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雅學: 螞蟻的力量：紀念李柏光律師

螞蟻的力量：紀念李柏光律師

曹雅學

 

2006年在浙江溫嶺與範亞峰、鄧煥武、嚴正學等人為組織農會的村民普法。

 

李柏光1968年10月1日出生於湖南省中部郴州市嘉禾縣的一個小山村，是7個孩子中的最小。他的父親在他七歲的時候去世。到了上學的年齡，別的孩子去上學了，李柏光每天放鴨子，媽媽說家裏農活多，讓他遲一年上學。有一天放鴨子回來，他趴到學校的窗戶上看小夥伴們讀書。回到家他哭了，他跟媽媽說，“你要不讓我上學，我就把鴨子都砍死。”

這個和幾個哥哥睡在豬圈上層的木板上長大的孩子1987年考入湘潭大學哲學係。“我在大學的生活費是一個月50元左右，母親都是通過賣苦瓜、賣冬瓜、賣酒、養豬為我籌措這筆錢，”他在2010年告訴一個訪談者。有一年冬天的一個月，家裏沒寄來生活費，他跟同學借錢。到了下個月，他還是無法還債。“我感到特別傷心，不想活了，想跳樓自殺。可是就這麽跳樓自殺，對不去老母親，最後【我】打消了這個念頭。”

從不起眼的湘潭大學畢業後，他考上了中國最頂尖的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生。這也足見他的聰明與刻苦。但是，“家裏並不為我讀北大研究生而感到高興，後來我讀完碩士又讀博士，家裏就更不高興了，說你讀那麽多書，可家裏還是一點收益也沒有，不如回來當鄉幹部。”

在北京大學，李柏光研讀憲法和行政法，從師中國著名的憲法專家蕭蔚雲教授。他和同學舉辦的憲法講座不僅受到了導師的責備（“你怎麽不講社會主義憲法的優越性，而講法國大法官對憲法的理解？”），而且吸引了國家安全部門的注意。1997年李柏光獲得博士學位時，他的導師擔心他留校給自己帶來麻煩，拒絕讓他留校任教。

那年底，李柏光去了海南大學。1990年代的海南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吸引了來自中國內地尋找機會和工作的人。還有不少89年以後在政治上失意的體製內成員，以及深感失落和幻滅的八九一代學生。而海南大學則是最遠離中國政治中心、最邊緣的大學之一。在那裏，李柏光繼續與學生辦沙龍，討論民主與法製，樂此不彼。

 

1998年

1998 年初，經一位湖南老鄉介紹，李柏光在廣州認識了幾個熱心民主的活動人士。他們是1998年在中國多省市發生的組織反對黨活動的一部分。

1990年代，中國有過兩次大的組黨運動。一次是1992年胡石根和至少幾十個人在北京的組黨活動，遭到了政府迅速和嚴厲的打擊，領頭者被判重刑，胡石根獲刑最高，二十年。再一次就是1998年。

1998年的組黨運動的國際和國內背景值得在此概括一下。從1989年天安門屠殺後，美國國會每年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進行審議，這個審議成了美國批評中國人權、要求中國繼續政治改革的一次年度性辯論和外交較量。盡管如此，從1980年開始，美國從來沒有一年因為人權問題否決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包括天安門屠殺發生後的1990年。 1990年代，中國的戰略目標一是和美國取得正常貿易關係，二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此有了美國和中國、國際社會和中國之間貿易換人權的交易。這個交易包括：

• 1997年10月中國簽署《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是直到2001年才確認）；
• 1997年11月中國當時最有名的政治犯魏京生獲得釋放並直接被流放美國；
• 1998年6月初克林頓總統請求美國國會取消每年一度的最惠國審議，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
• 1998年6月25號克林頓總統抵達西安，開始對中國訪問。在西安，他參觀了郊區夏河村的村委會選舉，說“我了解到，像其他遍及中國的近五十萬個村莊一樣，你們很快就要通過選舉推舉你們當地的領導”；
• 1998年9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瑪麗羅賓遜訪問中國；
• 1998年10月，中國簽署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是中國顯然從來無意確認這個公約，20年後的今天，這個公約不但仍然沒有確認，而且仍然有活動人士、比如郭飛雄因為推動中國確認這個公約而被捕判刑）；
• 1998年11月，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保障農村村民實行自治，發展農村基層民主。

讀者可以想象，在中國的政治異見者眼裏，1998年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和希望，挑起了他們的想象力。他們希望借助這一年所提供的機會，在中國正式申請注冊成立公開的政黨。這是聯合國公約規定的公民權利，他們不願意繼續偷偷摸摸地從事政治反對。

29歲的法學博士李柏光幫助準備向政府申請注冊“中國民主黨”的材料。他可能還參與撰寫了中國民主黨的黨綱。他幫助完成了組黨申請材料後回到海南。他回憶說，回去後的一個星期五下午2點多，他接到一個電話，說大學黨委書記和法學院院長讓他去法學院一趟見麵。他去了，他們和他談了他的教學情況。當他從樓裏出來時，兩個彪形大漢衝著他走過來，一邊一個，把隻有五尺高出頭的李柏光塞進了一輛日本豐田車中。李柏光問，“你們是安全局的嗎？”那些人笑了。

李柏光被關了一個星期，交代跟組黨有關的事情。他寫的那些申請材料都被查抄走了。他們要求他寫認罪悔改書，並要求他不能離開海南。他寫了認罪悔改書，也答應不離開海南。他們還時常找他“聊天”，監控他。

半個月後，1998年3月份，李柏光在朋友家訂了機票，一天早晨坐最早的航班離開海南，偷偷飛去了北京。

在克林頓總統到訪中國當天，杭州的王有才和他的夥伴們到政府登記注冊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未果。9月，山東活動人士前往當地政府注冊“中國民主黨”山東委員會未果。在武漢，以秦永敏為首的活動人士前往湖北省民政廳申請注冊成立中國民主黨湖北省籌委會，未果。11月，徐文立和北京活動人士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總部。多省市組黨人士遭到抓捕，並在1998年底的審判中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到重刑懲罰：杭州王有才11年，武漢秦永敏12年，北京徐文立13年。在四川繼續組黨的劉賢斌則於1999年被判刑13年。

接下來，盡管中國繼續逮捕和鎮壓民間自由思想者和政治異議者，並且從1999年開始中國對法輪功進行了令人發指的鎮壓。但是美國總統克林頓2000年10月簽署法律，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中國在2001年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是近20年後的今天，中國仍然沒有兌現、而且不打算兌現它做出的許多貿易承諾，而且成為WTO規則和秩序的破壞者，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2018年1月提交給國會的一份報告指出。在1990年代的貿易換人權交易中，中國雖然毫無誠意，但處處得手，因為中國政府深知，美國對中國市場垂涎欲滴，計算著自己的利益，逢場作戲，一切都會不了了之。

我們可以坐上時間機器，從2018年回到1998年，看看這場貿易換人權的交易有多麽可笑而可悲。

李柏光1998年與牢獄擦肩而過，大致得益於這一幕上演中的交易，中共為了不壞自己的大事，對發起人以及組織者以外的人“手下留情”。換到2018年，李柏光不僅逃不脫牢獄之災；他從海南島偷跑到北京都不可能。不管坐飛機、坐船、還是坐火車，他的身份證會發出“重點人員”警告，他的麵孔會被機器識別。他無處可去，無處可藏。

在北京，李柏光在北京大學附近租了一所平房，很長時間躲藏著不敢和人聯係，不敢使用電話。

但是他顯然沒有安分太久。北京大學那一年慶祝百年校慶，因為拆遷和周邊居民發生了衝突，李柏光與朋友幫助那些居民對抗非法拆遷。有一天他從南門旁邊的一個書店出來，發現他停靠在門口的自行車被高壓老虎鉗擰成了一團。他知道這是對他的警告。“此後我不敢再輕易出門，老老實實呆在自己租的房子裏，”他說。

他在北京接觸和交好的朋友中不少是“在安全局掛了號”的青年自由思想者和政治異議人士。國安人員很快發現了李柏光的下落。那年8月份的一個傍晚，李柏光騎著自行車，在北大東門附近被一輛桑塔納汽車撞倒，車上跳下幾個彪形大漢，把他押進車裏，蒙住了他的頭，把他的頭按到襠裏，在後座左右夾持著他。車行駛了四、五十分鍾後，他被押到了一個地下室，受到了自稱是北京是安全局的人以及遠道從海南來的人員的審問。他們想知道他從海南回來後幹了哪些事，為什麽不經當地安全機關許可就跑掉。

當天晚上他們把他放了，但是北京市安全局的人要求他寫下保證書，保證不再跑掉，而且要定期交“思想匯報”。但是不久後他忍受不了，告訴警察他堅決不再寫這樣的匯報了。他的住處再次被抄，他們在他的日記本裏發現了罵他們的話和複仇的話。從此他再也不寫日記了。

關於1998年受到的監控和騷擾，李柏光後來告訴朋友說，“它們會滲透到你的血液裏麵。”

 

 

圖書生意

1998年李柏光偷偷跑回北京後，靠給朋友做翻譯、校對、寫稿謀生。這是他喜歡並且駕輕就熟的事情。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就曾經翻譯過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這本書在中國已經有過譯本，他的譯本的書名《王者之道》更具大眾色彩。1998年夏天，他在幫助朋友校對一本名為《亞洲的新路》的書時，發現了英國十九世紀維多利亞人、勵誌作家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的《自己拯救自己》(Self-Help)一書。

他從北京大學圖書館把斯邁爾斯的著作借出來閱讀，“深受感動和啟發”。 “塞繆爾·斯邁爾斯的這些著作，通過一個個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故事，充滿說服力地見證了個體生命內在的高貴精神品質是每個人、每個國家和每個民族獲得拯救、獲得自由和幸福的唯一道路，舍此別無他路，”他在2005年時寫道。

1990年代的北京有很多“影子”出版公司，做圖書出版生意。在中國，出版圖書需要有正式的書號，而書號隻發給在政府注冊登記的國營出版公司。這些私人出版團隊通過從正式出版社買書號而出版圖書。他們多半是不耐煩體製的束縛和沉悶而“下海”的人，有些是懷著理想、希望用書去啟蒙大眾、傳播思想的人。這樣的公司往往隻是幾個人團隊，策劃出版的書籍中譯書占很大比例。

李柏光決心把斯邁爾斯的書翻譯出版（這些一百多年前的書是已經沒有版權的公域書籍），而在當時的北京，經營書籍似乎是一個可行的謀生之道，為此他當起了這樣的影子出版商。

1999年1月，李柏光通過名不見經傳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斯邁爾斯最著名的一本書《自己拯救自己》(Self-Help)。1999年7月、9月、10月、2000年7月、2000年10月，李柏光通過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分別出版了斯邁爾斯的《品格的力量》(Character)、《人生的職責》(Duty)、《金錢與人生》(Thrift)、《信仰的力量》(The Huguenots in France) 以及《命運之門》(Life and Labour)。他將這一係列書定名為“良知叢書”。他擔任策劃者和編輯，同時參加部分翻譯，發行則委托懂生意、有渠道的人去做。他的癡迷與投入僅僅從這張時間表上便可看出幾分。

1999年11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翻譯的美國政治學教授羅伯特?達爾的《論民主》。這是一本民主意識和民主基本知識的啟蒙書籍。

在李柏光最早策劃的書中，有一本是法國19世紀法官路易斯·博洛爾(Louis Proal) 的《政治的罪惡》。中文根據1898年的英譯本翻譯，1999年4月通過改革出版社出版後立即引起了國安的注意。用譯者之一王天成的話說，“這本書的書名太嚇人了”。 的確，這本書中討論的政治罪惡，不是針對政府的罪惡，如叛國、反叛；而是政府與政客犯的罪惡，如暗殺、仇恨、以權謀私（expediency）、選舉和司法腐敗等。

國安找上門來了，查抄了打字員的地方。李柏光躲了起來。這本書沒有能賣到什麽錢。

但是良知叢書賣得非常好，尤其是《自己拯救自己》一書。李柏光掙到了一筆錢，在清華大學附近的成府路五道口華清嘉園買了一套公寓，搬離了在北京大學附近租住的平房。

朋友們描述說，和陌生人一起，李柏光是一個話語很少、很沉悶的人。但是和熟識的朋友在一起，他是一個滔滔不絕的人。在他新房子的客廳裏，他會一直講，不管他的朋友們是否有興趣聽。他有一個著名的手勢，當被打斷時，他會手往下一按，說，“聽我講！” 認識他的人，無不對他的活力、專注與博學留下深刻印象。

“他是個很純的人，”一位朋友說。

 

‘踩死你’

在做圖書生意的過程中，大約2000年，國家安全部門看來不再把他視為對國家安全的一個重大威脅，對他的監管移交給了北京市公安局。

2001年3月13日，國家安全人員在北京和天津秘密逮捕了八名年輕人。這八個年輕人有六位是北京不同大學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兩位是仍然在校的大學生。他們在校際社團活動中認識，並因為共同興趣而成為朋友。2001年8月，他們在其中一人租住的平房內簽字、按手印，把手搭在一起宣誓成為一個“組織”。他們給自己的團體取名為“新青年學會”，與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1910年創辦的《新青年》雜誌呼應（a nod to）。 也難怪，他們當中有四個人是共產黨員。他們以“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做為宗旨。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他們在大學校園、宿舍、或室外舉行了不定期的聚會。他們往往一談幾個小時，討論政府腐敗、工人下崗、或農民負擔這些中國新出現的社會問題。他們還請自由派學者來做講座。他們的意見經常不一致，但他們都認為中國的社會不公不義日益嚴重，而政府通過限製言論自由遏止正常討論。他們一致認為中國必須進行民主改革。

這是進入21世紀後中國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他們當中兩名在校生，一名早已被國安發展成線人；另一名、也是唯一的一名女生在經過數次審問後對其中四人做出指控。接下來，這兩人的聲明成為檢察官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四人的依據。這四名 “新青年”分別被判處8-10年徒刑。

2001年3月21日晚上，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敲響了李柏光的門。他被帶到海澱派出所審問。警察想知道他和楊子立是什麽關係。28歲的楊子立在新青年學會中年紀最大，兩年前從北京大學力學係研究生畢業，在一個公司做軟件工程師。1995年至1998年他在北京大學上學時認識了李柏光，後者把哈耶克、奧威爾、密爾、孟德斯鳩、馮·米瑟斯介紹給了包括楊子立在內的一群學生。他還給他們做過憲法講座。為此，李柏光和楊子立都遭受過國安傳訊。

1998年李柏光從海南偷偷跑回到北京後，和楊子立以及一群誌趣相投的朋友住得很近，他們經常一起聚會吃飯。他還給新青年學會做過講座。

那晚的審問進行了三個小時。放他走的時候，警察跟他說：“你的事沒完，我們還要來找你。”他們警告他不許離開北京。

三天後，3月24日晚上，警察又來了。這回李柏光被帶到位於香山的一個秘密地點審訊。在接下來的七天裏，他受到了格外詳細的審訊，內容包括他的出身和成長、在北大讀書的情況、1998年參與組黨的活動、在北京的活動等，他在2010年的訪談中說。

對他的秘密審問可能還包括他其它的活動，比如他給《大參考》供稿的事情。《大參考》是一組民主人士在美國辦的一個郵件組，每日發稿，“專門散步各種受中共查禁的新聞和評論”。這個郵件組在2000-2004年之間影響很大，據說有上百萬中國人每天收到郵件。當年與李柏光一同工作的趙岩告訴我，向《大參考》提供有關維權事件與中共內幕的稿件是他和李柏光當時的“地下工作”。趙岩說，李柏光因為隨時清理電腦，才沒有給國安留下把柄。創辦和運作《大參考》的李洪寬先生在今年2月28日的視頻中說，“在大參考的創辦過程中….中間這好多年當中，李柏光一直和我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安全特工了解李柏光對中國獨裁專製輪回五千年不變的深惡痛絕；知道他鞭撻中國人在泯滅良知是非、爾虞我詐、抱殘守缺的糞坑中自得其樂。這是他跟朋友們談話時常常表露的思想，特工了解得這麽詳細，令他大驚失色，以至於在釋放後很長時間不敢跟朋友暢所欲言。

李柏光被秘密羈押了七天後獲得釋放。幾個那時和他過往從密的朋友分別用 “受驚”、“驚魂未定”形容從香山回來的李柏光。

“他們說要‘踩死我’”，他在電話中告訴王天成，聲音驚懼。他向另一位朋友描述了幾隻腳踩在他身上的情形。

在接下來的至少兩年裏，他繼續受到各種來自居委會、派出所的騷擾。警察要求他必須聽從命令，隨找隨到。抗拒的話，“我們可以隨時趕走你，因為你的戶口不在北京，你隻是一個暫住的。”

賺了一些錢，李柏光有錢購買版權，翻譯當代的書籍。但是他從美國出版商購買的約翰·C·馬克斯韋爾 (John C. Maxwell) 關於領導力的叢書卻銷量不佳。後來一個給他做發行的人又卷走一筆錢，雪上加霜，大約2002年至2003年間，李柏光放棄了出版生意。

 

兩省五地，罷免官員

李柏光1997年經俞梅蓀介紹，認識了趙岩。俞梅蓀是京城裏一位活躍的自由知識分子，1980年代在胡耀邦、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和總理時在國務院從事經濟法規研究。趙岩是一名獨立特行maverick的自由撰稿人，1998年11月《村委會組織法》實施後幾個月，他在哈爾濱幫助一個村的村民通過投票成功罷免了腐敗村官。這是中國首例利用新法罷免村官事件，受到廣泛注意，引起國內外對基層民主的興趣、乃至對中國民主路徑的遐想。

李柏光對趙岩做的事情充滿了興趣，常和他喝茶聊天。大約2002年末的樣子，有一天趙岩對他說，“別老在家呆著了，一天到晚研究理論有什麽用？跟我出去走走吧。” 趙岩比李柏光年長幾歲，當時是在《中國改革》雜誌社擔任農村版新聞主任，經常有來自中國各地的農民去雜誌社反映他們遭受的不公，趙岩便帶著記者前往調查，並在媒體曝光。

2003年與趙岩在福建福安。

李柏光加入趙岩後接觸的最早的案例之一是福建省福安市失地農民案例。它的起因是政府28年前在一個鎮征地修建水庫，28年來一直沒有支付對當地農民的補償。農民上訪20多年無法解決問題。趙岩和李柏光前往福安，走訪農戶，與他們的代表交談，想辦法。農民告政府這條路走不通，因為法庭不給立案。李柏光在2010年的訪談中說，“我就跟趙岩討論…經過研究法律，我們發現了一條可以進行法律救濟的通道。這些問題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可以說是那裏的市委書記、市長、縣委書記、縣長作為黨政一把手不夠盡職的結果。老百姓納稅建立起你們這個政府，你們有幫助老百姓解決問題的責任和義務。我們可以通過啟動罷免其人大代表資格的程序來促使他們采取行動，解決問題。這些市長、書記雖然都不是老百姓選舉產生的，但從法律上講他們的權力來源還在人民手中，因而人民在法理上有罷免他們的權利。” 於是他們決定幫助當地農民向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罷免官員的動議。李柏光擔任當地民的法律代理人。

這份罷免動議列舉了耕地喪失、侵吞土地賠償費和公共設施建設費、挪用濟貧救濟款、河流汙染、官員受賄等多項政府不法行為，涉及福安市多個城鎮、村落。2003年4月初的一天，趙岩和李柏光到達福安後，把各村鎮代表召集起來，把預先設計和打印好的表格交給這些代表，由他們拿著挨家挨戶收集簽名。這些代表穿山越嶺，連夜工作，因為他們都知道，他們的行動如果被政府得知，將會受到阻攔。到次日中午，代表們用紙箱、口袋拿來了一萬多名農民的簽字畫押。4月8日，趙岩、李柏光以及農民代表繆孟康帶著罷免福安市長的動議書和萬人簽名冊，遞交給了福建省人大會常委會和福安的上級市寧德市人大常委會。

這是中國第一起公民訴求罷免市長的事件，李柏光以筆名劉柏江在《現代文明畫報》7月號發表了《公民能罷免市長嗎？— 新中國第一起公民訴求罷免市長案紀實》。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 “中國特色”的政治治理，那時是，現在仍然是：一，政府立即動用警力阻止更多人簽名；二，恐嚇簽名的人；三，到《中國改革》雜誌社活動，阻止報道；四，威脅和逼退其他媒體記者；五，告訴村民他們罷免程序無法律規定，因此無效；六，對村民代表進行報複、拘押；七，省級調查組的調查不了了之；八，將事件刻畫為與黨和政府對抗的行為；九，農民要求罷免的市長藍如春不僅沒有被罷免，而且升職為寧德市副市長。

2004年1月，趙岩和李柏光和當地農民代表再次提出罷免藍如春的動議。藍如春在民意逼迫下辭職，福安市政府為農民提供了150萬元失地補償，不到欠款的十分之一。

李柏光與一名當事人在一起。

在福建省的另一起案例中，政府和投資者在90年代開始的福州郊區“東南汽車城”開發過程中征用了農民的土地，但是後者既沒有像政府承諾的那樣在汽車城的工廠中獲得工作機會，也沒有從汽車城的政府收益中獲得好處，對他們的補償被層層截留，到手所剩無幾。2004年4月，趙岩和李柏光幫助福州市下屬的一個區和一個縣的兩萬農民發起罷免福州市長的動議。李柏光擔任他們的法律代理人。同年，在河北省唐山市和秦皇島市，李柏光作為訴訟代理人，和俞梅蓀、趙岩一起，幫助數萬移民發動了罷免官員的行動。

關於發生在上述兩省五地農民罷免官員的事件，李柏光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憤然寫道，大批村民“之所以走上了以憲法為武器來捍衛自己權利的道路，那是因為在現行中國的法製框架內，他們嚐試了所有其他途徑都失敗了：多年來，從地方到中央，他們不斷上訪，沒有結果；他們去法院起訴，法院拒絕給他們立案……冷漠自私、權錢勾結的地方官僚黑幫集團完全漠視並扼殺當地人民起碼的生存權，”利用憲法權利罷免官員是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憲法實踐活動，”李柏光2004年告訴《中國青年報》。“它的價值不在於這場活動是否成功，而在於通過這些學習和運用憲法和法律的程序過程，法治意識的種子開始在農民的頭腦裏萌芽。” “理解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正當關係，這是他們最大的收獲。”

“當時我們做這件事做得真是很來勁。依法與這些政府官員抗衡，動不動就罷免他們，起訴他們，第一次把這些不可一世的官員們治得這麽害怕，覺得很痛快，”李柏光在2010年的訪談中說。

趙岩是一個體格壯、膽子大、說話咄咄逼人的東北人；矮小的李柏光說話語調平穩、很少肢體動作，做事嚴謹踏實。2003年和2004年之間，兩個人一共去了七、八個省，趙岩作為新聞調查者、李柏光作為法律代理人，介入了諸多農民失地得不到補償的案件和鄉村治理問題案件。所到之處，他們把從北京購買來的法律單行本送給農民（《憲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土地管理法》、《人大代表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訴訟法》等），幫助權利受到侵害的當事人提起行政複議或行政訴訟。

村民對這樣的努力將信將疑。“我們用法來解決問題，而政府工作人員和警察卻不用法，那我們怎麽辦？” 他們問李柏光。“那你們也要堅持用法！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你會付出鮮血、汗水，有時候也許是短暫的個人自由，但是你也要不斷地堅持下去，”他告訴村民。他堅信堅持下去就會發生變化。他給他們講述幾個“用法標兵”的故事，包括他的當事人、家庭農場被搶後堅持維權的黑龍江婦女劉傑（李柏光寫了封公開信邀請溫家寶總理出庭應訴）、湖北姚立法參選人民代表獲得成功的故事、山東盲人陳光誠爭取殘疾人權利的故事。

“權利受損恰恰是公民權利意識覺醒的契機，”李柏光說，“在他們的權利未受侵害之前，他們不會意識到權力與權利之間天然的衝突。權利侵害發生之後，權力與權利之間激烈的較量開始了。我們公民能做的，就是用法律的力量來逼退不受限製的權力。這一過程很艱難，但舍此別無他途。”

李柏光在讀博士期間曾經撰寫過一本名為《中國公民常識讀本》 的小書，以問答的方式回答了有關人權、政府、專製、民主、憲政、法治、經濟、公共輿論、教育與信仰、軍事等民主憲政基本問題。但是經過2003-2004年的實踐，他希望能夠通過實際案例、用講故事的方式講解權力與權利的基本原理，並製作成光盤，發放到中國的每一個村落。他把他的工作視為一種公民教育。

前排左起：陳永苗，李柏光，範亞峰，郭飛雄，高智晟；後排左起：滕彪，浦誌強，王怡，莫少平，劉曉峰，俞梅蓀，王光澤。2005年。

 

維權運動烽火連天

進入2004年，趙岩和李柏光不斷受到威脅。福州警察告訴農民代表趙岩和李柏光都是罪犯，要求他們揭發兩人。福建地方政府還派專案組到趙岩和李柏光家鄉，對他們的家庭背景進行調查。福安市的一名公安官員說，“你別看趙岩、李柏光現在還在跳，那是因為他們的死期還沒有到。等他們的死期一道，我們把他們抓起來，放到豬籠子裏，扔到大海裏喂鯊魚！”

2004年9月17日，趙岩在上海一家Pizza Hut 被20多名國家安全人員抓捕。當時趙岩已經離開《中國改革》雜誌社，在《紐約時報》北京分社擔任研究助理。他被指控泄露國際機密，數月內得不到律師和家人會見，在羈押將近兩年後以詐騙罪被判處三年徒刑。

2004年12月14日，李柏光和另外三個律師前往福安受理一個疑似福安地方政府圈套的維權案件時，被多輛警車包圍抓捕。李柏光被指控沒有律師執照，非法提供法律服務。12月21日晚上，十來個來自福安的警察闖進李柏光在北京的住處，撬開他的櫃子，拆下他的電腦硬盤，抄走了大量與罷免官員有關的文書。

在他的朋友俞梅蓀以及眾多自由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的努力下，李柏光被羈押37天後取保候審，獲得釋放。在福建，12月到1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月份，沒有供暖。在幾十人一間的牢房裏，李柏光回憶說，“我就穿一件西裝，特別冷。他們為了整我，指使牢頭每天逼我洗冰冷刺骨的海水澡。我的頭發掉了很多，人瘦得顴骨高聳，出來時我外甥見到我幾乎認不出我了。”

2003 - 2004年間的罷免官員事件是維權運動最重要的發端之一，毫無疑問是規模最大的權利抗爭事件。2003年3月到4月間發生的孫誌剛案件中，北京大學三位法學博士俞江、騰彪和許誌永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賀衛方、蕭瀚、何海波等五名法學家要求人大就孫誌剛案及收容遣送製度實施狀況啟動特別調查程序；高智晟律師開始為法輪功學員辯護，並要求政府尊重信仰自由，停止對他們的野蠻酷刑；多位律師和法律學者為多起人權案件辯護，並將這樣的抗爭案件帶入公共視線，包括被控非法集資的河北民營企業家孫大午案，陝北油田民間投資受害者案，因印刷聖經而被捕的基督徒蔡卓華案，因報道孫誌剛案《南方都市報》而遭到懲罰的編輯和經理程益中、喻華峰案，三班仆人教案，《中國農民調查》名譽侵權案，等等。

2003年秋天由許誌永、滕彪、張星水等人創立的公益組織“陽光憲政”在北京成立，次年改名為“公盟”，成為維權律師和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匯節點和孵化器。公盟幾乎每周開會，李柏光是經常參加會議的人之一。

2003年冬季北京出現了獨立候選人參選熱潮，多名獨立候選人成功當選選為基層人大代表。

不少從事環境保護、艾滋病防治、婦女權益和殘疾人權益的獨立非政府組織在北京和其它城市出現並成熟起來，通過法律程序和倡導活動宣傳權利意識和抗爭意識。

進入2005年，廣東太石村罷免村官事件以及臨沂計生案成為由律師、公共知識分子、公民活動者參與的全國性公共事件。

2005年底，香港《亞洲周刊》推選包括李柏光在內的14名維權律師、法律學者為“2005年風雲人物”，理由是，“這十四位維權律師不畏強權，以憲法為武器，善用互聯網力量，為十三億中國人民維護憲法賦予的權利，推動中國民主與法製建設。”這14個律師和學者，除了一兩個例外，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均遭到酷刑、失蹤、吊照或/和流亡。盡管如此，他們幫助開啟的草根維權運動將繼續發力和發展，並在社交媒體時代獲得新的能量。在此按下不說。

 

2005年7月31日，李柏光受洗前宣讀《愛的見證》。圖片來源：餘傑

 

‘變成一隻螞蟻’

1999年7月底，李柏光出版了斯邁爾斯《信仰的力量》一書後，到海澱教堂買了一本《聖經》，開始閱讀。2005年1月被釋放後，他開始去北京方舟教會參加讀經和禱告。方舟教會是一個聚集了不少異議作家、人權律師、六四受難者和訪民的教會，並因此而受到警方騷擾。2005年7月31日，李柏光在懷柔一個水庫受洗成為基督徒。那一天，他站在水中，大聲宣讀了一份見證詞。他敘述了生命中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曆。他談到大學時跳樓自殺的瞬間被內心的一個聲音阻止的經曆。他談到1998年、2001年和2004年他所逃過的劫難。他講到斯邁爾斯所講的故事對他的影響。最後他談到對基督的感恩。

他在這樣讀著的時候開始顫抖不已，直到受洗完畢、坐下許久後才平息下來。

對李柏光來說，探索心靈的自由與探索政治的自由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麵。2000年在翻譯出版斯邁爾斯的著作期間，他寫了一篇題為《現代自由的源頭是個體的良心自由》的文章。他認為隻有信仰才能塑造出良知意識，而良知意識是自由的來源與基礎，也是與專製戰鬥、為自由而戰的動力和勇氣來源。他不認為中國人普遍存在的是非不分、道德敗壞可以完全歸因於共產黨的專製統治。

2006年4月，在與範亞峰、陳永苗、秋風所做的一期《中道論壇》中，他對自由知識分子持續十幾年關於憲政、改革、未來的宏大話題表達了厭倦。他描述了自己介入實際維權後發生的轉折。他說，從1997年到2005年這八年中的前五年，他關注的也是規模龐大的話題。“最近我有一個感想：我願意把自己變成一隻螞蟻，把書麵上的權利和自由，通過個案和案例，一點一點搬運到生活中去，這是我個人的定位。這個路徑就是法律程序。螞蟻在夏天儲備糧食，我今天也一樣在維權之下搬運糧食，為憲政時代的到來積累一些經驗和成果。”

“根據政治力學原理，在一個整體製度裏，一夜之間改變思想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做的就是把螺絲釘一個個擰鬆，一點一點把土翻鬆，”他說。他寄望於剛剛發韌的維權運動繼續下去，從外圍逐步消解專製體製。他認為維權運動在未來中國的憲政民主建設中將會起到很好的作用。

這是他首次提出“螞蟻”概念。接下來的多年裏，他將一直這樣比喻自己的工作，“螞蟻”成為朋友們熟悉的一個概念。

2006年5月，位於美國德州米德蘭的對華援助協會與一個名叫“中國宗教與法律研究所”的機構(Institiute on Chinese Law & Religion)邀請七名中國律師和法律學者參加“中國自由高峰論壇”。其中高智晟、範亞峰、張星水受到中國政府阻攔，未能成行，李柏光、王怡、餘傑、和郭飛雄順利來到美國。在哈德遜研究所舉行的論壇上，李柏光發表了《宗教自由的法律維度：中國的現實和前景》的講話，係統提出了捍衛宗教信仰自由的法治化路徑，包括：

• 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違憲審查申請，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改變或撤消違反憲法、剝奪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法規和政策；
• 為那些在中國的看守所、拘留所、監獄、勞教所服刑且已經信仰上帝和已經決誌信仰上帝的服刑人員依法申請宗教禮拜活動，把耶酥基督的福音送進中國的看守所、拘留所、監獄和勞教所；
• 對國家機關執法人員侵害基督徒信仰自由的救濟；
• 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搜查基督徒身體和住宅的權利救濟；
• 對基督徒處以勞動教養的權利救濟；
• 對基督徒或基督徒宗教團體處以較大數額罰款的權利救濟；
• 對國家機關行政不作為的權利救濟。

5月8日，他們一行人在米德蘭對華援助協會辦公室開始為期一個星期的聖經學習時獲知，他們將獲得布什總統在白宮的接見。5月11日上午，布什總統在橢圓辦公室的客廳裏會見了餘傑、王怡、李柏光、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牧師、中國宗教與法律研究所主任Deborah.

2006年5月11日，美國總統布什在白宮與李柏光、王怡、餘傑、傅希秋見麵。

李柏光送給布什一件禮物，一本由畫家孟煌設計、製作精美的《美國文明》記錄片彩色策劃書。2003年，李柏光和趙岩曾經策劃了兩個大型政治啟蒙記錄片，一個是30集記錄片，介紹世界30個民主國家；另一個是100集記錄片，向中國民眾全方位介紹美國建國曆程、政治生活、司法過程、教育製度、宗教信仰。“我想把這部電視專題片作為公民教育的題材，”為此李柏光還成立了“北京啟民研究中心”。但是這兩個龐大的製作計劃都未能實現。

三名中國基督徒受到布什總統的接見成為當時的一件大新聞。但是十多年來，比總統接見給人留下更深印象並引發爭議的卻是另一起事件，即所謂的“拒郭事件”：郭飛雄因為不是基督徒而被同行的一些人排斥，使得他無法參加布什會見。李柏光後來對拒郭事件表達了遺憾。他告訴唐吉田律師說，如果沒有該起風波，或許中國民間力量會更容易壯大，各板塊的關係也會更融洽。          

這次美國之行，李柏光被傅希秋牧師聘請為對華援助協會的法律顧問。回國後，李柏光除了為公民維權外，“到各地為受迫害的家庭教會提供法律幫助”。這樣的夥伴關係一直持續到李柏光驟然離世為止。

也是在同一時期，李柏光通過了司法考試，成為一名執業律師，並於2007年底在北大附近的魏公村建立了共信律師事務所。

2008年6月，李柏光和另外六名中國政治異見者以及維權律師獲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民主獎章。

 

2017年在福州閱卷。

 

律師生涯

李柏光是第一批簽署“08憲章”的303人之一。但是2008年以後他逐漸從公眾以及媒體的視線裏隱退。他在2010年的訪談中說，“雖然現在我維權的內容沒有變，可是方法上比以前更加低調、更加溫和，也不在輕易寫文章攻擊、謾罵這些執政掌權者。我現在隻想把他們自己製定的法律落實到實際生活中，為那些被損害者爭取到應有的權利和自由。”

這些年來，李柏光律師的足跡遍布除西藏以外的中國各個省份，介入數百起基督教信仰案，為遭受各種逼迫的教徒提供法律辯護，包括上海萬邦教會案 (2009 )、維族基督徒阿裏木江上訴案（2009）、溫州白象教會選舉案（2008-2010）、廣州良人教會案 (2010)、山西朔州教案（2010）、河南平頂山教案（2012）、南樂教案（2014）、曹三強案（2017）等。

關於家庭教會維權的效果，李柏光曾經做過這樣的總結：“如果僅從每個維權案子的行政複議的結果看，行政判決書或行政裁決書都判家庭教會敗訴。可是後來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等這些事情結束之後，到第二年我們再回頭考查時，發現當地的公安局、宗教局再也不敢去衝擊這些家庭教會了，他們可以自由自在聚會了。用法律武器捍衛宗教自由還是有效果的。凡是我們打過官司的地方，那裏的教會和宗教活動後來就很少受到騷擾破壞。“

這些年裏，李柏光律師還代理了不少政治犯、人權律師、活動人士、訪民、農民經濟糾紛案件，如郭飛雄申訴案（2009）、朱虞夫案（2011）、奧運勞教老人王秀英訴財政部案（2013）、張凱律師和劉鵬律師案（2015）、709律師謝燕益（2015）、無錫416大抓捕案（2016）、七公民紀念六四事件案（2016）、福州G20大抓捕案（2016）、蘇州G20大抓捕案（2016）、李昱函律師（2017）。

李柏光在2011-2013年間的一次培訓中授課。

這些年裏，李柏光律師為中國各地家庭教會提供了維權培訓。據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介紹，李柏光在過去大約十年裏對數千人進行了教會維權培訓。他生前最後一次培訓是2018年1月在河南，因為摔傷了腿，他隻能被抬下車，躺著給一個片區的教會領導人們講授如何依法維權。

2011年至2013年之間，李柏光律師數次在 “中國維權緊急援助組” (The Chinese Urgent Action Working Group) 對赤腳律師的培訓中授課。2016年，他還參與了對基層人大代表獨立候選人就選舉等相關議題的培訓。緊急援助組是一個由瑞典人彼得?達林、美國人麥克?卡斯特以及王全璋律師等人在2009年創辦的NGO，為中國維權者提供法律法規培訓，也為維權案件提供費用資助。

 

彼得描述說，李柏光是一個非常盡心盡力的人，注重細節，按照規則辦事，是一個從長遠著想的人。彼得說，他和邁克經常笑李柏光這樣一個見過總統、首相的人穿得像個農民一樣。

 

李柏光還曾參加維權網在日內瓦舉辦的聯合國人權機製培訓。

 

得撒石磨豆腐村。

 

2009年前後，一直單身到40歲的李柏光與早先認識、後又重逢的北大校友徐寒梅女士結婚。大約2010年左右，他們搬到了離南京不遠的句容，在一個名叫得撒豆腐村的地方定居下來。得撒 (Tirzah) 是聖經中的一個地方，這個以石磨豆腐聞名的社區從西方傳教士所建的一所教堂得名，如今是一個以“回歸”為主題的仿古建築群旅遊點。

那裏的居民大多數都是基督徒，李柏光告訴朋友。他們共同建設自己的幼兒園和小學，還有自己的菜園和運動娛樂場地。“給我的感覺似乎建設了一塊世外桃源，”楊子立說。

李柏光所屬的澗西教會是當地最大的家庭教會，有大約200名固定成員，絕大多數是像李柏光這樣教育程度高、從外地來定居的人。周末講經，信徒和慕道友從浙江、上海、安徽等地遠道而來，人數驟增。因為這些特點，教會頗受當地宗教部門的“重視”。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在2008年後“圍觀改變中國”的大小網絡公共事件中，我們幾乎從未聽到過李柏光的聲音。2011年的茉莉花大抓捕，李柏光不在其中。2012年到2013年間的同城聚餐與新公民運動，他沒有涉足。他甚至不在2012年創立的人權律師團裏。709大抓捕沒有涉及他；他是709辯護律師之一，但後來退出。當很多人權律師被頻頻阻攔出境的時候，他卻一直能夠出國，從2006年至2018年初，多次前來美國參加活動。

即使和國保或警察發生摩擦，他也主張盡量不要聲張。

按照他自己的評估中，他認為當局“也在更大程度上容納我了”（2010年訪談）。但是他的內心毫無疑問處於一種高度警惕的狀態。他的朋友鄭樂國描述說，和柏光在公共場所，他的眼睛會不停地掃視周圍的人，看有無異常。他對自己吃的東西也十分小心。他們一起在麥當勞吃飯，李柏光選擇坐在門口的位置，這樣他就可以看到所有進出的人，也方便迅速離開。

對李柏光來說，2017年是令人不安的一年。

2017年1月，李柏光前來美國參加在國會圖書館舉行的對華援助協會15周年紀念。 這是一次隻能應邀參加的閉門活動，李柏光在發言中指出中國在打壓公民社會、打壓維權律師之外，對家庭教會的打壓正在升級。他說，“從現在開始，也將是中國的人權與自由最黑暗的時候。” 他說，我們在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將使用上帝所賜的聰明智慧來推動中國的人權、民主和法治，他呼籲國際社會、各種非政府組織的朋友幫助推動這個目標。他說，“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李柏光2017年1月參加對華援助協會15周年活動時發言。視頻截屏。

但是李柏光的講話遭到了泄露，他回國後遭到了“嚴厲”的對待，傅希秋牧師說。

2017年10月17日，李柏光律師所代理的浙江溫嶺市一個養殖戶起訴政府不作為的案子開庭。傍晚他回到酒店門口的時候被十幾個不明身份的人綁架到一個樹林裏毒打。他們用拳頭猛擊他的頭，勒令他次日上午10點前離開溫嶺，不然砍掉他的頭和手和腳。“提到那次綁架毒打，”傅希秋牧師說，“這是我看到他比較恐懼的一次。這對他有很大衝擊。”

2017年，李柏光律師還代理了吉林朝鮮族一名韓姓牧師被害案件。這位三自教會的牧師收留和救濟北韓難民，並鼓勵他們回到北韓傳道，據信被北韓特工殺害。

年底，李柏光與法新社駐京記者趙淇欣 (Joanna Chiu) 約定在一家星巴克咖啡館見麵。見麵後他帶著記者穿過一條小巷，又過街進了另一家咖啡館，以躲避監控。他向記者談了他被打的情況以及他所代理的朝鮮族牧師被害案件。

2018年2月初，李柏光律師受邀前來美國參加全國祈禱早餐會（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全國祈禱早餐會每年二月舉行，討論宗教議題，參加人數近年達到數千，出席者包括美國總統和宗教領導人、政策製定者、和工商界人士。傅希秋牧師在李柏光逝世後接受美國之音采訪透露，李柏光2月5日至11日在美國期間，澗西教會的牧師已經被當局問及李柏光的行蹤以及在美國的活動。回國後他兩次跟傅牧師通信通話，說他受到了調查，感受到威脅臨近。

李柏光2018年2月26日淩晨三點死於南京八一醫院。麵對朋友和公眾的震驚和疑問，他的家人向外界說明他死於肝癌晚期。

 

結語

李柏光之死，如同半年前劉曉波之死，給我們帶來了一種深刻的終結感：新極權日臻完備，零八憲章所代表的政治改革話語，與維權運動所代表的法治化路徑，都已經走到盡頭，其可擴展性已被抽盡、堵死。的確，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夜黑無邊。但這可能還不是最黑的時候。李柏光死了，如同劉曉波，如同楊天水，如同曹順利，如同一個個在黑暗中倒下的人，他們的生命成為黑暗中的點點星火。

 

本文作者曹雅學是英文網站ChinaChange.org 主編。

2018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