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The Post電影廣告。（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迫不及待地去看了電影The Post。
說真，我最疑惑的是，為什麽電影The Post居然是與五角大樓文件事件相關的故事。既然是講《華盛頓郵報》，那麽華郵最大的、也是獨一無二的輝煌是水門，還為此得了普利茲獎。相反，《五角大樓文件》事件上出足風頭的是《紐約時報》。
電影相當不錯，值得一看。但看完了，我的疑問還是沒有解開。回家後，某人送來個文章鏈接，打開一看，是當初報道《五角大樓文件》時《紐約時報》的內部律師James C. Goodale寫的影評，標題是“好電影，假曆史”。原來有這樣想法的不僅僅是我，一下就釋然了。
既然這樣，也沒什麽可追究了。咱今天幹脆就八卦幾個因這個電影的個別情節想起的新聞小故事吧。
新聞記者的敏感嗅覺
情節一，華郵追蹤時報記者Neil Sheehan的行蹤
《華盛頓郵報》發現《紐約時報》的記者Neil Sheehan有三個月沒有發文章了，於是斷定他一定是有大新聞，派實習生去《紐約時報》總部打探。當然是沒有結果，因為Neil根本就不在時報本部，他們那一班人馬整整三個月“禁閉”在一個希爾頓酒店的幾間套房裏，就是為了不讓外界知道時報有大動作。電影裏有幾個鏡頭就是跑腿的實習生在酒店和總部之間傳遞稿件，進套房是需要有“特別通行證”的。
電影裏的情節真假難辨。現實中的，記者嗅覺的敏感度隻怕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紐約時報》“嗅”出古巴事件的故事就很好玩。
1962年10月的某個周二，時報記者發現五角大樓與國務院的燈光很晚了還不熄滅；然後他們聽說三軍參謀長們取消了預定的講話和旅行；外交人員都在逃離他們正參加的派對，其中一個還是他自己的生日派對；不過，國務院亞洲部辦公的地方是黑的。所以時報記者們猜測，可能是柏林有事情了。
奇怪的是，任何官員都拒絕提供信息，哪怕隻是一點背景知識。一個不詳的征兆是，當時的總檢察長Robert Kennedy連他最喜歡的時報聯絡人的電話都不接。國會中平日最八卦的，居然什麽都不知道！以前能提供可靠信息的“內線”，這時候也拒絕透露任何消息。
到了第三天，白宮新聞發言人Pierre Salinger給時報打來電話，傳達了肯尼迪總統的兩個意思：（1）總統知道時報在挖消息，也相信時報遲早會明白出了什麽事。（2）一旦時報挖出了這個新聞，總統希望時報能夠在發表之前給他個電話。時報答應了。
總統的電話等於是確證了記者們的嗅覺。周五，當有人終於在當地時間晚上十點半撥通了美國駐西柏林大使家裏的電話，而得知大使已經上床後，他們立即知道，無論發生了什麽，與柏林無關。
周六，總統因為“輕度感冒”取消了一個助選活動。記者們斷定，感冒是假，正在經曆一個重大危機是真。
既然這個重大危機與亞洲無關，與柏林無關，那麽就隻可能是古巴了：來自紐約的共和黨參議員Ken Keating一直在警告，蘇聯正在古巴裝置核導彈。看來，他是對的。
進一步的觀察也證實了這個猜測和推斷：所有與拉丁美洲相關的辦公室在周日那天居然都是不同尋常的繁忙。於是，時報開始寫報道了，把所有的疑問、猜測都指向古巴。奮筆疾書的同時，時報守信地給總統掛了個電話。對話大致如下：
“所以，你們已經知道是怎麽回事了？”
“是的，先生，我們排除了柏林和其它可能，用排除法，隻可能是古巴，在古巴的進攻型導彈。”
“你們知道我將怎麽做嗎？”
“不，先生，我們不知道，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你曾經承諾對這樣的事情一定會采取行動，而且我們聽說你明天晚上要發表電視講話。”
“的確如此。我將發出封鎖令，封鎖所有蘇聯通往古巴的船隻。”
......
“如果你們公開我的計劃，或者報道我們發現了他們在古巴的導彈，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就可搶占先機，先發製人，或者（在我們動作之前）發出最後通牒，逼迫我們采取更暴力的行動。”
“你是在要求我們掐死這個新聞？”
“我請你們不要在我明天晚上對全國和蘇聯講話之前宣布我們已經知道在古巴發生了什麽。”
“嗯，這好像是個合理的要求。不過，我們這裏隻負責報道新聞，這是個必須由發行人做的決定。我會立即轉達你的請求的。”
“請代我向Orvil（時報當時的發行人）致意，並告訴他，如果他不同意，給我來個電話。”
這就是那個曆史上最緊張的13天。
時報最終沒有在總統講話之前報道最重要的新聞，但也沒有為此被競爭對手華郵搶得頭籌。而時報最早發現“有情況”就是因為五角大樓和國務院很晚了還燈火通明！我則是感慨總統記得並稱呼時報發行人的那種隨意。
尼克鬆總統對媒體的報複
情節二，再不允許華郵記者進白宮
The Post裏麵有一個貫徹始終的線：白宮多次阻擾華郵記者采訪白宮有關的新聞，不讓參加總統女兒的婚禮隻是一例。我很懷疑這個情節的真實性，因為在言論自由受憲法保護的美國，白宮是無法合理地如此動作的。但“變相合理”的時候絕對是有的。尼克鬆第一次訪華時，白宮就借機懲罰了不聽話的《紐約時報》。
記得小時候在《參考消息》上讀到，尼克鬆72年訪華時，美國方麵要求400個專門給媒體的簽證名額。中國方麵非常的不理解，說隨訪報道隻需要兩名記者。美國說，萬萬不行的，因為每一家媒體都要有自己的記者，而美國大大小小的獨立媒體成千上萬，400已經是一個非常克製的數字了。談判的最後結果是100，雙方都做了極大的讓步。
自《紐約時報》發表《五角大樓文件》後，尼克鬆就命令基辛格不能再與時報有任何私下聯係。基辛格沒有從命，他需要這個消息渠道。這不僅是因為時報畢竟是美國當時唯一能真正稱得上“國際型”的報紙，更由於時報早就通過努力建立了自己的“中國關係”：在基辛格的秘密訪華之前，時報當時的總編輯Seymore Topping就已經做了訪問中國的“破冰行”[1]，而中國政府在秘密接待基辛格的同時，又邀請了時報當時的副總裁James Barrett Reston訪華。
Reston在訪問中國期間兩次上了時報的頭條，第一次是他在闌尾炎發作時大膽嚐試了在西方極具神秘色彩的針灸；第二次是他爭取到了周恩來的接見。而這樣的新聞都觸到了小心眼的尼克鬆的敏感處，認為時報是故意搶他的風頭，破壞他中國行的曆史意義。他發令手下人，不允許時報有隨行記者與他一起訪華。
不讓全美最大牌的報紙跟隨總統這次曆史性訪華是不可能的。但白宮也真是狠的，那100個記者名額，居然隻給了時報一個！無論怎樣抗議都無果。
出行的是時報當時在華盛頓分局的負責人Max Frankel。Frankel在登上飛機那一刻，看見滿機“記者”中包括了每一家電視台的副總裁和不少一看就是“遊客”的人，他憤怒了。他發誓一定要幹過所有人。因為時報連個攝影記者都沒有，Frankel使盡渾身解數在文章的內容、視角和文字上下功夫，向讀者傳達了一幅幅攝影和電視都無法比擬的生動畫麵。篇幅關係，美國人講的中國故事這裏就都省略了，用Frankel本人的話說，因為中國與美國正好時間是白晝倒過來的，他利用這個優勢，白天隨訪、采訪，晚上與美國方麵合作寫文章。他的文章太受歡迎了，到後來，編輯把他的個人筆記也登上了頭版。
Frankel說，“感謝尼克鬆的報複行為所帶來的挑戰和激勵”，一年後，因為那些中國報道他獲得了一個普利茲獎。而我每次想到這個故事時，總是免不了好奇：他什麽時候睡覺？
幾度走鋼絲，與FBI擦身而過
情節三，Daniel Ellsberg在汽車旅館剪去文件中“絕密”字樣
為了增加電影的戲劇性，The Post裏麵Ellsberg帶著全部複印件，躲在一個汽車旅館裏，剪去了文件上“絕密”印章的同時，也剪去了頁數，給讀文件的人製造了極大的麻煩。我不相信真實情形是這樣的，但剪去“絕密”字樣的故事確實是有的，而且有一部分是Ellsberg當時還不識字的小女兒做的！
1969年，Ellsberg螞蟻搬家似地一公文包一公文包地把《五角大樓文件》搬出來，又利用周末一頁頁地複印。那時Ellsberg離婚了，周末是與孩子相處的時候，於是他讓13歲的兒子幫忙操作當時還是稀罕物的複印機，把孩子興奮的！有一個周末，Ellsberg同時要帶兒子和小女兒，但他又臨時必須複印文件，就把兩個孩子都帶去了複印的地方。兒子自然還是複印機的操作手，為應付女兒，Ellsberg找出一把剪子，叫她把紙上大大的字剪掉。小小孩玩剪子也是一番興奮，時間很快就打發了。兒子發現，需要剪掉的是“絕密”字樣。
那個年代複印機並不普及，Ellsberg是利用一個開廣告公司的朋友的機器，那位朋友也是個粗心的鬼，竟然沒有告訴Ellsberg有報警器，結果他們第一次去時一進門就激活了警報係統，當Ellsberg和兒子在複印時，接到警報信號的警察上門查看來了。能說會道、處變不驚的Ellsberg居然在這樣的情況下使警察信服他的確是得到許可才進入辦公室的，而警察也不可原諒地沒有看一眼被複印的材料！真夠懸的！
Ellsberg兒子玩了複印機太興奮了，回去告訴媽媽。媽媽立刻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用兒子的話說，她暴跳如雷。作為將軍女兒的她對此深感憂慮，悄悄告訴了繼母。而繼母瞞著所有人，報告給了FBI！很快，FBI就來敲門了，是Ellsberg兒子開的門，當然，在婚姻的這半邊是問不出名堂的。FBI還去Ellsberg的工作單位RAND Corporation找他的老板詢問。他老板怎麽說的？“如果他是為了把文件提供給國會，他可以那樣做啊。”Ellsberg再次逃過一劫。
轉眼到了1971年。一天，兒子問Ellsberg：“你記得我們做的那個事嗎？你那些東西現在怎樣了？”15歲的孩子已經知道有些話不能挑明。Ellsberg回答：“我非常受挫。”然後在6月的某一天，兒子從廣播裏聽見“《紐約時報》發表了有關越戰曆史的絕密文件”，他立即就知道那個文件是哪裏來的了，他興奮得上蹦下跳。
這一次不是FBI上門，而是他爸爸主動自首了。
華郵相救，泄密者免牢獄之災
情節四，華郵執行主編妻子讚發行人決定發表五角大樓文件的勇氣
電影的最後部分有一個鏡頭是，華郵執行主編Ben Bradlee對妻子自誇他發表《五角大樓文件》的勇氣。但他的妻子說，你的情形都談不上有付出代價，最糟的無非就是重新找工作。而她，發行人Katherine Graham，華郵是她的一切，是她的生命。她做出這樣的決定才真正是有勇氣呢。
Graham做此決定確實是大智大勇。但是，華郵那時候承擔的風險與《紐約時報》根本不能比。就發行人而言，時報下的賭注遠遠大於華郵。華郵當時最大的風險是正當股票上市之時，而時報是把媒體最值錢的東西——聲譽——押上去了。
但我要說，擔當了最大風險的是泄密者Daniel Ellsberg。而他最終能免於牢獄之災，華郵絕對是第一功臣。
1971年6月30日，《紐約時報》在最高法院打贏了《五角大樓文件》官司。但在此兩天前的6月28日，Daniel Ellsberg公開投案自首了。他被以間諜罪等罪名起訴，最高可判115年徒刑。審判過程中悲劇、喜劇同時上演。
Ellsberg打算以《五角大樓文件》不該被歸檔為保密為自己辯護。但法官以這個與此案“無關”為由，否認了他講這個故事的權利。他的律師說，從來沒聽說過被告居然沒有機會告訴陪審團他為什麽作案的。法官的回答？“你現在聽說了！”但也就是同一個法官命令把另一個案子的某些發現分享給Ellsberg辯護團隊，而這個分享加上Ellsberg律師的出色辯護，導致法官最後駁回了對Ellsberg的所有指控。
長話短說，幾個連鎖事件是這樣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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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報道了來自Ellsberg的《五角大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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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讓尼克鬆總統慌了神，決定要采取對策防止再次泄漏，於是就有了後來臭名昭著的到處搞非法竊聽、偷盜材料的“管道工”（Plumbers，專門負責“堵漏”的管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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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對此深挖的結果是水門事件的報道，同時被揭露的一係列“管道工”行為、事件，也包括了私下潛入Ellsberg私人心理醫生診所試圖獲得對Ellsberg的不利信息等等不合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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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sberg案的法官獲得上麵的信息，命令分享給Ellsberg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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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水門事件報道的不斷深入，“管道工”幾乎“汙染”了所有Ellsberg案的證據，法官認定對Ellsberg起訴的材料無效，整個案件被取消。
所以，是華郵的水門事件報道救了Ellsberg。但也可以說，是Ellsberg自己救了自己。整個事件始於Ellsberg也終於Ellsberg。他才是最有勇氣的一位。他公開自首時這樣說：
我覺得作為一個美國公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我無法再以合作的方式對美國公眾隱瞞這些信息。 我這樣做絕對是給自己製造了危險，我也準備好了麵對這個決定帶來的一切後果。
有這樣勇敢、正義的公民，美國幸焉！
[1]http://query.nytimes.com/mem/archive-free/pdf?res=9C0CE5DF113FEF34BC4E51DFB066838A669ED
——雙麵間諜馬爾萬
現在追求真相的記者已死，媒體的監督功能退化成資本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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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全部的真相，真相的全部，就在，僅存於，床鋪的推特中。
其它的媒體。除了狐狸，都應該關閉了。
一篇超級大作， 謝謝分享！
記者都是業餘間諜，嗅覺靈敏也不亞於間諜，隻是他們的職業是要盡早地公開給大眾，而不是負責保密。因此有新聞自由國家的政客首先要防範的就是本國記者。美國幾大報社的記者非常專業，令人歎服！
其實大陸的記者也不是沒有這種能力，幾個著名的事件早已調查得水落石出，無論是完整事實還是邏輯法理都清晰可辨，隻是不能公開而已，那樣會有一批相關人員當替罪羊，因為尚缺乏司法公正。而一個社會公正的重要條件就是公開透明，輿論監督，即所謂陽光法案，天朝則是權力隻手遮天，黑箱操作，已形成了一種積重難返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