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內緊鄰胡適紀念館的是傅斯年圖書館,位於曆史語言研究所對麵。
當年五四運動學生總指揮的傅斯年,扛著大旗衝在隊伍的最前麵。當學生開始燒教育部長趙家樓後,他開始反省,然後回到了學校,重拾學業,潛心鑽研,後經校長蔡元培推薦到英國、德國留學,學成歸國,任北京大學代校長,成立了著名的曆史語言研究所。
如果說李大釗、陳獨秀和胡適們的工作是探索我們往哪裏去,那麽史語所的工作就是我們是誰,這兩個都是辛亥革命後新時代的大課題。史語所做了大量這方麵的工作,成績斐然,即使是抗戰最艱苦的四川宜賓李莊時期。當《中國科技史》作者李約瑟、中國學學者費正清、費蔚梅來訪,看到這群希臘精神與儒家修養結合的君子們,在沒有淋浴,沒有廁所的地方做著這麽大的學問時,被感動得熱淚盈眶。
台灣大學的前身不是北大,而是日本帝國大學。傅斯年到台大一任職校長便勵行辦校,力求一流,立下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校訓。他以一己之軀,獨擋政治對學校的幹擾,當社會傳言學校是共黨藏匿之所時,他對台北警備司令說:“抓人可以但不能流血,如果發生,我跟你玩命!”。
作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以“美金公債案”,他公開炮轟當時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將孔趕下台;後於1947年的“搶購黃金風潮”中,炮轟時任行政院長,有發國難財之嫌的宋子文,再將宋子文趕下台,時人稱其為“傅大炮”,他為師生一展知識分子風骨,因而深受愛戴。
當傅斯年去世時,台大通過一致決定,在學校入口處植物園內建立希臘式陵墓傅園,以示永久懷念。同時,在台大主路椰林大道旁,架設傅鍾,示意校長每天都在敲鍾提醒學子們,回歸學校,專注學業,每次敲鍾21響,意為每天21小時,剩下3小時用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