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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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懷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彼得•納瓦羅《美、中開戰的起點》(餘傑)
就“毀也中國，譽也中國”而言，最近十多年以來，加州大學教授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的人生足以用這兩句話形容。
納瓦羅是一位經濟學家和公共政策研究者，也是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本業並非中國研究。當他看到中國對美國乃至西方普世價值造成巨大危害，而西方主流社會對此置若罔聞之時，毅然決定“半路出家”，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研究中國議題。二零零六年，納瓦羅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中國的著作《中國即將到來的戰爭》，他嚴厲警告西方社會，中國已取代蘇俄，成為文明世界的主要敵人，中共的強大最終將給世界帶來毀滅性的災難。納瓦羅在書中列出大量數據和論據來支持該觀點，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川普看了此書後非常讚賞，當時列出二十本影響他思想觀念的重要書籍，其中一本就是《中國即將到來的戰爭》。然而，綏靖主義當道的美國學界和媒體對納瓦羅“仇中”的看法不以為然，甚至將之歸入歇斯底裏的“麥卡錫主義”，使納瓦羅長期處於被孤立的狀態。
烏鴉成群結隊地在腐屍附近覓食，雄鷹總是孤獨地在高天之上飛翔。納瓦羅不怕“三人成虎”，不畏浮雲蔽日，在各種公共平台上呼籲美國民眾聚焦中國這個“房間裡的大象”。二零一一年，納瓦羅與安一鳴（Greg Autry）合寫了第二本關於中國的專著《致命中國》，披露了中共如何侵犯人權、利用監獄犯人充當奴工生產有毒物品，以及破壞生態環境、竊取西方最新科技和智慧產權、操縱匯率、瘋狂的軍事擴張、縱容強大的軍警特務包括網路警察、封殺言論自由、擾亂國際秩序等，為世人揭示了中國的真實麵貌，並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案。川普對這本書給予極高的評價，並向身邊的朋友大力推薦。接著，納瓦羅將該書拍成紀錄片，該片在全美公映後，引起轟動。川普為該紀錄片寫了推薦語：「《致命中國》說得很對。這部重要的紀錄片用充分的事實、數據和洞察力，描述了我們與中國之間存在的問題。我強烈推薦大家觀看。」此後，納瓦羅和川普成了朋友，經常就中國問題交換意見。
二零一五年，納瓦羅又出版新書《美、中開戰的起點》，堪稱「中國問題三部曲」的「壓卷之作」。他將迫在眉睫的美中戰爭的危機呈現在麻木不仁的美國公眾麵前，這不是杞人憂天，而是盛世危言。一年多以後，川普在空前激烈的大選中大獲全勝，預示美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迎來急轉彎，包括對華外交將出現新氣象，納瓦羅先知般的大聲疾呼有可能成為美國新政府對華政策的羅盤。果然，川普入主白宮後，任命納瓦羅爲新設立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National Trade Council）主任，納瓦羅成為川普內閣中惟一一位大學教授。
妥協可以換來和平嗎？
在美國存在著一種似是而非的看法：加強跟中國的經貿合作，就能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也就能讓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友，從而避免美中之間發生軍事衝突。這是克林頓政府以來，主導美國對華政策長達二十多年的思維方式。美國學者葛拉瑟甚至提出，即便犧牲意識形態和道德責任，爲了追求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也可以跟中國妥協，進而完成一項包羅萬象的“大交易”，“如果我們完成了大交易，雖然這不會是讓人愉快的交易，卻是劃算的”。
然而，納瓦羅認為，這種想法是異想天開、與虎謀皮，事實證明大錯特錯，此種錯誤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中國從來不打算在談判中妥協，也從不遵守其簽署的任何國際條約和協定。中國當然看重經濟利益，但共產黨不會爲了經濟利益而放鬆政治控製，並真正融入國際社會、成為負責任的一員。中國搭上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順風車、從中獲利，同時卻又竭力腐蝕、破壞這一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並企圖以“中國模式”取而代之。換言之，美中的對峙和對立，是基於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分歧，是不可調和的，正如美國和納粹德國及蘇俄集團絕對不可能“和平相處”。納瓦羅警告說：“至少以中國但例子來看，世界無法對經濟合作推動亞洲和平抱以希望。相反的，經濟合作主要推動的是中國新興軍事力量的成長，完全不是所謂的‘和平使者’，因此，要抑製中國的武力掘起的一種方法，也許反而是降低經濟合作的程度。”
在納瓦羅寫作此書時，中國還未徹底放棄其自鄧小平時代開始實施的“韜光養晦”戰略。一個頗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當時中國軍方仍沿襲毛澤東時代“第二抱兵”的名稱指代其戰略導彈部隊。納瓦羅寫道：“中國發展精準的長程核飛彈的核心，是‘第二抱兵’部隊以及其自豪的‘地底長城’。‘第二抱兵’部隊的名稱本身就是要造成誤導。一九六六年，周恩來創立了‘第二’而非‘第一’部隊，目的是讓世人忽略其重要性，部隊真正的任務在一九八四年才公諸於世，主要是負責研發與生產中國全部的導彈武器，包括彈道飛彈、巡航飛彈、傳統飛彈和核子飛彈。”
然而，就在納瓦羅的著作剛剛出版後幾個月，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習近平主導的“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中，“第二抱兵”升格為「火箭軍」，由陸軍附屬兵種成為與陸海空三軍並列的第四個獨立軍種。中國媒體公開報道此一消息，習近平在在中央軍委大樓爲新任的火箭軍主管授銜。共青團中央在其官方微博上公開披露中國擁有的導彈數量：火箭軍裝備各型近程彈道飛彈一千一百五十枚，各型中程彈道飛彈三百枚，各型遠程和洲際彈道飛彈兩百枚，此外還裝備巡弋飛彈三千枚。與此同時，中國的第五種獨立軍種“戰略支援部隊”也宣告成立，該部隊包括電子對抗、網絡攻防、衛星管理等資訊方麵的力量。由此可見，中共不再“猶抱琵琶半遮麵”，而是主動向美國和西方炫燿實力，跟納粹德國從一戰戰敗後的貧弱中迅速“麻雀變鳳凰”地成為軍國主義大國的過程極為相似。
可以為了討好中國而犧牲台灣嗎？
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宣稱，兩岸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然要求」。習近平口中的「偉大複興」時間點是二零四九年，也是中共建政一百週年。有專家表示，中共統一已定出「最後大限（Deadline）」，兩岸隻剩三十年時間博弈。美國前駐中國大使芮孝儉（Stapleton Roy）認為，雖然習近平沒有明確提出統一時間表，但習近平曾引用鄧小平的話表示，台灣問題「不能留給下一代」解決，意思十分明確，外界必須把這個期限「放在心上」。
台灣政府和民眾不可低估中共侵犯台灣的野心，美國更不能對此掉以輕心。納瓦羅指出，至少有兩個重大理由，讓北京政府相信，重新掌控台灣這個「叛亂省份」是絕對必要的，一個是地緣政治因素，另一個則是意識形態。
地緣政治的理由也就是房地產的絕對原則：地點。一個始終不變的事實是，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中點。中國少將彭光謙和姚有誌在談到地理戰略的意義時說到：「台灣如果疏遠中國大陸，中國將永遠被鎖定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西邊。」在此情況下，「中國將會失去複甦的重要戰略空間。」
在意識形態方麵，北京政府對此一事實頗為尷尬：一個小小的叛亂省份居然可以擁有幾乎完美的民主體係。納瓦羅指出：國民政府的元首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黨員在一九四九年抵達台灣時，並未實施民主。相反的，蔣介石自己也採取專製統治，與中國的毛澤東一樣殘暴且嚴酷。不過，台灣不凡的地方是，一九九六年進行總統直選之後，擁有充滿活力且運作良好的民主製度。在台灣，開放的辯論和思想交流造成激盪，投票率極高，和平的政權轉移實際體現了政治層麵的自由，促進國家經濟的成長與開放。台灣的民主讓北京政府的專製主義者深深恐懼，因為這向中國人民和世界上其他人證明了，北京最常重申的主張是全然的謊言——基於本身的文化和性格，中國人民需要強大的專製政府來擴展經濟，讓儒家社會得以適當運轉。所以，台灣的民主成就讓中國如芒在背，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那麽，美國可以爲了討好中國而放棄台灣嗎？這是一筆很好的生意嗎？斷乎不可。對中國的強硬要求從來不敢說不的奧巴馬政府，一度有過“棄台論”，對其口口聲聲的“亞洲再平衡戰略”是一大嘲諷。而川普上台後，迅速流轉了這一危險的趨勢，多次嚴正聲明美國對亞洲盟友的安全承諾。納瓦羅在本書中指出，放棄保障台灣的安全、任由中共佔領台灣，不僅將嚴重傷害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引發美國主導的亞太安全體係全麵崩潰，而且也違背美國的價值觀、摧毀美國的全球威望。如果坐視一個極權政權對一個民主政權發動一場壓倒性的戰爭，對美國而言，如同遭遇一場新的珍珠港事件。
在川普內閣中，包括納瓦羅在內的親台派人士數量之多，是雷根時代以來的最高峰。台灣政府需要抓住此契機，積極發展台美關係，並通過在西方民主世界扮演相當的角色，贏得西方大國的同情。自助者天必助之，台灣需要顯示捍衛國家獨立的意誌力，才能得到以美國為首的盟友的全力支持。
關鍵在於美國有沒有對抗中國的決心和勇氣
在本書的最後部分，納瓦羅精闢地指出：“敵人，就是我們自己。”他毫不留情地批判那些看不到中國威脅的遊說人士，“公開破壞白宮或國會的努力”。他尤其點名批評那些“難纏的美國環境和人權份子”，“他們傾向以負麵眼光檢視五角大廈，並強烈反對增加國防預算。諷刺的是，這些社運份子最後反而幫了專製政府，不隻危及國家安全，也幫助了無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的汙染源和侵犯人權的政府”。
美國的某些主流媒體就在充當這種“第五縱隊”角色。它們通常是傳統意義上的左派，對本國政府尤其是川普政府充滿惡意，對共產黨中國卻充滿善意的想象——當然，背後還有隱秘的利益攸關性。比如，《紐約時報》的母公司在中國有龐大的生意。近日，《紐約時報》發表名為《川普是如何為中國送上大禮包》的評論文章，居然引用在中國民間早已聲名狼藉的、法西斯主義色彩強烈的軍方研究人員金一南的觀點，說川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乃是「給中國送了一個大禮包」。在金一南的觀點的基礎上，《紐約時報》評論說：“在念刀「美國優先」時，川普實際上是在嚴重損害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能從這種損害中受益，而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挑戰者。中國領導人也很清楚他們收到的這份禮物。”人們能夠想象，在三十年代末，一家美國的旗艦媒體媒，體堂而皇之地引用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觀點，來攻擊自己的民選總統羅斯福嗎？如此惡劣的做法，今天施施然地發生了。《紐約時報》已然淪落到跟中國的《環球時報》和台灣的《中國時報》併列的三大垃圾媒體的地步。
中國對西方的威脅，超過了冷戰高峰期的蘇俄。普林斯頓大學的範亞倫教授在比較蘇聯和中國掘起時指出：“中國是與蘇聯相當不同的軍事對手。蘇聯是基於意識形態而脫離國際貿易體係，並與全球科技體係嚴重脫節，試圖自給自足。中國人追求的是相反的策略，他們投入世界經濟體係，盡可能進入科技和科學體係，這是比較聰明的做法，讓他們能夠快速進步。”中國對美國的滲透和毒害，遠遠超過蘇俄。冷戰時代，好萊塢有可能邀請蘇俄宣傳部到洛杉磯參與影片的審查嗎？那時候，蘇俄不是美國電影的海外市場所在，美國政府和公眾對其敵人的身份也有清晰的認識。在今天，好萊塢卻毫不羞恥地邀請中共宣傳部官員來片場預先審查新電影的每一個畫麵和每一句台詞——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本土的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通過中國宣傳部的審查在中國上映，符合投資人的利益。對此，納瓦羅痛心疾首地指出：“在中國貿易投入的資金，造成經濟厲害關係上的分裂；又因為遊說團體寧願內訌也不願為了共同目標合作；另外，中國專製政府有能力在中國境外，操縱媒體描述中國的方式，而且，西方記者和大學都開始執行自我審查。”
過去一個世紀裡，美國已有過前車之鑑。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奧斯林指出：“我們在整個一九三零年代看到了跡象，我們任由許多國家為所欲為，置之不理。我們忽略了希特勒，忽略了墨索裏尼，也忽略了日本。然後珍珠港突然爆發。在九一一事件前，我們在十幾年來看到不少警告，有柯爾號攻擊事件、非洲大使館被放炸彈，我們在全世界都遭到炸彈攻擊，但是我們沒認真對待。接下來，世界又會遇到什麽變化？我們不知道，但我們也不想認真思考或強硬起來。我們已經累了，我們隻想專注在輕鬆的事情上麵，不想致力於維護穩定局勢的全球軍事布局。但我們每次採取這種態度時，總是會受到教訓。”
如果不認真學習曆史，就會再次接受血的教訓。一九三零年代，美國駐德國大使、曆史學者多德在上任之初，期盼將美式民主自由帶到德國，卻赫然發現那裡是一處“野獸花園”。當時，綏靖主義瀰漫於西方民主國家，多德的親身觀察和逆耳忠言無人關注。多德拒絕作為嘉賓參加納粹黨代會，由此受到德國輿論和美國國務院同僚的一致批評。親納粹的美國駐法國大使攻擊說：“我們需要的是至少能禮貌對待納粹的人。”國務院官員居然“將心比心”地勸導他說：“你既然曾在商會對德國聽眾嚴斥獨裁政體，為何受不了聽德國人猛批我們的政體？”今天，納瓦羅在美國麵對的也是相似的批評，他不低頭、不放棄，以筆爲刀槍，奮起應戰。中共徹頭徹尾就是一個惡魔，“所懷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惡魔惟一的去處就是地獄，如同納粹德國必須被摧毀。送惡魔到地獄去，是這個時代熱愛自由的人們不可推卸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