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曲線”的曲折
文革初期批“三家村”，我因為說了一句“除掉毒草可以變成肥料”遭到批判，雖然最後沒有被趕回農村，但還是在廠勞改大隊進行了一段改造，68年又下放當了工人。先在生產車間，後來因為進口設備配件加工有一些技術難題，於是我被調到配件庫工作，其中一個就是解決錐麵綱令的加工問題。廠裏64年引進日本的細紗機，使用了一種新型錐麵綱令，由於采用了一個特殊的錐麵，大大地提高了細紗機的效率，但錐麵的特性和加工方法國內還不了解，隻見過日本的一個產品廣告，介紹這種產品的優勢在於錐麵有一個“特定曲線”，怎麽特定也沒說。國內有的廠想研製，隻能照貓畫虎地將切麵放大投影仿製，也有研究者認為是個圓弧，說法不一，但都沒有科學依據。
因此這個研製工作的難點是解決“特定曲線”問題，而首先必須確定這個“特定曲線”的特性，“特定”是由“特性”決定的。為了容易理解，用英文名稱表達更形象。鋼令英文名稱是“Ring”[圓環]，它的錐麵上跑著一個鋼絲圈，英文名稱是“Traveler”[旅行者]。這個旅行者旅行在一個圓環上，每分鍾近一萬轉，還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它的運動狀態在沒有高速攝影機的條件下，很難用肉眼觀察。然而我在仔細觀察磨損狀態下的錐麵時，卻偶然發現了這個“特定曲線”的秘密，確定錐麵是由一條傾斜直線旋轉形成的雙曲麵，並采用空間解析幾何方法，推導出了錐麵的曲線方程式，還找到曲線的作圖法和一個簡便精確的加工錐麵方法，從而在國內首先突破錐麵加工的難題，為研發新的錐麵鋼令提供了理論依據，並為實踐所證實。
但那時是文革時期，強調政治，這項科研成果早些時被宣傳成“獨立自主，自立更生”，打破外國技術封鎖的成績，似乎還有點保密的意思，並沒有公開詳細的論文內容，隻在《北京紡織科技》雜誌1972年第一期上做了簡短的介紹，當然也不能宣傳個人，而說成是“三結合”（領導、工人、技術人員）的科研成果，是運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成果。當時學毛著是頭等大事，領導很重視，要求我寫一篇用毛澤東思想指導科研的文章，我想了想，也覺得這項科研成果確實也在很多方麵符合“實踐論”“矛盾論”中講述的理論，符合唯物辯證法對立統一的觀點。如：直線與曲線、動與靜、特定與特性，從實踐觀察到理論分析的過程等等。當時廠裏一個宣傳幹部是個記者出身，很會宣傳，他非常關心這件事，文章寫成後，他不僅在廠裏廣播，還送到電台廣播，好像我研究哲學比研究科學還有水平。我也確實相信哲學與科學相通。大哲學家笛卡爾、羅素等都是出色的數學家。笛卡爾將坐標方法引入幾何學，建立了“解析幾何”，這是他哲學著作“方法論”的一個附錄。我對“特定曲線”的理論分析用的就是解析幾何方法，也從一個側麵說明解析幾何與“方法論”的密切關係。（後來寫了一篇“幾何人生”的文章談了此觀點），當然，這是後來的事。如果在文革時期，提出用笛卡爾的哲學思想指導“特性曲線”的研究，無疑會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不過，我自己當時從內心還是比較佩服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的，通俗易懂也實用，但也發現用的場合和解釋的問題性質很重要。如果用在生產、生活、科研上，你就是學毛著的積極分子；如果用在政治方麵，稍有不慎，有可能引火燒身，成了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我在文革初期說過“除掉毒草變成肥料”的話，雖然符合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但當時用錯了地方，反而讓自己成了毒草，差一點被除掉。不過壞事也可變好事，正因為這句話，被下放當工人，才有了機會和時間探討這個“特定曲線”，這好像也符合毛澤東哲學思想——一分為二。就事論事講，這次“毒草”確實變成了“肥料”。由於我學用毛主席哲學的文章更符合當時的政治環境，結果就像笛卡爾的“解析幾何” 成為他的哲學思想的附錄那樣，我的“特定曲線”的解析幾何方法反而變成了一個學毛著的副產品。
直到70年代中期，紡織部大力推廣錐麵鋼令，召開了不少研討會和交流會，我於是有更多的機會在會上講述錐麵鋼令的相關理論和實際應用，到這時才真正還原了科學技術的本質，逐步淡化了政治，由虛變實。這個階段毛紡行業大力推廣錐麵鋼令成效顯著。當然這是整個行業的努力結果，我隻是貢獻了小小的一點智慧。
78年，科學的春天到來，太原也召開科學大會，我獲得科技重大貢獻個人獎，同時，“新型錐麵鋼令錐麵理論研究”論文也獲獎，當然，那時隻有獎狀還沒有獎金。到79年初，山西紡織工程學會恢複並舉行年會，我在會上做了錐麵鋼令的學術報告，還有兩篇論文獲獎，其中也包括錐麵鋼令研究，共獲獎金30元，這已經是最高獎了。也許是文革剛剛結束，思想還不夠解放；也許是‘學會’剛剛恢複活動，根本就沒有經費。但在當時，這也是一個大膽突破，也算一個改革的嚐試。這是自己以個人名義第一次拿到獎金，而過去不僅沒有獎金，連成果的署名都是集體或是單位。這次獎金數額雖小，但在十年動亂剛剛結束，對思想解放具有象征意義。承認和尊重個體本身，就是對文革最重要的撥亂反正。
80年代初，棉紡行業也在研製錐麵鋼令，我應邀到西安參加技術交流。在會上和西北紡織工學院姚穆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兩人為主講。我上大學時，專業課教材是姚先生參與編寫的，所以很尊敬他，也很榮幸能和他同台交流。因為來的不少都是專家，水平較高，在觀看了他們試驗現場的基礎上，我根據自己掌握的理論結合棉紡的特點，做了一個比較長的錐麵理論報告，並對存在的問題提出幾點改進意見，其中包括把單錐麵改雙錐麵的設想，還畫了一個簡圖，並且應他們的要求，把錐麵曲線方程式的推導過程全部寫在黑板上，而過去的論文中方程式推導過程比較複雜，也不是論文重點，所以隻寫方程式，推導過程省略。這次，大家都是專家，想了解得更詳細。其後他們對推導過程評價很好，其中有一個人下來後還問我是哪個大學畢業的，是不是數學專業？確實，要真正懂得這個曲線特性需要較好的數學基礎。會後，他們提出想把我的講話整理成論文公開發表，並由研究所一位徐工程師聯係。經過精簡壓縮，也引用了部分他們的試驗資料，寫成一篇針對棉紡錐麵鋼令的論文，題目是“錐麵鋼領跑道曲麵的設計”，推薦刊登在《紡織器材》雜誌1981年第二期頭版。這樣，錐麵曲線的研究論文在十年後正式發表，而且第一次署了名字。
論文發表後，我收到一些來信，大多還是詢問一些理論解釋，尤其是公式推導過程以及參數選擇等，因為這篇論文依然把推導過程省略。後來有一個鋼令製造廠家找上門來，想讓我和他們合作，開發新產品，其中包括雙錐麵的設想。但是，83年我已調紡織局任局長，既沒有時間和精力，也不能在局長崗位上搞起副業，隻好婉言謝絕。這樣，在走上從政之路以後就遠離了技術，也不再關心錐麵鋼令的發展。
1997年紡織局改紡織總會，此時我來到這個單位工作已十五年，任職已由經理改為局長，這次又要改為會長，而且也知道這還是一個過渡。我當時年已58歲，決定幹脆退下來算了。於是找了市長批準退二線，當了調研員，變成無官一身輕。但局改總會麵臨機構和人員壓縮，安置人員成為大事。繼任者知道我曾經有過些科研成果，已退二線沒什麽事，於是來商量想成立一個研究所，先給點經費，隻要能養活幾個人就行。我答應先調研一下再說，主要是有疑慮，我離開技術崗位已近二十年，對當前技術的發展現狀並不了解，不知道我的那些舊貨還有沒有價值？於是先走出去考察，並參加了一次北京國際紡機展，在那裏可以看到各國最新的紡織機械和技術。參觀後，了解到二十年來，紡織機械雖然有不少進步，但大多是在自動化和材料改進方麵，而主機的基本結構並沒有改變，其中錐麵鋼令依然是二十年前的樣子，自己曾經設想過的雙錐麵鋼令並沒有出現。我當時推測或者是雙錐麵鋼令理論沒有引起注意，或者是根本行不通，但也感到還有繼續努力的可能。
在紡展會上我認識了上海一位姚工程師。他是鋼絲圈專家，已退休。他講了不少鋼令、鋼絲圈現狀，對我的設想也很感興趣，願意幫忙，還介紹廠家洽談。其後，他邀請我去上海，見了張工，張工是鋼令製造的知名專家。我們70年代在錐麵鋼令研討會上多次見麵交流，早已熟悉。他對整個行業推廣錐麵鋼令有很大貢獻，是相關國家標準製定者之一，已七十多歲，退休在家。他對我的設想也很支持，認為能搞成，並且還拿出二十多年前開研討會時我寫的油印本論文。我看到後非常感動。他七十多歲退休在家，依然熱心關注曾經從事的事業，還保留著早已過時的我的論文，而且還是手刻的油印本，我從姚工、張工身上看到上海人的嚴謹認真、以及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執著的事業心。
在他們倆人的鼓勵下，我增強了信心，看到了成功的希望，決定利用退二線的機會，在身體還能行動時，完成一個未了的心願。其後就畫了圖托人加工了幾件樣品，並用鋼絲自製鋼絲圈，想了解設計方案存在的問題，才發現這種設計，雖然在理論上很好，但實用時存在飛圈問題。於是又經過多次改進，最終解決了問題，為正式試驗提供了條件。
其後，我就答應了繼任者的要求，99年成立了研究所，還給我配了兩個大學生當助手。這樣當‘官’務虛近二十年後，又重操舊業，想幹點實事。但剛剛起步不久，局改‘總會’也短促，不到三年突然宣布撤銷，人員四散，自己也正式退休。這項剛剛起步的工作麵臨放棄和繼續的選擇。放棄有些可惜，因為已經邁出可喜的一步，有搞成功的希望。但繼續幹，隻留下我這個老頭一個人，不論是精力和經費都是問題。猶豫再三，執著的性格最終做出繼續幹下去的決定。
要繼續幹，首先麵臨資金、人員、設備問題。一個可行的辦法是先申請專利，這樣可吸引廠家參與，自己隻要在技術上出力就行。我於是申請了專利，姚工還介紹了一個南方企業願意出資研製，唯一要求是成功後優先轉讓技術。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這樣，在2003年開始我就幾次南下。這是個私人企業，廠長非常熱心，工廠生產鋼令，有一定經驗，但沒有試驗機台，試驗必須到外廠進行，不很方便。但由於廠長重視，配了專人負責，研製工作進展順利。雖然製造上還有些問題，但很快已達到實用的效果。然而剛見成效，03年4月“非典”流行，無法南下，工廠的試驗被迫中斷。我自己也感到兩地的奔波辛勞難以持久，和工廠協商後轉到離家近的榆次一個廠繼續研製。離家近就能經常去現場，因此，研製工作進展加快，小批量實際使用已基本過關。但禍不單行，05年我突發心髒病，住院做了手術，出院後老伴怕我勞累再出問題，堅決反對繼續搞下去。我自己也感到力不從心，為健康，隻好答應放棄。既然答應了老伴的要求，就從此斷然放下，再不過問。半途而廢確實心有不甘，但也無可奈何。
回首這些年來，文革初期自己的一句“毒草”言論，被懲罰性地當了工人，而偶然中跨行業搞起了錐麵鋼令研製，在正業外有了點名氣。到退休時才想起還有點未了的心願，想試一試，但人老體衰，心有餘而力不足。半途放下雖然遺憾，但又感到留下點遺憾也不錯，因為希望並沒有破滅，也許有人還可能做得更出色。
搞錐麵鋼令研製，耗費了自己不少心血，曲曲折折前後近三十年。從經濟分析有些得不償失，但在精神層麵卻得到補償。有破解難題的興奮，有多次失敗最終成功的喜悅，有做了點貢獻的滿足。
從63年到83年我從事技術工作整二十年，自己並不是“不務正業”地隻幹了這一件事。在山西毛紡廠這個大型國有企業，從63年創建開始，我25歲就已擔當起技術責任的重擔，先後參與引進設備技術談判、工廠設計、設備安裝以及生產。‘山毛’無老虎，猴子成大王，使自己很年輕就有機會承擔多項技術工作，得到鍛煉，再加上勤奮努力，還有點天分，在專業技術上全麵，達到較高水平，有一些技術創新，也有一些學術水平較好的論文，自己的技術能力得到充分發揮並得到承認和賞識，技術職務從技術員、工程師、高工直到廠總工程師，同時在科技方麵得到很多榮譽，多次獲獎，曾擔任山西省紡織工程學會副理事長，還被山西省科委列入科技人才庫，並推薦編入“中國工程師名人大全”。
83年在選擇“四化”幹部的潮流中，我意外地當了個局長，從而結束了二十年的技術生涯，對個人來說，這不知是得還是失。但這是改革開放、撥亂反正的重要舉措，是一個時代的潮流，也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命運的轉折。但有時還會感到，我做個工程師貢獻可能會更大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