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得福
You are entitled to NOTHING -- House of Cards
1967年，7.20事件後，主席要陳再道改正錯誤，那次我也在，主席說服陳再道，要讓“百萬雄師”和“三鋼三新”群眾共合作。謝富治也在場，王力也在場。主席讓他先到“百萬雄師”那裏。謝富治到了漢陽，他是個很好的同誌，病了，比較嚴重。當時王力到後挑起來群眾鬥群眾。以後，群眾把他捉起來了，我也去了，飛機下不去，最後想了個辦法下了，把他們救出來了，天安門還開了會，歡迎他。
8月7日，他又開始胡說八道。武鬥基本上是路線鬥爭，把群眾分裂起來，群眾都是革命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但兩派都說自己的革命的。主席在南方說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
你們去的山西是最雜的地方。山西我沒去過，我隻到武漢去了兩次。不怕亂，亂是亂了敵人，整個文化革命還是個路線鬥爭，頭頭裏有壞人，或者一邊有壞人，或是兩邊都有壞人。把群眾說成是右派是錯誤的，有的保守一點，稍微一講就覺悟了。是頭子裏有壞人。
你們在山西很好，但不要強加於人，要走觀花的可以讓他們走馬觀花（這時韓丁說他不同意分裂，他講了一些美國的情況和青年代表團的情況）我可能不了解美國情況，但不要把主觀願望當作客觀事實。他們是從自由環境來的，不要讓他們覺得有壓力。
主席對於黨內的不同意見的辦法就是可以先各幹各的，最後錯了的認識了錯誤，改正了就團結起來了。（以後大家講了美國青年團的實際情況，不是青年裏一部分人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而是中國的陪同同誌在裏麵製造分裂，使黑人、白人不團結。）過去的參觀辦法是走馬觀花，青年們的觀點或是沒有完全反映上來，或者反映上來餓了，按還是按老一套辦法辦事。
總的還是一句話，第一，願意團結一致到一個地方蹲點，很好；第二，不願意蹲點的可以多看看。這是個新事物。過去我們接待的都是走馬觀花。要蹲點我們歡迎，事先說好可以。從乒乓球隊中來中國隻有一年時間，我們的經驗不夠。
韓丁：先把這事放放一邊，不要讓他們占了過多的時間。我有個問題，當然我沒有權利讓總理回答，但如果可能的話，談談林彪的問題。現在全世界都在談論這個問題。
總理：這個問題提得很突然，我要說幾句，把幾個問題說清楚，把路線講清楚，我們要對世界革命做出貢獻。
路線是我黨的生命。我黨五十年的曆史說明了路線對了就會勝利，即便是像我們的黨1921年成立時那樣人數不多，我們的黨也會成長壯大。我們當時隻有幾個人，沒有軍隊，什麽也沒有。但是，隻要黨的路線對了，我們可以吸納黨員，建立軍隊，爭取勝利。路線鬥爭一直要繼續，路線錯了，有黨，黨要垮，有軍隊，也要失敗。王明路線就是說明。
不管你有多大的一個軍隊，你的路線錯了，你的軍隊就沒了。長征以前我們有30萬紅軍，但是到了陝北，我們隻有3萬人。路線是根本。除了王明路線以外，還有過張國燾分裂紅軍的路線。當張國燾和我們會師時他有10萬人，是我們黨領導下的最大的一支隊伍。但是以後他分裂黨，帶領一部分人西征到黃河以西去，結果他是大失敗，軍隊也沒了，領帶軍隊的人路線錯了，本人要跨。
朝鮮戰爭中，彭德懷不是英雄嗎？其實每個命令都是主席發出的。有幾個命令他沒執行，結果打了敗仗。但是他還是基本上執行了主席的指示，我們支持他。他從朝鮮回來後還是國防部長。但是他後來反對大躍進，當了右派。如果你改正後錯誤，主席的辦法是治病救人，還可以當黨的領導，人總是犯錯誤，隻要不堅持錯誤就行。
卡瑪要回國了，青年人有希望，犯錯誤就要勇於改正錯誤。我都犯過路線錯誤，但還當總理。關鍵還是路線，階級鬥爭堅決不堅決，馬列主義從不否定階級鬥爭的發展。他們是在他們的時代。主席在總結了我黨五十年的經驗。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在我國革命的實踐。毛澤東同誌總是向各國人民說要按本國的情況處理問題。毛澤東思想就是發展了的馬列的話，就是馬列主義不能照抄，照搬，要辦本國具體情況。像卡瑪在中國住整整21年，經過了中國的革命，到山西去證明了這個真理，用看到了的事實認識真理。
山西這五年變化很大。劉格平起來聯係群眾，在張日清的支持下，打倒了走資派衛恒，所以，他們成立革委會，中央批準。但這兩個同誌馬列主義不多，群眾起來不是擁護他們兩個，而是擁護文化革命。個人是渺小的，人民是偉大的。群眾總要找一個正確路線來得到勝利。
但劉格平，張日清兩個人有了權，野心就發作了，結果把群眾分成兩派，發生武鬥，鑽進了壞人。劉格平下麵有壞人，張日清下麵也有壞人，隻是劉格平的壞人多些。
劉格平在太原有個組織的頭頭都是壞人，叫楊成效，和他談了多次。他是個偽警察的兒子。劉格平讓這個人當頭頭，搞武鬥。中央找來批評，他們成了兩麵派，當麵說不打，背後還打。如果張日清執行正確路線就好了。而他不是那樣，而是打。
在晉東南劉格平支持程首創。陳永貴支持劉格平是因為他是主任，是中央委員。陳永貴也沒有武鬥，張日清就是派人到昔陽縣搞武鬥。我們告訴陳永貴兩派都是錯誤的，他接受了。我們把劉格平，張日清撤職了。謝振華任主任，陳永貴，李順達和一個舊省委的幹部，解放了的，叫王謙。他在解放初期反對劉少奇。在省裏搞了幾個初級社試點。劉少奇沒和主席講，就寫了個批示，批評了初級社的試點，說是一種危險，空想的社會主義，但王謙頂著了。以後主席糾正了。
這說明不管你多大的官，隻要不按主席路線辦事，隻有自己失敗。群眾軍隊都不跟你。山西就是很好的例子。大同“支左”的軍隊搞得很好。昔陽陳永貴搞得很好，離昔陽很近的陽泉是劉格平的人搞得不好，換了人就好了。老工人王體，反對兩派，搞大聯合。大同煤礦有個書記叫韓英，到處執行正確路線，群眾跟他。
在晉東南專區，支持程首創的軍隊就犯了錯誤，換了就好了。派性是頭子，群眾沒有。但也不是頭子都壞了。張日清那邊的謝振華站在出來了，劉格平的陳永貴出來了，李順達是張日清一邊的，也站出來了。派性都是頭頭搞的。
整個文化革命是路線鬥爭，全國的許多問題在主席路線下解決了。陳伯達是個唯心主義者，自稱小小老百姓。
請你們相信，我們黨錯誤路線總是要失敗的，正確路線總是占上風的。張國燾反黨最後隻有一個人，連警衛員都不跟他了，都跟著主席了。因為他逃跑了，隻有他一人。後來，我們把他老婆送去了，他在黨內隻有17年，我黨已有50年了。他在加拿大，拿美國的津貼。他能做的事不多。王明是在解放後到蘇聯。他在黨內工作不到20年，他隻好做個賣國賊，一個是軍隊裏的，一個是和國際上有聯係的，但路線錯了，全完了。
請美國的同誌相信，我黨要一直高舉馬列主義。
尼克鬆來華是因為他是總統。我們不拿原則做交易。美國在聯合國的提案是有兩個中國。我們堅決反對。結果美國總統都要來中國，別國就不能和中國和好了？從加拿大和中國建交以來，一係列國家和我們建交。聯合國裏59票反對美國的提案。這裏有10個是沒和中國建交的，這是美國沒料到的，但投棄權票的有8個是建交的。這可能是因為美國的壓力太大。像意大利，土耳其等國。半數就好了。
這次表決出乎美國的預料，也出乎我們的預料，美國提案失敗了。亞非拉人民很高興。聯合國裏沒有鼓，但可以跳舞，有的人就在會場上挑起來了。表決提案時，形勢就大變了，76票對35票，超過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原來59票的支持派沒變，、又加了17票。其中過去棄權票裏有12個變了，支持這個提案。原來支持美國提案的也轉過來5個支持這個提案，包括以色列，葡萄牙等。我們對這一些國家沒有怎麽注意，他們卻投了我們的票。這就是大勢所趨，不可違抗。
我們都不理想的，亞非拉人們要我們去，我們匆忙地組織了個代表團，有的人還勸我們不去。這次勝利是大的，但以後的貢獻有限。我們絕不做超級大國。
（卡瑪問總理關於林彪事件的問題）卡瑪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紀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紀律。
辛頓夫人：我看北方很多地方都沒有樹，是缺少勞動力嗎？
總理：勞力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是風俗習慣。中國有一個老的壞習慣，人們砍樹砍得比種得多。改變這一習慣，培養種樹的習慣很難。我們隻是提了個方向，像大寨這樣的榜樣，一個別人學得了的榜樣。一旦你有了一個榜樣，你就需要去宣傳它，鼓勵人們去學習它。但是要靈活的，因地適宜地去做。我們隻是提個方向，辦法各個自己辦。否則大家都跑到大寨去，如同去“取經”，那麽隻有栽跟頭。
比如，大寨是大隊核算。80多戶，450來人。但是河北平原很多小隊都這麽多人。在那裏也變成大隊核算就不好了，那就是平調了，生產多的倒不如生產少的了。農民的積極性會受到影響。
有些地方正好相反。如西南部的山區，有些大隊隻有幾戶到十幾戶。如果把這些小的核算單位像大寨那樣合到一起，天天為了記工分山上山下的來回跑也不好。雲南山很高，山上山下是一個大隊。山上冷，山下熱，上下差別很大。雖是一個山，還是分成兩個小隊好。
大寨的核算製度，大寨的石窯洞不要機械地照搬。大寨人原來住的也是土窯洞，一場大洪水把多數的衝垮了。陳永貴就帶領大家建造了一排一排的石窯洞。這樣以來家前的小菜園沒有了，也無法各自養豬了。如果其他的村子也這樣辦，那就糟了。大多數地方群眾的覺悟還達不到取消自留地，取消自家養豬的地步。
所以我們要學不是大寨的核算單位或居住方式那些具體內容，而是要學大寨人如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如何切實地把他貫徹到自己的日常實踐中去。我們要學的是大寨先公後私，以自力更生為主的精神。
完美無缺的榜樣和典型是沒有的，沙石峪也是以自力更生為主。張莊，沙石峪，西溝都有優點。我們要每個縣，每個省，每個市都要建造自己的大寨。各地有各自的大寨，各地情況不一樣，不要都從千裏外來學大寨。
我都講的是你們碰到的事。我講些別的。卡瑪與韓丁回美國。青年人是希望。卡瑪你比我強。我犯過路線錯誤，你沒犯過路線錯誤。
韓丁：斯諾文章裏講毛澤東說他是“和尚打傘”是什麽意思？
總理：斯諾走後寫了很多文章，你們看了“生活”雜誌裏刊登的和毛主席的談話嗎？裏邊說的基本上是毛主席說的，有的是斯諾理解錯了，如他說什麽孤獨的和尚打著漏雨的傘。
主席說“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是個歇後語。和尚剃光頭所以沒有頭發，和尚打傘就遮住了天。發指的是法律，天指的是皇上，就是像孫悟空那樣無法無天。
那是去年12月18日毛主席接見的斯諾，當時的情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間，群眾發動起來造走資派的反。政治工作領導一切，毛澤東思想武裝了群眾，全國都在備戰備荒，這是好的，但幾年來有些副作用。
第一，毛主席最不滿意的是把一切都說絕對了，如毛澤東思想一定要給四個偉大。毛主席最不滿意，這是陳伯達搞的。他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是在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
毛主席說要一個教員就行了，扭轉時很費勁。扭轉這個用很長時間，按主席的意思，偉大兩字也不要了，但群眾不同意，隻要導師不行，億萬群眾天天講，不容易改。
如“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口號，完全錯了。怎會有絕對權威呢？毛主席在這方麵有權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麽能是權威呢？而且這也有時間性，還有考慮將來。你今天是權威，你明天也是權威嗎？如果你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絕對權威，那還有發展的嗎？說絕對權威是社會停滯論，是不對的，是消極的。
再說權威是群眾承認和支持的，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它隻能是在群眾的鬥爭中湧現出來的，怎能是樹起來的？所有樹權威的觀念都是不對的。
第三，到處掛毛主席的肖像，擺主席的雕像，也不分時間，地點，這是不對的，把好事做到反麵了，太多了，毛主席看了討厭，這樣不真實，也不尊重。所以主席和斯諾說笑話，‘外麵的像風吹雨打，多可憐’，斯諾回答說，‘我也想不通你為什麽一個人在那裏頂著風，太可憐了。’
在北京飯店一進門的櫃台兩邊有兩個主席像，我看了後說“主席還給你們看櫃台！”。飯店的電梯裏也有主席像，我問：“你們還讓主席給你們看電梯？”這樣過分了，是有害的。
這些都要取消。你們可以看到，大禮堂裏麵也取消了。
韓丁：現在還是可以到處都看到它的。
總理：是的，雕像裏的太多了，要取消。一開始，說不服群眾，就隻要下令取消。
當然，在對待領袖這件事上，主席和修正主義是不同的。列寧在左派幼稚病裏說過階級有他的群眾，政黨和領袖。無論那個階級的群眾的都需要有自己的領袖，但是這個被赫魯曉夫否定了。他把所有的問題都統統認為是個人崇拜，他的目的是想否定斯大林的影響。雖然斯大林犯過錯誤，但是他功大於過。我和賴斯頓（James Roston,紐約時報評論員）談過這個問題。當然他是不讚同斯大林的，我問來賴斯頓，如果希特勒進攻蘇聯時，沒有斯大林行嗎？沒有斯大林這樣的領袖，蘇聯人民能聯合起來嗎？賴斯頓無法否定這些。
斯大林之所以能起這一作用是因為在列寧去世後，他批判了很多錯誤的傾向，他建設了社會主義，使黨有了力量，進行了反法西斯戰爭。當然斯大林思想上的領導作風都有錯誤，但功大過少。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是有個人野心的。斯大林活著的時候，他先說斯大林是他父親，死後“二十大”又做秘密報告，結果被美國公布了。拋開黨性就從個人的品德來講這都是很差的。
不能因為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我們就也反對。不崇拜一個領袖是不對的，問題是看他值不值得崇拜，是不是群眾公認的，還是樹起來的，美國內戰時期，華盛頓是個領袖，這個無法否認，沒有他，你們美國人能在1976年慶祝美國獨立了200周年嗎？尼克鬆要當美國獨立200周年時的總統，如果華盛頓沒有活著過，他能嗎？要說個人崇拜，美國多了，市名、州名都叫華盛頓。這不能否定是湧現出來的，是自然發展出來的，就是以後美國革命勝利了，也不能否定華盛頓所起的作用。如法國1789年大革命的羅伯斯庇爾，他後來被殺了，但他的作用還是很重要的，也不能否定他。
主席說的對個人崇拜就是要事實就是，講的就是這話，領導人要謙虛，謙虛就是事實就是。
黨的50年每個曆史關頭都是主席糾正了錯誤路線，先後大致有十次。
第一次是陳獨秀，他雖然是黨的發起人，但他斷送過了革命。主席主張深入群眾，農村搞土地革命，當革命失敗後，主席帶著部隊上了井岡山，建立根據地，這路線是對的。
第二次是瞿秋白，他主張殺地主，燒房，反而發動不起群眾，把群眾嚇跑了。這是盲動主義路線，主席主張在農村堅持武裝鬥爭，波浪式的發展，逐步擴大根據地。陳獨秀不光把革命斷送了，他本人還成了托派。
第三次是李立三，路線也是盲動主義。當時根據地有幾萬人，他就過高低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敵人的力量，要打大城市武漢，長沙，封鎖長江。他是極左路線。毛主席在江西反對打大城市，而要搞遊擊戰爭，結果打武漢等城市的計劃失敗了。在農村我們突破了敵人的幾次圍剿，推動了革命的高潮。
當時有個右派叫羅章龍，他們不讚成李立三，另立中央，但沒人走，又失敗了。
第五次是王明路線，他們比李立三路線還左。他是從1931年到1935年初，他要打好幾個大城市，全國總暴動。他是蘇聯回來的，更左了。因此他的影響大，結果許多根據地保不住，紅軍要長征。所以長征成了中國人民的光榮事，但是也有個嚴重的教訓。主席在遵義開了個會，扭轉了錯誤，這樣領導長征走向勝利。三個方麵軍在陝北會師，推動了抗日高潮。
抗日以後，王明又從蘇聯回來，提出右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而主席說是在統一戰線內又鬥爭，又聯合，要掌握領導權，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糾正了王明的路線，推動了抗日的高潮。
在這以前，出現過張國燾分裂中央，另立中央，一時說不服他，耐心等待他。最後，團結了大部分的軍隊，剩下他一人，逃到武漢，向敵人投降了。抗日戰爭時，經過整風，開了七大團結的大會，打敗了日本，進行了解放戰爭。
全國解放，基本上結束了民主革命階段，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國內矛盾轉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不是沒有鬥爭。劉少奇就是總代表，但也分階段。先是高饒的反黨集團。
第二次是反右。1957年，卡瑪你還記得嗎？經過反右，我們提出社會主建設總路線，大躍進。最後是彭德懷出來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這是在反右以後。
然後1962年起，八屆十中全會，其實是“文革”的先導，實際上批評了劉少奇，但沒有點名。隨後，在1963年毛主席為社教運動製定了前十條。當劉少奇拋出他的後十條，主席在1965年又發布了二十三條。同時，江青提倡京劇改革，造就了今天的樣板戲，文藝革命開始。1965年冬，姚文元寫的批判海瑞罷官發表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與，發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才正式開始。
這一係列都是反對劉少奇路線的鬥爭。這是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鬥爭，是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鬥爭，是長期的。當然嚴重的，激烈的是在1966年8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動了億萬群眾。這個路線鬥爭一直繼續還沒結束，鬥批改還在深入。
你們在地方也發現了問題。但都真的主攻反麵是方對修正主義，堅持馬列主義，堅持團結，反對分裂。修正主義要分裂黨，黨的路線是反對任何分裂黨和複辟資本主義的路線，辦法是公開向群眾講明黨內的鬥爭，宣傳主席的路線，開展“四大”。而修正主義不敢公開分裂黨，而是造謠，破壞，在這裏，壞人，走資派暴露了，被群眾批判了，有的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治病救人，再立新功，有些人不甘心於失敗，他們藏起來，不改正錯誤，搞陰謀。
“五一六”集團就是最大的陰謀集團。五一六是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通知，公開發表是在1967年5月16日。陰謀家利用這日子，組織了五一六集團。美國的進步勞動黨下麵也有個五一六兵團。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是個陰謀集團，他們搞修正主義，不搞馬列主義，有意把毛澤東思想從宣傳到不必要的地步，大樹特樹權威，是唯心主義的，奴隸創造曆史。大講天才。他們就造謠，分裂黨，表麵上擁護毛主席，支持文化革命，實際上是分裂黨，分裂軍，分裂政府，這樣陰謀破壞，這事，卡瑪，和平都知道一些。
人民大會堂是很少的幾個紅衛兵沒有衝擊過的地方。當然我們經過邀請他們來。我是說他們沒有強行進來過。1967年8月11日，外事口開大會批判陳毅，史克也在大會上，我都上當了。
一外造反派的宋遠利主持的批鬥會。批判陳毅可以，打倒不行。
開會時，我的左邊是宋遠利，一外的紅旗造反團，他現在證明是五一六分子。他的右邊是謝富治副總理。我的右邊的劉令凱，六一六兵團的頭兒，也是五一六分子，他提出打倒陳毅的口號。我同意參加這個會的先決條件是批判陳毅可以，但不能打倒他，因為劉令凱要達到陳毅，他是不應該到會的，更是不應該發言的。
當我發現劉令凱到會了，我問宋遠利為什麽劉令凱也在主席台上。
宋遠利說：“劉令凱在主席台上好，這樣他就不會搗亂。”
但是這些學生說話不算數。大會一開，大標語從三樓上下來寫著“打倒陳毅”。當著那麽多的群眾公開地反對這種工作法會有不好的影響，所以我沒有說什麽。
就在這時，他們說劉令凱要發言。我對宋遠利說：你如果讓劉令凱發言，我就離開會場。聽到這個，他保證不讓劉令凱發言，但是他又違言了。當我出去休息了一下，劉令凱發言了。
當時還在場的謝富治副總理生氣了。他走出會場來找我。正當我們兩個都不在場的時候，一些極端分子跳上講台，開始揪鬥陳毅。但是大會堂的工作人員思想很好，他們一看有學生跳上檢討要打陳毅，馬上就把他包圍在他們的中間，保護起來了。學生們罵他們，可是他們說，你們不能打陳毅，主席要保他。
沒人敢抓他。
今年五一，當陳毅出現在天安門的城樓上，美國的情報機構大吃一驚。陳毅有病，他是從醫院去的天安門，他是新一屆的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不光是美國的CIA摸不清，蔣介石的情報組織也摸不清。當蔣介石得知陳毅上了天安門，他把他的情報組織大罵了一通。
據說，造反派裏還有企圖抓我。我不信。他們連陳毅都沒抓成，還想抓我？當然不行，那裏解放軍很多。這可能是吹牛，瞎說罷了。在這光天化日之下，他們不敢露手。隻有在夜裏，在無人之處，他們才會搞陰謀。外文出版社就有這種事情發生。去年才發現有幾個好的同誌被暗殺了。
8月7日王力大放厥詞，支部書記要當外交部長，姚登山要當外長，王力要當總理或副總理，因為他後麵有人要當總理。這事一直發展下來，主席發現了這事。姚文元發表評陶鑄的兩本書，指出他們揪軍內一小撮是錯誤的。軍內雖然有壞人，但不能亂軍，那就不好了。
軍隊是個集體力量，黨領導軍隊，進行抗日戰爭，土地革命，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在文化革命中，軍隊保衛文化革命，不管那些錯誤，但是保衛了文化革命。軍隊的“五不”就是從三大紀律八大注意裏來的，有紀律的軍隊，說不打就不打，人家罵就罵，還有被打死的，這樣還是保衛文化大革命，這樣的軍隊在世界上還找不出第二個，當然希望有第二個，第三個。
為什麽唱“三大紀律八大紀律”，“五不”從哪裏來的？第一條說話要和氣，不動氣，頭一條聽指揮，有人就是要破壞紀律。這個鬥爭一直到現在。但主席的思想還是勝利了。隻要把事情向群眾講清楚，絕大多數群眾是會站在主席一邊的。要團結，不要分裂，凡是分裂的都失敗了。最後總是團結起來的。這說明了群眾的願望，鬥爭雖沒有結束，但可看出勝利一天比一天大。
陰謀家總是要失敗，武鬥也是陰謀集團挑起的，正確路線是都黨內走資派，不是群眾，但是修正主義份子要分裂黨，就挑起群眾鬥群眾。
凡是陰謀的都是見不得人的，他總是打著革命的口號，用極左的思潮欺騙群眾，表麵上支持文革，擁護主席，擁護共產黨，擁護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暗中是反革命的，但也可看出他們的口號是極左的，他們反對主席的外交路線，他們燒英代辦，炸印尼，印度使館，這樣的事以後也有，但常常被發現了。
文化革命中的秩序很好，壞人要破壞就得用一些口號，壞人從兩麵挑，文化革命總的是路線鬥爭，要文鬥，不要武鬥，對於走資派要懲前毖後，如不改就要打倒。
1967年，7.20事件後，主席要陳再道改正錯誤，那次我也在，主席說服陳再道，要讓“百萬雄師”和“三鋼三新”群眾共合作。謝富治也在場，王力也在場。主席讓他先到“百萬雄師”那裏。謝富治到了漢陽，他是個很好的同誌，病了，比較嚴重。當時王力到後挑起來群眾鬥群眾。以後，群眾把他捉起來了，我也去了，飛機下不去，最後想了個辦法下了，把他們救出來了，天安門還開了會，歡迎他。
8月7日，他又開始胡說八道。武鬥基本上是路線鬥爭，把群眾分裂起來，群眾都是革命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但兩派都說自己的革命的。主席在南方說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
你們去的山西是最雜的地方。山西我沒去過，我隻到武漢去了兩次。不怕亂，亂是亂了敵人，整個文化革命還是個路線鬥爭，頭頭裏有壞人，或者一邊有壞人，或是兩邊都有壞人。把群眾說成是右派是錯誤的，有的保守一點，稍微一講就覺悟了。是頭子裏有壞人。
你們在山西很好，但不要強加於人，要走觀花的可以讓他們走馬觀花（這時韓丁說他不同意分裂，他講了一些美國的情況和青年代表團的情況）我可能不了解美國情況，但不要把主觀願望當作客觀事實。他們是從自由環境來的，不要讓他們覺得有壓力。
主席對於黨內的不同意見的辦法就是可以先各幹各的，最後錯了的認識了錯誤，改正了就團結起來了。（以後大家講了美國青年團的實際情況，不是青年裏一部分人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而是中國的陪同同誌在裏麵製造分裂，使黑人、白人不團結。）過去的參觀辦法是走馬觀花，青年們的觀點或是沒有完全反映上來，或者反映上來餓了，按還是按老一套辦法辦事。
總的還是一句話，第一，願意團結一致到一個地方蹲點，很好；第二，不願意蹲點的可以多看看。這是個新事物。過去我們接待的都是走馬觀花。要蹲點我們歡迎，事先說好可以。從乒乓球隊中來中國隻有一年時間，我們的經驗不夠。
韓丁：先把這事放放一邊，不要讓他們占了過多的時間。我有個問題，當然我沒有權利讓總理回答，但如果可能的話，談談林彪的問題。現在全世界都在談論這個問題。
總理：這個問題提得很突然，我要說幾句，把幾個問題說清楚，把路線講清楚，我們要對世界革命做出貢獻。
路線是我黨的生命。我黨五十年的曆史說明了路線對了就會勝利，即便是像我們的黨1921年成立時那樣人數不多，我們的黨也會成長壯大。我們當時隻有幾個人，沒有軍隊，什麽也沒有。但是，隻要黨的路線對了，我們可以吸納黨員，建立軍隊，爭取勝利。路線鬥爭一直要繼續，路線錯了，有黨，黨要垮，有軍隊，也要失敗。王明路線就是說明。
不管你有多大的一個軍隊，你的路線錯了，你的軍隊就沒了。長征以前我們有30萬紅軍，但是到了陝北，我們隻有3萬人。路線是根本。除了王明路線以外，還有過張國燾分裂紅軍的路線。當張國燾和我們會師時他有10萬人，是我們黨領導下的最大的一支隊伍。但是以後他分裂黨，帶領一部分人西征到黃河以西去，結果他是大失敗，軍隊也沒了，領帶軍隊的人路線錯了，本人要跨。
朝鮮戰爭中，彭德懷不是英雄嗎？其實每個命令都是主席發出的。有幾個命令他沒執行，結果打了敗仗。但是他還是基本上執行了主席的指示，我們支持他。他從朝鮮回來後還是國防部長。但是他後來反對大躍進，當了右派。如果你改正後錯誤，主席的辦法是治病救人，還可以當黨的領導，人總是犯錯誤，隻要不堅持錯誤就行。
卡瑪要回國了，青年人有希望，犯錯誤就要勇於改正錯誤。我都犯過路線錯誤，但還當總理。關鍵還是路線，階級鬥爭堅決不堅決，馬列主義從不否定階級鬥爭的發展。他們是在他們的時代。主席在總結了我黨五十年的經驗。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在我國革命的實踐。毛澤東同誌總是向各國人民說要按本國的情況處理問題。毛澤東思想就是發展了的馬列的話，就是馬列主義不能照抄，照搬，要辦本國具體情況。像卡瑪在中國住整整21年，經過了中國的革命，到山西去證明了這個真理，用看到了的事實認識真理。
山西這五年變化很大。劉格平起來聯係群眾，在張日清的支持下，打倒了走資派衛恒，所以，他們成立革委會，中央批準。但這兩個同誌馬列主義不多，群眾起來不是擁護他們兩個，而是擁護文化革命。個人是渺小的，人民是偉大的。群眾總要找一個正確路線來得到勝利。
但劉格平，張日清兩個人有了權，野心就發作了，結果把群眾分成兩派，發生武鬥，鑽進了壞人。劉格平下麵有壞人，張日清下麵也有壞人，隻是劉格平的壞人多些。
劉格平在太原有個組織的頭頭都是壞人，叫楊成效，和他談了多次。他是個偽警察的兒子。劉格平讓這個人當頭頭，搞武鬥。中央找來批評，他們成了兩麵派，當麵說不打，背後還打。如果張日清執行正確路線就好了。而他不是那樣，而是打。
在晉東南劉格平支持程首創。陳永貴支持劉格平是因為他是主任，是中央委員。陳永貴也沒有武鬥，張日清就是派人到昔陽縣搞武鬥。我們告訴陳永貴兩派都是錯誤的，他接受了。我們把劉格平，張日清撤職了。謝振華任主任，陳永貴，李順達和一個舊省委的幹部，解放了的，叫王謙。他在解放初期反對劉少奇。在省裏搞了幾個初級社試點。劉少奇沒和主席講，就寫了個批示，批評了初級社的試點，說是一種危險，空想的社會主義，但王謙頂著了。以後主席糾正了。
這說明不管你多大的官，隻要不按主席路線辦事，隻有自己失敗。群眾軍隊都不跟你。山西就是很好的例子。大同“支左”的軍隊搞得很好。昔陽陳永貴搞得很好，離昔陽很近的陽泉是劉格平的人搞得不好，換了人就好了。老工人王體，反對兩派，搞大聯合。大同煤礦有個書記叫韓英，到處執行正確路線，群眾跟他。
在晉東南專區，支持程首創的軍隊就犯了錯誤，換了就好了。派性是頭子，群眾沒有。但也不是頭子都壞了。張日清那邊的謝振華站在出來了，劉格平的陳永貴出來了，李順達是張日清一邊的，也站出來了。派性都是頭頭搞的。
整個文化革命是路線鬥爭，全國的許多問題在主席路線下解決了。陳伯達是個唯心主義者，自稱小小老百姓。
請你們相信，我們黨錯誤路線總是要失敗的，正確路線總是占上風的。張國燾反黨最後隻有一個人，連警衛員都不跟他了，都跟著主席了。因為他逃跑了，隻有他一人。後來，我們把他老婆送去了，他在黨內隻有17年，我黨已有50年了。他在加拿大，拿美國的津貼。他能做的事不多。王明是在解放後到蘇聯。他在黨內工作不到20年，他隻好做個賣國賊，一個是軍隊裏的，一個是和國際上有聯係的，但路線錯了，全完了。
請美國的同誌相信，我黨要一直高舉馬列主義。
尼克鬆來華是因為他是總統。我們不拿原則做交易。美國在聯合國的提案是有兩個中國。我們堅決反對。結果美國總統都要來中國，別國就不能和中國和好了？從加拿大和中國建交以來，一係列國家和我們建交。聯合國裏59票反對美國的提案。這裏有10個是沒和中國建交的，這是美國沒料到的，但投棄權票的有8個是建交的。這可能是因為美國的壓力太大。像意大利，土耳其等國。半數就好了。
這次表決出乎美國的預料，也出乎我們的預料，美國提案失敗了。亞非拉人民很高興。聯合國裏沒有鼓，但可以跳舞，有的人就在會場上挑起來了。表決提案時，形勢就大變了，76票對35票，超過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原來59票的支持派沒變，、又加了17票。其中過去棄權票裏有12個變了，支持這個提案。原來支持美國提案的也轉過來5個支持這個提案，包括以色列，葡萄牙等。我們對這一些國家沒有怎麽注意，他們卻投了我們的票。這就是大勢所趨，不可違抗。
我們都不理想的，亞非拉人們要我們去，我們匆忙地組織了個代表團，有的人還勸我們不去。這次勝利是大的，但以後的貢獻有限。我們絕不做超級大國。
（卡瑪問總理關於林彪事件的問題）卡瑪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紀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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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周恩來總理接見韓丁一家時的談話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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