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大西洋月刊》“美國正在愈加分裂，可能將永遠如此”一文截屏。
六月底，曾在多家媒體長期做記者和政治分析員的羅納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在《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觀點驚人的文章：“美國正在愈加分裂，可能將永遠如此——20世紀中葉的大‘融合’可能才是反常”。
按照那篇文章的說法，所謂美國，其實是紅州和藍州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不安地共享同一個地理空間。美國曆史上紅藍州隻有短暫的融合期，就是20世紀的中期。那時的基本趨勢是更加趨同、融合。
造成這種融合的是20世紀60年代的“權利革命”所帶來的權利平等和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一般習慣稱他為FDR）在國家級別的投資帶來的經濟平等。不過，這一進展在1980年後停止了。現在紅和藍之間日益擴大的分歧和對立，是21世紀美國的一個決定性特征。
在美國處於極度分裂的今天，重溫當年大蕭條時的不融合因素和FDR推動新政的過程，特別是FDR在他最後一次國會的國情谘文中提出的可避免再次分裂的“第二項權利法案”，非常有意義。
1929年大蕭條來臨時，FDR是最先行動的州長之一
我們現在都知道美國1929年開始了大蕭條，而且這個大蕭條持續了很多年。但在當時，人們並不很明白發生了什麽，也不很清楚事情的嚴重程度。當股票開始跌的時候，大多數人認為是正常的甚至是健康的股市自動糾正。老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說這是難得的買入良機，當時的總統胡佛堅持認為“國家的基本業務——即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和分配——是在一個健全和繁榮的基礎上。”
時任紐約州州長的FDR是第早認識到大蕭條嚴重性的州長之一。1930年3月，盡管大蕭條的現實在華盛頓仍未得到承認，FDR已經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穩定紐約的就業——這是美國第一個此類的州委員會。此後不久，羅斯福成為第一個支持失業保險想法的州行政長官——這在當時是一個激進的概念，盡管多年來一直在大學的經濟係裏流傳，但還沒有在公共舞台上亮過相。
小羅斯福打破了經濟史學家所稱的“守夜人國家”的傳統，提出了這樣的理念：對於不幸的公民，政府必須給予援助——不是作為慈善，而是作為社會責任。他要求立法機構立即撥款2000萬美元，在可能的地方提供工作，在無法提供有效工作的地方，就直接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
（“守夜人國家”是指右翼自由主義者推崇的一種有限和最小的國家模式，隻為公民提供軍隊、警察和法院，從而保護他們免受侵略、盜竊、違約、欺詐，並執行財產法。）
除了2000萬美元的救濟方案外，FDR還建立了一個新的州機構——臨時緊急救濟管理局（TERA）以分配資金。紐約州是第一個建立救濟機構的州，而TERA立即成為其他州的典範，新澤西州、羅德島和伊利諾伊州等都有樣學樣。
FDR對電力特別關注，而且他很早就提倡在主要河流的支流上建造雙重用途的防洪大壩：既能蓄水又能發電的水壩。他一直致力於產生更大的發電能力以及對公用事業公司更有效的監管，以期獲得更便宜的電力。最後就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可以將公共發電作為“衡量生產和傳輸電力成本的標尺”。“標尺”的比喻後來成為新政的一個重要言論內容。
FDR的另一個關注點就是農業，他把農場救濟作為其立法計劃的核心。當時農業人口的人均收入隻有非農業人口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處於非常貧困的狀態。小羅斯福推出各種政策幫助農民擺脫貧困，或轉移稅收負擔，包括為小農戶減稅，或提供農業研究補貼。增加的收入則用於支付從農場到市場的公路網絡擴大，為當地學校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或加速農村電氣化。
他說，“如果農業人口沒有足夠的購買力來購買新鞋、新衣服、新汽車，那麽製造業中心一定會受到影響。”
羅斯福的農業計劃幾乎沒有什麽激進之處。但是，由於農民的困境在20年代末是如此突出，任何形式的幫助都會吸引國家的注意。
縮小貧富差距的施政綱領使FDR成為民主黨呼聲最高的總統候選人
1930年FDR競選州長連任。在此之前，他就已置身於全國的政治舞台上。當時，兩黨都認為，如果他能夠連任州長，就很可能會成為民主黨2032年的總統候選人，並擊敗當時尋求連任的胡佛總統。所以，將其視為威脅的胡佛政府甚至做出一些努力試圖阻止FDR的州長連任。
選舉日那天，紐約市出現了創紀錄的91.1%的登記選民參加投票。FDR以超過對手72.5萬張選票的壓倒性優勢獲勝。這是紐約曆史上州長候選人贏得的最大差額票。
為什麽FDR能夠如此得人心，也許他當時的一些講話能夠給我們一點啟發。在當時全國麵臨前所未有的經濟挑戰時，FDR不墨守成規，敢於跳出當時學術界的束縛，嚴厲抨擊經濟寡頭。他說，如果美國人民希望維護他們的自由，他們應該像他們的革命先輩一樣戴上自由帽，抵製經濟權力的集中。他還說，這一次的鬥爭將是用選票而不是火槍進行的。除非他們成功，否則“所有財產將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將成為農奴”。
羅斯福痛斥胡佛政府對大蕭條的症狀而非原因下手。“它自上而下尋求暫時的救濟，而不是自下而上尋求永久的救濟。這個令人不愉快的時代要求建立一些計劃，這些計劃將把信心再次放在經濟金字塔底層的被遺忘的人們身上”。
FDR看見了經濟權力的集中是對民主和自由的極大威脅，看見了底層被遺忘的人們，並相信他們才是能夠帶來改變的希望。在他看來，這一次美國人用選票來保護自由無異於當初建國時用槍杆子爭取自由。必須說，FDR對民主和自由的理解之深刻，幾乎是無人能出其右右。
不出所料，兩年後的1932年，FDR成功當選為美國總統，而他最有力的核心政策就是縮小貧富差距。他深深懂得，錢就是權力。一個權力不平衡的社會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社會。
FDR的大智大勇穩定了處於崩潰邊緣的國家
FDR是在全國經濟一片蕭條的情況下上任的。
當時，國民收入隻有三年前的一半。藍領工人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失去了工作。美國鋼鐵公司的全職工人人數從1929年的225,000人下降到1933年初的零。農場總收入從1929年的120億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50億美元。在這片土地的每個角落，兒童都在挨餓。在西弗吉尼亞州和肯塔基州的采煤區，90%以上的居民營養不良。在全國的主要城市，每四個失業工人中隻有一個得到任何救濟。在阿拉巴馬州，農村地區81%的兒童沒有上學。佐治亞州關閉了一千多所學校，這些學校的總入學人數超過17萬人。芝加哥的評論家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寫道：“城市裏每一個垃圾場都有饑餓的人在尋找食物”。
在大蕭條早期的銀行擠兌中，紐約美國聯合銀行（American Union Bank）的人群。
但是，當時最嚴峻也是刻不容緩的考驗是發生了銀行擠兌，即銀行儲戶因為不再對政府和銀行有信心，全都試圖取出自己的存款，眼看所有的銀行都將倒閉。為了緩和危機，拯救經濟，FDR上任後不得不實施了4天（後來延長為一周）“銀行假日”，即所有銀行暫時關閉，等新政府拿出措施後再重新執行業務。
其實，在FDR上任前就已經有不少州或城市實行了長短不同的“銀行假日”，但並沒有解決問題。這一次不同的是，FDR贏得了全國人民的信任，使大家對國家的前景有了信心，穩定住了市場和民心。這又與FDR在生死關頭表現出的勇氣有極大關係。
FDR是1932年11月8日當選的，就職典禮是第二年的3月4日。他有四個月時間準備。2月15日，FDR去佛羅裏達的邁阿密參加一個活動並講話。因為他雙腿殘疾，他很多講話是利用敞篷車，比較容易掩蓋他殘疾這一事實，那一次也一樣。講話結束，支撐著站立的FDR慢慢滑回到座位上，並熱情地與坐在身邊的芝加哥市長安東·塞爾馬克（Anton Cermak）交談。就在此時，一個刺客試圖暗殺FDR。5聲槍響後，一名特勤人員，三名旁觀者和塞爾馬克皆中彈，FDR卻以毫厘之差幸免於難。（刺客的手臂被身邊一位婦女的手提包擊中，瞄準被破壞了。）
槍擊發生時，行動不便也無處躲藏的FDR麵無懼色，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下巴微微上揚，準備坦然迎接接下來的事情。槍擊後，因為FDR沒有受傷，司機啟動汽車試圖離開。看見身邊的塞爾馬克雙目緊閉，癱倒在地，FDR讓司機停車。特勤人員吼著叫司機趕快離開後，FDR再一次讓司機停下，並讓司機將塞爾馬克安置好再啟動車子。FDR後來寫道：“他還活著，但我不認為他能生存下來。我用左臂摟著他，手放在他的脈搏處，但我摸不到任何脈搏......在（最前麵）三個街區裏，我相信他的心髒已經停止了。在去醫院的路上我一直抱著他，他的脈搏不斷改善。我記得我說‘托尼（作者注：托尼是安東的昵稱），保持安靜——不要動。如果你保持安靜，就不會那麽痛。’”
FDR在醫院裏一直等到塞爾馬克被搶救後情況穩定被帶出急救室。他與他交談了幾分鍾，然後探望了其他槍擊受害者才離開。這時已是半夜。整個過程中，FDR沒有表現出絲毫的不安。他最親近的助手們已經準備好，與死亡擦身而過的FDR與他們單獨在一起後會有所反應，但是，沒有，什麽也沒有。FDR似乎天生缺乏恐懼心理。
當時，美國全國充斥著銀行倒閉的消息，雖然隻是2月份，當年已經有389家銀行關門。當時密歇根州最大的兩家銀行無法履行其義務，州長宣布銀行放假8天，凍結了90萬名客戶的資金，占用了15億美元的存款。從密歇根州開始，恐慌像野火一樣蔓延，引發了股票價格的迅速下跌和黃金向歐洲的逃離，到處發生銀行擠兌，國家的信貸結構正在一片片地崩潰。
羅斯福對自己與死亡擦肩而過這一事實的反應，他對危險的開朗蔑視，帶來了全國性的信心激增，他的勇氣使全國人民信任他，支持他。
後麵發生的就是眾所周知的曆史了，尤其是他在上任後最初100天所創造的奇跡。
著名的FDR上任後的100天
上麵說了，FDR當時麵臨的最緊急的事情是銀行危機，他簽署的第一個法案就是《緊急銀行法案》（Emergency Banking Act）。該法案根據《對敵貿易法》（Enemy Act）賦予總統監管黃金和外匯的額外權力，發行美聯儲票據以恢複國家的貨幣供應，授權財政部長審查並重新開放所有被認為有償付能力的銀行，並重組那些陷入困境的銀行，使它們最終也能重新開業。說到底，就是加強聯邦政府對銀行業的控製和管理，恢複公眾對國家金融體係的信心。
應該說，該法案純粹是白宮的作品。FDR於3月4日，周六上任，周日就發布了召回國會於3月9日星期四中午開始辦公的公告。在法案核心內容確定後，FDR周三晚上把國會領袖召集到白宮，親自介紹法案內容。會議從晚上8:30一直進行到接近淩晨1點。而相關工作人員在會議結束後還在為法案做最後的法律修飾。
周四中午，國會正式開始辦公，新成員宣誓就職後，眾議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試圖通過《緊急銀行法案》，而這時正式文本還沒有印刷出來，議員們隻能聽銀行和貨幣委員會主席亨利·B·斯蒂格爾（Henry B. Steagall）宣讀法案內容。當時的少數黨領袖伯特蘭·斯內爾（Bertrand Snell）對本黨同仁說：“總統說他需要什麽我們就給什麽。”在斯蒂格爾還沒讀完整個法案文本時，議員們就高呼“投票！投票！”結果眾議院全票通過該法案。等到參議院開始討論時，已經有印刷好的文本了。參議院73比7通過。投反對票的居然都是進步派議員，因為他們認為沒有給予聯邦政府對銀行足夠強的控製權。
參議院通過後不到一小時，《緊急銀行法案》就到了FDR的書桌上，被簽署成為法律。整個立法過程，從法案在眾議院提出，再到參議院，再到總統簽署，隻用了不到6小時。這都是取決於議員們對總統的信任。
FDR的第二個法案卻是一個動了立法者奶酪的東西：將所有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削減至少15%，包括他自己的，當然也包括那些議員的。盡管有很多人反對，但FDR在兩院都獲得了足夠的支持票。（反對的人不一定是為了個人，因為該法案還牽涉到退伍軍人的利益，是個敏感的政治話題。另外，該法案的副作用至今還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
1933年3月12日，FDR當選總統後的第一次爐邊談話。（Corbis/Getty Images。）
在上任一周就完成了這兩件事後，FDR於周日對全國發表了他當選總統後的第一個“爐邊談話”。他說：“我不能保證每家銀行都會重新開業，也不能保證沒有人會遭受損失，但凡是能避免的損失都避免了。”FDR是一個特別擅長交流，擅長把複雜問題用簡單語言說明白的人。有人說，總統把銀行業的情況解釋得那麽清楚，甚至連銀行家都聽明白了。
第二天，周一，就是銀行重新開張的日子。那天，大部分儲戶都歸還了他們曾經提取的大部分資金。根據美聯儲的報告，存款數超過了提款數的2倍多。起始於1930年，後來變得越來越嚴重的銀行擠兌一下子終止了。政治經濟學家雷蒙·莫利（Raymond Moley）著名地宣稱“資本主義在8天內獲得了拯救”。
以類似的速度和效率，承載著同樣的信任，FDR在上任100天內共簽署了15個法案，是所有白宮政府中效率最高的一個。這100天的成就包括廢除“禁酒令”，一項全麵的農業法案，創建了聯邦緊急救援機構，通過國會製定了新的監管華爾街的立法，獲得了創建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授權，為美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建造水壩並發電。隨後，羅斯福說服國會迅速成立了房主貸款公司，以阻止美國房屋被取消贖回權。在100天的最後階段，FDR再次加強了對華爾街的管理，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開，並創建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以及其他事項。另外，還推出了《住房法》（Housing Act），《鐵路重組法》（Railroad Reorganization Act）和《國家工業複興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FDR政策的特點：關心民生，縮小貧富差距
FDR無論是做紐約州長還是美國總統，他的目光始終聚焦於社會的底層。他秉持的原則是，所有人都有權利和資格分享經濟成果。他強調公平分配，反對富人的巧取豪奪。而這些都是靠向藍領階層傾斜的政策來實現的。
比如，作為羅斯福新政的一部分，1934年的“國家住房法”（National Housing Act of 1934）等一係列法案使普通老百姓通過享受政府擔保的低息低首付貸款，也有了買房的可能。1930年，隻有30%的美國人擁有房產。而到1960年，自己有房子的超過60%。買房成了美國夢的標誌。
二戰還沒結束，FDR就開始考慮如何給予參與二戰的軍人一些優惠政策，讓他們能夠在經濟上往上走一個台階。後來政府出台的《軍人1944年的重新調整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簡稱G.I.法案），讓服過役的軍人可以享受政府資助的免費大學教育、工作技能訓練和低息購房貸款等福利。可以說，G.I.法案普及了大學教育，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
FDR的新政追求的都是治標也治本，這也是為什麽新政之後美國經曆了其曆史上最好的一段時期，包括電腦業的興起也是在裏根之前。但是1980年裏根上任後通過大幅改變稅收政策，打破了貧富之間一個比較合理的平衡。雖然造成新的巨大的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是裏根，但左翼政黨麵對經濟上日益加深的不平等和政治中日益增長的金錢力量方麵幾乎沒有作為，甚至有時還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根據哈佛著名政治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其《功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一書中的分析，共和黨的理念本來就是最大範圍、最大程度地追逐資本。而適當約束資本主義，為民主負責，為不那麽健康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權力集中和不平等提供一種平衡，並尋求更公正的社會，一直是左翼黨派的曆史使命。所以左翼政黨在約束市場經濟方麵的缺席才是最具後果的。正因為民主黨的失誤，才造成絕望的選民病急亂投醫，把票投給了僅僅是口頭忽悠，其實隻會為富人謀利益的川普。
但是，民主黨隻要真正接受教訓，痛改前非，還是能夠得到選民原諒的。根據新聞網站THE LEVER的分析，2022年選舉民主黨能夠在鐵鏽帶表現不錯，就是因為拜登政府支持工人階層的一些具體政策，得到了選民認可。當政府為人們做了哪怕是最基本的事情，他們也會投票給你。其實，這就是走的FDR新政的路。
拜登在2020年競選時就說，美國該再來一次新政了。既然這條路已經開始實現藍領選民對民主黨的回歸，那麽拜登隻要繼續下去，民主黨就可能獲得更多的選票，當然也就可以更容易地推動又一次新政。這樣的良性循環就可能使美國再次重現FDR新政後的輝煌，並再次回歸融合的局麵。也許民主黨需要這樣的新口號：Make the Working Class Middle Class Again!（讓工人階級再次成為中產階級！）
在二戰眼看就要結束，人們開始渴望長久和平的1944年1月，FDR在給國會的國情谘文中提出，美國需要“第二次權利法案”，提出了基本生活在經濟上得到保證也是基本人權這樣的概念。FDR同時也警告，缺乏這樣的保障會致使美國倒退到貧富差距巨大的1920年代。
在近80年過去了的今天，美國離FDR在1944年提出的目標還差很遠，而且同樣麵臨FDR曾經警告的危險。至少目前美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與1929年相當了。希望拜登治下的民主黨能夠擔當起這個責任，帶領美國走向這樣的目標。FDR對民主的深刻理解幾乎無人能比，而他在這方麵所做的實踐更是前無古人。但是，不應該後無來者。
最後，請允許我以FDR 1944年給國會的國情谘文的部分摘錄結束此文。這也是FDR最後一次國情谘文。一年後，為拯救這個國家鞠躬盡瘁的FDR就殉職於總統位置。
小羅斯福總統1944年給國會的國情谘文摘錄
在過去的兩年裏，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反人類奴役戰爭的積極夥伴。
我們與誌同道合的人聯合起來，以便在一個受到黑幫統治嚴重威脅的世界保衛自己。
但我認為，我們任何一個美國人都不能滿足於單純的生存。我們和我們的盟友所作出的犧牲使我們所有人都有一個神聖的義務，即確保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在這場戰爭後獲得比僅僅是生存更好的東西。
我們有共同的決心，即在這場戰爭之後不再有另一場導致新災難的過渡性戰爭——我們不再重複鴕鳥式孤立主義的悲慘錯誤——我們不再重複瘋狂的20年代的過度行為，當時這個國家坐上了過山車，本以為是個快樂的旅行，卻以悲劇性的崩潰告終。
......
我們現在有責任開始製定計劃，確定戰略，以贏得持久的和平，建立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的美國生活標準。如果我們的一些人民——不管是三分之一、五分之一還是十分之一——吃不飽、穿不暖、住不好、沒有安全感，那麽無論這個總體生活水平有多高，我們都不能滿足。
這個共和國是在某些不可剝奪的政治權利的保護下開始的，並發展到現在的實力，被保護的東西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由陪審團審判、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這些權利保障我們的生命和自由。
然而，隨著我們國家的規模和地位的增長，隨著我們工業經濟的發展，這些政治權利被證明不足以保證我們在追求幸福方麵的平等。
我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沒有經濟上的安全和獨立，真正的個人自由就不可能存在。“貧乏的人不是自由的人”。饑餓和沒有工作的人是獨裁者的材料。People who are hungry and out of a job are the stuff of which dictatorships are made.
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些經濟真理已被接受為不言自明。可以說，我們已經接受了第二次權利法案，根據該法案，可以為所有人建立安全和繁榮的新基礎，而不分地位、種族或信仰。
第二次權利法案將包括：
在國家的工業、商店、農場或礦場中獲得有用和有報酬的工作的權利；
賺取足夠的收入以提供充足的食物、衣服以及娛樂的權利；
每個農民都有權利飼養並以合理價格銷售他的產品，其收入能夠使他和他的家人過上體麵的生活；
每個商人，無論生意大小，都有權在不受國內外不公平競爭和壟斷企業支配的氛圍中進行交易；
每個家庭都有獲得體麵住房的權利；
有權獲得充足的醫療服務，並有實現和享受良好健康的機會；
有權得到充分的保障，免受年老、疾病、事故和失業帶來的經濟恐懼；
獲得良好教育的權利。
所有這些權利都意味著安全。而在這場戰爭勝利後，我們必須準備好在落實這些權利的過程中，向人類幸福和福祉的新目標邁進。
美國自己在世界上的合法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權利和類似的權利在我們的公民身上得到了多麽充分的實踐。因為除非國內有這些安全保障，否則世界上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
我們今天的一位偉大的美國實業家——在這場危機中為國家做出了傑出貢獻的人——最近強調了這個國家的“右傾反應”的嚴重危險。所有思維清晰的商人都和他一樣擔心。事實上，如果這種反應發展起來——如果曆史重演，我們回到20世紀20年代的所謂“正常狀態”——那麽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我們在國外戰場上征服了我們的敵人，我們在國內也會向法西斯主義精神屈服。
參考資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ymond_Moley
https://www.historycentral.com/DEP/NewDeal.html
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archives/address_text.html
https://www.levernews.com/the-real-reason-for-dems-rust-belt-revival/
https://www.openculture.com/2017/08/f-d-r-proposes-a-second-bill-of-rights.html
FDR by Jean Edward Smith
本文原創首發於“美國華人雜談”公眾號
2.任何剝奪公民合法持槍權都是在間接為未來的浩劫做鋪墊，地獄之路通常是有善良之人鋪就。支持控槍反對禁槍，其中的度的把握考驗整個社會。
比如“賺取足夠的收入以提供充足的食物、衣服以及娛樂的權利”， 你當然有去賺的權利（right）。 至於你能否賺到“充足的食物，衣服以及娛樂”，是個privilege， 取決於你是否工作足夠努力，是否願意追求更高的教育。 左派理論從來膚淺經不起推敲。嗬嗬， 你不想努力追求高等教育， 不願意加班加點，也企圖獲得別人辛辛苦苦得到的收入， 這是哪門子的權利？
你們二位是兩個極端， far right or far left.
你很不同意， 就耐心反駁就好。 你這個留言， 更像是理屈詞窮後耍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