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1913年12月9日出生於山西代縣一個柳氏大家庭,家族務農亦商,也重視教育。祖父在家留守,主持家族事務,父親的大伯在山西政法大學畢業,做過洪桐縣長,並在村裏辦了新式學堂,因此家族中子弟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很多人繼續外出求學和從業。父親的一個堂兄留美後任北京協和醫院院長,在堂兄的帶領下,父親在家鄉上學後去北京上了中學,1934年考取北平大學工學院紡織係。1937年‘七七事變’,北京失陷,學校內遷,父親輟學回到老家,但家鄉也並不安全,因此短期暫住後他離家到外地謀生。由於戰亂阻隔,從此基本沒有回過老家。我從1939年出生到七歲都在老家度過,因此在童年的記憶裏,對父親的印象是一片空白。1946年抗戰結束後,父親在太原一家紡織廠工作,接母親和我們姐弟三人來到太原,全家團聚,從此再未分開,我和父母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由於童年時父親角色的空白,在家庭中我們更加依賴母親。當七歲見到父親時,印象中他是個陌生人,缺乏親近感。很長時間,我對父親的認識和感覺總好像有一層無形的隔膜,不夠清晰。父親生長在一個有濃厚舊傳統的家庭,儒家禮教的影響很深。他謙和善良,忠厚誠實,處事輕重適度,緩急得中,不走極端,儒家中庸思想是他為人處事的原則。然而他又在北京這個新文化的發源地上過學,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文化影響,這樣他的思想行為就新舊交融,中西合璧,有矛盾也相容,形成他思想行為的基礎,因此我看到的父親是個複雜而矛盾的形象。他性格內斂,又少言寡語,很少和子女交流,所以我也很難深入地了解他的內心,對他認識和理解一直不夠準確。
做為父親,說是‘嚴父’吧,他又平平和和,對待子女從不打罵,甚至連高聲訓斥都沒有,很少嚴厲管教我們,倒是母親比他嚴格;說是‘慈父’吧,他對子女嚴嚴肅肅,難得嬉笑談心,能感覺到他的慈愛,卻又隱隱約約,我們相敬如賓,客客氣氣,但並非無拘無束;說是‘老師’吧,他又很少說教,也極少輔導我們學習;說是‘朋友’吧,我們難得交流,很少溝通,總是嚴守父父子子的各自身份,從未想到以朋友的身份相處。但是,如果換個角度思考,我又覺得做為父親,他既嚴又慈,亦師亦友,不必非準確定位不可。
多年之後,當回首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才發現我和父親的人生軌跡如此相似,更讓人驚異的是還有些巧合。我開始思考父親對自己人生的影響。除了遺傳因素,在二十多年共同生活的時光中,他言傳雖然不多,而那種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的影響卻無處不在。他對我從不苛求,甚至有些放任,即使在職業和婚姻等重大問題上都尊重我的選擇,從不幹預,但是在我遇到困難和挫折時,他會果斷出手,給以幫助。我還常常感到他有意無意地按他的理想模式,性格和理念,在不斷影響和塑造我。在尊敬和仰視中,我也潛意識地按他的影響行動,而且關鍵時刻似乎總能看到他的身影,而我總是在跟著他朦朧的背影前行,同時還感到冥冥中好像還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在伴隨著這個進程,讓我相信這也許就是命運。
父親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特別重視我的學業。七歲剛到太原,在搞到一個上學名額後,他首先讓長子去,而讓大我三歲的姐姐推後。這一方麵反映他重視長子教育,同時也反映出他當時還沒有對男女平權足夠的認識,是一個新舊思想矛盾體。姐姐晚上了一年,卻兩次跳級,反而提前一年畢業,也算為男女平權爭了氣。而我雖然先上學,學習成績並不好,性格急躁,愛玩好動,粗心大意,學習不努力。父親當時肯定很失望,於是想改變我。我推想他詳細分析過原因,然後采取綜合治理的辦法。他沒有采用加強輔導的方式,雖然他有這個能力,而是教我如何學習和考試的方法,比如怎樣聽課和作題,考試應該注意的事項等。這些措施和方法起了很大作用,使我對學習和考試逐漸掌握了規律,從而收益終身。
與此同時他還別出心裁,在小學四年級時把我的名字由‘械’改為‘檢’。以改變我頑皮急躁的性格,使我約束自己的言行。每當拿到試卷,首先會寫上名字‘檢’,就會想到考試注意事項,再加學習開始努力,成績也越來越好,後來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太原五中。父親曾經在五中教過數學,而我的數學成績也很突出,常常拿滿分。平時不善言談說笑的父親,拿著成績單會喜形於色地認真看,但並不多說,也很少表揚。為了激勵子女學習,他還實行過獎學金,我總是最高獎,不過很快他就停止了,可能他認為滿則溢,有負作用。初中開始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優異,父親的綜合整治是個重要原因。
1958年高中畢業時報自願,父親讓我自己選擇,他相信我的實力。當我選擇清華建築專業時,他表示全力主持。他上過北大學了紡織專業,但沒有讓我也學紡織,去子承父業。然而我卻意外高考落榜,這對我們父子是個沉重打擊。他很著急,讓姐姐領他找到班主任,才發現班主任給我的操行評語是‘有不利於社會主義言論,不允許錄取。’班主任雖然答應修改,但已無法挽回。彷徨中我無路可走,恰好這時太原新成立一個輕工業學院,無條件錄取了我,而且是紡織專業。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行’,這樣陰差陽錯,從此我竟然成了父親的同行,子承父業不能不說是個巧合和天意。
然而一開始,我對紡織行業並不喜歡,認為那是女生的專業,也不知道當年父親為什麽選學這個專業,但父親和他大學一個同學的談話,讓我有所了解。50年代初,父親大學時一個同學叫李有山,來家探訪。他‘七七事變’後隨校內遷,後來去美留學,回國後在西北紡織工學院當教授。他探訪父親時我恰好在家,他又很喜歡我,還教我用撲克變魔術。他們的談話我無意中聽了一些,其中說到紡織行業,雖然不太懂,大約說紡織業那時是優勢產業,可以有所作為,還有點實業救國的意識。後來我學了紡織,才知道中國紡織業在二戰前發展很快,成為民族工業的支柱,榮毅仁家族就是代表。可以推測,紡織在三十年代應當是個熱門專業,隻是到解放後大力發展重工業,才發生轉移。
他們的談話中,還聽到父親也有過留美的想法,為什麽沒有去,我卻沒有任何記憶。後來推測,應該是受到家庭的拖累。父親是個孝子,長兄長期離家在外,他就對大家庭承擔起長子的責任。父母在不遠行,尤其是在戰亂年代。他選擇學紡織,又沒去留學,這基本就決定了他後來的人生道路。我未能上清華學建築,也就此改變了原先所計劃的人生軌跡。但是後來父子殊途同歸,無意中走到一條路上,而我大學的專業教材卻又是李有山主編,當看到李有山的名字時我驚奇,怎麽會如此巧合。
由於‘七七事變’的原因,父親大學上了三年,中途輟學,學曆應當是本科肄業。60年代初國家經濟困難,我由四年本科縮短為三年而專科畢業。兩人因不同原因都未能本科畢業。我61年畢業後,分配到一個毛紡廠。父子在一個行業,都搞技術,但具體專業又有區別,兩人也很少在工作方麵交談,但他關心我的事業發展。60年代,我解決了一個技術難題,被北京紡織科技報道,我拿給他看,他很高興,詳細了解創意,包括方程式推導細節。他看到兒子的進步,喜悅和滿足溢於言表,我也感到欣慰,沒有辜負他殷切的期望。
60年代初,父親接受工廠擴建新建任務,他們在離城二十多裏的太原南郊征了大片土地,經常吃住在工地。由於沒有公交車,他必須騎自行車往返。當時正在經濟困難時期,由於工地有許多空地,於是父親種了一些蘿卜之類的蔬菜,收獲時連菜帶葉裝入麻袋,足有幾十斤,然後用自行車馱回,以緩解家人的饑餓。然而二十多裏的負重行程,對一個年過半百的人是多麽艱辛。家人為他的安全擔心,他卻並不在意,還說當工廠建成後,我們家就可以搬過去住新樓。但64年工廠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後,他調到省紡織廳基建處當了個副處長,不再跑工地。而這一年,我奉調參與引進設備,籌建一個毛紡廠。由於父親的工廠基建占地過多,有大片予留地,於是省裏決定利用這塊地建設,這樣父子二人參與建設的兩個廠,東西擺開,隻一牆之隔。這時父親已經調回城裏,我卻接他的班,騎車跑城外,到同一個工地工作。由於兩個工程密切的關係,父親又有基建工作經驗,我和父親的交流有所增加,會主動請教他,他也更關注我的工作。那時我二十五歲,已經擔負重任,承擔設備引進,工廠設計等重要的技術工作,父親是這方麵的行家,當然知道兒子的責任和能力。我能感覺他滿意中的鼓勵,同時也感覺我和他交流不再困難,已經不是父子的交流,而是兩個同行的討論。由於是省裏的重點工程,工廠隻用一年多就建成。我住進了新樓,這也是父親原來的心願,他未能實現,由兒子完成了。父親退職後,父母就搬來和我們住在一起。這時我已有了三個子女,60年代,生活雖然清苦,但三代人相處其樂融融。父親對孫子們更親近,沒有和我交流時的拘謹。當我自己有了孫子時,才體會到爺孫比父子更容易交往的原因,爺孫是夥伴是朋友,很少有輩份的界限。
在毛紡廠工作了二十年後,我調到市紡織局,這時我們父子工作過的兩個廠都下放到市,我成了包括這兩廠以內的十幾個工廠的主管上級。雖然是局長,但和父親的級別差不多,隻是名聲大點,而且他是省級單位,我是市級,還是低了一級。
中年以後,由於是同行,我和父親原來的同事有更多交往機會,他們往往異口同聲地認為,我在音容相貌,言談舉止,為人處事上很像父親。這當然有一些是遺傳因素,但性格方麵更多的是後天的形成,因為十歲前我的性格正好相反。當然父親給我改名是個轉折,但更多的是後來他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成長過程中,父親成了榜樣,我逐漸在性格方麵向他靠近。
父親在思想和性格中有很多中國傳統的影響。他信守儒家中庸之道,而中庸的境界是‘誠’。他誠實處事,誠懇待人,無論是家人,親友,還是同事,都佩服他的品格和為人。他處人不遠不近,雖然沒有仇人,但也沒有鐵哥們,所以沒有特別親近的朋友,沒有交流談心的對象。性格內斂,心思過重,考慮過多,反而顧慮重重,形成負擔。在這方麵我和他相近,有同感。
中庸的處世原則,使父親對政治保持距離,既不激進,又不落後,更沒有政治野心,因此他雖然是舊知識分子,卻在各類政治運動中安然度過。文革初期受過點衝擊,但那是全國數億人的相互碰撞,他受傷並不重。隻是他因性格所致,承受能力不足,內外相加反而創傷加重,從心理創傷,轉為對心髒的創傷。對政治的不遠不近,雖然使他沒受太大挫折,但如果有點政治頭腦,利用自己的學曆和能力,撈點政治資本,機會還不少,而他淡泊名利,選擇無為,平平淡淡地度過一生。
後來,我意外從政,但對政治並無興趣。我和父親有類似的性格,並不適合當官。中庸不太適合官場,官場需要耍謀弄權,虛虛實實,軟硬兼施,仁慈和誠實很難適應。孔老夫子周遊列國不被重用,中庸理念是他無法從政的一個原因。退休後,我與一位市長相遇,他得知我當局長十八年沒動,他說市裏壓了太多幹部,而我回答,自己適合這個崗位。我確實認為紡織專業是自己的優勢,去其他行當並不適合,也不想挪動。當時官場有句流行話,‘不跑不送,原地不動’。雖然不完全準確,但我確實屬於不跑不送之類,也甘心於此。如果你自己並無‘進取心’,不去毛遂自薦,推銷自己,也不能埋怨別人不動你。
父親雖然在家話語不多,但在外麵有所不同。他同事說他平易近人,容易交流,而且講話思維清晰,邏輯嚴謹,有說服力。作為基層領導,必須要與人交流,經常講話。家庭內外環境的不同,使性格在家內家外也有差別。我後來也當了基層領導,有了親身體會。你必須通過與人交流和溝通去工作,甚至要在大會上作報告,這樣的環境和鍛煉,必然會改變不善交流的性格。不過工作和生活在語言交流的形式和內容上並不相同。工作的講話需要有所準備,講究技巧,也要掌握資料。如果是內行,情況熟悉,日積月累,就熟能生巧,運用自如,講起來也會頭頭是道,滔滔不絕。我和父親的數學都很好,我一直認為幾何學對自己思維邏輯和發言講話幫助很大。我講話從來不用講稿,即使當了局長,常常給上千人的大會作報告,也從不讓別人寫稿照讀。我隻預先準備個講話提綱,而提綱基本就是按幾何證題的邏輯,然後加入要點和必要的數據,寫在小筆記本上,就上台講話。由於是內行,情況熟悉,思維邏輯嚴謹,就能抓住重點,步步深入,言簡意賅,從而可以避免空話,套話,打官腔,以及照著講稿念的呆板形象。我把這些體會還寫了一篇‘幾何人生’的文章。
我和父親一樣在生活上不多操心,家裏由她們婆媳二人掌管一切,在家庭中成了甩手掌櫃,我的孩子們有事也習慣先找母親,時間一長孩子們也很少與我這個父親交談,交流就越來越差,甚至見麵時都不知道該和孩子們說啥。現在孩子們更多用電話問候老爸,我隻能應對幾句,就把電話交給他媽。然而,老伴和兒女們竟有說不完的話。自己沒多少話,又覺得老伴過於嘮叨,盡說些沒用的話。不過想一想,日常生活能有多少有用的話呢。我逐漸體會到父親與母親的區別。父親想說‘有用’的話,但日常生活中並不多,隻好少說;母親盡說沒用的話,而日常生活中又很多,這樣母親就嘮嘮叨叨,父親就少言寡語。況且中國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男人對內生疏,少管閑事,女人隻好唱主角,又總怕孩子們聽不進去,就反反複複,說個沒完。這就形成了家庭分工和角色的區別。
父親兄弟三人,還有個妹妹,他是老二。長兄外出謀生,戰亂阻隔,再沒回來,於是父親就擔當起長子的責任,在戰亂和社會變革中支撐起不斷離散的大家庭,竭盡全力,安頓了眾多親友,在太原落戶,上學和就業。他性格善良,嚴守家風,首善孝為先,把孝當作責任。抗戰剛剛結束,他的工作剛剛穩定,就把自己的家屬接來,以減輕老家的負擔。接著又為長兄全家團聚謀劃,把家屬接來太原,但戰爭阻隔,交通已斷,滯留了很長時間。後來搞到三張高價機票,才送到陝西而團聚。其後我叔叔和姑姑來到太原,他給叔叔找工作,安家落戶,讓姑姑上學後工作並成家。其間他還安置母親方麵的親屬,我姥姥和兩個舅舅,還有姨姨家相繼也來到太原,父親幫他們找工作,安家落戶。此外還有父親的伯父等其他親戚。這樣從40年代末開始,十多年中,我家親友不斷,成了個接待站。父親前後幫助了數十人。父母在經濟和精力上都付出很多。父親一人辛苦賺錢,收入不多,要養家糊口,還要接濟親友,因此家裏經濟一直困難,但父母無怨無悔,無私付出,不求回報。至今這些親友的後代,依然心懷感激,視父母為恩人。父母做了很大犧牲,當即將苦盡甘來時他們卻過早離去,而在貧困中度過了一生。他們無私地為別人活著,積德於世,惠及眾人,也滋育了後代,落了個好名聲,留下一份精神遺產。但清苦的一生,卻也給子女留下過多無法彌補的愧疚和遺憾,常常想,他們如果能夠活得更長該多好。
成年後,我逐步理解並更敬重父親,因為我也是長子,雖然時代已經不同。當我有了一定能力時,也力所能及地幫了一些親友,當然已經不是經濟上的支持,更多的是就業和工作調動等,數下來也有不少人,父親當年幫助過的親友我也都出過力。這也是對父親曾經付出的一點補充,也算是子承父業的一部分。
常言道‘大愛無言,父愛無聲’。愛是一種複雜的感情,很難用語言來表達;作為父親,身為男子漢,對子女的愛,往往深藏於心。父愛不是用語言來表達,而是用行動。後來有了子女,我才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父親的愛,而父愛盡在不言中。
今年父親離開我們整四十年,明年是他百年誕辰。做為他的長子,謹以此文寄托對父親的緬懷之情。
寫於
是否山西針織廠?北營附近?你所參加建造的應是山西毛紡廠。本人曾住在這幾個廠子附近的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