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1）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1月29日18:05 新浪讀書
1958年“大躍進”時期，在農村、鄉鎮大搞人民公社，一度又推行“集體下地記工分、集體進食堂吃大鍋飯”的軍事化供給製，聲稱“吃飯不要錢”。
當初毛澤東主席首先發出號召：“人民公社好！”河北省徐水縣人民公社是共產主義試點，因毛澤東的視察而舉世聞名。它倡導的軍事化和集體化生活方式，成為人民公社的一個樣板。
共產主義天堂標準
中央農村工作部一名副部長向河北省徐水縣的幹部群眾傳達：他受中央領導的委托，在徐水縣搞共產主義供給製試點。這是繼承延安和老解放區（老區）的傳統，很快就製訂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當前目標如下——
工業：縣裏要建一座有200台機床的機械廠，還要建聯合鋼鐵廠、化肥廠、聯合紡織廠、水泥廠、酒精廠、澱粉廠、製糖廠、人造石油廠、綜合化工廠、煉焦廠、熱電廠。
農業：原有耕地79萬畝，1959年要把播種麵積擴大到160萬畝，平均畝產3000斤。1962年把播種麵積縮小到64萬畝，而使畝產糧食達8000斤。
文化：7年至10年內把現在30歲以下的人提高到大學或高等專科文化程度，縣辦綜合大學一所，各社辦綜合大學一所，各村辦紅專業餘大學。
生活水準：計劃到1963年每人年均分配糧食2000斤，食油50斤，肉類300斤，棉布100尺，糖240斤，水果147斤。
供給製方案還公布了“夥食標準”：每個農民、中學以上的學生每人每月5元；幸福院的老人、小學學生、幼兒園的幼兒每人每月4元；托兒所的幼兒每月2元；工人根據技術、勞動強度每人每月10元至12元；幹部，縣級每月18元，其他一般幹部12元。
服裝和日用品發放：農民每人每年單衣2身，兩年棉衣1身，每年鞋子4雙、帽子1頂、襪子2雙、肥皂2塊、香皂1塊、毛巾2條。工人除發工作服和每人每年多發1雙襪子、4塊肥皂、2塊香皂、牙膏2支外，其餘跟農民相同。幹部比工人多1件襯衣、2塊肥皂。
津貼費：農民每月1元—3元；幸福院老人和學生每人每月3角；工人分七等，1元—16元。幹部分四等：縣級16元，局科級12元，普通幹部、教員8元，勤雜人員6元。
衛生、醫療、文娛：農民、工人、幹部每10天發1張洗澡票，25天發1張理發票，每月1張電影票。看病全部免費。
這就是當年徐水縣製訂的“共產主義天堂”標準。
盡管水準很低，但仍屬畫餅充饑。按照主觀的供給製方案應統一發放的物品，客觀上因物資不足而無法兌現。如毛巾每人每年應發2條，實際隻能發1條，至於看電影、洗澡等，則根本無法實現。津貼費的標準一降再降，到後來幹脆除了吃飯不領1分錢。吃光用光，再也沒得吃了。
那 時，公社社員除了1雙筷子、1隻碗是個人的，其他都歸公。縣委還規定在1958年10月前拆完全民所有的土房和破舊磚房，據統計，全縣共拆掉32 000 間房子。拆房容易蓋房難。當年清華大學建築係派來幾十名師生幫助建房，但由於缺乏材料和資金，許多社員整整一冬天沒有房子住。徐水縣委關於“人民公社供給 製”的許多設想由於財力、物資不足而無法兌現，後來不得不挪用公家的商業資金900萬元，造成資金無法周轉。
所謂“吃飯不要錢”
1958年“大躍進”的當時，在全國率先實行供給製的還有安徽省無為縣的響山社，當時《人民日報》曾這樣報道：
響山社實行供給製，一方麵貫徹了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的原則；另一方麵又包 含有若幹“按需分配”的因素，體現了“各取所需”的方向。用“供給製”進行分配的辦法，開始就受到廣大的貧農、下中農的熱烈歡迎，後來一小部分富裕中農也 滿意了。響山社社員用自編的民歌讚頌“供給製”道：“發米發柴又發鹽，過年過節樣樣全，有煙有肉有香油，紅糖鞭炮帶掛麵。到熱天，發草帽，另有一把芭蕉 扇。發毛巾，發香煙，還有肥皂洗汗衫。要結婚，能支錢，生了孩子更安全。有產假，還不算，糯米紅糖加雞蛋。男女老少喜洋洋，高高興興忙生產。要互助，心相 連，響山變成幸福山。”
北戴河會議後，毛澤東出巡大江南北。農村中出現的“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製，引起了毛澤東對戰爭年代供給製的 美好回憶。1958年9月下旬，毛澤東在視察安徽省舒城縣舒茶人民公社時，當他了解到這個公社辦起了公共食堂，已實行了“吃飯不要錢”，便說：“吃飯不要 錢，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引自房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第225 頁。）
1958年9月，劉少奇在江蘇省考察時也表示積極支持供給製：“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製，公社幹部勢必要跟農民走，鄉幹部一改，縣 幹部、地委幹部、省一級幹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劉少奇在河南考察時又說：“一半供給，一半工資的做法是好的。”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9月27日，劉少奇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上說：“我經過河南、河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 製。看來，大家都讚成分配製度，糧食供給製，加上工資獎勵。”又說：“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上講過實行供給製問題，在中央的會議上也談過這個問題，如何在我 們幹部中間及在軍隊中間實行供給製問題。如果要實行供給製，標兵在哪裏？5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各級幹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引 自《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87頁。）財政部長李先念9月中旬到河北、河南訪問了一些人民公社後，充分肯定實行供給製度是“一件史無前例的偉大事 件”。
名義上“供給製吃飯不要錢”、“各取所需”，但實際上造成極少數的“地頭蛇”、痞子流氓幹部肆意多吃多占，各自用了掌實權的手，“取”了他們自己貪得無厭的“需”，成為既得利益者。而廣大群眾無權無勢，遭到盤剝，多勞少得，敢怒不敢言。
農村供給製食堂的烏托邦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談了三國時張魯的事，隨後又批示印發了《三國誌?魏誌》中的《張魯傳》給與會者。毛澤東把張魯譽為中國古代倡行“共產”生活的先驅。
張 魯在漢中掌權30年，以五鬥米教號召農民。在大路旁置“義舍、義米”，“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毛澤東對“義舍、義米”的解釋是：張魯也搞“吃飯不要 錢”，不過不是在整個社會上搞，而是在飯鋪裏搞，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的先河。對“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毛澤東解釋說：“近乎政社合一， 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又說張魯也搞群眾性的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治病用神道，也好，那時隻能用神道來治病。 這正好說明了“人民公社”是小農平均主義的產物。
許多地方強迫全體農民“共產”，把每個社員家裏的鐵鍋砸光了，爐灶掀掉了，柴火全都沒收、歸公。
“大 躍進”的高強度生產任務，使農村勞動力空前緊張。而農民小生產者的私有觀念，又是“進入共產主義天堂”的障礙。然而舍此不顧，安徽無為縣響山合作社最早經 辦供給製的公共食堂，向上“捷報頻傳”。湖南、福建等地也在夏收前開辦了一批公共食堂；福建安溪縣還專門編了公共食堂的所謂“八大好處”。欺上瞞下、吹牛 撒謊之風盛行。
當時《人民日報》報道了河南孟津縣紅旗公社“九十頓飯菜不重樣”的“奇跡”，這是一篇典型的“假大空”奇聞：
在 “使所有社員，吃飽、吃好、吃滿意”的戰鬥口號下，全體炊事員發揮了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即使像野菜和紅薯那樣的粗食，經過精心烹調，也能做出幾十種花 樣，使社員們如吃“山珍海味”。這307個食堂，有279個食堂實行了一堂三個灶、老弱五頓餐和三水五味台的製度。一堂三個灶，就是在一個食堂中有青壯年 灶、老年小孩灶、病人產婦灶；老年人、病人、產婦每天能吃五頓飯；三水五味台是在食堂內設有洗臉水、漱口水、白開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醬油、辣椒、鹽麵、 蒜汁等調味品，供社員們吃飯時選用。所有食堂都經常在社員中進行詳細的調查，了解他們吃飯的要求和口味；特別注意社員們每天在飯廳吃飯的情況、議論和反 映，以便及時改善飯菜的花色品種。現在全社已經有214個食堂做到一個月90頓飯菜不重樣。社員們可以在這裏吃到包子、炸醬麵、油餅、蒸糕、蔥花卷、炸紅 薯丸子等等。他們也吃菜饃，但做得好吃。有一種是把五種家菜和野菜切成細小碎末，加上油鹽、大料、蔥花、蒜汁和其他作料，白麵擀得像薄紙一樣，然後把拌好 的菜餡卷在裏麵蒸熟。
下麵是湖北省光化縣公布的人民公社一周食譜（菜單）：
星期一早上：烤麵包、苞穀糝、蘿卜絲豆腐；中午：紅薯大米幹飯、粉條湯、炒白菜等；晚上：麵條、辣醬、白菜。
星期二早上：鍋貼饃、小米湯、炒辣椒絲、酸菜；中午：油餅、蘿卜豆腐湯；晚上：五香胡椒湯。
星期三早上：蒸花卷饃、大米湯、燒豆腐、紅薯等；中午：炸油饃、溜白菜、蘿卜丁麵湯；晚上：麵條。
星期四早上：蒸發糕、高粱糊、包菜、泡菜等；中午：蒸麵條、青菜湯；晚上：肉絲麵。
星期五早上：五香鍋貼蘿卜、白菜湯；中午：蒸菜包子、紅薯片湯、辣椒醬；晚上：烙餅、蘿卜、粉條湯醃菜。
星期六早上：糖包子、伏汁酒；中午：小米幹飯、白菜湯、炒豆芽、蘿卜；晚上：三鮮麵片湯。
星期天早上：糖炸饃、紅薯圓子湯；中午：大米幹飯、肉絲湯燒蘿卜；晚上：炸椒麵條。
這個“供給製食譜”的內容，竟然可以跟1942年延安根據地供給製食譜相媲美。特別如“爭取每天不要重樣”的提法，字句都幾乎一模一樣。但在當時物資匱乏的現狀之下，隻能“生虛火、發高燒”造成一時轟動的效果，根本無法持久。
到1958年底，全國的人民公社普遍實行“供給製”，辦起360多萬個公共食堂。90％以上的農民不準自家生火開灶，被迫都在公社食堂吃大鍋飯。
調查報告：公共食堂吃什麽
興辦公共食堂隻是1958年一係列浪漫主義狂熱舉動中的一項。當今的經濟學家、曆史學家對這件事情很有興趣。有人認為我國1960年前後發生的大饑荒與公共食堂有密切關係；還有人認為1958年的製度劇變是我們過去一係列光輝業績的一部分；其他學者也有一些別的看法。
公共食堂興辦過程其實有兩個階段：（1）先是不讓所有人民公社社員在家裏 做飯吃，而在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2）後來因為糧食不夠了，就限量供飯。不同地方的糧食狀況不一樣，這兩個階段的時間界限也不同。究竟公共食堂的興辦是 一個什麽樣的過程？蘭州大學的幾位師生到華北一個村莊作調查，訪問了一些年長的村民，也在縣檔案館查閱了一些曆史檔案。
辦食堂前已經沒有多少糧食了
這是一個典型的華北村莊，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村莊的東邊就是古衛運河的河道，一些老人還記得當年河水充盈，現在已經完全幹涸了。但這條河流上的漕運孕育了這裏的糧食貿易傳統，使這塊土地能養活更多的人口。這裏曆史上糧食產量很低。
1958年，政治形勢早已穩定，但當時的農業科技還沒有明顯進步。從官方資料看，當時小麥平均畝產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紅薯平均1600斤。
糧 食緊缺。農民想了一個辦法，用麥子換高粱。兌換的比例令我驚奇，一鬥高粱能換一鬥二升麥子！為什麽這樣不合理？老農解釋說，因為高粱難吃，人吃得少，就能 節省糧食！一位地主後代說，他的爺爺在家裏吃飯最受優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幾次白麵饅頭。粗糧是他們的主食。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農戶家就可想而知了。
中 國改革開放前，日子最好過的是1953年至1955年，農民這樣回憶說。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隨著戰爭的結束，橫行鄉裏的土匪流寇被消滅，社會安定了，農 民得以安心生產。“土地改革”前，這個村莊幾乎所有的“貧農”都有土地，少則五六畝，多則十幾畝；兩戶地主家的土地多一些，但他們人口也多。麵對土匪流 寇，地主的命運比少地的農民好不了多少，他們也不願意多置地產。總體看，這裏沒有明顯的土地占有上的兩極分化。
隨著合作化運動開始，農民的生活水平開始降低。土地瘠薄，沒有勞動者的精耕細作，糧食產量必然下降。農民說，玉米從播種到收獲，要鋤8遍草，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監督這樣的勞動是非常困難的。
從 1957年開始，政府就號召提高農產品產量，幹部組織生產隊大量種植地瓜(紅薯)，糧食種得少了。沒有可靠資料表明1957年全縣究竟種了多少地瓜，但 1958年的情況比較清楚。這年全縣種棉花24萬畝，種糧食作物50萬畝，其中地瓜竟達38萬畝(春地瓜10萬畝，秋地瓜28萬畝)！這種農作物播種的指 令性計劃嚴重背離了當地的農業傳統(曆史上這裏種紅薯的土地麵積隻占總麵積的2％左右)。從農民的回憶以及全縣的一般情況推斷，這個村大部分土地都種了紅 薯。
1958年春天，辦公共食堂的指示開始執行。先做的事情是把農民家裏的糧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時，大部分農民家裏隻有30斤左右的糧食。 多的也不過200來斤，這樣的戶數有三四戶，所以收到的糧食吃不了多久。當時的會計回憶，幹部從他家裏拿走十幾斤黃豆，七八斤帶皮穀子，還有紅薯幹三四十 斤，黑南瓜200多斤。他還說，1957年的時候，農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兩糧食。
成人吃稀的，學生和老人吃稠的
公共食堂剛開 始辦的時候，是放開肚皮吃，但因為糧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麵地吃。成人吃的飯是糧食與地瓜幹混合煮的飯，比較稀。兒童在幼兒園有專人看管，是為了讓婦女 有更多的時間下地幹活。幹部們做了一個決策，給兒童、小學生和老人吃稠一點的飯，大家都沒有意見。很快，糧食就吃完了。年長村民們的記憶也不太清楚，有的 說放開肚皮吃的時間有一個月，還有的說隻有大約20天。再後來地瓜幹也沒有多少了，就開始吃夏天地裏新產出的東西，主要是胡蘿卜。這種沒有熱量的東西不頂 飽，大家都很能吃，於是也就不敢放開肚皮吃了。
全村辦了四個食堂，後來合為兩個。每個食堂又分成幾口鍋，全村13口鍋，分別支在不同的農戶家裏。所有農家大體分成13份，被分配到每口鍋上吃飯。食堂設有事務長，負責每天將做飯的原料分給每一口鍋上做飯的婦女。
食物這樣短缺，事務長和鍋上的炊事員會不會多吃多占？村民說，這樣的事情絕不會發生。那時，一碗飯和生死聯係在一起，誰也沒有那個膽量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到底辦了多長時間？村民大體記得，到1959年春節，村裏給每一家分了一點麵粉過年，村民們在家裏吃了一頓年飯。過完年後又繼續吃食堂，實在沒有吃的了，時間不長就散夥了。
公共食堂的這種情形，自然不能為村民提供起碼的營養水平。會不會有餓死人的情況發生？回答這個問題頗讓村民們犯難。體弱多病的人加上營養不良，自然容易死亡，但很難說他們是餓死的。
為什麽躲不過1958年
大多數村民不喜歡在公共食堂吃飯。幹部們卻有兩個辦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 一個辦法是把村民家裏的糧食悉數收走。也有膽子大的農民偷藏糧食，但這種行為是要付出代價的。在經常召開的鬥爭會上，村民對私藏糧食的人拳打腳踢，沒有多 少人能扛得住。有老人回憶，有的村民私藏糧食後又害怕起來，便半夜三更把糧食偷偷地倒在野地裏，以免幹部們再來家裏搜出糧食。命之所係的糧食就這樣被糟蹋 了。
第二個辦法是收走村民家裏的鐵鍋，讓農民在家裏不能做飯。1958年，這裏也搞“大煉鋼鐵”，每家農戶的鐵鍋都被收走，成了煉鋼的原 料。辦了公共食堂，鐵鍋還有什麽用！這是收走鐵鍋的理由。可是，膽大的村民還要在家裏做飯吃，或者吃自家私藏的糧食，或者偷集體地裏的地瓜、蘿卜吃。沒有 鐵鍋怎麽辦？用沙鍋來代替。那時沙鍋賣得好了。
家裏做飯要燒火，但不能冒煙，以免被幹部發現。有點錢的人可以用木炭解決問題，窮人就在晚上做飯，還要防止煙氣跑到戶外。
饑餓難耐，敢不敢跑出村外要飯吃？一般不敢。人民公社運動是全國性的，跑出去要飯很容易被逮著，還會被看做抗拒社會主義的懶漢，要接受鬥爭。但據我了解，這樣對農民的緊密控製並不是全國性的。至少在陝北，這種控製並不緊密。
在鄉裏鄉親之間，幹部們執行大家所厭惡的政策，能下得了手嗎？農民們不能集體抗拒嗎？當代人也許對此很難理解。但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了，當代人能做的是解釋它，而不是否認它。
這 個村的黨支部書記是一個受村民歡迎的好人，他從戰爭年代就開始做黨的基層領導。1958年他吃了一個大虧。這年，上級政府號召提高播種密度，用三條腿的耬 來播種，但這位書記不相信這個辦法能增產，堅持用傳統的兩腿耬播種。就這樣一件事情，他遭到了“拔白旗”的命運，上了鬥爭會的板凳，並被鬥爭者踢下了板 凳。幹部不聽話尚且會遭受嚴厲處罰，其他農民自然會害怕的。
不過，換個角度看，農民們也是比較“自覺”的。政府要辦公共食堂，大家也就辦 了；多數農民也乖乖地交出了糧食。政府又允許停辦公共食堂，大家就回家吃飯去了。華北的農民自古以來就飽受戰爭的蹂躪，學會了在忍辱負重中生存的本領。日 本侵華時期，“皇協軍”也想讓地方秩序安定下來，偶爾會敲打一下地方惡勢力，但總體上那是一個官匪勾結、民不聊生的時代。
土匪喜歡華北平原。在這裏，家家總有一些糧食，小農戶也沒有武裝手段對抗 土匪。而土匪在平原地區又有很好的機動性。農民對付匪患的一個辦法是“裝窮”。他們本來就窮，但要裝得更窮。哪家農民的生活如果稍顯富裕，立刻就有村裏的 “地勾子”報告給土匪，這家人就要遭殃了。敢於多購置土地當地主的農戶必然是人丁興旺的農戶，他們要建立自己的武裝對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實際生 活水平也不高。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還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質。在這塊土地上，並沒有很大的地主，地權分配比較平均。按我們的調查，完全沒有土地的農戶不到 1％。
有人拿西北山區農民和華北平原的農民作了一個比較，發現西北山區農民從房屋建造到室內中堂布置，都顯示出某種文化氣息，而華北平原的 農民則似乎過著一種沒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圍繞一個字——吃。原來這是農民的一種十分無奈的生活方式選擇。農民靠這種方式顯示自己的貧窮與瑣 屑，換得了活命的機會。當人隻顧得活命的時候，就隻能與所謂文化相揖別。
當1958年的政治瘋狂來臨時，農民用裝窮的辦法對抗這種瘋狂已經 完全沒有效力了。在這裏，有一種掠奪性的製度在農民內部建立起來了。農戶家家都可能做“地勾子”，於是就沒有誰敢在家裏藏糧食。當大家都希望從別人家裏掏 出更多的糧食來填飽自己的肚子時，就都逃不過饑餓的命運了。大家都真正窮了，就不用裝窮了。而每一個人都窮了以後，人們也就不用再和誰去對抗了，因為對抗 已經不能換來任何利益。這個製度的好壞實際上是一個“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實施者都知道這個製度必須終結。但製度的慣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曆史 事變，使這個製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續數年之久。
這段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彎路”，哲學家可以叫它做“能變好事的壞事”，但在當事農民那裏，這是他們心中永遠的痛。
（撰文：黨國英，參與調查人：曹子堅、魏巍、賈雲鵬）
人民公社的家當吃空了
人 民公社初期推行的“部分供給製”，具體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夥食供給製（包括口糧供給製和主副食供給製），第二種是基本生活供給製。如河南省七裏營人民 公社的供給範圍包括夥食、住房、衣服等7項；河北省徐水縣人民公社的供給範圍則更廣，包括吃飯、住房、穿衣、教育、生育等15項，稱為“十五包”。（參看 羅平漢《人民公社供給製探析》，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全國推行“吃飯不要錢”，兩三個月便把人民公社的家當吃空了。湖 北省委在後來的報告中承認：“由於‘吃飯不要錢’，辦大食堂，號召敞開肚子吃，而引起了大吃大喝大浪費。有的地方，吃飯放‘衛星’，一天三頓幹飯，開流水 席，個別地方還給過往行人大開方便之門，來了就吃，吃了就走。照這樣吃法，農民的估計是‘一天吃了三天的糧’，這樣大手大腳搞了兩個月到三個月。”（參看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58—1981》第208頁。）到1958年末，全國糧食緊缺。
1958年人民公社實行供給製以後，就普遍出 現這樣的怪現狀：吃飯的人多，出工的人少；學懶的人多，學勤的人少。勞動效率大為下降。原因就在於“供給—工資製”極不合理，供給部分多，而工資所發無 幾。實際上，人民公社食堂辦得非常糟糕！不僅助長了“幹不幹、二斤半”的懶漢意識，而且“吃飯不要錢”浪費極大；老人、幼兒、孕婦、病人卻得不到應有的照 顧；許多地方則辦起了“幹部小灶”、“書記特灶”吃公款，出現“多吃多占”、“假公濟私”等大大小小領導人的特殊化歪風邪氣。浮誇風、共產風盛行；孽根蔓 延，爛攤子不堪收拾，一直影響到現在。
在全國率先進行共產主義供給製試點的河北省徐水縣，群眾對公共食堂意見很大。社員訴苦：由於辦了公共食堂，外地回娘家的閨女吃不上飯。開一頓飯要等 3個鍾頭，根本不省力，還浪費許多時間。下雨天有的婦女不小心摔一跤，菜碗飯罐摔地上就再也打不到飯了。公共食堂又引發許多糾紛：是按生產單位吃還是按戶 吃？糧食定量吃還是敞開吃？怎麽記賬？怎麽發飯菜票？農民身上帶飯菜票容易丟，一出汗又容易爛，這一大堆問題又怎麽解決？……
從1958年8月到1959年春，這些實行“共產主義供給製”的人民公社試點單位，開場轟轟烈烈，收場冷冷清清、淒淒慘慘。人民群眾不僅沒有進入大同世界，反而有許多人在饑荒中餓死。
“三年災害時期”餓死多少人
通 常文獻所謂“三年困難時期”，有的指1959—1961年，有的指1960—1962年，有的指1961—1963年，實際上“人禍天災”從1958年底 就露出苗頭，餓死人的事實從1959年就開始了，而一直到1963年國民經濟才勉強恢複過來。因此“災害（困難）時期”長達5年多。
災害時 期全國到處餓死人。光河南信陽一個地區就餓死100萬人，其中一個小小的息縣就餓死10萬人，有639個自然村全村餓絕。這稱為“信陽事件”，引發了中央 對整個信陽地委的大清洗，最後找出幾個“混入幹部隊伍中的地主階級分子”處理做了替罪羊。又廣西、安徽、四川、甘肅、寧夏等地也有類似的淒慘事件。
就這樣，中國以據說3年內死亡大約3000萬人的巨大代價，給“大躍進”畫上了血淚斑斑的句號。
具 體餓死人口究竟有多少？學者說法各異。最低數字，根據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在《“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的分析，“三年災害時期”餓死人數在 1700萬—2200萬之間；另據重慶大學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所載，這一數字為1900萬；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根據我國官方公布的數據，在 《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文中的分析結果為2680萬。
我們還可以官方的《中國人口年鑒》中的數字作為參 考：1959年全國人口增加1113萬，淨增率1?02％；但是到1960年突然大降，據國家統計，人口反而銳減1100萬，比正常狀態下減少2213萬 人，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原因顯然是“人禍天災”的非正常死亡；到1961年繼續大降，據國家統計，人口又銳減348萬，比正常淨增率1%的狀態又減少 1461萬人。這兩年人口損失就高達1448萬人。而正常狀態下，這兩年應淨增2226萬人。所以說，這兩年間全中國人口實際減少了3674萬人。
在《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1993年版）中，被列為世界上最大饑饉的記錄，發生在1959年—1961年的中國，僅華北地區，就有3000萬人死亡。
還 有人作了這樣的估計：1959年，中國人口總數是6?72億；1960年為6?62億人，減少1000萬人；1961年又比1959年減少1300萬人。 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的人口淨增長率計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的全國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比，1959年— 1961年的3年間，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4000萬人，每年1000萬人以上。
痛徹心扉的呼聲
無論餓死的人數是多少，在和平時期，都是不幸的。
後 來，某些人為了給自己推脫罪責，稱1959年至1963年的大饑荒是“自然災害”，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從我國曆史水文氣象資料來看，那幾年的確發生過 局部的旱災和水災；然而中國有幅員廣大的國土，不可能保證各地每年全都風調雨順。但那幾年“自然災害”的規模和程度，甚至遠遠比不上1954年的洪澇災 害，為什麽1954年就沒有餓死人呢？還是如國家主席劉少奇當時在農村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960年開始，我國農村餓死人的噩耗，已經開始上報中央。一個多事之秋，普通的工人、農民，把這些災難的真實情況報向北京中南海……
某些瞞上欺下的負責幹部，為了自身的烏紗帽，仍然“報喜不報憂”，鼓吹“形勢一片大好”！然而紙包不住火，全國各地的大饑荒早已燎原，使國民經濟陷入癱瘓。
為了竭力挽救黨國命運，1962年2月，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西樓會議”）；5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根據緊急狀態，製訂了“經濟調整、包產到戶、要退夠”的現實方針。
6 月下旬，偉大領袖毛澤東（黨主席）跟劉少奇（國家主席）之間爆發了一場爭論。毛澤東主席責問：“三麵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麽 辦？”向來沉著的劉少奇主席也動了感情，吐露了真言：“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和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引自《當年事》，文化藝術出版社）這樣 一些極其不愉快的爭吵，是引發毛澤東後來堅決打倒劉少奇的導火線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