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作者按：美國犯罪率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上升，到90年代開始下降，隨後一直維持下降趨勢。但是，2020年這個趨勢被打破，犯罪率開始上升了。各種場合的搶劫、盜竊、劫車和凶殺等暴力犯罪都明顯增加。
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美國犯罪率發生這樣的變化，我們有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怎樣的應對措施才是治標又治本？本專欄將發表係列文章探討這些問題。本文為第二篇。】
上周二，一名槍手在紐約市布魯克林的地鐵裏開槍，造成10人受傷。上周六，南卡羅來納州的一起商場槍擊案造成10人受傷。本月在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發生的幫派槍戰造成6人死亡，12人受傷。新奧爾良報告了其10年來最血腥的周末。
這些都是美國最近的暴力事件的例子。自2019年以來，謀殺案激增了近40%，暴力犯罪，包括槍擊和其他攻擊，總體上有所增加。美國犯罪率連續下降約30年後，在2020年發生了轉折，而且是忽然間的飆升。
一時間，人們似乎重新回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種成天生活在暴力犯罪恐懼之中日子。人們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動，保障一個安全的環境。
可是，我們究竟做了什麽才使當初的犯罪率降低了？從中應該總結出怎樣的經驗教訓？今天，又是什麽造成了犯罪率飆升
90年代初，美國長期增長的犯罪率出現轉折
美國犯罪率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上升，一直持續到70年代和80年代，到1990年，似乎每個人都很害怕，沒有地方是安全的。降低暴力犯罪成了兩黨的共同目標。每個人都認為暴力犯罪已經失去控製，罪犯越來越年輕，問題隻會越來越嚴重。
但問題並沒有變得更糟。在20世紀90年代初，暴力犯罪開始下降，然後一降再降，到2019年，許多地方的暴力犯罪處於曆史最低水平。
以紐約為例，1990年，有超過2200起殺人案。在2019年和之前的幾年裏，每年不到300起。不僅僅是紐約，幾乎全美國的犯罪率都急劇下降。
是什麽導致了這種史無前例的、出乎意料的轉變？一時間，邀功的人不少，學者和政客也是各自有不同的理論：更好的治安，重新引入死刑，更強大的經濟，鴉片流行的消失，當然也少不了那些專門針對高犯罪率的政策，比如那時紐約市推行的“破窗效應”的政策，即嚴懲破壞公物、公共場合飲酒、亂穿馬路和逃票等輕微犯罪。其理論邏輯是，這樣有助於創造一種秩序和合法的氛圍，也阻止那些罪犯發展為犯重罪。後來這個政策也曾被一些城市效仿。
但是，大部分研究都是考慮比較單一的因素，很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感覺，無法比較全麵合理地量化。更重要的是，有相關性不代表就是因果關係，要讓人信服並不容易。
2015年，美國紐約大學的布倫南司法正義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發表了一個綜合報告，試圖全麵衡量每一個被視為對減輕犯罪有效果的因素。
犯罪率降低應該是多方麵因素的綜合效果
紐約大學的布倫南司法正義中心這個綜合報告的大致特點是：
1）把曾經發表的研究結果中對犯罪率有影響的因素全部拿來作為考慮的變量。
2）對所有變量都用同一組數據來進行檢測。
3）雖然用的是1980年至2013年的數據，但根據需要，細分時間段，因為同一個因素在不同的大環境下的影響有可能是不同的。
4）根據需要，既有整體數據比較，也有地方數據比較，比如州與州比，城市與城市比，因為各個地方的政策不同，這樣才能比較出不同來，比較出某個因素的作用大小。
5）對考慮的變量進行多變量經濟回歸分析，綜合檢驗一些獲得普遍認同的結論。(回歸是一數學工具，可在同一個分析中針對不同變量反複使用，用於評估變量之間的關聯）。
因為這個研究結果不是本文重點，這裏隻提一下該研究最主要的一個綜合結論（見下圖）。
1990 - 1999 期間數據的分析：增加監禁(0-7%)；增加警力(0-10%)；人口老齡化 (0-5%)；收入增長 (5-10%)；酒精消費減少 (5-10%)；失業率 (0-5%)；消費者信心，通貨膨脹（有些影響）；可卡因使用量減少，墮胎合法化，汽油中鉛含量減少（可能有一些影響）；其他因素。
2000 - 2013 期間數據的分析：增加監禁（0-1%）；收入增長 (5-10%)；酒精消費減少 (5-10%)；引入CompStat（有些影響）；消費者信心，通貨膨脹（有些影響）；其他因素。
布倫南司法正義中心是一個信譽很好的研究機構。但是這個研究結果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麽說。兩張圖的最後一項“其他因素”的比例分別為大約1/3和2/3。如此大比例的部分無法歸類於某個因素，那是不是還有很重要的因素沒有被考慮到呢？或者，這個研究中的某些因素沒有被正確地評估？我認為很可能是後者。
墮胎合法與汽油中鉛含量減少，這兩個因素造成犯罪率下降也被包括在該報告中，但是因為提出這兩個理論的原作者們無法獲得1980年至2013年期間這兩個因素的年度、逐州數據，所以該報告的作者沒有對這兩個因素做多變量經濟回歸分析，隻是下結論說，它們對降低犯罪率可能有一些影響。
但是報告作者也承認，這兩項研究，或者說這兩個理論是最常被引用的。那麽就說明，這兩個理論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可。那我們不妨就特別看看這兩個研究。
一個頗具爭議的理論：墮胎合法是造成犯罪率急劇下降的首要原因
史蒂夫·萊維特（Steve Levitt）是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他對犯罪一直有濃厚的興趣。約翰·多諾霍（John Donohue）是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的法學教授，他同時也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經濟和法學的雙重學位很自然地使他對槍支政策、判刑準則等刑事司法問題特別感興趣，當然也包括對犯罪感興趣。
有意思的是，在研究諸多對犯罪率有影響的因素的同時，萊維特和多諾霍都分別獨立產生了一個他們自己都認為是瘋狂的靈感：90年代開始的犯罪率大幅下降與1973年美國高院對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判決，奠定了美國憲法保護孕婦選擇墮胎自由有極大關係。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們發現了這個共同的研究方向。而他們的合作使得這個研究走向成熟，提出了萊維特-多諾霍理論（或假說）。
墮胎在美國是政治上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單是看這個課題的內容就可想象出萊維特和多諾霍所麵臨的挑戰。不巧的是，他們2001年的第一篇論文竟然犯了一個很低級的錯誤，這更讓挑戰者理直氣壯地抓住了把柄。其實那個錯誤並不影響論文的結論，隻是某個證明方式需要改進罷了。2019年，借助第一次論文發表後近20年中積累的更多數據和改進的分析方法，他們再次發表論文，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當初的結論。
不想把此文寫成超長篇，我這裏盡可能簡單地總結介紹萊維特和多諾霍的研究及結果。
1）被墮胎的都是“不打算要”的孩子：或者是沒打算要孩子的計劃外懷孕，或者是還沒有準備好要這個孩子。這一點非常重要，決定了墮胎所帶來的對犯罪率的影響。
2）在墮胎合法之前，有錢人還是有渠道墮胎的。原來沒有辦法墮胎，但在羅伊訴韋德案之後有可能墮胎的最大婦女群體的特征是：貧窮、年輕、未婚、城市內的少數民族婦女。而這個群體的孩子正好與美國的高犯罪率群體重迭。
3）五個州在羅伊訴韋德案三年前就實現了墮胎合法化。這些州的犯罪率提前三年開始下降，而且財產犯罪（往往是年輕人所為）先於暴力犯罪下降。
4）在一些州，如北達科他州和南方的部分地區，即使在羅伊訴韋德案之後，也幾乎不可能獲得墮胎。如果將1970年代中期墮胎率高的州與墮胎率低的州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在1973-1988年期間，這兩組州（高墮胎率州和低墮胎率州）的犯罪模式幾乎相同。但是，從1985-1997年期間，也就是羅伊訴韋德案之後出生的人群達到犯罪高峰年齡時，高墮胎州的犯罪率相對於低墮胎州下降了30%。而2019年的論文發現，30年期間，墮胎率高的州，其犯罪率比墮胎率最低的州多下降了約60%。
5）從90年代開始至2013年，12至24歲的人——最有可能實施犯罪的年齡段的暴力犯罪率下降了78%。
6）1985-1997年期間，高墮胎率州相對於低墮胎率州所經曆的所有犯罪下降，都集中在羅伊訴韋德案之後出生的年齡組。對於在墮胎合法化之前出生的人來說，高墮胎州和低墮胎州的犯罪模式沒有區別。
7）如果比較在同一州出生的人在墮胎合法化之前和之後的逮捕率時，可以再次看到相同的模式，即合法化之後出生的人的逮捕率低於之前的。
8）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羅馬尼亞的數據也支持墮胎減少犯罪的假設。
9）其它研究表明，如果減少殺害嬰兒、青少年吸毒和青少年生育，就會減少其它社會弊病。這與保護墮胎權會減少犯罪是同一概念。
有一個數據/事實的確不支持萊維特和多諾霍的理論，即年輕男性（尤其是年輕黑人男性）的殺人率在20世紀80年代末暫時飆升，尤其是在洛杉磯、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等城市中心，此後不久又恢複到正常水平。這些正處於犯罪高峰期的年輕男性出生於墮胎合法化的前後。
對此，萊維特專門針對一些激烈的批評意見和觀點做出了下述回應：幾乎所有的批評都圍繞著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年輕男子殺人的高峰，但這可以用快克可卡因正是在這個時候襲擊了這些城市來解釋。快克可卡因對少數民族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響，而暴力事件主要集中在年輕的黑人男性身上。（為減少篇幅和繁瑣的數據分析，這裏我把數據部分省略了。）
汽油中鉛含量的變化與犯罪率的關聯
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經濟學教授傑西卡·雷耶斯（Jessica Reyes）研究的是環境中毒物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而鉛汙染是她的關注重點。
關於鉛對人類的毒性已經有巨量的文獻。鉛對認知、健康和行為都有影響。因此，鉛與智商的降低有關，與兒童行為問題的增加有關。它還對健康有影響，對心血管有影響，對腎髒有影響，而且，它真的非常非常糟糕。
然後雷耶斯發現，鉛可能是犯罪的一個因果因素。換句話說，兒童時期接觸鉛可能會導致成年後的犯罪行為。
雷耶斯的研究與上述萊維特和多諾霍的極其類似：萊維特和多諾霍把羅伊訴韋德案作為一個自然實驗，雷耶斯則以20世紀70年代初的《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為自然實驗的一個支點。那時候，汽油和油漆是鉛汙染的主要來源。
《清潔空氣法》的推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根據環保署的一個時間表執行。這個時間表在執行過程中發生了一些改變和延遲，加上一些大公司和政治因素的作用，最後造成了沒有一個全國範圍的統一時間表，而是以州為單位執行。這就創造了一個比較好的實驗環境，可以進行州與州之間的比較。
雷耶斯收集了一係列證據，將不同地方、不同時期的除鉛與每個地方的犯罪率下降做關聯分析，於2007年發表了論文，認為清除鉛是"解釋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而且其它國家的數據也支持這樣的關聯。
雷耶斯在論文分析中還包括了墮胎對犯罪率的影響。她說：“我發現，當我們包括鉛汙染效應時，墮胎效應幾乎沒有變化。這兩個效應是相對獨立運作的，而且當你考慮或不考慮另一個效應時，每一個效應的程度都差不多。因此，這意味著，從我的角度來看，兩個故事都是真的。我們可以把這兩個故事並列在一起。尋找犯罪率下降的單一解釋是沒有意義的。有很多的解釋。”
墮胎理論和鉛汙染理論的共同特點是其普遍性
萊維特和多諾霍2001年發表第一篇論文時，認為90年代開始的犯罪率下降，墮胎合法化這個因素所起的作用占50%。到2019年發表後來的進一步研究成果時，則認為已經證明了不止50%。雷耶斯則認為20世紀90年代暴力犯罪下降的56%歸因於1970年《清潔空氣法案》之後汽油中鉛的去除。看來，科學家對自己的理論哪怕不算有偏見，至少也是偏愛的。
在學術界和公共服務行業中，這兩種理論都在不低的程度上被接受，尤其是鉛汙染理論。
從1991年到2001年，美國的暴力犯罪下降了30％以上。這是一種全國性的普遍下降，很難用一種或多種沒有普遍性的政策或措施來解釋，因為任何一個理由都有相對應的“不作為”反例。比如，紐約市推行了“破窗效應”的政策，有的州重新引入死刑，很多城市加強了警力等等，但什麽也沒做的其它城市或州犯罪率也在下降。
這是自禁酒令結束以來從未見過的下降幅度，那麽背後應該也有一個類似禁酒令這樣的普遍作用力。就這一點而言，墮胎理論和鉛汙染理論都有普遍性這個特點，所以都是很好的候選者。
鉛汙染理論已經得到了比較普遍的認可。墮胎理論被認可的程度也是可以的。我覺得，墮胎理論不被接受的最大障礙可能不在於其質量，而更因為這個理論得罪了左右兩邊的人。其實，正因為其爭議性太強，該理論經受了最嚴苛的批判，但萊維特和多諾霍在後續研究中對最嚴厲的批判都做出了答複。所以，我倒是認為更應該相信這個理論經得起考驗。
有一點是肯定的：一定是類似禁酒令那樣的一個或多個具普遍意義的因素，造成了90年代開始的犯罪率持續下降。如果上述兩個理由都不是背後普遍的因素，那就是我們還沒有發現真正的原因。
事實上布倫南司法正義中心的綜合研究也間接證明了這一點：當那個研究不嚴肅考慮上述兩個具普遍性的因素時，該研究的兩個時間段分別有1/3和2/3的犯罪率下降無法歸類於任何原因。
近兩年犯罪率飆升的原因是什麽，我們知道嗎？
本文開頭提到，美國犯罪率連續下降約30年後，在2020年發生了轉折，而且是忽然間的飆升。
這一轉折發生的特點是：突然，幅度大，還普遍。那麽，其背後就應該有一個普遍的推力。隻有找準了普遍的推力，才可能對症下藥。
很自然地，我們相信疫情主要因素之一。但相信是一回事，證明又是另一回事了。沒看見人們到現在還在爭論30年前開始的犯罪率下降背後的真正原因嗎？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犯罪學研究所的教授詹姆斯·芬肯瑙爾（James Finckenauer）對這一現象這樣說：“關於犯罪學，這是件有趣的事情。”“我們突然目睹了犯罪率的急劇下降......但現在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似乎在犯罪率上升時反倒更容易解釋為什麽我們會有這種犯罪。但要解釋相反的情況就不那麽容易了。”
我覺得芬肯瑙爾教授的話非常值得深思。我們現在就是處於犯罪率上升的階段，我們真的知道到底是怎麽回事嗎？哪怕我們能夠確定疫情是關鍵，也不代表我們就有解決問題的答案。
90年代我們犯了兩個大方向的錯誤。（1）反應滯後，沒有及時意識到犯罪率已經開始下降，把治安問題放大了。有多項研究也證明，民眾對治安改善的“感覺”不僅有滯後現象，而且總是偏向於高估犯罪率。上圖可能就是給我們提了個醒。（不是所有城市都有同樣的趨勢。）（2）有些打擊犯罪的措施不合理地傷害了弱勢群體，尤其是黑人和西班牙裔。這樣做的後果是，最終帶來了致使犯罪率增加的副作用。布倫南司法正義中心的綜合報告也證實了這一點，比如增加監禁達到一定程度後，不僅不減少犯罪，反而有反作用。
目前，打擊犯罪的呼聲極高，政治人物承受著很大壓力。但是，我們知道什麽才是有效的方法嗎？如果真的最主要原因是疫情，難道不應該從這方麵去考慮嗎？也許，在社會層麵設法為某些群體減輕精神壓力和經濟壓力才是真正有效的方法。
現在紐約市等地方又開始采用一些，已經被證明不僅無效而且還不公平地給少數族裔帶來傷害的措施。這樣重蹈覆轍，說實話，令人堪憂。
全國性的精神健康危機也許給出了信號
去年夏天，《紐約時報》發起了一個全國範圍的對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調查，了解他們對疫情所帶來的長期心理健康影響的看法。共有1320名治療師回答了問卷。
兩個令人吃驚的結果是：全國50個州無一例外地都經曆了精神健康危機，這種“一致性”是罕見的，而且老年人、有色人種、年輕人、保守派、自由派——各行各業的人——都在尋求治療；因為超負荷工作，這些心理健康工作者自己也在經曆精神健康危機，這種現象在這個行業是罕見的。
其中一個小故事非常說明問題。時報發表調查報告時，網上版本有些部分做出了有詞語滾動的視覺效果，那些詞包括焦慮，不知所措，筋疲力盡，壓力大，沮喪，孤獨等。互動設計師丹尼·德貝魯斯（Danny DeBelius）說那天他在設計時，他的妻子瞥了一眼他的iPad，問他：”你正在創作的這個東西是什麽，它怎麽描述了我此刻所經曆的所有情緒？”
該項目最大的結論之一是，全國各地的治療師被這種大流行病壓得喘不過氣來。由於對他們的服務需求增加，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得不拒絕接受病人。時報該項目發起人，健康專欄作家塔拉·帕克-波普（Tara Parker-Pope）說：“我認為這個教訓是，治療師正在承擔這場心理健康危機的全部負擔。他們真的在獨自承擔。他們基本上在說：'我們無法繼續了。我們真的無法獨自承擔。'”
這讓我想起去年一個鄰居告訴我的他女兒的故事。當時他女兒正在爭取拿心理谘詢師執照。按規矩，完成學位後，必須積累足夠的有人指導下的臨床經驗才能夠獲得執照。他說，要積累足夠的小時數需要很久，有的人兩年都拿不到。而且，要獨立開診所，建立自己的病人基本群也很難。但疫情後忽然間病人非常多，實習機會也多。這樣隻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就能拿到執照了。而且根本不需要擔心沒病人。他女兒還沒有執照呢，手裏已經有一大把建立了關係的病人。
疫情隻是一根導火索。這麽多病人，這麽範圍廣泛的病人，每個人背後的原因不會完全相同。如果我們現在就有針對性地去解決疫情給人們帶來的問題，尤其是造成嚴重精神壓力背後的問題，也許，多年後我們竟然發現，這是做了一件治標又治本的大好事。也許，這也間接地解決了暴力犯罪率飆升的問題。
這需要全社會的投入。問題是，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政治勇氣，有沒有這樣的大智慧。
參考資料https://www.brenna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What_Caused_The_Crime_Decline.pdf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04/what-caused-the-crime-decline/477408/
https://www.forbes.com/sites/neilhowe/2015/05/28/whats-behind-the-decline-in-crime/?sh=339a2efb6f61
https://freakonomics.com/2005/05/abortion-and-crime-who-should-you-believe/
https://freakonomics.com/podcast/abortion-and-crime-revisited/
https://www.prb.org/resources/new-study-claims-abortion-is-behind-decrease-in-crime/
https://www.nytimes.com/2022/01/03/insider/therapists-mental-health-usa-america.html
本文原創首發於“加拿大和美國必讀”公眾號“細說美國”專欄
美國社會犯罪率最低的時期是克林頓後期，美國國力在2000年達到曆史頂點，也就是克林頓最後時期。
之後就一直走下坡了。
上個世紀末期剛來美國幾年中進行過三次美國東西南北貫穿的旅行，兩次自己開車，一次火車（花了一個月）。當時感覺美國真是安全，今年打算再做一次，但感覺不那麽自信了，安全問題是個concern。
Council on Criminal Justice的研究表示：
－ The number of 2021 homicides in the cities studied was 5% greater than in 2020 – representing 218 additional murders in those cities – and 44% greater than in 2019, representing 1,298 additional lives lost.
－ Burglary, larceny, and drug offense rates were lower in 2021 than in 2020, by 6%, 1%, and 12% respectively.
見： https://counciloncj.org/crime-trends-yearend-2021-update/
根本問題是全球化的好日子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