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康同璧母女
憶康同璧母女
作者：張滄江
圖一：1962年夏，康同璧與郭婉瑩同遊頤和園。（吳中正先生提供）
五十年了。整整的五十年，半個世紀！
1956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北京輔仁大學時代的一位學長陳富權先生（印尼華僑，客家人，1937年輔仁大學經濟係畢業）把我引進了康同璧老人的家裏。
東四十一條東口外的一條胡同叫“何家口”，何家口東口路北二號是一個大院，樹木蔥蘢，緊靠城根。院中繁花似錦，粉黛雜陳，是如此美好的一座幽靜院落。
這是一座大四合院。北屋正房是兩間進深的勾連搭式建築，三正兩耳。室內空間甚大，可容納幾十人的宴會。原是裝修了以供出租給使館官員用的。
外院原來的南屋，將向北的門窗全部封砌，在南麵的後牆上開出一連串的大窗。每間房都是窗明幾亮，麵向花園。這是康老母女居住的一套住房。
正門過道東牆一門通耳房，住著兩位年紀較大的女眷，大家通常都叫她們二姐和林女士。
康老的丈夫羅昌先生於當年的2月6日故世，家中仍存有沉重的居喪氣氛。康老和她的女兒羅儀鳳小姐接見我們時，兩人都是全身重孝，哀毀逾恒。因為是初見麵，隻能稍事寒暄。我也僅能勸她們節哀順便，以安保健康為重。
康老詢及我的家世，我乃扼要簡述：“我是江蘇省海州人。海州在江蘇省東北角，是一個古老而非常小的縣份，是隴海鐵路的起點，在海邊。我是1939年來北京進輔仁大學生物係就讀的，1943年畢業。阿富（陳富權）是我的學長，我們認識許多年了。他與我談到您府上有許多南海先生的遺稿，需要人協助整理。我對南海先生非常景仰，很有興趣。我能抽得出時間，我願意來做這項整理工作。我現在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搞遺傳研究工作，同時也在圖書館幫忙。我能在周末到您府上來工作一至兩天。”
“你年紀很輕，大學讀的又是理科，怎麽會對先父南海先生的學術有興趣的呢？”康老聽我說完，有些詫異，便開門見山地問我。
“先父是南海先生的私淑弟子。當初，三十多年以前，先父在鬆江和宜興的稅務局做文書工作，經常到上海去辦事。他有一個朋友是天遊學院的弟子，每次他去上海，他的朋友都引他到天遊學院去旁聽南海先生講學，有不理解的地方，也常直接向南海先生請益。那時我的年紀尚小，待稍長後，先父教我們讀左傳國語國策等書籍時，也常常講及微言大義、新學偽經以及大同學說等。”
“那麽，你也本來就可以算是我們康門的再傳子弟了。張先生……”
“請不要叫我張先生，叫我滄江好了。”
“你有英文名字沒有？”
“我叫Donald。”
“那我就叫你‘阿Donald’吧！”從此，我在康宅的名字就叫“阿Donald”。這一名字被康老叫了十四年，叫到1969年她老人家去世時為止。
“阿Donald，剛才我一見到你，就覺得似乎以前與你見過。你知道我的母親娘家姓張，我每次見到張家有為的青年，我就由衷地喜歡他們，因為他們是我母親娘家的後人，親人。現在在我身邊的已有兩個姓張的青年人，我都視他們為子侄。一位叫張次溪，他是先父弟子張伯楨的兒子，張伯楨字篁溪，所以他的兒子叫次溪，他是研究北京曆史的學者。另一位叫張汝良，他是我們家一個好友的兒子，留學美國，在外貿學院當教授。現在加上你，在我身邊就有三個子侄了。我的兒子在美國不在我身邊，有你們在一樣，這也是‘緣’。”由於初次見麵，大家還不熟，隻是談了些家庭瑣事和讀書工作情況。儀鳳與我談了些三四十年代的燕京與輔仁。不到天黑，我門就告辭了，約好下周日上午再來。
整理南海先生的未刊遺稿，是一項很繁重的工作。我雖然讀過一些南海先生的著作，但不係統、不全麵。於是我就從頭做起，把他已刊的書整理出一整套來，從《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等書讀起，同時著手先編一本《南海先生著作編年》（尚未脫稿出版），理出一個頭緒來。當時原本是顧頡剛教授在協助康老整理，由於他在曆史所和北京大學的研究和講學任務很重很忙，他就一點點地移交給我，也教導了我許多讀經讀史和整理遺稿的方法。
羅昌先生故世還隻是幾個月前的事。康老因驟失親人大病了一場，尚未複原，很是虛弱。儀鳳小姐也是非常消瘦，精力疲痹。康老告訴我：“羅昌先生身體很健壯，他的老太太高壽九十多歲時仍能健步如飛。一生生過十六個孩子，所以說他們家庭是有長壽傳統的。想不到他竟會在過七旬不久的年歲，遽而仙逝，舍我而去。我夫妻四十餘年，相敬如賓，相濡以沫。我每以為能‘同心自古應同壽，共享百歲樂期頤’……”說到這裏，康老長歎道：“這也要怪我文史館、政協的會議多了一點，比較忙，沒有能注意到許多小節，以致鑄成此大恨。他一生奔波全世界和全國各地，多危險多困難他都不怕，可是這幾年我被政府安排了工作，而他卻沒有被邀請，他退休了沒有工作，自憾不能賺錢養家，很不是滋味。於是每天喝酒，以酒澆愁。終於……”
一天，羅先生一個人出外飲酒，及至晚間康老開會並參加晚會回來，見羅先生醉臥門前，急招呼家人將他救助回屋，俟其酒醒，大家勸他今後不要個人出外飲酒，卻終未能杜絕。
自從1951年康老膺中央文史館之聘為館員，1953年當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底接到全國政協來函，稱已經常委會批準，敦請康老為全國政協委員，幾年間，羅昌始終是鬱鬱不樂。
1956年農曆新年時接到香港訃聞，稱康老的姐夫麥仲華先生在港仙逝。全家聞訊，悲痛異常。羅昌先生更增一番無言的惆悵 。正月初八晚，羅昌先生忽感氣短，全身冰冷，麵色蒼白，當即請醫出診，確定為心髒病、動脈硬化。遂送道濟醫院（現第六醫院）急診，由於當時沒有病床，乃回家調養休息。經四五天臥床休息，逐漸好轉，飲食一如往常。
2月6日晚8時許，準備入睡時，羅昌先生突然氣喘不停，漸失知覺。待住在西屋的蒯淑萍教授幫忙請來鄭河先大夫和陸觀仁大夫（心血管病專家），羅先生心髒已經停止跳動。時為夜間11點整。次日清晨，即向有關單位及親友們發出訃聞。下午按照聖公會儀式入殮。2月13日公祭後，葬於白雲觀旁的聖公會公墓。
每年太平花盛開時，康老都會邀請二三十位好友，在周末下午四至七時來家茶會，詩酒言歡，共慶太平盛世。應邀嘉賓多數為老人，如葉恭綽、載濤、顧頡剛、王季範、孫誦昭、鮮英、蔣恩鈿等人。這些人中，有貴族、軍閥、官僚、學者、畫家、詩人、教授等，都與康老有關，都是愛花人。茶會中有茶，有酒，有點心，有水果。座位設在客廳內，花園中，樹下，花旁。隨意結合，縱情暢談。談天說地，講文論詩，吟詩填詞。直至興盡而散。
毛主席曾在初次會見康老時說：“康先生，我在青年時代就喜歡讀你的詩，‘若論女士西遊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康先生，你好大的口氣啊，你好大的氣魄啊。”毛主席豎起了大拇指，“真真是好偉大的胸襟啊！”
圖二：康同璧與馮少雲、張之江、龍雲、陳銘樞（自左至右）在中南海懷仁堂合影
康老是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每屆會議前，委員們要各自在國內選一地區視察民情，根據所見所聞，提出個人的意見和建議，送交大會討論。我曾陪同康老視察過北京、青島和廣東、雲南等地的十幾個城市。康老集中精力視察各地的教育、衛生、婦女、兒童事業發展情況，以及其需要改進加強之處。她說：“婦女兒童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教育衛生是培養愛護婦女兒童的條件，使兒童能健康成長。及至長成，枝葉茂盛，樹木參天，覆蓋大地，這時就可以反饋人天，勢能使人類和萬物得以共享和平幸福。”這可以說是她老人家的哲理和畢生追求。
1957年春初，有人從青島來北京告訴康老，南海先生墓地被毀損，且有多人亂葬該地，急需整理。康老乃於4月中旬偕儀鳳和我三人同往勘察，住在榮成路三號的市委招待所。
南海先生於1927年在青島猝死後，康老全家於次日奔喪。當時因戰火頻仍，乃將南海先生暫厝李村象耳山的山坡上。經過十六年的風雨，尤其是1941 年的嶗山山洪暴發，墓碑幾被衝走，棺木外露，墓園殘敗凋零。當時康老以道德會的名義發起公葬，聯係全國名流學者組成公葬籌備會。
1943年10月20日下午5時，南海先生靈柩正式安葬象耳山壙地。公祭由江亢虎先生主持，參加葬禮儀式者有三千餘人之眾。這一次公葬之舉，也經曆過許多鬥爭。
首先是南海先生的兒子康同，他從上海發出兩封電報，一封給北平萬國道德會，一封給偽政權的王克敏，要求禁止他姐姐康同璧主持的遷墳改葬。他謊稱遷墳對康家的後人不利，而且南海先生的原配張夫人葬在江蘇茅山，康家早已作了今後遷去茅山合葬的計劃，所以此次公葬實屬荒唐，這都是他二姐的陰謀。
其次是當時的偽駐日大使徐良，從背後進行誹謗和破壞，以期阻止南海先生的安葬。徐良是南海先生弟子徐勤的兒子，據說他曾從康家取走許多南海先生的遺墨、遺稿和遺物，從未歸還且不知下落。他想應由他以嫡係門人身份，代表他的父親徐勤主持，那麽很可能再搞到一些遺物。
還有一位夏蒲齋先生到處散布謠言，稱康有為是被清朝通緝的人犯，且以保皇反對民國，如果有人出麵讚助公葬，將來一定會被牽累。
康老意誌堅定，力辟各方的阻撓非議。她認為，墳瑩曆經風雨破壞，不能再保持浮厝，必須立即下葬；承先人之誌，入土為安，毫不動搖。她不發表電報內容，堅持照常進行公葬儀式，並願承擔一切家族中的責任。
1957年4月19日我們到青島後，稍事休息，於次日通知前萬國道德會會長馬功臣先生同往李村掃墓。汽車至山下，乃棄車登上彎彎曲曲的山路，荒草沒徑，凹地均已改成禾田。康老說：“我已不識路了，找不到先父墓地了。”幸有馬先生領路，終於到達。
據說康氏墓園昔日鬆柏甚多，現在皆被毀去，隻剩孤墳一座。幸墓碑尚存，使能辨識墳址。墓地左邊的界石已被移走，埋進幾座新墳，右邊的界石也經挪移，有新墳三座。康老見她的九妹同琰的墓仍在，尚感寬慰，但在掃墓獻花時仍有一定的傷感，心情沉重異常。康老向青島當局申明了現況。據悉，後來所有新葬的墳墓都被遷走。
“文化大革命”早期，南海先生的墳被徹底破壞，屍骨暴露，四散拋撒。當地鄉人素對南海先生尊敬崇奉，見這樣情況，暗暗垂淚，及至晚間“紅衛兵”睡覺時，將屍骨撿回，埋回原處。當時我已失去自由，我想，康老周圍的人一定不會將南海先生墳墓遭破壞的事告知老人，而老人一定會從人們的言談舉止中，感覺到會有這樣的可能。一次，康老與我說：“但願我們大家都是‘在劫不在數’。”
近年，我才從資料上見到劉海粟大師生前為南海先生修墓並立了新碑，親撰碑記，並自寫碑文。劉海粟大師在“文化大革命”後，曾和我講過他拜南海先生為師的故事。上個世紀初，劉大師當時隻有二十歲左右，曾舉行過一次個人畫展。南海先生從海外歸來，適在上海，慕名前去參觀，見到大師的畫，頗為欣賞。乃要求陪同參觀的一位青年人引見劉海粟，青年人說：“我就是劉海粟。”南海先生大為詫異。問道：“這些畫是你畫的，不可能吧？我請見你家大人。”劉海粟說：“我是劉海粟，這些畫確是我所畫。”南海先生乃又重頭再看一遍。邊看邊指點其優處和缺陷，劉海粟唯唯諾諾，恭恭敬敬。南海先生最後說：“你很有天才，畫得也很好。我想收你做我的學生。我不會畫畫，可我會寫字。而且我看過許許多多的畫，有中國的，有外國的，有古代的，有近代的，我能夠評你的畫。怎麽樣？”劉海粟深深鞠了三個躬，這就拜進了南海先生的門，跟南海先生學寫字、賦詩和題跋。劉海粟大師終生都敬仰南海先生的爽直和學問。
章詒和女士的近作《最後的貴族》，引發了人們對康老母女的真誠關注、無聲的飲泣。康老的交往人物中，真正屬於清朝皇家貴族的，有載濤、溥侗、溥偉等人。康老與載濤（濤貝勒，光緒之弟，後來晉封郡王）曾經正式結拜為姐弟，這應尚是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
50年代後期，一個秋冬之交的下午，濤七爺到康老家訪談。主要是談論戊戌變法和變法後“後黨”對維新人物的追捕政策。他們激動地歎賞戊戌變法，也頗為惋惜變法的失敗。談到戊戌人物多已故世殆盡，連直接受到戊戌影響的人也多已不在了，兩人相對慨歎，直至無言。突然，載濤走到康老麵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顫抖地喊了一聲：“二姐，今後我就叫您二姐吧？您叫我七弟，您叫我一聲七弟啊！”載濤在祈求著。康老非常嚴肅地緩緩站了起來，說：“我可不敢當，我怎麽能與皇家論兄弟呢？”載濤眼中含著淚說：“光緒爺最親近的人，現在就剩下我們倆了，二姐，您就答應了吧。”康老遲疑了一下，鄭重說道：“好吧，我答應了。儀鳳，過來，給你七舅鞠躬行禮，今後你就多了一個親舅舅。”羅儀鳳規規矩矩地走過來，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叫了一聲“七舅”。從此他們之間，就改口相互稱呼二姐、七弟、七舅，構成了一個皇族家庭，一起回憶塵封往事，沉醉在往事中。
當時我在現場，由於他們過度緊張，沒有注意到我。當他們從往事中回到現實中時，我給他們道了喜。晚上，我也就留在他們家裏共進晚宴。載濤談了許多他在日本和德國學習騎兵和馬政的故事。他認為，“馬”對“人”有比人與人之間還深厚的親情。
他們都已故世了，說出這樣一個故事，不會有什麽不當吧？
章詒和與章立凡所寫的紀念文章中都談到過羅儀鳳愛“花”，尤其是月季花。是的，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羅儀鳳有不少名貴品種的月季花。這些月季花是她非常心愛之物，它們的來源，有一個不平凡的傳奇故事。
羅家的月季花絕大部分是蔣恩鈿大姐精心培植選贈的。蔣恩鈿是老清華的畢業生，與錢鍾書、曹禺、袁震（吳晗夫人）、楊絳等同學，她的丈夫是陳衡哲的弟弟陳益，當年是北京中孚銀行的經理。恩鈿大姐在清華讀外國文學，曾翻譯出版過不少英文小說，在商務印書館做過編輯，家住天津，有一個不小的花園，種植了許多名花。她是愛花的人，很仰慕北京吳賚熙老人家的月季花園。1951年，她聽說吳老逝世，其後人有將房產處理的消息，乃急托人聯係，希望能將全部月季花轉讓，她計劃將這些花移植於自己在天津住宅的花園中。幾經折衝，以五千美元成交。在安排啟運時，為北京市園林局所阻，不允許她將此園中的花運出北京。
吳賚熙老人是新加坡華僑，祖籍廣東潮安，1881年生。幼年時極聰穎，十七歲赴英國入讀於劍橋大學，以十七年時間將所有學科幾乎讀竟，取得醫學博士及許多其他學位，三十四歲時經西伯利亞返國回到北京。在東城南小街趙堂子胡同購地建築住宅及一個三四畝大的花園。老人生前曾創刊北京第一份英文報紙，初名 Peiping Daily News，後改名Peking Chronicle，自任社長兼主編。她的大兒子吳炳鍾與我在輔仁大學同學，40年代初我經常到花園中徜徉，老人常逐一為我介紹月季花的優良名貴品種，並曾示我以一厚簽名冊，其中有若幹中外名人貴賓的簽字留言，她老人家還保持著英國名園的風俗習慣。
蔣恩鈿買了吳家的花運不出去，很是懊喪。托了許多人幫忙與政府協商，最後取得協議為：
一、吳家月季花園的花，其老根必須留在北京。
二、園林局在天壇辟一塊足夠大的土地作為月季園，聘蔣恩鈿女士為園林局園藝顧問，並在天壇齋宮選定兩間殿堂作為辦公室和宿舍。
三、在月季花種株遷至天壇移栽成長穩定後，蔣恩鈿女士可以分出小株運去天津。
此後，月季園逐漸擴大，在人民大會堂前和陶然亭公園內又開辟了兩個月季花園圃，由蔣恩鈿女士統一管理。
恩鈿與儀鳳是要好姐妹，我們大家都很熟。我當時在先農壇中國醫學科學院工作，正在天壇的對麵。每周我總有一兩次去天壇恩鈿的寓所共進午餐。這時候，恩鈿常挑揀好品種的插枝或培育的幼株送給儀鳳。儀鳳對月季花是萬分珍愛。及至我在章詒和的文章中，見到敘述儀鳳用開水將所有月季花澆死的情況後，忍不住失聲大哭。這說明羅儀鳳在當時已有必死之心，讓她那些心愛之物先行一步，她是如何將血和淚吞下的啊？此後，媽媽死了，心愛的香水、鞋、衣服、書籍、古玩字畫等等，都早已在“紅衛兵”時代被抄沒焚毀，她已一無所有，她可以輕裝上路了。1975年，她隻生活了六十幾個年頭，就把她的飽學、智慧、才華、聰明和她對人們的愛，都帶進了墳墓。
羅家正房門洞頂上有一棵紫荊，木本，長藤攀援到房頂上，夏秋之交開滿紫色小花，其美無比，而且嚴正之至。前院引路的左側有一棵櫻桃，果實殷紅，大如鴿蛋，是從美國帶回的櫻桃品種，食果後將果核埋入土中，經過幾年，居然長成了京城內獨一無二的美種小櫻桃樹，已經幾十年了，每年結出幾百粒嬌紅欲滴的鮮美果實。每年，我都能分到幾粒。
花園裏和前後院都種有丁香花，紫的、白的，每到春天，繁花似錦，香徹全院。我們常常聚在花下，爭相尋找五瓣六瓣的變異花朵，歡言嬉笑，那是一種什麽心態啊！我們曾經曆過怎樣一段美好時光啊！它將永遠存在於我的記憶中。
康老最愛的寵物是她的愛貓“吉吉”，在康老的自傳中載有吉吉出生於1953年7月2日。我見到它時，它已將近三歲，非常惹人愛憐。老人視之如小兒孫，常常抱在膝上，向它傾訴衷懷，而且也常常讓它參加招待嘉賓。它能通解人意，它能任人愛撫，它能安靜地聽你喁喁細語，它會善體人心。1973年我出獄後，向親友們打聽康家情況，據張汝良談，老人病重入院時，吉吉曾在家中各處尋找老人，及至老人故世，它哀叫數日，不飲不食，終於失蹤。這也許是傳聞附會，也許是事實。總之是吉吉不見了，吉吉已十六歲了，到另一個世界去陪侍老人了。
康老住在南洋時，曾豢養一隻小猩猩，及其死，乃將它製成標本帶來北京。先是放置在客廳裏，一天，把小孩嚇哭了，乃改放在臥室中。後來因為積塵不易清理，遂將之遷置在儲藏室內。老人母女，一向是非常喜歡小動物的。
1956年9月中旬，康老曾動議在次年為南海先生籌辦百年誕辰紀念會，因為國內外常有許多親友探詢是否有此可能。10月初，老人邀請了顧頡剛、葉恭綽、龍雲、張次溪和我等幾人在家聚餐，商談設想和計劃，並另增加邀請李濟深、張元濟、載濤、張鈁、章士釗、何遂等人參加為發起人，由顧頡剛、葉恭綽等幾位執筆擬稿“發起南海先生百周年紀念書”，並希望能在中央文史館或文化俱樂部舉行公祭。10月15日擬好公告，送請郭沫若、黃炎培、馬敘倫等人征求意見，並請代呈毛主席及周總理等，期其讚助。
一天，李濟深在機場歡迎某外國貴賓時，見到周總理，乃將計劃麵呈。李濟深當時說：“紀念康有為如想像紀念孫中山似的大舉，恐怕不易辦到，如果以百餘人舉行家祭並同時紀念戊戌六十周年，舉辦小型展覽，展出有關文獻書刊翰墨，似為可行。”康老表示，小舉比大辦好，且早有此自知之明。後來到1957年7月底才接到李濟深先生來信：“舉行戊戌政變六十周年紀念會，是有曆史意義的。” 終於1958年舉辦了紀念會，並同時展出了有關文件和曆史文物。
由於我追隨在老人左右十餘年，我與張汝良教授幾乎與老人朝夕相伴，並完全投入了她們的生活，似乎已是她們家中的一分子了。我們曾會見過絕大部分她們所往來的親朋好友和中外客人。
康老出生在一個有七百多年曆史底蘊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是一個世代書香、詩禮傳家的家族。康老在幼年飽讀詩書之時，受到父親南海先生的薰陶，逐漸形成非常開闊的胸襟和思想境界。繼之是戊戌之變，避難出走，萬裏侍親，環遊世界，宣講救國保皇立憲，美國留學，隨夫出仕，代表中國出使世界婦女大會，提倡女權，在國內組織婦女會，創辦孔教會與道德會，辦理慈善事業，救濟孤苦貧困災難之人，奔走和談，保衛古城；繼而接受文史館和全國政協的邀請和聘任，在全國各地視察衛生保健和教育工作，同時在家中整理南海先生的遺作遺稿，自己還要吟詩、填詞、作畫、寫文章。老人的生活是十分豐富而繁忙的。
圖三：康同璧母女偕友人同遊頤和園（左起：張之洞孫女張厚圖、吳靜姝、張滄江、康同璧、張汝良、羅儀鳳。右一為張滄江夫人瞿惠英。攝影者為張厚圖夫君林其煌。）
康老喜歡熱鬧，愛交往，也善於交往。我陪侍老人家十幾年，接觸過許多方麵的人。有康羅兩家的親朋好友、康家的門人及後輩、政府的同事同誌、詩詞唱和的老友、清末民初的遺老遺少，等等。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康老和她的大姐康同薇常有書信往來。康同薇的子女中，住在北京的有她的第六個女兒麥俸曾和她最小的女兒麥任曾。俸曾和她的丈夫周先生同在芬蘭駐華大使館工作，可惜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便雙雙棄世。任曾是燕京大學和聖約翰大學畢業生，現在恐仍在北京。
康老與她的兩個弟弟康同、康同凝家很少往來，隻有一個侄女康保娥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和工作，亦少走動。其他親人中有往來的便隻是她的六妹康同複和她的丈夫潘其璿了。另外，她堂妹的女兒黃子京在北京輔仁大學讀書，沒有交往。
康門弟子及其子女中，我見過的有梁啟勳（梁啟超之弟)、梁思成(梁啟超之子)、劉海粟大師、任啟聖(天學院弟子)、張次溪(張伯楨之子)、王梅武 (王照之子) 等。梁思成夫妻是世界聞名的大師，而思成又是一位非常幽默的學者。一次，我從廣州回北京與梁思成同車，我是下鋪，他是上鋪。我見他身體不方便，上下有困難，乃將下鋪讓給他，我爬到上鋪去，孰料他在睡好之後，竟突然哈哈大笑起來。我問他什麽事好笑，他說:“老兄，你真是一個好人，老兄，你真是君子也。” 我未加思索地說:“這不算什麽，應該的。” 既而一想，他是在取笑我，說我是“梁上君子”。又一次，在一個朋友的宴會上，他談老婆和文章的事，說:“人家大多是講‘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而我卻認為‘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記得當時我說:“這是‘梁氏定理’。”康老很喜歡聽一些笑談，我們便也常拿這一類的笑話講給她老人家聽，博得老人開心歡笑。
詩畫名家中，經常與康老往來的有葉恭綽、夏仁虎、仇鼇、俞平伯、張效彬、孫誦昭、劉潔園等。 他們每有詩畫文字往來。文史館和全國政協的同道同事中有往來的人較多，如鮮英、王季範、龍雲、盧漢、黃紹、黃琪翔、趙君邁等，當然還有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最有名望的人們。記得曾有人當時問過康老：“這時候您怎麽還敢與‘大右派’們往來呢?” 康老答: “我們道義相交， 無私才能無畏， 我有什麽可怕的？” 又說: “大家都怕與他們往來，而不與他們交往，那他們就更需要我的慰藉了。” 又稱: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如無交往，心就更寂寞了，還要朋友幹什麽？”
康老在國外讀書、旅遊、生活多年，有很多交往。而在解放後，除在蘇聯駐華使館任職的漢學家齊赫文斯基之外，就是她家後院的房客印尼人、瑞典人、芬蘭人等。章立凡的回憶錄中曾提及在羅家見過一位中年外國女士。不知是誰。我想可能是李歐麗閣太太(Olga Lee) ，原籍大概是瑞士或波蘭，多年前嫁給燕京或清華大學的一位李姓教授 (記不起名字了)，是羅儀鳳的朋友，現在她是我們中國國籍了。
康老的晚輩中，有三個女孩兒常在節假日時住在她家。一位是吳靜姝，芭蕾舞學校畢業，戴愛蓮之愛徒。她的母親是上海永安公司郭家的四小姐—— 郭婉瑩，郭是羅儀鳳在燕京大學同窗同宿舍的閨中好友。另兩位是一對姐妹，方、方珊，她倆是吳靜姝在上海時的小學、中學同學。姐姐在鋼鐵學院，妹妹在某中學讀書，現在恐已都退休在家，兒孫滿堂了。康老母女家居寂寞，得此三女孩兒在身旁，承歡膝下，得到不少的親情慰藉。
吳靜姝的昵稱叫Lollie，我們常以此稱呼她。她的父親是上海Transmarina公司經理，為上海和全中國引進了許多先進的精密儀器和醫療手術器材。Lolly從兒童時期便在上海隨一位俄國女教師學習芭蕾舞，後來到北京舞蹈學院進修。是新中國最早的一批名演員。她天真活潑，清新秀麗，常為我們在客廳裏表演美麗的舞姿。她英文水平很高，常在學校裏為外籍教師和外國代表團做翻譯工作。有一年，她媽媽和弟弟吳中正來北京探親旅遊，老人和儀鳳都非常高興。
此外，康老家還有一位常客歐陽太太。她經常幫助老人抄抄寫寫，她的英文、日文和西班牙文都很好。據說她的先生生前在南美做外交官，多年僑居海外，中外文水平都很高。若幹年後，我才知道她是我的大學同學歐陽可祥的母親。可祥在讀書時為國捐軀，是一位了不起的青年烈士。
關於儀鳳姐的往事，四五十年以前的舊事了，我已記不太清，而且也不連貫，待我慢慢地回想吧。不過她與羅隆基的一段戀情，我曾與焉。儀鳳給羅隆基的書信，有一部分是我參與的“傑作”。
康老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長者，一位康有為學術的傳承代表，一位載在史冊上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人物。這位將近九十高齡的老人，竟然隻因感冒，在1969年的一個夜裏，在一個小醫院的走廊裏，默默無聞地、孤寂地、淒淒慘慘地逝去……
當時，我在山西省永濟縣的監獄裏。待我出獄了解到這些事情時，已盡是傳聞的故事了。寫到這裏，我沒有法子再寫下去，我已泣不成聲。
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於溫哥華
後 記
2004年3月返北京探親訪友，在賓館售書處，見多人圍購暢銷書《往事並不如煙》（章詒和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也買了一本。
離開北京十五年，於國內文壇比較陌生，對出版界也不熟悉。
章詒和小姐是我四十幾年前在康同璧家認識的。當時她還是一個女孩子，一個大學生，是章伯鈞先生的小女兒。多年不知其消息，忽見她寫的書，大喜過望，希望能見她一麵，但不知如何找她，乃向三聯書店的老朋友沈昌文先生求教。昌文說：“這好辦，我能代你找到她。”想不到詒和又為我找到了章立凡先生，這樣就引出立凡的《寂寞身前身後事》中所記載我們三人見麵的一段故事。回憶往事，不勝唏噓。
他們希望我也能寫點東西，我因年久失憶，許多事寫了撕去，撕了又寫，反反複複。我既不善為文，也不能成文，謹先以此塞責，今後當繼續寫下去，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完成先人囑托和個人的願望。
張滄江 2007年清明於溫哥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