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的命運向中國政治提出的隻是挑戰，而不是機遇。底線的保住不相等於藍圖的誕生。中國依然有著一批沒有“價值觀”的百姓，中國依然是沒有“共識”的社會，這依然是一場沒有“藍圖”的改革。肯定的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的N個鬥爭使得中國的政治更不好走，迷失的則是方向。
“人挺帥的，個兒挺高，思維很開放，思辨能力很強。我原來隻在電視上看過他，一直以為他是感性的人，懂得和媒體打交道，很能創造關注度。這次在重慶和他麵對麵的感覺不太一樣。他的一些話很有意思，比如說他對重慶的改革措施很有信心。”
我在拙著《致困惑中的年輕人》裏（第195頁）這樣形容薄熙來。
2010年8月初，我著陸到炎熱的重慶。它是盆地，周圍都是山，市內幾乎沒有平路，到處都是破路，使我忽然間想起祖國的家鄉熱海——山口百惠主演的《伊豆的舞女》的場地。
一次小範圍的交流，我早就到了會議室，黃奇帆市長也在了，就是中間的位置是空著的。看著離我大約5米的那個位置，聯想著的則是中國曆史上的皇帝。
我之前從不同的日本商界人士聽說過他們眼裏的薄熙來，他們感歎說，“薄熙來先生很重視對外交往，很認真地傾聽我們外國企業想在他管轄的地方做什麽，當然，他也會直率地對我們提出要求。”
在會議室內，重慶市政府的工作人員們似乎有些緊張。我靠近一名男官員，詢問“書記在重慶的地位這麽高啊？你們都緊張成這個樣子。有這麽嚴重嗎？”這位先生很小心，看著周圍，確認沒有一個同事“監視”後，悄悄回應說，“我們開會都是這樣的。書記的要求很高，他是一名很重視形象和成果的人，我們不能有任何失誤，否則麻煩了。”
自從2012年4月10日，“鑒於薄熙來同誌涉嫌嚴重違紀，中央決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後，我與曾在遼寧省、商務部、重慶市與薄熙來一起工作過的那些官員們交流，聽聽他們對薄的印象：
“他喜歡做新的事情。”
“他的政治野心大。”
“他做事不像其他領導，不太重視部下的意見，常常自上而下地做出決定。”
“執行力超強，但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其做法必然帶來一定的風險。”
前些天，我與了解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有關情況的一名“太子”聊天，他說：“薄熙來一直以來想要的，不僅是進常委，還想要得到更重要的位置。但他的作風與手腕不是能夠令其他中央領導人接受的，他會得罪太多人，破壞既有的政治秩序。”
或許，這是圍繞“薄熙來事件”最具有信服力的解釋。
東亞國家的政治發展有一條相對固定的發展規律，呈現出四個階段：一是極權政治；二是威權政治；三是精英政治；四是市民政治。劃分的標準是這四個具有不同風格的體製的統治者具有多大權力，抑或哪些群體或階級在統治社會。就中國大陸而言，毛澤東時代屬於第一階段；鄧小平時代屬於第二階段；從江澤民到胡錦濤時代，據我理解，屬於從第二階段走向第三階段的過程中，但迄今為止已經在較大程度上靠近第三階段。
從這一東亞政治發展的規律角度出發，當前中國政治舞台能夠容納的已經不是像過去一樣具有純粹極權或威權的“政治家”，而是在基於中國特色的“黨內民主”的集體領導體製下能夠“讀懂氣候”的“優秀官員”。
時間在走，令人沉思。
過了一陣子，薄熙來帶著幾名保鏢和部下，高調地進到屋子裏，走路速度是在我見過的官員裏是最快的。身高1.90米左右的他顯得既匆忙，又憔悴。我回頭問了一些官員，他們介紹說，“書記身體不是特別好”。
我與薄熙來握了下手，他的右手很幹，從來沒握過如此沒有溫度的手。“是與他身體不適有關還是有其他人為的原因？”我在腦子裏胡思亂想。
他坐下來，開始講話。聲調波動得很清晰，觀點表達得很生動。他動不動就展示自己對重慶的喜愛。
“重慶是個好地方，重慶人很好客，你一定會喜歡上這個地方”，他高調地對我說。
他緊接著闡述“5個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和健康重慶。他強調高度重視重慶市民的生活水準與幸福指數，“為了使我們的人民開心、快樂地過日子，我們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在重慶好好觀察下，能感受到我們政策成果的。”
我每天從住宿的解放碑附近出去跑步，如薄熙來說的，到處能看到“5個重慶”的口號橫幅。馬路邊上的警察比我去過的任何城市還多，在我眼裏，站在十字路口中間大膽執行任務的強悍女警察，似乎展示著重慶發展的方向。
淩晨的街頭、廣場，我去與那些唱紅歌的中年太太、先生們交流，“你們唱得好開心啊，你們這些年快樂嗎？”她們明顯享受著快樂，紛紛回答說，“快樂！開心啊！”
我也去問在重慶讀書的大學生，“你們如何看待現任政府的政策？”有人回答說，“要經常唱紅歌，麻煩呢”；“沒什麽，挺好的，經濟發展快嘛”；“重慶受關注，還是令人自豪的”。
至少從看得見，摸得著的表象看，當時，重慶市內是平安的，穩定的，快樂的。
對於近年以來城市GDP增長15%以上、農村GDP增長20%以上之成就，薄熙來很自豪說，“這就是坐在我旁邊的黃奇帆市長的功勞”，並拍拍黃市長的肩膀。
黃市長沒有反應，顯得有些不好意思，或有些過意不去。書記與市長之間展開的小插曲使我感到很別扭，給人一種“兩者不配”的幻覺。
迄今為止，薄熙來已離開重慶，黃奇帆則繼續施政。
著力談論重慶改革的薄熙來，顯得有些疲憊，記性卻不差，不看稿子，隨時拿出數據來支撐改革成果。不可否認，他是我見過的中國官員當中最有個性的，況且，也是唯一可稱得上的政治家。
違背他心願的恐怕是這個時代。
我幾年前赴香港，跟曾若幹次到重慶做過調研的《亞洲周刊》記者紀碩鳴交流，他在鳳凰衛視的化妝室裏對我說，“重慶模式注重的是民生”。後來，我親自到重慶考察的過程中“體驗”到，對“重慶模式”來說，“唱紅打黑”才是支撐“注重民生”的強大後盾。薄熙來是拿著前者的果實，鞏固權力，迎合民意，自上而下地把納稅人的錢投入到最能體現出改革成果，尤其直接促進GDP增長的戰略領域，包括公租房建設。我在與薄熙來的麵對麵交流中一直等著他大膽談論“唱紅打黑”的偉大，卻始終沒有談，直到座談結束，他離我而去，表示，“我還有事情要處理”。
我不知道那是因為他忘記了涉及這個話題，還是時間不夠；是因為有什麽因素使他有意避開談到那個話題，還是與王立軍不在現場有關……
今天，重慶迎來了全新的麵貌，該走的走了，該來的來了，該拋棄的拋棄了，該恢複的恢複了。聽重慶當地的年輕朋友說，“沒什麽人討論打黑唱紅了，也沒什麽人議論薄熙來了”。
有一名曾在重慶，目前在北京工作的媒體人對我表示說，“我原來離開重慶媒體就是實在受不了那個‘紅色模式'，徹底摧毀了我們作為媒體人的良心，根本無法去做媒體該做的正常報道，包括批判性報道，而隻好服從領導人唱紅的政治需求。”
我問他，“現在情況變了，還回重慶嗎？”
他說，“現在，已經晚了。”
時光已過，仍有餘香。
現在回過頭來評估，“重慶模式”的問題點有三個：一，它把意識形態與經濟發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壓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義，並強調自己的製度優越性與政治合法性，這一做法本早已過時；二，它“打黑唱紅”與“注重民生”過程中的透明度極低，決策過於自上而下，徹底強調“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忽略“社會”的維度，從而缺乏體係內的彈性與耐性；三，“重慶模式”的提法本身從當前中國政治遊戲規則角度看恐怕成問題。在中央一把手都沒談論“中國模式”的形勢下，地方一把手大大談論，或讚揚“重慶模式”，隻能說，沒有讀懂氣候。
造成這三點問題的責任或原因不僅在於薄熙來本人，也不局限於重慶當局，更不限於中國執政黨，問題反映的是關心中國現狀與未來的所有人之公共意識（public mind）。對此，“我們”需要作出必要的反思。
中國政治的“去官僚化”趨勢使得薄熙來陷入孤立、孤高、孤獨，他表現出的政治手腕早就不適應當前的中共官場，這與他是否是信仰文化大革命無關，也與他在十八大上要站在什麽位置無關，更與他對鄧小平路線的忠誠度無關。
薄熙來的命運向中國政治提出的隻是挑戰，而不是機遇。底線的保住不相等於藍圖的誕生。中國依然有著一批沒有“價值觀”的百姓，中國依然是沒有“共識”的社會，這依然是一場沒有“藍圖”的改革。肯定的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的N個鬥爭使得中國的政治更不好走，迷失的則是方向。
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