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凱⊙ 楊小凱簡介
楊小凱，原名楊曦光，湖南人，1948年出生於吉林敦化，學名楊曦光。上高中時參加了"文革"造反派的活動。一九六八年撰寫了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主張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體，引起轟動，並因此被中共當局以"反革命"罪判處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出獄，先當工人，後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並在武漢大學任教。一九八三年經鄒至莊教授推薦，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係讀書，一九八八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澳大利亞莫納什（Ｍｏｎａｓｈ）大學經濟係講座教授，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研究員。著有多部英文經濟學專著。工作簡曆
1999年12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訪問教授；
1998年1月－現在：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院和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中心成員；
1993年1月－現在：莫納什大學經濟學係高級講師、教授；
1987年－1998年：耶魯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1996年12月－1997年2月：中國台灣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訪問研究員。學曆和學位
1988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經濟學哲學博士學位；
198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獲得數量經濟學方向碩士學位；
1979年在武漢大學獲得數學學士學位（相當）。主要研究領域
數理經濟學、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微觀經濟學、製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等。主要研究成果
1、《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2000年。
2、《發展經濟學：超邊際分析與邊際分析》，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2000年。
3、《分工和經濟組織：一個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分析框架》，北荷蘭出版公司，1994年。
4、《數理經濟學初步》（中文），中國國防工業出版社，1985年。
5、《控製論的經濟應用》（中文），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
6、《經濟學原理》（中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7、“經濟增長的微觀經濟機製“，《政治經濟學期刊》，1990年第33卷，pp.462-82。
8、“分工和產品多樣化“，《美國經濟評論》，1992年第82卷，pp.392-98。
9、“壟斷競爭和最優先產品多樣性“，《美國經濟評論》，1993年第83卷，pp.295-301。
10、“專業化、信息和增長“，《發展經濟學評論》，1997年第1卷第3期，pp.257-74。
⊙ 楊小凱文集
[01] 土地私有製與憲政共和的關係 [400]
[02] 有限理性 [930]
[03] 後發劣勢，共和與自由----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雙周經濟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及與會者的評論與討論 [939]
[04] 憲政製度是減少國家機會主義造成的內生交易費用的關鍵 [930]
[05] 怎樣才能使憲法得到尊重 [987]
[06] 民國經濟史 [923]
[07] 經濟改革與憲政轉型－－西方研究中國經濟的兩派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 [872]
[08] 土地產權與憲政共和 [864]
[09] 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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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愚 減法生存
“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別青島遷廣州 | 首 頁 | 四年今日皆茫然 >>
悼念楊小凱教授逝世兩周年2006-07-05Tag：讀書劄記楊小凱是我最敬仰的經濟學家。可惜他英年早逝，2004年7月7日就乘鶴西去，年僅55歲。楊小凱被認為是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裔教授之一。楊小凱的“超邊際經濟學”的研究使他不僅成為華人經濟學家中的佼佼者,也使他獲得了世界級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悼念楊小凱教授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務實與嚴謹令內地的經濟學家汗顏。即使是先生西去後的這兩年時間裏，內地經濟學界仍是一片烏煙瘴氣，口水多於行動。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這是一個“經濟學娛樂化”的年代。
本想靜下來寫一篇悼念先生去世兩周年的文章的，但因為南下的事，沒抽出工夫來，甚是遺憾。遂拿出來兩年前先生剛西去時，我在《讀書時報》上的悼念文章。舊文新讀，悼先生，勉自己。
鏈接：楊小凱作品：這裏
楊小凱：行走在真與愛的荊途上
文/張華一顆璀璨的流星劃過天際，告別了它流戀不舍的星空；一位大師就此仙逝於異國它鄉，留下他未竟的事業和對祖國改革與發展的萬般掛念。沒有人會忘記這位預言自己的理論框架將替代現代主流經濟學框架的經濟學家，更沒有人會忘記這位早年曾飽受中國體製折磨後來雖身居海外卻時刻關注並推動中國經濟改革與憲政轉軌的思想家。他就是世人公認的最有可能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卻英年早逝的華裔教授——楊小凱。
學術成就
楊小凱的學術之路是從監獄中開始的。他對知識的渴望和恰巧與二十幾位教授、工程師“同窗”，學術之路便這樣以帶有戲劇性與邊緣性的色彩拉開了帷幕。上帝給他開了個玩笑，讓他在監獄中麵壁十年，而他卻幽了上帝一默——他在獄中博覽群書並自己推導出了層級理論、戈森第二定律、納什議價模型與勞動分工理論，為日後創立新興古典經濟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楊小凱出獄後得到當時社科院副院長於光遠先生及著名華人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等多位大師的幫助與提攜，致使楊晄若隔世般到容納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納什的世界名校——普林斯頓大學深造，更使他受寵若驚的是，他有幸師從國際貿易方麵的頂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羅斯曼，並於1988年獲得博士學位。
楊隨後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任教，開始了他繼承性與獨創性相結合的的深入研究。他認為，分工對社會的進步非常重要，而自亞當?斯密之後，就很少有人研究分工，經濟學家都去研究資源配置了，這確實是經濟學的嚴重缺陷。喜歡挑戰自我與追求邊緣的個性促使他在微觀、宏觀、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產權經濟學和企業經濟學等領域都用分工理論加以補充、改造，最後開創了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
他卻不是一個“老學究”。他認為學問及其分析方法唯有深入應用於各領域並取得一定成效，才是真正的學問；而他難能可貴之處也正是將其創新後的經濟研究重新放回並應用於社會各領域當中。大的方麵比如他將研究方法與成果應用於中國國企改革問題、土地問題，甚至提出了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根本路徑；小的方麵比如他悉心指導其進入商界的弟子將超邊際分析方法應用於公司管理與商業決策。
他永遠是邊緣與邊緣地帶的掘金者。2002年，當國內社會科學界、公共決策部門在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後發優勢歡呼雀躍與翹首期盼的時候，他帶病來北京做了《後發劣勢》的主題演講——給主流思想當頭澆了一桶冷水：中國隻傾向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而忽視製度，將會給中國的長期發展埋下隱患，甚至使長期的發展變得不可能。
“製度”與“理性”正是楊小凱學術研究的立足點和訴求點。他隻認“規則”二字，對強權毫不示弱，對導致製度失衡、失信的公共決策者以善意引導與科學指導。
然而，他就在世界經濟學界及中國社會最需要他的時候離我們而去，懷著一顆平靜的心在墨爾本一個平靜的下午升向天國。所有的人都想念他，都敬佩他，包括對他“激進”思想有點反感的政府高層決策官員，而這一切都源於他是一個一輩子說真話的人。
治學精神
7月7日楊小凱辭世。短短十多天的時間內，國內大小媒體紛紛報道了這一不幸的消息並回顧了楊小凱短暫一生的經曆與學術上的造詣。然而淺薄仿佛永遠是大多數中國媒體的頑疾：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將楊小凱視作“明星”競相報道；這本無可厚非，僅楊在勞動分工理論方麵的建樹及開創新興古典經濟學派的“創舉”，就足以讓世人視之為學術明星。但當越來越多的媒體老是圍繞“楊小凱是公認的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人經濟學家”打轉轉甚至進行熱炒時，那其實是在褻瀆楊小凱的在天之靈。如果說楊小凱希望自己升入天國後世人能記住他一點東西的話，那一定是他治學的精神而非其頭上的光環。
楊小凱被普遍描述為一個具有非常天賦的人，特別是他鐵窗十年中係統學習了英語、數學、機械、經濟等各學科知識，並自己納什議價模型與勞動分工理論等，足以被後人視之為“傳奇人物”。實際上，人一生下來的時候，天分上的區別是微乎其微的，大的區別在於後天是否培養出了自我超越的意識與深度思考的習慣。如果沒有隨遇而安的平和心態與戰勝困境的恒久決心，任何一個人在蹲監獄時也不會將知識視為自己堅持十年的主要生活內容；如果沒有懷疑的精神與思辯的習慣，任何一個讀書人住在三室一廳的現代化花園式社區，花一輩子時間也不可能自己推導出勞工分工等理論並開創一個國際性流派，別說是在監獄中。
楊小凱或許從來都沒認為自己天分怎麽高，否則他也不會在知道自己患上肺癌時仍堅持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其實任何一個被視為有高天分的人，其取得輝煌成就的“秘密武器”往往是勤奮二字。世人習慣看到偉人頭上的光環，而往往忽略了其背後隻爭朝夕的千倍勤奮與克服重重困難的萬般辛酸。與楊小凱相比，中國的經濟學人大都隻剩臉紅的份兒。名利的驅使加上浮躁的天性，許多中國經濟學者成為垃圾學問的製造機器，而且還樂此不疲；不懂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含義便建立起所謂的數學模型，沒搞明白研究對象的深層內涵便咋呼著要搞“創新”！（楊小凱呼籲國內的經濟學者要重視經濟學文獻的閱讀，其實便是對此現象的正麵建議與善意引導。）
楊小凱對中國的憲政進程非常關注。毫無疑問，紮實的理論功底與勤奮的思辯習慣，為他在製度經濟學上取得成就起到了奠基作用，而他旅居不同於中國意識形態的澳洲並師從國際貿易方麵的頂尖學者迪克西特、格羅斯曼及後來與一批世界級的經濟學家、諾獎得主為伍，無疑為其客觀、冷靜地分析中國的經濟與政治製度變遷與憲政改革，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這一切都是“外生變量”，真正的內在促進因素是其自身早期不幸的經曆促使其對良性製度有一種強烈的渴望，正是這種處境意識成為其堅持不懈研究“中國向何處去”的永動機。在中國特定的製度背景下，有類似楊小凱經曆的人，其價值取向一般有三種類型。一種是激進型，一般表現為私憤不斷，對製度有持續的抵觸情緒；一種是逃避型，遠離政治，唯恐躲之不及。還有就是楊小凱這種改造型的，即在適應現狀的基礎上堅持審視製度之疾的根源並努力尋求解決的良藥。
楊小凱追求自由與真理，並不斷反省自己。其友文貫中說“小凱不是個需要審時度勢的政治家，而是個不承認有任何理論禁區的學者，並以真理的徹底性為其追求的最終目標。”他從未在任何一個公司擔任過獨立董事職務，他為社會公平與正義呐喊而從未受雇於任何一個黨派或利益集團，唯以自己獨立的人格與思想行走在邊緣地帶卻從未失去方向感。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談到楊小凱地處邊緣而從不被人忽視時說，“楊小凱是我見過的最有預感天分的中國學子…他知道什麽是重要的思想”。殊不知，小凱的預感源於其堅持對自己反省、深思的結果而非什麽天分，也正是這種反省與深思，才便得楊有信心稱自己的經濟學理論框架終將替代現代經濟學框架。
其實，對於我們普通人，關注楊小凱的離去，更多的應該從其治學精神角度入手，而非僅僅是悲痛或是感慨其成就的豐碩。而其治學精神的精髓，則是上文贅述所體現的四個方麵：一，深度思考的習慣與懷疑精神；二，淡泊名利的價值取向與勤奮鑽研的堅持不懈；三，適應並改造、超越現實的處境意識；四，追求自由的率真與自我反省的習慣。
人文關懷
初讀楊小凱的作品，會猜想他一定是個鋒芒畢露或者傲氣逼人的“火藥人”。然而恰恰相反，他不但有張慈祥、溫和的麵孔（他給梁晶先生的第一印象是像個農民一樣憨厚），更有很強的憂國憂民的意識與心懷天下的氣魄。他雖身外海外，但卻密切關注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並幫著出謀劃策。早年的遭遇與後來的機遇，給他以很大的觸動，他一生的價值取向便是搞明白“中國向何處去”及應該向何處去。如果年輕是感情用事的代名詞的話，那麽他在成為世界級經濟學大師後，更從理性思維角度、運用係統的知識體係對中國經濟改革與憲政轉軌進行分析與推進。
除了在政策建議方麵外，他還多次參與係列公共活動，從側麵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楊小凱是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發起人與組織者之一，並且在學成之後多次回國訪問、交流，比如到天則所，北京大學、複旦大學等機構進行演講並將最新的研究成果與大家分享——心底無私天地寬。他對於年輕的中國經濟學人與他的學生更是關愛有加。早些年，楊小凱得知梁晶先生到美國麻省與哈佛訪問時，主動在車站去迎接並全程陪同，使得與以言辭刁鑽與傲慢“著稱”的克魯格曼的談話變得輕鬆自如。
然而對於一般人而言，誰又能想到，一生忙著做學問並努力為中國經濟學界的國際化牽線搭橋，竭全力推動中國經濟與政治改革的他，早年曾受到過十年鐵窗的不公正待遇。小凱早已將個人恩怨拋於腦後，換之於從社會發展與製度變遷角度挖掘這一事件發生在中國的根源並嚐試提供良方以避免悲劇重演。更令人驚詫的是，在 1989年中國反動派勢力壓倒一切的動蕩歲月裏，楊小凱曾呼籲希望中國能同時出現有著真誠維護政府的聲音。這是何等的胸襟與氣度！一個傾注畢生心血從事經濟學研究的經濟學者，在祖國危難的時刻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義角度，以中國社會長足發展的戰略眼光發出自己即使微弱的聲音而從未想過自己曾受過的瀕臨死亡的折磨。這是有高度責任感與社會擔當意識的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關愛本和頭銜與職位無關，而是發自內心情感的真切外化，關愛也並不是因為他是經濟學大家而才引人注目，那是他的人格使然。
當楊小凱被病魔纏身的時候，我們聽到的消息時好時壞，但不變的是他的樂觀與堅毅，幾乎沒有幾個人見過他流淚。他後來皈依了基督教，開始不斷禱告，並寫了關於基督教的一些文章。信仰使他變得更加寬容與祥和，更加樂觀而平靜，更加懂得施愛於人與如何施愛。他認為，基督教信仰使社會實現了“愛”與“秩序”，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維係的前提。他呼籲放棄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因為那是秩序社會的基本文化要素。存在主義哲學家“精神上的父親”-----克爾愷郭爾將人生境界分為三個階段：感性階段，理性階段和宗教階段並稱這三個階段並不是對每個人都依次排序，循序漸進的，它隻供選擇。因此，楊小凱信仰基督教與學術主張沒有必然聯係，或者說他短暫而又有力度的一生親曆了三個階段，體悟了人生不同況味的人生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講，楊小凱倒也此生無憾了。
後記：楊小凱是人不是“神”
中國人有著蓋棺論定的傳統，更有著添枝加葉的毛病。當楊小凱被傳媒追捧為“神”並被國人津津樂道的的時候，則是中國社會整體理性缺失的時候，也是楊小凱在天國中極度失望與悲痛萬分的時候。先生乘鶴西去，無論從他生前推動中國經濟改革與憲政轉軌角度將之視為大思想家，還是從創立新興古典經濟學流派將之視為世界級經濟學大師，這些都不怎麽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這些依然苟活著的經濟學人能不能從他身上學到一點東西。務實、勤奮、懷疑精神、自我反省… 哪怕學到一點點並努力去親身實踐、堅持，這便是最讓先生在天之靈感到慰藉的事情。如果進一步將楊小凱治學精神與人文關懷意識推廣到公眾視野，他身上閃爍的三個字如果我們學會了並堅持下去，便將使我們受用終生，社會也會從此實現整體理性與和諧有序，這三個字是——說實話。(張華2004年7月23日於青島浮山公寓)
東方愚
一個農家漢，半個傳媒人；閑來塗鴉財經，賦新論強說愁；驀然回首，多少扯蛋作品隨風而漂走；
現居廣州，給幾家財經商業報刊寫寫小專欄，平時找人聊聊天、喝喝茶，幸福指數還湊合，所謂境由心生，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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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凱：我的一生
BUSINESS.SOHU.COM 2004年7月19日16:59 [ 楊小凱 ]?來源：[ 經濟觀察報 ]?我原名楊曦光，楊小凱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後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於吉林，從小在湖南長沙長大。我的祖父是個地主，在鄉下開辦學堂。他受過嚴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興洋學運動中，他也進過洋學堂。我們的父輩從小也受過儒學教育，記得我上小學時，父親就請姑爹在家裏教我讀《論語》。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我父親原來是湖南省委的高級幹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懷的觀點，反對大躍進、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當時我還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邊，親切地對我說：“幹部在上麵機關裏時間長了，對下麵基層的情況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麵去了解情況。”我看著窗外的一顆大楓樹上的紅葉，有點奇怪爸爸當時的態度為什麽出人意外地溫和。爸爸那些天情緒不好，常常和媽媽爭論問題。三年後，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爸爸告訴我那年1962年為他平了反，承認他們1959年的觀點是正確的。
《中國向何處去？》
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由於我父母都比較同情劉少奇的觀點和彭德懷的觀點，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文革中我們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視。當時我是長沙一中高一的學生，因為受歧視不能參加紅衛兵，就參加了反對紅衛兵的造反派。我參加的組織叫做“奪軍權戰鬥隊”，屬於“省無聯”組織。當時在學校裏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紅衛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們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對紅衛兵，當時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對的是“血統論”。在文革早期，群眾可以自己組成組織，可以按自己的觀點參加不同的組織。到了1967年，軍方取締群眾組織，不準群眾搞政治組織。 1967年2月4日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軍區出動軍隊，鎮壓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組織“湘江風雷”，抓捕了上萬人。這樣造反派就和官方發生了衝突。當時我們的造反派組織“奪軍權戰鬥隊”也卷入了這場衝突，我被抓進了長沙市公安局看守所，關了兩個多月。
那一次被釋放出來以後，我陸陸續續寫了很多大字報，包括《中國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調查報告》、《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等等。1968年，我寫了一篇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主張中國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體，這篇文章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國向何處去？》以後，就連忙在當時的省級幹部中打招呼，進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報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點，有些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接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與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組織代表，就宣布鎮壓湖南的一個名為“省無聯”的造反組織問題，做了一些很嚴肅、語氣很重的講話與指示。在接見中，康生幾次點到了“一中的楊曦光”與《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說那是“反革命的‘戰馬悲嗚’”。康還斷言說：“我有一個感覺，他（指我）的理論，絕不是中學生，甚至不是大學生寫的，他的背後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說得更直接：“那個什麽‘奪軍權戰鬥隊’，讓它見鬼去吧！”幾天以後我就被“欽點” 抓進監獄，關在長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關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從拘留轉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個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嶽陽洞庭湖邊的建新勞改農場進行勞動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滿釋放。
十年鐵窗
《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給我的家庭帶來巨大災難。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說，省無聯的《中國向何處去？》、《我們的綱領》、《關於當前形勢的決議》不是中學生寫得出來的，也不是大學生寫得出來的，後麵一定有黑手操縱，要揪出這些學生後麵搖鵝毛扇子的陳老師。我母親正好也姓陳，在康生那個指示傳到長沙後，她被多次批鬥，手被用墨汁塗黑並被強迫跪著示眾。塗黑的手象征著“黑手”。她受盡侮辱後，不堪羞辱而懸梁自縊。我母親被逼自殺後，我兩個妹妹就沒有了家，我父親被關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個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區，另一個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親戚，哥哥也被開除公職趕到鄉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關押的一年半時間裏，我找了位教師學英文，找了位電機工程師學電機，找了位機械工程師學機械製圖。我還讀《世界通史》，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一本叫《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書。我向同時被關押的一位陳老師借了《資本論》，這樣我就在左家塘讀完了厚厚的三卷《資本論》。《資本論》最初給我的印象相當好，學術味道濃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後，我卻發現勞動價值論忽略了決定價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使用價值。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馬克思稱為使用價值的概念在當代經濟學中叫做效用。但我相當喜歡馬克思對亞當·斯密的分工論的發揮。看完《資本論》，我不知為什麽心中期望未來的我成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有了三個念頭，一個是把使用價值在價值論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個是把分工問題糅合到價值理論去，第三個是把價值理論數學化。後來我在勞改隊沿著這個思路寫了一本經濟學筆記。好多年後我才發覺，這些思想早就在現代經濟學中變成高明得多的理論了。把經濟理論數學化的觀點，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學的一張大字報上看到的。那時另一張刺激我的大字報是關於中國已形成特權階層，需要用馬克思的經濟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國社會。那個刺激是我後來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思想起點。
坐牢以後，我的政治哲學已經和寫《中國向何處去？》時非常不同。寫那篇文章時，我有對理想主義的追求，我認為民主政體應該是民選的，而坐牢的時候我已完全沒有理想主義了。我相信人判斷自己所追求的價值標準會隨曆史而變化，所以曆史會怎麽發展遠比理想的目標更重要。以前我關心的問題是“什麽是好的，什麽是壞的，這個世界應該怎樣”，在監獄裏我問的卻是：“這個世界會怎樣發展”。最壞的事也許就發生在我們一生的時間內，因此關於好壞是非的主觀判斷沒有任何意義，如何適應環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監獄裏我學了一些數學，想著用數學來重新想價值理論，想著把當時能夠看到的一些馬克思的和古典的關於分工的思想數學化，然後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於當時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經濟學，也沒有西方的新古典經濟學的訓練，所以比較自由，在那種與世隔絕的狀態中就有可能出現一些新思想。在勞改隊，我自己推導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塊錢的邊際效用相等）、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以及勞動分工理論，我以為這些都是自己的偉大發現，但當我能看到更多書時，才發現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經濟學家發展成數學模型。不過，可慶幸的是，這些是自己想出來的東西，“英雄所見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這十年的經曆都寫在了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錄》一書中。
牛刀小試
1978年4月刑滿釋放以後，我回到了長沙，由於沒有單位敢接收我這個《中國向何處去？》的作者，我就在父親的家裏待了一年，這一年在湖南大學數學係旁聽了一年的數學課，這些旁聽都是由湖南大學剛複職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這時候，我開始重用乳名楊小凱。後來，我就在邵陽的湖南新華印刷二廠做了半年的校對工人。
1979年我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碩士生，但因為“反革命曆史”，被拒絕參加考試。1980年我又再次報考，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於光遠的幫助下，終於獲得參加數量經濟學考試的機會，通過考試後被錄取為實習研究員，開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和技術經濟研究所工作了近兩年。
從1979年到1982年，我很係統地學了新古典經濟學，當時經常到一些大學去聽課，到北京圖書館去借書，也參加過計量經濟學的培訓班，學一些係統論、信息論、控製理論、運籌學的東西，作一些計量經濟學的研究，計算一些影子價格，翻譯了一本經濟控製論的教材，出版了《經濟控製論初步》和《數理經濟學基礎》，大概是中級微觀經濟學的水平，當時還很新。後來我碰到很多人到國外去讀書，都說當時他們在國內對西方經濟學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這兩本書。
到了1982年，我被武漢大學聘為講師，在武漢大學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數理經濟學和經濟控製論課程。這一段時間我又出版了《經濟控製理論》和《數理經濟學基礎》，同時我開始準備出國留學。由於我的這幾本書中的一些計量經濟模型引起當時在武漢大學訪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老師的注意，在鄒教授的幫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頓大學經濟係錄取為博士研究生。出國的時候，由於我還沒有被平反，出國政審通不過，這個時候還是靠鄒誌莊教授的幫助，他寫信給領導人，希望得到幫助。後來這封信被轉到了武漢大學當時的校長劉道玉那裏，請他辦理。結果劉道玉校長批準了讓我出國的手續。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頓大學。
同時，在有關領導“楊曦光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責成湖南省高級法院重新審理我的“反革命”問題。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級法院審判委員會一致認為：《中國向何處去？》“屬於思想認識問題，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構成犯罪。椐此，原一審、二審定性判處不當，均應予以撤消，對楊曦光宣告無罪。”
潛龍騰淵
我的勞動分工理論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監獄的時候，真正成熟還是在普林斯頓讀博士學位的時候。讀博士的時候，有兩年的課程學習時間，這兩年我就慢慢比較主流學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別。在北京的兩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東西放在一邊，去係統地學習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很多東西都是那兩年學的。到普林斯頓以後，學習的一些課程我原來在國內都教過，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較，看看到底有沒有差別，看看我想過的那些東西哪些有價值、哪些沒有價值，比如我原來在監獄裏用數學自己推導出戈森第二定理，當時認為這是一個發現，一出監獄就發現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我都在監獄裏想過，在我的《經濟控製論初步》中都把這些理論寫了進去。我發覺有很多問題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後來我就發現納什創建的議價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棄了。不過這對我也有一個鼓勵：別人想過的很多東西我也想得出來，這就是所謂的英雄所見略同。
讀的書多了就發覺要有所創新很難。人都是很類似的，你能想到的別人也能想到。我剛去美國就是這種感覺。我是一個新想法比較多的人，以後看的東西比較多了，發現很多所謂新想法其實幾百年前就有人想過。慢慢看過他們的東西，自己的想法原來一點都不新。不過我的運氣還好，讀了很多書以後，最後比較下來發現我想過的有些東西還沒有被別人想到，這就是勞動分工理論的均衡模型，後來這就變成了我的博士論文。
1987年我的論文通過答辯，之後我去了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後。一年以後我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係教書。1989年升任高級講師，1992年成為正教授，1993年當選為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2000年升任講座教授。這些年來，雖然我一直在莫納什大學教書，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美國、香港、台灣作客座教授。從1998年開始回國的時間也比較多了，並擔任北京大學和複旦大學的客座教授。
（本文係經濟觀察報記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訪楊小凱時，根據其口述整理而成，並經其本人審校修改，編輯時有所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