work法律是指私企範圍，如果是公共部門，如教師工會，則因為最高法院對Janus v. AFSCME案的判決，規則有不同，這裏不詳述了。）
UAW曾經在特斯拉工廠努力過，但始終未能成功組織工會，現在正準備再次嚐試。UAW內部高層人士對此表示樂觀。另外，特斯拉在水牛城生產電動汽車充電器和雇傭數據錄入工人的工廠，也在積極準備組織工會。如果UAW能夠將工會工人的工資提高很多，對特斯拉工廠的工人肯定會有影響。
UAW主席肖恩·費恩（Shawn Fain）周日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節目“麵對全國”（Face the Nation）中對馬斯克發出了警告：“這些公司中的大多數工人都在勉強度日，以便像埃隆·馬斯克這樣貪婪的CEO和貪婪的人可以建造更多的火箭飛船，把自己射到外太空。”他這是有所指的，因為馬斯克說特斯拉的工人收入比三大汽車公司的工人高。
特斯拉第二季度的銷售額為250億美元，利潤為27億美元，利潤率約為11%，高於福特或通用。這更讓特斯拉成為組織工會的一個誘人目標。
所以，UAW需要在這次罷工中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以向南方各州展示工會的好處。
幾點看法
1）企業利潤好就一定要給員工漲工資嗎？
企業在利潤好的時候，擔心好景不長不敢給工人漲太多工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實也有很多方法解決這個問題，比如以獎金的方式，或者，像我曾經供職的公司，如果業績好就給額外的401K公司匹配。我還聽說過這樣的做法：單月領取正常工資，雙月領取雙倍工資。就是說，並不正式漲工資，一旦利潤下降，就可以取消雙月雙薪的待遇。
但是，隻給CEO等高層漲薪，隻給股東分紅，不給工人同樣的漲幅，那就可能要承受罷工的後果了。
2）CEO的薪酬有董事會監管，工會不該介入？
有人說，CEO也不能自己給自己漲工資，有董事會監督著呢。隻有工作有績效了薪酬才會增加。
可是，CEO和董事會成員的利益很多時候是捆綁在一起的。比如，CEO犯了大錯誤的時候，往往董事會也有責任，特別是大型的長達數年的項目，董事會怎麽早沒發現問題呢？這時候，如果對外公開承認錯誤，受懲罰的就不僅是CEO了，董事會不走人是無法對股東交代的。所以就會發生CEO和董事會沆瀣一氣，掩蓋錯誤的事情。
我這裏不是單純的打比方。現實中這樣的事情真不少。所以，工會的作用也不可少。我曾經讀到過一個新聞，說某個工會組織提出要求派代表旁聽公司董事會會議。這真是個好主意。
3）公平的競爭環境非常重要
這次UAW罷工的同時，還把目標瞄向了特斯拉工廠，是一件好事。特斯拉喜歡選擇工會力量弱的南方州開廠，美國汽車公司的外資競爭對手奔馳和豐田等也同樣。如果能夠逐漸打破南方州工會弱的局勢，就等於打破了不平等的競爭環境。
有些負擔應該由社會來承擔，這樣也有助於為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比如，提供全民醫保。還有，失業救濟也很重要。如果有很好的失業救濟保障，UAW就不需要為工作保障進行艱難的談判了。
4）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什麽都讓工會背鍋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車越來越競爭不過日本車，美國汽車工人福利好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國汽車公司沒有把高油耗當個事。這次也一樣，三大汽車公司沒有預計到，原來很小眾的電動車會忽然就變得流行起來了，沒有及時投資電動車。這些都是公司策略上的錯誤。要工會負完全責任，不公平。
5）不能隻看見工會的貪婪而忽視資本的貪婪
工會的名聲一直不好，罪狀之一就是貪婪。我在《美國爆發今年最大勞資衝突，工會到底好不好？》一文中專門談過這個問題：不是工會貪婪，而是人性貪婪。因為資本也是貪婪的，就需要一個對等的力量去製約、製衡。
我不理解的是，有的人特別能夠容忍資本的貪婪，卻很難容忍工會的貪婪。現在美國貧富差距的程度幾乎與1929年大蕭條時期相等，這難道不讓人擔憂嗎？
在沃爾瑪贏利驚人股東大賺的同時，還有那麽多沃爾瑪全職員工的家庭收入在貧困線之下。這些家庭不得不靠領取政府救濟生存。這是企業謀取暴利，把負擔轉嫁給社會的典型例子。這對社會不公平，對納稅人不公平。如果沃爾瑪有工會，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嗎？
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最不支持工會，最反對給底層工人提高工資的人，也是對無家可歸者抱怨最多的人。當然，他們也抱怨治安的問題。難道提升底層的經濟狀況不是解決這類問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嗎？你抱怨什麽呢？
參考資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3/09/16/business/electric-vehicles-uaw-gm-ford-stellantis.html
https://www.biz.uiowa.edu/faculty/elie/UnionsExecComp.pdf
https://www.nytimes.com/2023/09/21/business/tesla-musk-auto-union.html
https://www.npr.org/2023/09/20/1200357955/uaw-big-3-strike-auto-shawn-fain
https://www.rodtannerlaw.com/news/the-right-to-strik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ght-to-work_law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Janus_v._AFSCME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1463/ceo-to-worker-compensation-ratio-of-top-firms-in-the-us/
本文為非營利調查新聞編輯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義）”原創作品，與“美國華人雜談”聯合發表。
撰文：溪邊愚人
編輯：新約客，溪邊愚人
利潤有些年高，有些年低，有些年甚至虧損。
利潤高時永久性地漲工資，顯然有潛在問題，因為明年利潤低了，甚至虧損，工資卻降不下來。
最好的辦法是利潤分成，利潤高時多分，利潤少時少分，虧損時不分，並對CEO和工人一視同仁。
現在美國三大老牌汽車廠CEO借口這兩年利潤高，不是利潤分成，而是給自己永久性地漲工資，顯然是利慾薰心。
但是，糾正美國三大老牌汽車廠CEO利慾薰心，並不一定要工人也利慾薰心。
批評在美國三大老牌汽車廠CEO工資離譜，並不一定也要工人的工資離譜。
解決這個不公平的辦法並不一定也要在利潤高時給工人永久性地漲工資。
更好的解法是讓美國三大老牌公司CEO離譜的高工資降到和歐、日同行的水平，（我上次留言指出美國三大老牌公司CEO的工資是歐、日CEO的2到10倍）然後每年和工人一起利潤分成。
換句話說，糾正一個錯，並不一定要用另一個錯。
而是可以用兩個“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