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紐約時報》一篇關於全優學生是否在事業上更成功的研究結果的文章，標題是“全優學生的錯誤之處”
眼看就要到高院對“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訴哈佛大學的校長與教職員案”（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做出判決的時候了。此案的判決普遍被認為將決定“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簡稱AA）的命運，美國社會各方麵極為關注——法院共收到93份《法庭之友紀要》，其中33份支持原告“學生公平錄取組織”（簡稱SFFA），60份支持被告哈佛。
（《法庭之友紀要》的英文原文是amicus curiae brief。Amicus curiae也稱為Friend of the Court。中國法律上沒有這個概念。這是指與訴訟不相幹的第三方以“友情提示”的形式提交給法庭的資料，案子的結果不會影響到他們，法庭也沒有義務考慮他們的意見。《法庭之友紀要》通常是權利保護組織或其他類似功能的社會組織提供的，提醒法庭在判決的時候能夠不要限製在案件的本身，而是對判決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加以考慮。）
有這麽多《法庭之友紀要》，是因為大學錄取政策不僅僅關係到學生和學校，也關係到社會的方方麵麵。簡單地說，關係到一個社會的公平與公正。
所以，不管高院如何判，不管AA能不能繼續生存或以怎樣的方式生存，大學招生政策或方式這個重要又分裂的事情，絕對需要被重新審視，以找到一條最接近公平和公正的道路。
大學理應是社會流動的重要工具
美國最自以為傲的社會特征之一就是階層流動性。通常的說法是social mobility。但更確切的意義是upward mobility（向上移動），代表每個人都有機會爬上更高的社會階層。
大學應該是社會流動的重要工具之一，尤其是一流學校。這也是當年哈佛校長詹姆斯·布賴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的理念。科南特1933年至1953年任哈佛大學校長。他被公認為一個有變革精神的校長，哈佛醫學院和法學院都是在他的任期內開始招收女生的。
哈佛曾經一直是貴族或上層社會後代通往仕途的專享台階，而這正是科南特試圖打破的。
科南特最重要的一個治學理念是將促進社會流動視為哈佛的己任。他提倡平等主義教育觀和多元化。他認為，精英大學作為精英機構，其目的是招收和培訓最有才華的學生，使其成為社會的領導者，無論他們的背景如何。
這是一種根本性的變革。科南特的治學理念等於是宣布：哈佛這樣的學校，不僅對學生的錄取必須公平，同時還必須維護社會正義，即錄取標準還有個公正的因素在裏麵。
所以，大學錄取的標準和手段，既要公平，也要公正，兩者一個也不能少。
SAT作為招生工具的初衷
科南特不僅擁抱平等主義教育觀和多元化，而且也是這一概念最有影響力的實踐者，而其最具代表的實踐方式就是采用SAT來選擇哈佛學生。
SAT的最初版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軍隊用來做智商測試的，被稱為“學術能力傾向測試”（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後經過重組，於1926年首次用於大學對高中生的鑒別。
科南特堅持認為哈佛應該衡量的是天生的智力，而不是對學術科目的掌握程度，以避免給那些上過特權中學的人帶來優勢。這也是他選擇SAT作為招生工具的初衷。
一句話，錄取的原則是任人唯賢。
偏向白人和富人的SAT
隻是，SAT從來就不是一個不帶偏見的招生工具。相反，SAT極具“偏見”，有利於白人和富裕家庭的孩子。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SAT不是一個純粹的智力測試工具，而是一個可以通過訓練獲得優勢的測試手段。我們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SAT的測試內容曆來就是帶偏見的。
比如，很多年的SAT類比測試都包括了一個類比問題，要求考生將“劃槳手：帆船賽”確定為“賽跑者：馬拉鬆”的正確答案。白人學生的答對率高於有色人種學生——這不是因為先天智商，而是因為他們更有可能知道regatta這個詞是“帆船賽”或“劃艇賽”。
Regata是一係列的賽艇比賽。該術語來自威尼斯語，意思是“競賽”，通常描述劃艇或帆船的競賽活動。上圖為哈佛賽艇隊在Henley 2004的比賽中
再如，SAT的正式題目往往都是經過預先測試的。1998年，SAT測試了兩個問題，發現黑人學生正確回答一個問題的比例高於其他群體，而白人學生不成比例地正確回答了另一個問題。SAT後來放棄了黑人考生得分高於白人考生的問題，保留了白人學生得分更高的那個。
為什麽這樣做呢？表麵上看，這樣的決定並沒有種族因素。之所以這樣做，原因是，如果測試的問題複製了以往考試的結果，例如整體對錯比例或者是白人與黑人的對錯比例等都與以往正式考試結果相接近，那麽它們就被認為是“好問題”，否則的話就認為題目出偏了。但實際上，“複製了以前考試的結果”，維持的就是以往一貫的白人高比例的好成績。
所以，SAT有史以來一直是偏向於白人考生的。
藤校未能促進社會流動
科南特的平等主義教育觀和多元化，以任人唯賢為手段，為的是達到社會流動的目的，特別是非貴族、無權勢平民的向上移動。
但是，科南特達到他的目標了嗎？這麽多年來，藤校起到了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嗎？
很遺憾，不僅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事實證明一流大學的作用竟然是還加劇了不平等。根據哈佛政治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其《功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一書中收集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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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最激烈的大約百所高校中，70%以上學生來自於收入在頂部1/4的家庭，隻有3%來自底部1/4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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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流大學中的貧富差距最大。在藤校中，來自頂部最富有的1%家庭的學生超過了所有來自底部50%家庭的孩子。在耶魯和普林斯頓，每50個學生中，隻有一個是來自收入在底部20%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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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來自一個頂部1%的富有家庭，你被錄取的機會是一個來自底部20%家庭學生的77倍。
就是說，盡管科南特的初衷是任人唯賢，但學校招生過程中的實踐方法偏離了這個目標，成為以功績為衡量標準。這些都與學校的錄取方式有關。選用SAT來考察學生的能力隻是原因之一。比如，錄取過程中對校友家屬的照顧幾乎是一個沒有人能夠在道義上為其辯護的不公平因素，而這樣的照顧自然就沿襲了家庭的特權。還有，很多對體育運動尖子的照顧也未必有道理。
《紐約時報》報道費用昂貴的運動項目如何幫助高中產家庭子女爬藤。該文主標題和副標題分別為：“擊劍可能是六位數的費用，但它能贏得大學錄取”，“小眾運動如何提供通往常春藤聯盟和其他精英學校的途徑”
有不少運動項目因為費用特別昂貴而成為高中產家庭子女爬藤的利器，已經早不是秘密了。花樣滑冰，擊劍，冰球等都是這一類的。就是比較普及的“廉價”項目，真的走到寶塔尖，也同樣燒錢。頻繁的訓練，一對一的高水平教練，全國各地的比賽，而且運動員要負責教練陪著去比賽的所有費用，這都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夠承擔的。其他如鋼琴等有競爭性的項目也是一樣。
更嚴峻的問題是，即便不是一流大學，也沒有為學子提供多少流動。經濟學家Raj Chetty和他的一個同事團隊查看了3000萬大學生從1999年到2013年的經濟軌跡。他們發現：令人驚訝的是，今天的高等教育在促進向上流動方麵作用甚微。
何不抽簽招生？
現在對大學是否應該繼續AA政策的爭論越來越尖銳和分裂，該不該用SAT作為錄取參考隻是該話題的內容之一。問題是，我們辯論時究竟應該用怎樣的標準來衡量。
如果我們承認，出於社會正義的原則，大學教育的終極目標應該是為維持社會的流動性服務，那麽我們就必須重新審視整個大學的招生方式和畢業生走向的影響因素，因為現在的體製背離了這樣的目標。
為此，邁克爾·桑德爾在《功績的暴政》中提出用抽獎的方式來決定誰能夠去藤校讀書。
《功績的暴政》，邁克爾·桑德爾著。這本書已經有兩個中文版本出版，分別譯為《成功的反思》和《精英的傲慢》。但筆者認為譯為《功績的暴政》更忠實原意。（邁克爾·桑德爾是美國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他的哈佛大學公開課“正義”（Justice）在全世界被數以千萬計的人觀看，在中國也有非常多的擁躉。桑德爾還被《中國新聞周刊》評為中國2011年度“最具影響力的外國人物”。有興趣深入了解《功績的暴政》對功績的批判的，推薦一個講座：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_rUeUM2HIQ）
具體來說就是在合格的學生中抽獎（a lottery of the qualified）。這裏的關鍵詞是“合格”。
一般我們都是認為，收到哈佛錄取通知書的才是“合格”讀哈佛的學生。那麽這樣的“合格”生，一年最多2000左右（見下圖）。但桑德爾這裏對“合格”有不同的理解。
桑德爾的觀點是，現在哈佛每年隻錄取大約2000人，這是受學校資源的限製，而不是隻有這2000人合格。產生這2000人名單的方法，是將招生條件強行理想化地去甄別每一個人，然後從頂部去挑選。但如果以底線去衡量，去除明顯不合格的，那麽，合格的學生就多得多。而在這樣大量的合格候選人中，用抽獎的方式決定錄取誰，才是最公平，最合理，也是最有利於學生和社會的。
如果這樣做，其實際效果將是，雖然哈佛還是一年隻招了大約2000個學生，但人們會懂得，那些沒被哈佛錄取的學生中，至少有幾千可能上萬，其“質量”，或者說“功績”，並不比被哈佛錄取的學生差。他們差的隻是運氣。
為什麽抽獎招生居然可能是一種合理的方式？
一個在哈佛任職很久的招生官曾這樣說：“有時你會有一種齷蹉的感覺：你可以把成千上萬所有的申請全部扔下樓梯，然後撿起其中任何一千個，你會產生一個與委員會會議決定出來的一樣好的班級。”就是說，哈佛招生官對錄取手段的不合理心知肚明。
桑德爾說，他嚴肅認真地考慮了這個招生官的“建議”，認為“這是明智的，從實際出發的。即使是最聰明的招生官也無法精確地評估哪些18歲的學生最終會做出最真正傑出的貢獻，無論是學術上還是其他方麵。盡管我們重視人才，但在大學招生的背景下，它是一個模糊而空洞的概念。也許有可能在很小的時候就發現數學神童，但一般來說，天賦是一件更複雜、更難預測的事情。”“與其從事極其困難和不確定的任務，試圖預測他們中誰是最有功績的，不如通過抽獎來選擇入學班級。”
說回到SFFA訴哈佛案，其實不管站在哪一方，藤校招生時所做選擇的權威性和合理性都受到了嚴厲的挑戰，其公平性當然也就同樣遭到質疑了。而桑德爾的“抽獎招生”提供了一個非常新穎的角度。
但桑德爾又說，“對合格的人進行抽簽最有說服力的理由是要與功績暴政作鬥爭”。此話怎講？
當功績成為暴政
在《功績的暴政》中，桑德爾指出，一切以功績為衡量標準，並不一定會給我們一個理想和公平的社會。相反，過分依賴功績，很可能會使其成為製造不公平的工具，成為暴政的工具。
他說，在一流大學的錄取上，設定一個資格門檻，然後讓機會決定其餘的事情，對抵製功績暴政有很大的意義。“這將使高中時代恢複一些理智，至少會在某種程度上減輕那種扼殺靈魂、為履曆而做以及追求完美的經曆所帶來的的壓力。這還會有助於消除所謂的任人唯賢所帶來的傲慢自大，讓人看清真實的情況，即那些登上頂峰的人並非靠自己取得成功，而是依賴於家庭環境和與生俱來的天賦，這些天賦在道德意義上類似於抽簽。”
用更直白的話來說，現今哈佛等藤校招生的選擇方式不僅不利於高中生的身心健康，還製造了一種被錄取的學生比落選學生更優秀的假象，給了他們傲慢自大的理由。而抽獎的錄取方式才真實反映了哈佛招生的實質。（其實桑德爾說的傲慢自大從社會層麵來說還有更深的含義，但不屬於本文討論範圍。）
藤校不能成為“分揀機器”
桑德爾提出這樣的招生改革的目的非常明顯，他試圖避免的就是讓藤校繼續成為華爾街和谘詢公司的人才分揀機器。桑德爾《功績的暴政》一書中關於大學招生那一章的標題就是“分揀機器”（The Sorting Machine）。
“分揀機器”這個說法點在了藤校問題的關鍵穴位上。
長期以來，培養社會領袖是哈佛一塊耀眼的牌子，這個牌子吸引到了最好的生源，而這個生源正是許許多多特別賺錢的銀行、公司、企業、機構追逐的東西。哈佛生去了這樣的地方，發了財，又成為回報母校的捐款人。這又從某種程度上保證了母校繼續走在靠牌子吸引人的路上。隻是，這樣一個“金錢上的良性循環”與培養社會領袖有多大的關係呢？而桑德爾提出的抽獎招生方式就是要打破這樣的循環。
試想，如果哈佛在設置一個底線的情況下，讓抽獎來決定誰被錄取，華爾街和那些谘詢機構還會繼續對哈佛畢業生感興趣嗎？如果他們不感興趣了，還會有那麽多人要死要活地往哈佛這個獨木橋上擠嗎？是不是SFFA也沒興趣狀告哈佛了呢？
可能有人要問：難道這不是證明了哈佛的選擇有道理，說明華爾街和那些谘詢機構認可哈佛的選擇嗎？
這話沒錯。雖然沒有正經的研究數據證明，我同意哈佛選擇的學生的確有一個特點：高智商。我也相信，這是哈佛和華爾街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但是，高智商與培養社會領袖有密切關係嗎？高智商就是享受最好的教育資源的理由嗎？哈佛即便是這樣實踐了，卻絕不敢公開這樣說，因為這不符合社會正義的原則。哈佛的地位與其公關形象密不可分。一旦失去了道德高度，哈佛就不成其為哈佛了。
既然成為人力市場的分揀機器已經是哈佛運作的一個潛規則，而這個潛規則並不符合社會正義，那麽，現在就是打破這樣一個“產業鏈”的時候了。
抽獎招生會毀了哈佛嗎？
也許對抽獎最普遍的反應是，哈佛的生源質量會降低，哈佛也就被毀了。
其實，隻要合格的門檻設置得合理，哈佛的生源質量就不會降低。哈佛自己也承認，每年合格的生源遠遠超過哈佛能夠接受的限額。
所謂哈佛是否被毀了，取決於對誰而言，也取決於衡量的標準。另外，說句難聽的話，如果哈佛隻是靠生源而活，那哈佛的牌子又有什麽價值呢？
的確，對依賴哈佛投喂理想雇員的華爾街和谘詢公司等，一旦哈佛用抽獎方式招生，的確可能相當於哈佛被毀了。但我們有必要在意嗎？難道不是哈佛的社會公義責任更重要嗎？
桑德爾在書中提出，驗證哈佛的質量是否降低，做個實驗就可以了：每個班級都是一半人以傳統方式錄取，另一半人以抽獎方式錄取。以課堂表現，學習成績以及畢業後的成就，不難比較質量是否有不同。
如果實驗的結果是哈佛的質量絲毫不減，是不是告訴我們不該小瞧了非藤校的孩子們？如果藤校這樣的招生改革能夠讓人們達成非藤校也是人才濟濟，而且其中相當數量的學生並不輸藤校的共識，是不是對就業市場和申請大學的高中生都會有深刻的影響呢？
當然，桑德爾提出的實驗，現階段還隻是假想，但已有的相關研究結果表明，學業優秀並不能靠譜地預測職業的優秀。在各個行業中，在大學畢業後的第一年，成績和工作表現之間的相關性，有，但不大，一年之後就更微不足道了。
學業成績幾乎完全不代表創造力、領導力和團隊合作能力，或社交、情感和政治智慧等品質，也許更代表學生掌握死記硬背的信息的能力。
事業上的成功很少是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更多的是發現正確的問題。這需要特殊的敏銳和開創性的思維。
在1962年的一項經典研究中，一個心理學家小組追蹤了美國最具創造力的建築師，並將他們與技術嫻熟但原創性較差的同齡人進行了比較。他們的發現是：有創造性的建築師與眾不同的因素之一是他們的大學成績單：他們的成績不那麽穩定，平均成績隻是B。在他們感興趣的課程上，他們會拿A，而對無法激發他們想象力的課程，他們寧可不花功夫。他們關注自己的好奇心，優先考慮他們認為有內在動力的活動——這最終對他們的職業生涯大有裨益。
這是1962年的研究，那時的學生可以有不那麽在乎成績的“奢侈”。放在今天，有幾個學生敢這樣做？但在追求完美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看見“看不見”的損失？
教育研究人員卡倫·阿諾德（Karen Arnold）在對以班級第一名畢業的學生進行的一項研究中發現，盡管他們通常事業有成，但很少能達到高層。阿諾德解釋說：“他們通常安於體製，而不是撼動它。”
獲得全A是有代價的。學生都去爭取完美成績，將是社會的損失。而這也都說明，選擇人才時，將SAT考分和學校的GPA成績標準放寬些，是更合理的。其同義語就是，抽獎的合格標準不需要太高。當然，這需要社會各界達成共識，特別是緊密相關的人才市場。
藤校抽獎招生將是廣大高中生的福音
爬藤這件事，幾家歡喜幾家愁。
對爬藤的孩子，高校發榜季就像是法庭判決，唯一的區別是，成功或失敗取代了無罪或有罪。要成功的壓力使很多學子四年的高中生活籠罩在巨大的陰影之下。不管最後是“成功”還是“失敗”，很多高中生的身心健康受到相當大的負麵影響。
藤校就那麽幾個名額，絕對是個零和遊戲，競爭不可能不激烈。要不怎麽為了個AA，官司打了一個又一個呢。
總聽見有人說，藤校應該擴大招生，緩解這個擠破門檻的問題。但是，再擴大也是杯水車薪，也還是零和遊戲，不可能發生根本的改變。
但是，如果藤校抽獎招生，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因為這將顛覆人們對藤校非藤校，藤校生非藤校生的認知。高中畢業生不再需要接受成功和失敗的裁判，從前他們身上承受的巨大壓力徹底煙消雲散了。
這是一種怎樣的解放啊！他們不再需要為了建立一個“完美”的履曆去浪費時間，而是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做有實質意義的事情。
藤校抽獎招生對人才市場應該也是佳音
爬藤的孩子為了進藤校擠破頭，人才市場上雇主對藤校生的爭奪也同樣激烈。而藤校抽獎招生必將促使人才市場的行為發生質變。
一個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人們不得不承認一個非藤校生很可能具備一個藤校生同樣的價值。其實，事情本來就是這樣的，但目前藤校的招生方式造成了一個不合理也不公平的分界線。
如果藤校的抽獎招生會讓華爾街和谘詢公司等地方放棄那種與藤校聯合形成人才“產業鏈”的實踐，那對社會的人才利用也是一個佳音。
《紐約時報》報道麥肯錫在美國毒品危機中扮演的暗黑角色，稱其是先製造問題再解決問題
畢竟，華爾街不是什麽高尚的地方，多少次金融危機都是華爾街的貪心“設計”出的產物。麥肯錫等顧問公司近年來更是醜聞不斷，比如麥肯錫在美國阿片濫用危機中起了非常關鍵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可以說，沒有“聰明”的麥肯錫做顧問，阿片危機的惡化程度很可能會減緩不少。所以，最聰明的腦子進入谘詢和金融行業未必是好事。
當一流大學成了華爾街或麥肯錫等顧問公司的喂送機器時，當大批天之驕子進入沒有貢獻、沒有創造、沒有改善任何東西的行業時，損失的是整個社會。我不禁想起當年在美國做學生時老教授的感慨：“我們那時候，一流人才都是選擇做學問，隻有二流或三流水平的學生才去華爾街。”
事實上，不少藤校生進藤校的目的是為了找一份高薪工作。如果用抽獎招生，藤校不再是畢業生賺大錢的關係網，是不是很多以高薪為目標的人就會放棄藤校夢？這樣是不是反倒各得其所了呢？
抽獎招生中是否還有AA的位置？
桑德爾提出的抽獎招生方案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彈性的東西。針對抽獎方案如何體現對弱勢群體的照顧，桑德爾說可以給某些人更多的中獎幾率。
比如，假設每個合格的申請人有1次抽簽機會，某些被照顧的人可以有2次甚至3次。
曾聽見有些人指責桑德爾依然支持哈佛在招生中給予校友親屬的照顧。事實並非如此。桑德爾明確說，他不認為應該給予校友親屬任何照顧。但他又說，如果哈佛就是不肯去除這個福利，那麽就可以給被照顧人更多中獎機會。
他還說，所有的福利都應該以這樣的方式兌現，其好處是公開、透明，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說，另一個好處是還量化了。以前都是暗箱操作，我們不知道誰誰獲得了多少照顧，現在就可以用量化的方式反映出他們享受到的福利。
對福利的量化，也有助於人們討論，這樣的照顧到底是不是合理。
結語
半個多世紀前，人們對高等教育大多選擇就近入學。結果就是更均勻的人才分布，更健康的競爭市場。普通大學畢業的人，也可以輕鬆獲得現在似乎隻對藤校生開放的職位。也許抽獎招生能夠讓我們再次接近那樣的社會環境。
現在的爬藤競爭太不健康。為什麽現在藤校招收的都是高智商的人？就是因為競爭太激烈了，每個爬藤娃都必須超越自己的極限。這種情況下，高智商的自然有很大優勢。隻是，衡量人才，尋找將來可能有成就的人，智商絕對不應該占有這麽大的比重。更重要的是，長期超負荷運行，不僅對孩子們的身心損害很大，還扼殺他們的靈性。
最後與讀者分享作家安娜·昆德蘭（Anna Quindlen）“什麽也不做很重要”（Doing Nothing Is Something）一文的部分內容翻譯，看她說的是不是有道理：
暑假到了，好激動。想起自己孩時的暑假，沒什麽事情可做，即使去夏令營也無非是瞎玩，很無聊的夏天。但也正是這些造就了我，作為一個人，一個作家。無聊之時，正是我們真正成為我們自己的時候。我不相信不經曆無聊就能寫出詩、作出曲，能成為演員。相反，我們需要相當多的無事可做的階段。正是在這樣的階段中，悄聲移動的時間滑輪，點燃我們的創作欲，滋養我們具創造性的靈感。
......
大量心理研究顯示，被我們稱為“什麽事也不做”的時間，正是人經曆其最佳思維的時候，正是創造靈感來造訪的時候......
參考資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udents_for_Fair_Admissions_v._President_and_Fellows_of_Harvard_Colle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B._Conant
The Tyranny of Merit by Michael J. Sandel
https://www.bestcolleges.com/blog/history-of-sat/
https://www.crimsoneducation.org/us/blog/harvard-acceptance-rate/
https://www.newsweek.com/doing-nothing-something-145211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08/opinion/college-gpa-career-success.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at_racing
本文為非營利調查新聞編輯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義）”原創作品，與《美國華人雜談》公眾號聯合發表。
你照顧黑人，實際上同樣是一種歧視：你覺得黑人能力不如其他人，是有殘疾的人，需要特殊照顧。其實黑人和其他人一樣聰明，完全有能力為自己爭取機會，更本不需要你來特殊照顧。你給正常人特殊照顧，跟溺愛孩子一樣，其實是害了他。
但這種方式等於破壞了階層固化，不利於社會精英實現對社會的世襲統治，而且也不能獲得社會最優秀的人才，不論對個人還是社會都是沒有意義的。
美國名校招生有兩部分，第一部分就是legacy，比例一般在50%，這部分保證了社會精英的後代還是精英，是階層固化的概念，對任何社會都是有負麵意義的，但體現的是權力。
另外的第二部分才是從社會中選材的概念，其中包括某種專業上有希望，甚至已經有成就的人，這部分是打破階層固化，讓社會能獲得人才的機製，一般占10%的比例。這些人有硬本事，名校接受你的目的是讓你維持學校的學術水平，科研能力，甚至教學水平。這種人往往要求家庭不是很富有，因為隻有在有“饑餓感”的情況下，才會給學校“打工”。這種人不得不維持自己較高的學術水平，不是在學校裏混，這是學校錄取你的目的。
其他的就是考慮未來給學校捐款的可能，能對社會某個階層實現影響的代表，和對學校本身形象有利的因素，可以有很多這種因素
在美國，任何一件事首先都是一門生意，這個概念需要清楚。那麽生意就有生意的做法，要要有ROI，學校招收你是一種投資，要看你是不是潛力股。而美國事實上的社會多樣化，也讓是否是有潛力的標準不同，有很多種。
幾年前一個前哈佛招生辦公室的人在NYT上發表了文章，談論哈佛的招生標準問題，包括透露了所謂的不對外的第七條標準，就是看你的家庭和文化背景是否有可能在未來給學校捐款。
既然是一門生意，那就不可能采取賭博的方式，哪個公司用賭博的方式運作？哪怕是賭博公司，對自己的公司的運作也不是賭博的方式。要計算成本，要計算收益，計算收益前景。。。
抽簽什麽的，永遠不會發生。
培養領袖不能狹義化為奧巴馬式的“社會領袖”，各行業的出色人才都是。另外SAT有缺陷不能證明標準化測試沒有價值。
無言無語無聲 發表評論於 2023-06-22 10:46:33
不在誰上哈佛，不是培養A就是培養B，無所謂。但是，當努力不再有收獲的時候，誰也不會多做一步。
很多中國人把教育機會當作科舉考試一般的升官發財的機會競爭。
其實作為納稅人，我隻關心教育資源的分配是否真正促進社會的進步和階層的流動。在具備基本素質的選手中，誰能把握教育機會，今後最大的限度的回饋社會，是不容易確定的。既然這樣，抽簽就是一個公平的好辦法。
把進學校學習的機會與體育競賽或者工作崗位的招聘等同起來反應了追求者強烈的功利訴求，對旁人，對社會未必有利。
Timberwolf 發表評論於 2023-06-22 06:32:54
哈佛教授也不妨建議奧運會改用抽獎來決定金銀銅牌歸屬而不必上場較量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人人滿意皆大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