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天安門》的紅色烙印

共產黨能為禍人間至今的一個原因是善於撒謊：針對不同的人，撒不同的謊；在不同的階段，撒不同的謊。撒謊者以不同的麵目出現，讓人應接不暇，難以辨別。
   
   在中國大陸，毛澤東死時，共產黨已通過各種名目的整人運動害死了八千萬中國人，但因為會撒謊，幾乎無人質疑共產黨的合法性。
   八十年代，“文革”中生長的一代中國人進入大學。他們大多沒有恐怖記憶，勇於追求自由。一九八九年，中共的蠻橫無理再一次促使莘莘學子奮起捍衛人的尊嚴，他們的無畏和奉獻讓天安門廣場一度成為世界的焦點，促使海內外華人獲知撒謊和施暴是共產黨的生存之道，得以認清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六四”屠殺雖然又害死了幾千中國人，但這一次因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共產黨的合法性終於蕩然無存。
   
   以柴玲、高行健和戈揚為代表的三代中國人從此與共產黨決裂。在華人中第一次湧現唾棄共產黨的浪潮。
   
   天安門一代喚醒了無數中國人，其中包括我。與柴玲同齡的我，“六四”前已留學德國，因此，在過去的二十三年裏，我有機會自由地探尋被共產黨扭曲和掩蓋的各種真相。 研讀史料，辨別真偽，揭露謊言，嗬護善良成為我今生的事業。
   
   以天安門一代為主導的八九民運，從一開始就受到共產黨的監控和滲透。同時，共產黨也一直在顛倒黑白，混淆視聽，不過共黨喉舌缺乏信譽，難以欺騙世人。可是由卡瑪夫婦製作的影片《天安門》卻迷惑和誤導了海內外無數觀眾包括反抗“六四”屠殺而入獄七年的武文建。
   
   武文建居然因影片《天安門》而讚賞卡瑪，詆毀柴玲。因此，有必要把卡瑪象她父親韓丁、母親史克、姑媽寒春、姑父陽早、表弟陽和平和曾祖姑母伏尼契一樣屬於紅色洋人的事實公諸於眾。他們一家都符合洋五毛的標準，雖然他們因所處的時代和環境表現不同。
   
   在“六四”屠城二十一周年之際，又有網民撰文，為柴玲洗涮汙名。其中一篇標題為《從魯迅談學生領袖想到柴玲》指出，“卡瑪的東西是有失公允的，不管是出於有意或者無意，其認識導向很明顯，客觀上造成的效果也很顯著。就像有的網友指出的，此人１９９５年製作發行了《天安門》（１０月首映）。其後，還能自由出入中國，並能采訪到國家領導人王光美，並在２００３年秋發行《八九點鍾的太陽》，這種兩邊通吃，占盡了兩個製度好處的人，是不平凡的，應該警惕。請問有幾個搞６４研究的，搞文革研究的，可以享受到她這樣的待遇？”
   
   
   《天安門》與柴玲
   
   
   共產黨從一九四九年起，霸占了大陸的全部資源，老百姓完全被它蒙在鼓裏，受它欺騙，被它糊弄，任它宰割。
   
   天安門一代從小就生長在中共打造的，魯迅臆造的“鐵屋子”裏，接受共產黨的赤化或曰毒化，能在大學時代群起抗爭，要求自由，堪稱壯舉，值得謳歌。 他們為民請願，為國分憂，要求與獨裁者對話，勇於挑戰強權，實在可歌可泣。他們不自由毋寧死的勇氣和奉獻震撼人心。
   
   在他們的感召下，在共黨獨裁中國的四十年裏，第一次發生了百萬人的和平遊行，抗議共產黨強加給天安門一代的罪名。
   
   二零零七年，當年和柴玲一起絕食的二百多學生之一在網上發表《關於柴玲的兩句話》，為柴玲說公道話。文中說，“當時我們從北師大出發到天安門的時候，真是淒慘呀，一個人頭上紮了一個絕食的白布條，一共就兩百人，真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啊。…… 誰料到絕食得到了那麽多人的支持，到第二天白天，人就多了起來，後來天安門居然去了上百萬人。” 
   
   共產黨無視民意，發布“戒嚴令”，用謊言和武力強暴民意，促使世人認識到共產黨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霸占了中國的匪幫。
   
   柴玲無疑是天安門一代中的佼佼者。她參與起草的《絕食宣言》、她在五月二十八日留下的“最後的話”（五·二八講話 ）和她在逃亡途中於六月八日在武漢大學錄製的講話都真實地記錄了以她為代表的天安門一代的人性光輝。他們英勇無畏，追求自由，堅持非暴力。這三份曆史文獻至今令人感動，催人淚下。在五月二十八日柴玲就“用生命來請求和委托 Philip Cunningham 向全球的華人轉達我真實的思想和感受”，其中包括，“我想最終目的就是推翻這個沒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動的政府，而建立一個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讓中華人民真正地站起來，讓一個人民的共和國真正地誕生”。她用語言表達了也屬天安門一代的湖南三勇士用蛋擊毛像顯示的先見之明。
   
   即使“六四”屠殺後，柴玲在錄音講話裏還在強調“我們是和平請願，和平最高的原則就是犧牲”。“我們在進行的是一場愛與恨的戰爭”。 同時她還在錄音講話中問，“如果說那些拿著衝鋒槍殺無辜市民的士兵是野獸、畜牲的話，那麽這些坐在電視熒幕前、攝相機前撒謊的人，他們是什麽人？ ” 
   
   二十三歲的柴玲已經本能地意識到中共就是靠施暴的槍杆子和撒謊的筆杆子來維持政權。而這些筆杆子中就有卡瑪一家六口。
   
   卡瑪拍《天安門》時找過柴玲，但柴玲拒絕接受她的采訪，顯然那時她也本能地意識到卡瑪是罕見的洋紅衛兵。柴玲們齊集天安門是在向共產黨抗議，而卡瑪們齊集天安門是在向毛澤東致敬。紅衛兵一代與天安門一代水火不容。
   
   卡瑪曾發表《為什麽〈天安門〉沒有采訪到柴玲？——〈天安門〉中文稿本補記》，其中透露“當我告訴她已接受采訪的人中包括戴晴和劉曉波這些觀點與她不盡相同的人時，她的言語中更是透出鄙夷和不耐煩”。
   
   卡瑪不知每個了解八九民運、戴晴和劉曉波的讀者都會理解柴玲的反應。八九學運時，戴晴與中共的統戰部部長閻明複有聯係，並以閻明複的名義邀請李洪林等名人去勸導學生。可是她卻不顧這些名人要求政府退讓的三點呼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的哄”（李洪林語），結果遭到學生反對，與學者反目。戴晴與卡瑪都屬中共專製下的特權階層 — 紅衛兵一代，與天安門一代立場不同，從一開始就格格不入，這場冷戰持續至今。
   
   劉曉波先象侯德健一樣借絕食在天安門廣場上搶風頭，“六四”屠殺後卻又都出麵為中共圓無人死亡的彌天大謊。一九九二年，劉曉波還出版《末日幸存者的獨白》來自暴其醜，抹黑他人。為此劉曉波一直遭到正直之士的批駁。劉曉東（筆名三妹）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在網站《自由聖火》上發表《點評和節選：〈末日幸存者的獨白〉第一章》，專門提醒世人不要上劉曉波的當。劉曉東也屬特權階層、紅衛兵一代，但她對共產專製有深刻地反省。在這篇文章中，她明確質疑劉曉波二零零九年發表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象《末日幸存者的獨白》一樣，是劉曉波的“故伎：拿民主當招牌，把說謊當成一項高尚的事業”。劉曉東認為“我們需要重讀劉曉波的《獨白》，讀後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當初鄭義、王若望、劉賓雁如此憤怒。”鄭義當年對劉曉波的評價現在還不過時：“一舉手一投足都在掂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這和劉曉波推崇中共的偶像魯迅，說魯迅是中華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資源”不無關係。
   
   
   抹黑柴玲扭曲事實
   
   
   卡瑪在上述文章中聲稱“我們影片的宗旨是嚴謹地處理史料”。可是，卡瑪主導的兩部影片《天安門》（一九九五年）和《八九點鍾的太陽》（二零零三年）都違背史實，歪曲真相。
   
   《天安門》公映後，對卡瑪的批評一直不斷。二零零九年，網民慢牛發表《〈天安門〉影片評述：卡瑪對柴玲的形象塑造，反思學生領袖》。作者認為，“大家看了這部片子，最深的感覺應該是柴玲吧。這個說話前後矛盾，先激進後逃跑，到處給學生組織搞破壞，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形象應該是這部片子後半段的主要內容”。作者證實，“《天安門》裏的柴玲是個製作組本身按製作組想定的模板，通過各種鏡頭剪輯、拚接塑造出來的人物，確實有失公允”。對此作者舉了一係列例子，其中包括“卡瑪如何‘塑造’柴玲”。卡瑪為了誤導觀眾得出柴玲讓學生去死的印象，居然采用將柴玲引用李錄的話，掐頭去尾，變成柴玲自己說的話等卑鄙手段。因此作者認為“卡瑪這種剪切方法，失去了製作紀錄片的基本道德”。
   
   作者也象別的卡瑪批評者一樣斷定，“通過卡瑪的剪輯和引導，加上時代的變遷，她（柴玲）就成了一個反複無常，卑劣無恥，讓大家往前衝，自己先跑的人了。在該片發表以後，96年，大量的名人，加入到對柴玲的批評裏來，引用的基本都是《天安門》裏的話，比如方舟子”。簡言之，卡瑪成功達到抹黑以柴玲為代表的天安門一代的目的。這當然不是“兩個女人的戰爭”，而是正邪在以兩個女人的麵目較量。
   
   《天安門》上映後，天安門一代的清流封從德曾向卡瑪指出《天安門》一片的錯誤，但卡瑪置之不理。不得已，封從德隻好在一九九八年發表專著《天安門之爭》，澄清事實。每個關心八九民運，觀看過柴玲講話錄像的知識人，不難看出，卡瑪為了抹黑柴玲，扭曲真相，象中共一樣不擇手段。 在《天安門之爭》一書中可以獲知卡瑪的具體做法。
   
   二零零七年，柴玲把卡瑪告上法庭，封從德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亞微采訪時說：“卡瑪這部電影從效果和剪輯的手法看，對柴玲是有惡意的和妖魔化的，比如它把柴玲引述別人的講話全部剪掉，然後變成柴玲自己的講話。‘天安門’這部電影就是這麽處理的。整個電影對‘八九’年的學生運動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歪曲，對‘八九’年曆史的了解也是誤導的。”
   
   卡瑪卻用公開信向讀者呼籲，指責柴玲的起訴是“對言論自由的威脅”。對此旅美華人楊林在評論《從長弓的呼籲書看長弓》中說， “這真是天大的笑話。美國的大媒體被人控告，被迫道歉，乃至主編被迫辭職的事時有發生，沒聽說過‘言論自由受到威脅’。有些人由於說了幾句政治不正確的話而被迫道歉甚至辭職，也沒有聽說‘言論自由受到威脅’。能威脅到言論自由的隻能是獨裁的政權，把一個民間的案子上升到‘對言論自由的威脅’，說明卡瑪對言論自由的膚淺理解，對法製的缺乏信任，和對‘黨文化’的嫻熟運用。”
   
   二零零九年，“六四”親曆者張健也發表文章《不信青史燼成灰》，支持柴玲，譴責卡瑪。他說，“不可原諒就是卡瑪這一類人，侯德健這一類人，揣著明白裝糊塗。利用自己的知識和虛偽，使用自己的文字和影片殺人的人。第二次殺人。”
   
   
   美化凶手掩蓋罪惡
   
   如果說卡瑪在《天安門》中惡意剪接柴玲訪談以達到通過醜化柴玲，扭曲真相，詆毀八九民運的目的還不明顯的話，那麽，八年後，她在電影《八九點鍾的太陽》裏通過美化紅衛兵比如“惡之花”宋彬彬，掩蓋“文革”罪惡的目的則昭然若揭。
   卡瑪在高伐林（心遠）對她的專訪《始終凝望中國八九點中的太陽》中表示，“宋彬彬所在的師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長，我問過‘文革’研究學者王友琴，王在這個問題上調查最深入，她說宋彬彬沒有參與”。然而王友琴在接受同一個記者的采訪《大規模殘害生命是“文革”最主要罪惡——學者王友琴答問錄》時卻說：“我看到網上您和卡瑪的對話，她提到我說了‘沒有參與’，很覺得奇怪。……應該說明，卡瑪在製作她的電影時，並沒有向我問過任何問題。在她的電影上演並且受到觀眾的質疑後，她才在回答你的提問時引用我來作辯護。”卡瑪為什麽要撒謊？
   王友琴是《文革受難者》的作者。她以一己之力在芝加哥大學網站建了一個“中國文革浩劫受難者紀念園”。王友琴收集了近萬名被“文革”害死的大陸人的數據，讓後來人通過具體事實了解罪惡的“文革”。與卡瑪的網站“八九點鍾的太陽”形成鮮明的對比。卡瑪網站的首頁是文革中《人民畫報》的一期封麵。這幅宣傳畫上，有一家八口個個手拿小紅書，列隊站在巨幅毛澤東像下，由最小的孩子指揮著唱紅歌。網頁背景是道出“八九點鍾的太陽”出處的毛語錄。連地址欄上都有毛澤東頭像，可見卡瑪對毛的感情非同一般。
   點擊該網站上“八九點鍾的太陽”一欄可獲知卡瑪的解讀：“紀錄影片《八九點鍾的太陽》的片名出自一句廣為流傳的毛澤東講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影片《八九點鍾的太陽》以兩小時篇幅展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曆史”。簡言之，王友琴用事實還原曆史，卡瑪借藝術掩飾罪惡；她們一個悼念死難者，一個緬懷凶手。
   對此在“文革”中用退團信抗議毛澤東，並因此遭受十三年殘酷迫害的王容芬特發表長文《紅衛兵——毛分子——反人類 —— 分析一個為文革張目的野蠻網站》加以譴責，她寫到，“至於毛澤東的紅衛兵，其殺人之多，手段之惡，為害之劣，都遠甚於希特勒的青年黨衛軍，實屬反人類暴力組織。用這個標準解析‘八九點鍾的太陽’網站，它從形式到內容都是掛蛇頭賣毒藥，就像它的網址一樣，掛著毛澤東和紅衛兵的蛇頭，販賣文革暴力的毒藥，以恥為榮，以惡為德”。
   “同是反人類罪，文革之暴虐遠勝於納粹。同為暴君，希特勒對毛澤東望塵莫及。同為打手，紅衛兵對人權的踐踏比青年黨衛軍殘酷十倍、百倍而過之。可惜由於韓丁、卡瑪這樣的西方毛分子的宣傳粉飾，中國現代史上的令人發指的反人類暴行仍未引起世人足夠的重視，首惡及幫凶依然逍遙法外。這也是‘Heil Hitler’觸犯刑律，‘毛主席萬歲’卻能在卡瑪們的網站從頭喊到底的原因。”
   如果沒有曆史義工王友琴和反共先驅王容芬，我可能也會受卡瑪誤導，因為我是“文革”同齡人，對“文革”幾無親身感受，難以看出卡瑪也象中共一樣在粉飾曆史，掩蓋真相。
   王友琴收集了足夠的史料證實卡瑪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宋彬彬是“惡之花”，她親自參與了紅衛兵的反人類罪行。時任北大女師附中語文老師的林莽親眼見證了卞仲耘被宋彬彬們毆打致死。當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在妻子被打死後，到北師大附中討說法時，見他的紅衛兵頭目中就有宋彬彬。王先生保存了他當年請這些負責人留下的簽名。而毆打不是自發的，是革委會組織的。林先生兩次被提審時，宋彬彬都在場。
   王容芬在影評《為曆史作證——評胡傑獲獎紀錄片〈我雖死去〉》中表示，在“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號召“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於中共中央台廣播後第二天，北師大附中就貼出了“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大字報，領頭署名的就是宋彬彬。而“林先生是在宋彬彬兩次提審他之後做出自殺決定的。第一次提審，宋讓他交代少年空軍學校的事，旁邊站著一個1米8多的粗壯男生，當胸重重給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來。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與曆史老師朱學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審，宋彬彬坐著，讓他們跪著，旁邊站著幾個女紅衛兵。紅衛兵們用皮帶抽他們，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師被抽得更厲害。那天夜裏林莽決定與母親一起觸電自殺。”
   影片《八九點鍾的太陽》給宋彬彬、李南央等提供了麵對曆史的機會，但他們卻隻為自己辯解，避而不談他們各自所在的五所中學裏都有老師被學生活活折磨致死。宋彬彬就讀的北師大女附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帶頭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 在宋彬彬於八月十八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向毛澤東敬獻紅袖章並因此被改名為“宋要武”後，北京女三中的校長沙坪，從十九號起被毆打，旁邊還跪著一大片老師，打到二十號中午全校鬥爭會上，就被活活打死了。李南央的學校打死了語文老師孫迪。卡瑪的學校打死了美術老師陳葆坤。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主要都是中學生紅衛兵打死的。但是親曆者卡瑪不僅在“文革”紀錄片裏回避了如此史無前例的罪惡，反而讓拒絕懺悔，不敢見人的宋彬彬們（在影片中宋是黑麵）為自己開脫。給毛澤東帶上紅袖章的中學生宋彬彬成了“文革”紀錄片中的演講者，而王容芬卻沒被采訪。或許卡瑪不知道王容芬的英雄事跡，但她卻認識當年也象宋彬彬一樣就讀於北師大女附中的“文革”史專家王友琴啊？ 
   
   屬於“文革”一代的網友螺杆氣憤地表示，“卡瑪的無恥，在於她對文革沒有正確認識，在於她的影片沒有揭露文革的慘烈野蠻，如果她沒有參加文革，不是文革當事人，而且是不了解中國的外國人，這都情有可原。恰恰相反，她覺得自己‘青春無悔’，文革隻不過是一種全民瘋狂的鬧劇，她覺得很好玩，很浪漫，很值得幸福回憶”。 螺杆還發表《卡瑪的〈天安門〉的解說詞是甜砒霜》和《柴玲為什麽不與卡瑪合作》兩文，揭批卡瑪。他說，“因為從《天安門》解說詞來看，她確實是在同情和理解中共當局，鑼鼓聽聲，說話聽音，有點腦子的人都能品出個中滋味。對六四事件時的當局和學生，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正，其實用心很險惡，絕對不是出於無意”。對害人的中共當局和受害者各打五十大板是洋五毛的慣用手法。
   
   簡言之，卡瑪不具有記錄片製作人應有的道德觀、公正性和曆史觀。她在主動配合中共掩飾罪行。
   
   曾被卡瑪迷惑，在《天安門》裏露麵的封從德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際出版《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在後記裏，他陳述過去二十年裏與中共勢力進行的“記憶的戰爭”。“追尋真知堅守真實”的封從德也是通過王容芬的長文獲知卡瑪的來曆，明白卡瑪的用意。
   遺憾的是，卡瑪不僅能騙大陸人，還可以騙台灣人，卡瑪因上述兩部影片在台灣轟動一時。《中國時報》發表對她的采訪，不過她的表弟陽和平就此采訪寫作的《也談人性、惡和文革》卻未得到采納，畢竟自由社會的正常人無不“指責文革和毛澤東”，不會接受陽和平的觀點，“文革的失敗是暫時的”。
   
   除此之外，陽和平透露， “卡瑪比我大三歲。我小時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歲的我還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陽泉煤礦串聯。她那時是我的啟蒙人。我們那幫學生們在礦裏‘煽風點火’，幫著礦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礦領導，和保皇派工人辯論。我們也幹了一些過激的事，如一起闖入一位礦領導的家，搜尋他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可是在二零零三年在美國之音中文網上發表的《從中國到美國：卡瑪專訪》中卻說，“卡瑪即不可以跟他們去串連，更不能跟他們上山下鄉。因為當時中國隻有個別幾個城市對外國人開放，鄉下可不是外國人能去的地方”。就是說，陽和平和卡瑪中有一個人在撒謊。
   
   
   表弟陽和平（一九五二）的表現
   
   封從德在《記憶的戰爭》中透露，卡瑪是“文革中當紅的造反派頭目，而且一家子都是中共的紅人。卡瑪曾受到周恩來、張春橋等中共領導人多次接見，在《人民日報》上至少8次刊登了接見她及一家人的報導與照片。從最近由卡瑪表弟陽和平（宋慶齡為他起的中國名字）在網上披露的記錄看，1971年11月14日夜間，周恩來與這家子通宵達旦談了6個小時，周與卡瑪熱絡得很，說‘卡瑪你比我強。我犯過路線錯誤，你沒犯過路線錯誤’。卡瑪問起林彪事件，周恩來竟說‘卡瑪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紀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紀律。’周恩來還說‘卡瑪你在中國住整整21年，經過了中國的革命，到山西去證明了這個真理。’”周恩來證明卡瑪到過山西，與上麵陽和平講述的紅色劣跡吻合，因而可以推斷卡瑪在采訪中又一次撒謊。周恩來不是什麽“人民的好總理”，而是中共特務機構的創建者和當權者。
   在“文革”中，卡瑪一家象波爾布特、喬森潘等毛分子一樣成為禍國殃民的中共掩蓋真相，製造輿論的洋木偶、座上賓。
   
   當卡瑪在美國用納稅人包括柴玲的錢拍攝宣傳片誤導世人時，陽和平則從美國回到大陸，象卡瑪一樣粉飾“文革”，謳歌毛澤東。
   陽和平的文章和演講令人發笑，不值一駁。遺憾的是洋毛分子能在大陸欺騙得不到自由信息的民眾，而中國精英卻不能在大陸自由演講。
   
   在此隻談毛分子聚集的大陸網站“烏有之鄉”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發表的《首都大學生三農文化節開幕講座陽和平老師演講稿》。
   在這篇講演中，陽和平還在散布，“老百姓支持共產黨，使得國民黨怎麽也打不敗共產黨”，“長征”之類的紅色謊言，並宣稱，“要說胸懷，沒有人比得上毛主席了”！而“文革”在他的口中是這樣的：“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文化革命，到夏天的時候，我還在西安，秋天我到了北京，當時北京學校都空了，都是外地學生，我表姐已經跟著清華的同學遊行出去了，11月份回來一趟跟我講他們做些什麽事，我當時羨慕死了，非拉著她帶我去，他們也就同意了，我爸爸特別支持。我爸爸就給我些錢和糧票，給我了十塊吧，那個時候很值錢。那時我才十四歲。出去還是有危險的，所以就跟著表姐步行串聯。要從北京一直走到延安，再走井岡山然後再走回來，宏偉的計劃。可是學生的特點，是想做什麽急作什麽，沒走多遠。有的人想留下來，有的人不想繼續走，然後就分開了，再走一段路又分開了，然後說老是走沒意思，就到煤礦待了幾個禮拜。一月份的時候學生嚷著要坐火車回去，這樣我的一年的計劃就要破滅，這個不好辦。我還想走走，於是動員我表姐走，起碼走回北京，然後她同意了，我們一共四個人，坐火車到了保定，然後走回北京，起碼走了一個禮拜。那個經驗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期間那個精神麵貌沒有見到過”。如果陽和平十四歲時這樣講演，沒什麽錯，但他講演時已五十六歲。據稱他“七四年去了美國，在美國繼續當工人。八十年代開始半工半讀上大學，直到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幾家大學任教數年，於二零零七年‘海歸’到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至今”。
   不過陽和平沒卡瑪虛偽，他對自己象他父母陽早和寒春一樣是洋毛分子直言不諱，他說，“我父母是在毛澤東時代，看著那個時候的中國社會，在參與中國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科學實驗的三大革命裏麵。他們覺得他們這一輩子特別值。我的父親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與了中國的革命，後來又參與了中國的文化革命，上個世紀最重要的三件大事他全部參與了，所以他覺得非常值得，非常有意義，他一點兒都不後悔。他能參與到這麽一場改革內，一場實踐裏邊，是非常榮幸的。我母親同樣覺得離開了美國，通過個人奮鬥，參與到當時延安的那種精神，從全體利益出發，從解放全人類的出發點來辦事，而不是為個人的利益，為個人的‘小山頭’而勾心鬥角，為個人的小利去操心，他們覺得在中國是非常有意義的，所以他們的一生對於我也有所影響。但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主要是我在中國的生活，吃中國的飯，喝中國的水，中國有個說法‘（水土能改變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段話足以證明陽和平完全接受了中共的黨文化。在美國生活的三十三年裏，他不僅沒有走出中共的思想牢籠，而且似乎變成了毛澤東時代的活化石。他還接著表示，“每個人有不一樣的經曆，會走不同的道路的，而道路是自己選擇的，環境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在同樣的環境會選擇不同的道路，我們自己選什麽樣的道路是我們自己決定的，不能全部歸咎於環境，但是環境對我們也會有大的影響，沒有中國的環境，沒有中國的革命，就沒有我父母他們的思想境界和思維方式。當然人總是要接受正反兩方麵的教育，沒有中國這近三十年的資本主義過程，也看不到毛澤東的偉大。毛澤東同誌離我們越遠就越顯得偉大。”
   是啊，陽和平可以自己選擇道路，他可以選擇在美國享有人權，也可以選擇在大陸享受特權。他選擇離開美國，是因為他象其父母一被赤化，甘願投入“黨媽媽”的懷抱，在“黨天下”享受特權，謳歌暴君毛澤東。
   
   父親韓丁（一九一二－二零零四 ）和曾祖姑母伏尼契（一八六四－一九六零）
   
   毛澤東借斯諾編造的謊言《紅星照耀中國》欺騙了幾代人。龔普生、龔澎姐妹是直接被斯諾欺騙的民國女大學生，中文名為韓丁和寒春的辛頓兄妹則算間接被斯諾欺騙的美國大學生。
   寒春得到《紅星照耀中國》此書的兩個來源是她的大姐，一個熱衷於工會運動的美共黨員和她的二哥韓丁。他們的母親是杜威的信徒，也即胡適的同類，在“文革”時到過大陸，也上過中共媒體，當過中共道具。
   
   一九四三年，韓丁就閱讀了《紅星照耀中國》，對此陽和平透露稱，“我舅舅是個冒險家，他在19歲身上帶了十幾塊錢就遊世界去了……所以他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從一個非暴力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共產黨員。那時美國共產黨影響還挺大的，45年的時候，我舅舅就到了中國”。 當時韓丁是以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的身份來到中國。中共假惺惺地與國民黨在重慶談判期間，韓丁結識了毛澤東。
   
   一九五三年，這位美共黨徒因對“蘇聯專家”不滿而返回美國。韓丁的紅色活動遭到美國當局清算，護照被吊銷。雖然如此，這不影響韓丁在美國為中共宣傳。而且他還能在一九五五年從美國通過留在北京的史克替《牛虻》的作者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向中共索要稿費，因為韓丁說伏尼契是他的祖姑母。
    
   伏尼契出生在愛爾蘭。她還在繈褓中時，父親就去世。母親帶著她和四個姐姐遷居倫敦。伏尼契一八八二年到柏林學音樂，在三年留學期間閱讀了斯捷普尼亞克的《俄羅斯的地下革命》等紅色讀物並深受影響。回到倫敦後，她找到因刺殺彼得堡警察局局長而逃到倫敦的斯捷普尼亞克，開始支持他們在俄國搞暴力革命並幫助傳播紅色宣傳品包括馬恩著作。伏尼契還與恩格斯有交往，就是說，她年輕時投身第二國際的革命活動。
   
   最遲一八九五年，她就與越獄潛逃到倫敦的革命黨人米哈依·伏尼契同居，七年後，為讓情夫獲得英國國籍而結婚。一八九七年，伏尼契的《牛虻》問世。當時的書評認為《牛虻》對於年輕人相當有害，因為“書中充滿了不恭和對神明的褻瀆”。選以吸牛血為生的寄生蟲為書名，並讓男主人公自比牛虻確實違背常理。曾與西德尼·萊利（Sidney Reilly ）一起試圖行刺列寧的羅伯特·布魯斯·洛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透露，伏尼契曾墮入萊利的情網，兩人曾一起到意大利旅行過。萊利是《牛虻》的原型，牛虻去過南美等與萊利早年的經曆相似。可是，萊利（一八七四－一九二五）不是革命者，他認為蘇聯政府是邪惡，因此致力於顛覆蘇聯的紅色暴政並在五十一歲那年被蘇共殺害。萊利死後，還通過洛克哈特之口影響了伊安·弗蘭明（Ian Fleming）創作英國特工詹姆斯·邦德也即零零七。
   
   米哈依·伏尼契從一八九八年開始倒賣舊書並開了連鎖店，德語維基稱，這不僅是謀生的手段，還是宣傳革命的需要和解決資金的辦法。米哈依·伏尼契一九一四年就帶著女秘書去了紐約，伏尼契六年後才去。那年大不列顛共產黨在英國成立。一九三零年米哈依·伏尼契去世後，伏尼契與女秘書一起在紐約生活直到去世。就是說，伏尼契雖一度崇拜革命者，支持暴力革命，但她自己卻選擇生活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紐約。不知她與至今還在紐約為和平實現社會主義的美國共產黨總部是否有過聯係。
   
   俄國共產黨人篡奪政權後，無人問津的《牛虻》被共產陣營炒作成“世界名著”，因為《牛虻》渲染了“舊社會”的黑暗，打擊了人們對神的信仰和損害了教會的信譽，為暴力革命編造了正義性，符合共產黨的需要，是“革命文學”的標本。蘇共還於一九五五年把《牛虻》拍成電影 。中共於一九五三年出版中譯本，在兩年之內印行了七次，初版印數就達二十萬零四百冊。收到史克的信後，中共青年出版社根據上級指示由當時的總編輯李庚出麵給伏尼契寫了恭維信，並告知“已將您的稿酬五千美元通過有關方麵寄給您，並另外通過我國國際書店寄贈給您四本《牛虻》的中譯本，希望您收到以後給我們一封回信，並希望您能為該書的中譯本寫一篇序言”。在這封信中李庚透露，一九 四九年前，“翻譯小說一般印數不超過本書現有印數的百分之零點五”。中共就這樣挾一國之力把在美國默默無聞的伏尼契在紅色中國炒作成“著名作家”。不過伏尼契卻回信，“拒絕為《牛虻》中文版特別寫一篇序言”。
   
   在毛澤東發動“文革”那年，韓丁則在美國發表歌頌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紅色宣傳品《翻身》。美國的毛派評論員聲稱：“這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書卷……它向我們展現了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建立過程中一個村莊生動、撼人的故事。辛頓先生為我們了解共產黨取得政權前夜中國北方農村的生活，做出了有價值的、在某種意義上獨一無二的貢獻”。《翻身》在西方毛派的推動下，象《紅星照耀中國》一樣成了迷惑世人的紅色讀物，還被改編成了話劇，先在倫敦後在世界各地上演。據說《翻身》居然成了“美國大學中國曆史、政治、人類學等專業學生的必修書。 ”
   
   《翻身》雖然是洋毛分子的作品，但因為書中也披露了至少有十幾個地主被活活打死等共產罪惡，所以，來自共產黨營壘的批評說他，“喪失了革命立場。”因此，《翻身》中文版直到一九八零年才在大陸出版。一九七一年，韓丁被周恩來請到中國。在七個月的訪問中，周恩來先後五次同韓丁會麵，稱這位美國毛分子是“中國人民患難與共的老朋友”。韓丁是促使美國承認共產暴政，與中共建交的美共黨徒之一。一九七四年，他參與創建了擁共的“美中人民友好協會”，擔任第一任主席。這個紅色協會還出版刊物《新中國》為中共宣傳。
   
   繼《翻身》之後，韓丁先後寫了六部作品，包括以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為內容的《鐵牛》和《翻身》的續集、反映五十到八十年代中國農業發展的《深翻》等。 即使韓丁對中共政策有所批評，中共媒體也從不報道，相反還“把那些大話由他的嘴再說一遍”（卡瑪語）。就是說，中共隻是利用了韓丁的美國人身份，並不聽取這個共產黨員的意見。韓丁表示，“我寫這些書的目的是向世界各國介紹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這表明，韓丁執迷於共產邪惡主義，一生致力於為中共宣傳，為中共塗脂抹粉。
   
   韓丁從七十年代起多次前往中國，支持中共。七十五歲時，韓丁還與一美籍華裔結婚。當他的第三任妻子由聯合國兒童組織派駐大陸時，韓丁也一同前往。 
   
   一位美國檢察官哈裏斯（Benjamin Harris）在文章《韓丁，毛澤東的鞍前馬後的西方傻瓜》中說，“1972年，韓丁在中國寫作了《大轉折》一書，為文革叫好，隻遺憾這場革命沒有達到所有的既定目標，還喜不自勝地預言中國將來需要很多次這樣的文化革命。”哈裏斯還認定：“卡瑪繼承了韓家拿虛擬作品當紀實作品寫的家風”。卡瑪作為韓丁與第一任妻子史克的女兒，顯然深受其父母影響，步其後塵，不過她與時俱進，手段更高明，因為電影更能迷惑世人。卡瑪堪稱繼承了其家族始於伏尼契的共產騙術和紅色烙印。
   
   卡瑪還沿用了韓丁小說《翻身》中描述的村莊的名字長弓（Longbow），將她的電影的製片公司叫長弓。用哈裏斯的話說就是，韓丁“生前歡天喜地地為那個人類曆史上最血腥、最變態的王朝大唱讚歌，現在他的女兒粉墨登場，捧著頂帽子向納稅人討錢，製作一部電影為文革唱讚歌”。
   
   
   中共專製的亂象：一對副部級待遇的洋奶農
   
   
   卡瑪的姑母寒春（一九二一－ 二零一零）曾是美國陸軍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工作人員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試驗室做過費米的助手。美國在愛因斯坦的建議下研製原子彈，以防德國法西斯領先。在美國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日本拒不理睬後，美國用研製成功的兩個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
   
   一九四六年，丘吉爾發表演說，聲稱要聯合遏止共產主義，促使又一批外國共產黨員到中國支持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寒春自稱從二十六歲起就崇拜毛澤東。一九四八年三月，她從美國到中國，投奔共產國際間諜宋慶齡。一九四九年，寒春和韓丁的同學歐文·恩格斯特（一九一九－ 二零零三）在延安的一個窯洞裏結婚。
   
   恩格斯特家也有幾位女性成員是美共黨徒，在其影響下，他也讀了斯諾的紅色宣傳品。中共媒體說，恩格斯特為了要親眼見識創造了“小米加步槍”和“長征”神話的毛澤東，一九四六年，二十七歲時，以聯合國總署養牛專家的身份前往上海。根據相關資料來判斷，他也該是被共產國際派遣到中國的美共人才。恩格斯特於同年八月就投奔蘇區延安，從此取了個中國名陽早。這位據稱畢業於康奈爾大學農牧係的美共黨徒成了蘇區僅有的三十多頭奶牛的洋奶農。在國軍進攻延安時，陽早因成功地完成撤退任務而被譽為“經受了革命考驗的人”。 據稱，“此時的陽早不斷寫信給遠在美國的未婚妻瓊·辛頓，向她描述延安生活。” 
   一九五二年，寒春在中共的安排下，出席所謂的“亞洲太平洋和平會議”。她在會上譴責美國是唯一犯下原子彈罪行的國家。寒春無視美國用原子彈結束了造成七千二百萬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事實。而中共為了製造原子彈，餓死的人豈止是二十一萬（被原子彈直接奪去生命的人數）？一九五三年七月，美國的《真相》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一個逃掉的原子間諜》。文章懷疑瓊·辛頓到了中國之後，向中國透露了美國的核秘密，並且有可能正在協助共產黨政府發展自己的原子彈計劃。 原名瓊·辛頓的寒春是否是為共產黨效勞的“原子間諜”，現在還沒有證據，但能證實的是寒春夫婦在共產黨霸占的中國如魚得水，甚至被中共提拔為高幹。
   
   在學生打死老師的“文革”紅八月中， 寒春夫婦聯合卡瑪生母史克等四個洋紅人寫了“外國專家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為什麽在世界革命心髒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了修正主義道路？》。這張大字報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的批示，並迅速起到了效果，寒春作為“造反派”參加了所在單位的“戰鬥隊”。王容芬在她的長文中評論這張毛批馬列大字報，“其措辭比聶元梓們的更帶殺氣，又添了幾分西方人少見的媚氣”。
   
   二零零八年，當寒春在東京被一個澳大利亞記者問到她是否還是毛分子時，她回答說，“是啊”並表示，“要是毛還活著該多麽美妙啊，我百分之百支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每一件事情。那是一個美妙的經曆”。（Woman who worked on first atomic bomb pays tribute to 'terrific' Mao Peter Alford, Tokyo correspondent | August 16, 2008 
   Article from: The Australian ）
   
   寒春夫婦當了一輩子中共的宣傳工具。中共媒體不乏借他們之口來讚美毛澤東的宣傳，比如，有報道稱陽早“喻很有魅力的毛澤東是《聖經》裏的救世主”；而寒春則稱：“牛得了病，一般人看的是表麵，毛是通過現象看本質”。寒春“最崇拜的人是毛澤東，最大的夢想是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
   
   寒春夫婦表麵上是一對洋奶農，其實是雙雙享受副部級待遇的毛分子。
   
   二零零四年，寒春還扮演了獲得首張《外國人永久居留證》的新時代的紅色樣板戲。問她為何未加入中國籍，她回答說：“我熱愛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國革命。” 寒春自己透露了她愛的不是中國，而是給了他們家特權的中共。她也一直樂於給中共當道具。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鳳凰電視台讓寒春拿著小提琴和最老的政協委員沙博理等五個白發蒼蒼的洋五毛出麵講述他們各自在“黨天下”的幸福生活，美其名曰“五位外國友人見證紅色記憶”。 寒春再次表白，她“最崇拜的人毛澤東”，還笨拙地用小提琴拉出不成調的《東方紅》！
   
   在二零零九年毛澤東的生日時，中共媒體又借寒春之口讚美害死八千萬中國人的毛澤東。 這位已八十八歲的洋毛分子“認為毛主席是所有偉人中最偉大的人物”。而最讓她“欽佩毛主席的是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文革”，這個連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都否定的共產罪惡，居然在寒春眼中是毛澤東的偉業，可想而知寒春多麽崇毛尚暴！請看寒春的自我表述，“如果沒有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我也不會來到中國。我之所以來到中國，並不是因為中國文化吸引力，而是震撼於小米加步槍的力量，也正是在這種力量中，我找到了人類解放的道路，能成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中的一員，我感到無比榮幸。”
   
   寒春不放棄美國護照，因為美國護照也能帶給她好處。她的三個孩子比如陽和平都象卡瑪一樣在七十年代去了美國。
   
   不過隻有陽和平難忘在大陸享有的特權而回到“黨的懷抱”，並樂於向大陸人宣講“美國是一個沒落帝國的樣子，是比較空虛的，它基本上是靠在各國的投資賺錢來維持它的經營，它的經濟本身沒有什麽實體了，所以它不會長久的”！毛分子的特點就是用共產術語抹黑美國，不過陽和平這番言辭恐怕隻有他自己相信。
   
   綜上所述，卡瑪一家很象她網站首頁上那幅宣傳畫中的一家子，都有“毛病”，都主動配合中共掩蓋真相，歪曲曆史，粉飾共產罪惡。這一家毛分子掩飾的罪惡包括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國共內戰”），共產黨謀財害命（“土改”），毛澤東破壞傳統，殺害無辜（“文革”），鄧小平用暴力鎮壓中國民眾站起來要求“愛國、民主、反貪腐”（“六四”）等等。
(《天安門》的紅色烙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