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姐姐林昭以江蘇最高考分考進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
在這座民主搖籃裏，她猶如投入了慈母的懷抱，她滿懷信心地希望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女記者。她的寫作計劃滿滿一大堆，她要為寫《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寫傳記，要把魯迅的小說《傷逝》改編成電影，她因為參加過土改，要寫一本《中國土改史》……她成了急待展翅飛翔的海鷗。同時，她也如同當時敏銳的知識分子一樣，麵臨了早春天氣的壓抑感，當她看到電影《武訓傳》被批判，又經曆了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她產生了一種迷惘與不祥之感。到1957年的5月，她看到未名湖畔垂柳碧波，花兒在開放，整風的消息傳來。她在5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在這樣的春天，到處談論著整風，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期待著……昨天出現了第一張責問主席團三大的代表由誰選出的大字報，隨後出現了用大字報幫助黨整風的建議……夜裏，大飯廳前出現了更多的大字報。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5月19日，由學生張元勳等貼出《是時候了!》的大字報，用詩的形式寫道：
我含著憤怒的淚，向我輩呼喚，歌唱真理的弟兄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這首激情的政治詩，激動了林昭，她沸騰了，當她看到有人反對這首詩時，她說，是這樣的嗎?不，絕不。她也忍不住寫詩支持《是時候了!》。自此，她全身心地卷入了這一民主浪潮。
與此同時，學生譚天榮在廣場上發表了演說，並與人展開辯論。
到處是一團團的人群。林昭對譚天榮的演說發生了興趣，使她震驚，她認為他是一個能獨立思考、不墨守成規、敢於提出自己的新見解、敢於觸動權威、富有創造性的人。她認為隻有這樣的人，才是祖國最需要的。她滿懷喜悅地注視著這位同學的神采風姿……至25 日，校黨委書記江隆基做了講話，認為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體黨員虛心耐心地聽取群眾的意見，不要沉不住氣，要繼續支持大鳴大放。
可是到26日，廣場出現了“反對惡意煽動誹謗!”“馬列主義衛道者萬歲!”等標語，出現了新的辯論。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麽?》，說隨著運動的進展，出現了一些背離社會主義的言論，是右派分子乘機向黨進攻……林昭失眠了。她眼看著一些敢說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神經錯亂，是“狂人”，是“瘋子”和“魔鬼”。她在日記中寫道：“是這樣的嗎?不!不是!”“……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盡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麽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然而任何怨言都無濟於事了，這隻剛學會飛翔的海鷗，一頭栽進了羅網，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
林昭於是像牛虻一樣瘋狂了。她把一切啟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裏尼”。她向就學過的蘇南新專的一位老師發出了“責難”：“你們為什麽當時教育我要誠實、坦率，而沒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由怨恨與悲憤交織在一起的情緒，噴發為瘋狂，由瘋狂而走向絕望。她在絕命書中表白：“我的悲劇是過渡時期的悲劇，人們隻看到我流淚，卻看不到我心頭在無聲地流血……”她對那些在曆次運動中用別人的血來“染紅麵貌的人”是深惡痛絕的。她說：“我不愛也不能愛所有的人，那些折磨過踐踏過我的人，願我的影子永遠跟著他們，讓他們永遠記得曾出力把我拉開生活，殺死我，讓他們身上永遠染著我的血。”林昭自殺被搶救後，她大聲說：“我決不低頭認罪!”林昭這些絕望中的表白，在當時自然隻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痛定思痛1958年北大中文係新聞專業並入人民大學新聞係，林昭在新聞係資料室監督勞動，主要的工作是為學校編寫《中共報刊史》收集資料，整天查閱過去的舊報紙。工作由王前(劉少奇同誌前妻)領導，還有一位是人民大學學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甘粹。王前對林昭等十分同情，對他們沒有多加管理，她見林昭身體不好，還時常送些食品給她。這一年多時間，林昭的生活還算平靜。
可是林昭的心情並不平靜，她在思索，為什麽會出現如此規模的群體性的大冤案?為什麽好心幫助黨整風提出的意見，統統都被說成是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罪行?她時常徘徊於天安門英雄紀念碑前，她景仰革命的先輩，她也在這裏尋求答案。她的難友勸她不要碰硬，雞蛋是碰不過石頭的。她立刻嚴正地回答說：“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億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也會被擊碎的!”她又在日記中寫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麵’，把我們解放出來，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她在心力交瘁中不斷地求索，但是現實所回答她的卻是絕望。她痛苦莫名，她病了，病得不輕，孤身隻影在北京，雖說有朋友可以照顧，但在臥床治病中卻必須有家人照料。我母親得知消息後，急忙來到北京將她接回上海去。林昭的病經過調養後，漸有起色。她是一個不耐寂寞的人，總是經常要出去走走，去圖書館、去公園。在日常去公園散步時，逐漸認識了幾個青年朋友，時間久了，相互間不免要縱論時事，漫說中外。
1958年，中國大地上又出現了一場極大的折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一天等於二十年”、砍盡樹木大煉鋼鐵等浮誇風彌漫全國。他們幾個人談論著那種“瞎指揮”的“共產風”，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不多久他們又眼看著生產蕭條的景象出現，物資迅速匱乏，什麽也買不到，街道上排滿了長隊，人們因營養不良體質迅速下降，浮腫和肝炎很快地蔓延，而到處的大哄大嗡依舊。林昭和她的幾個有共識的朋友們，率直地對當時那種隨意性極大的左傾政策表示不滿。
他們又談到廬山會議彭德懷按照組織原則如實反映了情況後而受到批判和撤職一事更覺得是非顛倒。他們懷著赤子之心表達著自己的共同看法，編了一本名為《星火》的刊物，陳述著他們的針砭時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寫了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編印未被批準的刊物，本是不合法的，但是他們純粹為一股政治熱情驅使，不顧一切地傾吐著他們的衷腸之言。他們看到了一本《南共綱領》的書，認為南斯拉夫的情況與中國有類似之處，很值得參考借鑒，於是也寫成了文章。以後他們又將這些問題綜合起來寫成一篇報告，準備寄給領導機關參閱，希望對某些錯誤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說，這是一種極危險的探索方式，結果他們都沒有預料到，他們被以“反革命小集團”的名義被捕了。
這是噬臍莫及的事，然而林昭卻並不後悔，她認為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目的而付出代價是不奇怪的。她在以後的日記中曾談到這件事，她寫道：“有一天傍晚，林肯駕車回家時，看見一頭公豬陷於泥淖，拚命掙紮已經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滅頂。林肯想下車把它救起，一低頭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僅有的整齊衣服，不免遲疑，便匆匆駕起車走了。走上半裏，耳邊似乎一直聽到那頭豬在呼叫，終於還是調車回頭找那泥淖。林肯費了九牛之力，幾乎成了泥人，終於把那頭豬救了上來。事後人們雖稱賞他的行為，但都認為這樣做不值得。林肯說：
‘我不是為那頭豬，我為自己的良心。’”亞伯拉罕·林肯一句短短的話，終於成為林昭信守的良知。她為對得住自己的良心而甘願付出一切。這一次，她由一個“右派”勞教分子升級到了“現行反革命罪犯。”獄中八年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獄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訊全無。母親千方百計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無結果。一年多後，她轉到靜安分局關押，才有信出來，說可以送一些錢和她所要的東西進去，但是要見麵就很困難。母親每次送物回來，總是很沮喪，因為知道了姐姐在裏麵“表現”很壞。姐姐每次來信，總是要白被單，我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後來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單她都撕成條條用來寫血書。
姐姐在1962年被準許保外就醫。她回家後，講了一些在看守所和監獄裏的情況，她對有些看守人員深惡痛絕，尤其是在一所時，有一個女獄警非常殘忍，姐姐稱她為“不中用的警犬”，姐姐經常針鋒相對地對她對犯人生活上非人道的虐待進行指責，姐姐有時整天大呼“犯人也要吃飽飯”等等，直到呼叫到聲嘶力竭，然後她就開始絕食。至一二天後他們將她送往監獄醫院去吊鹽水針。
在一所時，大都是所謂“政治犯”，所以都一一單獨囚禁。開始林昭的鬥爭影響還不大，由於她的“不安分”，個別獄警對她恨之入骨。姐姐常在他們當班時高唱革命歌曲，大聲要求給囚犯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合理待遇，如果他們不理，她會整夜敲打獄門。
在判刑後，有一度她關到提籃橋監獄。她仍單獨囚禁，但比之一所與其他人的隔離情況似有改善。有一次獄中夥食忽然少了，也根本沒有所謂二周一次的“改善生活”，她就發動其他人拒絕用餐，並帶頭喊口號，跟她喊口號的並不太多，於是她立即引吭高唱《國際歌》，這一下所有的犯人都高聲附和，獄中仿佛沸騰起來了。後來當局立即以絕食為借口將姐姐送進監獄醫院。
姐姐第一次被送進醫院時，對主治大夫就大罵了一通：“哎，你這位醫生，是救人的還是殺人的?像你這種人會有人道主義嗎?你不要碰我!”這回第二次進來，她對主治大夫的看法漸漸改變了，大夫對姐姐輕輕地說：“請你安靜些，在這裏多住幾天，這裏畢竟是醫院。”說完就悄悄地走了，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以後他總是暗中設法在一定範圍內照顧她，盡量地給予方便。林昭的名字從一所到靜安分局監獄都是赫赫有名的，監獄中的人都知道。在分局監獄中，還有一位獄警老人，對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還同他鬧，他等她發作完後一麵搖頭一麵說：“你何必生這麽大氣呢?留些精神吧，已經夠你受了。”林昭遇到醫生和這位老人時，少受不少痛苦。
向你們，我的檢察官閣下，恭敬地獻上一朵玫瑰花。
這是最有禮貌的抗議，無聲無息，溫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她經常以血書抒發胸中之怒火。另一首用血寫的詩中寫道：
將這一滴注入祖國的血液裏，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揩吧!擦吧!洗吧!這是血呢!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姐姐一度保外治療時，我們問她為什麽要這麽多的白被單，她支吾其辭。當我們看到她手腕部血跡斑駁的傷痕時，母親立即把她衣袖拉起來，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親當時放聲大哭：“你為什麽要這樣作賤自己?這也是我的血肉呀!”林昭在獄中以呼口號、寫血書、蔑視法庭來表達良心的抗議，她不惜付出任何代價，這就出現了她在獄中的一場“製服與反製服”的鬥爭。獄警們一再警告她：“我不製服你這黃毛丫頭我們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記中寫道：“原來你們還有一條黃毛丫頭必須製服的條例，那也好，黃毛丫頭除了奉陪以外，還有什麽其他辦法?”獄方確實小看了黃毛丫頭。於是批判的武器改為武器的批判。林昭寫道：“這麽地，一場‘製服’與‘反製服’的鬥爭就開始了。而這事情也跑不了兩種可能……(以下字跡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鐐銬，人們不知玩了多少花樣。一副反銬，兩副反銬，不行，時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傷痛猶在。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性的在我絕食之中，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之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之間，不僅從未為我解除鐐銬，從未為我減輕些，譬如暫時除去一副。
天哪，天哪，這是真正的地獄，人間何世?
她先問我有無姐姐的消息，姐姐在執刑前有幾個月他們沒有她的音訊。
我就把付子彈費的情況告訴了朱太太，她聽後立即臉色灰白，沉痛地說：“這是真的了。”在我追問下，她告訴我，她的大兒子祥祥每周二次在龍華飛機場勤工儉學，4月29日由同學送回家時已麵無人色，神情呆滯，半晌講不出話來。朱太太追問發生了什麽事，那同學說：
“我們今天在龍華看到槍斃人，是個女的，祥祥看了立即變色，說是認識她的。”等那同學走後，祥祥突然哭了起來，說：“大姐姐被殺害了!”因為他的精神受到了打擊，先要他休息。到第二天朱太太向他問個究竟，祥祥說他們一幫勤工儉學的在機場內做些雜務工，每天下午三時左右結束。那天結束後，在機場內多玩了一會兒。到三時半左右，突然望見有兩輛軍用小吉普飛快開來，停在機場的第三跑道，接著由兩個武裝人員架出一反手綁架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著東西。他們向她腰後踢了一腳，她就跪倒了。那時走出另外兩個武裝人員對準她開了一槍，當她倒下後又慢慢地強行爬起來，於是他們又向她開了兩槍，看她躺下不再動彈時，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快疾馳而去。
祥祥說，他當時幾乎叫出大姐姐來。朱太太再三追問他是否會看錯，祥祥說絕對不會錯，大姐姐有她的特點，隻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醫院裏的衣服。我聽完後，我隻說最好你們暫時不要告訴我母親，她可能受不了。
在回家的歸途中，我腦海裏浮起的隻是這一幕血淋淋的慘相，龍華、四月、自由、五分錢子彈費、母親的淚……過了幾天，有人轉告我，同獄一犯人在一次公審大會上看到審判林昭的經過。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為林昭在獄中無人不曉，犯人們見到她出來都呆住了。林昭被帶出來時，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這種塞子能隨著張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縮，專防囚犯喊口號用的，因此她越想張口，塞子就越大，整個麵頰都會鼓滿起來。另外還可依稀看到她頸部的塑料繩子，這是用來扣緊喉管，防止發聲的。這些都是監獄對特別“危險”的囚犯的處理辦法，不過雙管齊下尚屬罕見。林昭的臉發紅發青，她眼中燃燒著怒火，許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難過。
按照常規，獄中公審大會開始時，隻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麵犯人們便要大聲呼喊口號，但是那天審林昭時竟寂靜無聲。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們這些囚犯都死了嗎?”然後就領頭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號，而和者卻並不很“熱烈”。轉告我的那位講得十分詳盡，我聽了卻無法表達我的感情，隻覺得一股寒冷而逼人的氣流注入我的心胸。
林昭執刑後幾天，我們收到通知去提籃橋監獄取遺物，我陪著神誌恍惚的母親一起去了。在門房遞上通知單，所有裏麵的警衛都又以奇特的眼神看著我們。母親很哀傷，抽噎不止，我的麵部一點表情也沒有。這次取得包裹一隻，內有棉襖一卷已完全拆碎檢查過，血跡斑駁的被單若幹和不少白布條上模糊的血書，還有幾件衣服。我們反複尋查所謂遺物，難覓片紙隻字或林昭在獄中多年的別的留存。
姐姐早在60年代初就說過“曆史將宣告我無罪”，她的被評反、恢複名譽正是20年以後的事，如今又將過去了近20年，林昭的故事才得到一些公開的昭示，我堅定地相信，林昭的人格是永恒的。
1998年11月寫於美國巴爾的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