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浮閑話
湘西山民的搏客
回憶饑餓：老人覺得說過去的痛苦對國家不好
2012年05月16日 來源：法製周末
導讀：在紀錄片《饑餓的村子》（陽光衛視視頻鏈接）放映時，“一些老人也反對，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麽他們經曆的痛苦到現在還不能說出來。現在還害怕，還覺得對國家不好。這些感覺太不正常了，感覺他們以前那些挨餓的日子白受了一樣”。
吳文光正在忙著參與排練5月底赴維也納藝術節的舞蹈劇——《回憶：饑餓》。
這是一部以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民間更多人稱作“三年饑荒”）為表現內容的劇作。在這之前，從2010年開始，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和20多名誌願者走訪了19個省40多個村子的688個老人——他們都是“三年饑荒”的經曆者。吳文光和誌願者們為這些“饑餓記憶”用錄音、影像還有文字的方式保存下來。
他們還在三個村莊為“三年饑荒”中逝去的人立了碑。這個舉動得到了當地很多人的支持。但被采訪的老人中並不乏擔心者，因為他們害怕再次被劃為“右派”或者連累子孫。恐懼感或者迷惑感仍舊摻雜在他們隱蔽而複雜的記憶中。
“但還是有人等待著你過去問他，他才講，因為多少年來沒有人去找他們傾聽。”吳文光在做的這件事情是“民間記憶計劃”，“三年饑荒”的民間記憶尋訪是其中的一部分。
對於自己在做的事情，吳文光並不想去追究“大而無當”的東西或者陷入死亡人數的口水戰中。對他來說，去實際行動，保留這些即將消失的“活的曆史”最為緊迫。他對法治周末記者說：“現在一聽到有村子的人，我就兩眼放光。”
當繼續追問他的想法時，他直觀地說出“饑餓對一個家庭是有影響的”。這句話不隻是對那些“三年饑荒”中有親人離去的家庭而言。在參與“民間記憶計劃”的20多名誌願者中，大多是“80後”和“90後”，在這些誌願者跨代尋求的對話中，“饑餓”在傳遞。“饑餓不僅僅是生理的。”吳文光說。
自2010年1月起，吳文光開始尋找自願加入的年輕人，讓他們回到自己出生的村莊，把鏡頭對準那些經曆了“三年饑荒”的老人。“實際上他們做的是一個跨代的工作，必須要跨過他們的父母。因為他們的父母已經習慣了說‘三年自然災害’，一直沒法把‘自然’兩個字扔掉，沒法扔掉說明他們的記憶是被人家整理過的。所以中間這一代人是要跨過去的欄杆，讓孫輩們去找他們的祖輩來完成這段曆史。”吳文光希望這獨立的一代能去承擔曆史。
“這不是做一個紀錄片作品出來，而是人成為作品，並被自己一起完善掉。”吳文光幹脆地說。
一個村莊的饑餓記憶
大學生鄒雪平是那20多個誌願者中的一個。
今年3月15日，回到自己的家鄉忙了70多天的鄒雪平終於鬆了一口氣。這70多天來，她忙著調查、統計村子裏1959年至1961年因饑餓而逝去的村民，並通過村裏人捐助的1800多元，為這些人立碑。
1985年出生的鄒雪平是這個村子走出來的第一個大學生，畢業後在北京草場地工作站駐站，從事“民間記憶計劃”。2010年，她回到自己的村子，調查、拍攝那些經曆了1959年到1961年“三年饑荒”的老人，並剪輯成一部紀錄片《饑餓的村子》。至今，經過兩年多的走訪、調查，她終於將這件事情以一個紀念碑的形式牢固地完成在這個村莊的曆史上。
墓碑立起的那一刻，鄒雪平細細打量著眼前墓碑上那些人的名字，她感覺跟這個村莊聯係的更緊密了。那些她不曾目睹的麵容，現在有了讓她以及後人記憶的一種方式。
怎劇場作品《回憶：饑餓》現場一幕。
祭奠
鄒家村1959年至1961年因饑餓逝世者
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饑荒期間，本村共41戶、165口人，生活極度困難，共有37人因饑餓去世，涉及17戶。
本村村民特立此碑，以示銘記。
鄒鬆林1904-1960
張氏(鄒鬆林之母)1885-1959
鄒登閣(鄒鬆林之孫)1950-1961
鄒登璽(鄒鬆林之孫)1958-1961
鄒長安1908-1959
鄒長利(鄒長安之弟)1911-1959
王氏(鄒長安之母)1923-1959
鄒佩理1932-1960
梁氏(鄒佩理之母)1876-1960
王玉貴1909-1960
李秋明(王玉貴之子)1956-1960
張滿(王玉貴婆婆)1892-1960
司玉秀(王玉貴伯母)1881-1960
鄒欄祥1881-1960
鄒清林(鄒欄祥之子)1904-1960
鄒林堂1910？-1960
鄒佩瑄(鄒林堂之子)1936-1961
鄒盛林1884？-1960
張氏(鄒盛林之妻)1889-1960
……
這塊“饑餓者紀念碑”立在山東濱州一個叫鄒家村的村莊，碑向東南，和村裏大多數墓碑方向相同。碑身高160厘米、厚度7厘米，碑文上寫著這個村莊在1959年至1961年因饑餓死去的37人的姓名和生卒年。這37人中有老人、孩子，也有年輕人。
墓碑上的鄒登閣是村民宋秋英(1928年出生)的大兒子。宋秋英17歲時嫁到鄒家村，她不能忘記的是11歲的大兒子死前出現對食物的幻覺：“兒子要死了，他躺在那裏，他姑姑春官和雲官都在，孩子那時快死了，他說：‘你弄那一碗飯擱在那裏做啥？’我說：‘兒子，哪裏有一碗飯啊！’他說：‘這不是嘛！’他用手拍打著床說‘這不是嘛’。我說：‘兒子，要是有一碗飯，我不就給你吃了嘛，我還擱在那裏幹嘛。’兒子說：‘娘，我死的時候你別哭啊，你哭啥哭，反正我是死了。’孩子臨死就是這樣啊！”
1959年到1961年，宋秋英家裏餓死了四口人，兒子餓死，他老伴也差點餓死(宋秋英去過北京天安門，那是後來她二兒子在北京當兵的時候。她家牆上掛著她和二兒子的合影。宋秋英對這件事很在意)。
鄒雪平說：“墓碑上的這37個人，也不能保證是統計完全，因為很多老人都不記得了。比如，一個老人連自己的兒子餓死了都不記得，我是從別的老人那裏聽到的。”
鄒佩瑤是鄒雪平采訪中第一個流淚的老人，講到自己家裏啥吃的也沒有的時候，他哭了，“拿出自己的手絹擦著發紅的眼睛，說不出話來了”。而他當時是村裏的保管員。
“1958年，那時候地裏的糧食都糟蹋了，地瓜都用犁挖出來，就是為了幹得快，光為了要快，光要數量不要質量。家裏都靠(折騰)窮了，接著就挨餓了……從1959年的冬天到1960年的春天，那個時候挨餓最厲害，咱村裏死了老些（很多），一天死了兩個。咱這兒挨餓，算嚴重的。那時候村裏的倉裏有糧食，有糧食就是不讓人們吃。老百姓不能隨便拿。當時哪個村都有一個保管員，我是咱村的保管員。村裏的糧食擱在你四爺爺家的那個東屋裏，有很多棒子。你金奶奶的屋裏放著地瓜幹……我管著這些倉庫。都屬於人家說了算數，咱這農村裏都不管事。那個時候還‘打老虎’(找藏糧食的人)。尋思那個時候真是艱苦啊！”這是鄒佩瑤的一段口述。
2011年1月26日，鄒雪平組織15位老人觀看她剪輯的《饑餓的村子》，老人們看完都很高興。原本他們以為今天的社會已經很好了，沒有人再會去聽他們過去所經曆的“苦日子”。這些他們以為會帶到墳墓裏去的記憶，被鄒雪平記錄保留下來了，他們感到了欣慰。此時，鄒雪平所做的事情已經漸漸被村裏人所接受，包括她的家人。
2010年夏天時，鄒雪平粗剪了一個《饑餓的村子》讓家人看。遭到家裏人的反對。“因為我爸爸是黨員，他說這個事情不好，現在沒有人做這個事情，他擔心我以後找工作，別人會找我麻煩。”鄒雪平回憶說，“爸爸開始反對我，我娘說：‘你上大學花了這麽多錢，還做你爸說的這個事情……’她更是害怕。因為他們經曆過‘文革’，經曆過批鬥，一直擔心害怕。”
家人的反對，對鄒雪平是一個非常大的阻礙，她說自己“從小到大都是特別乖、特別聽父母的話孩子”。但“每想到那些老人講那些故事的時候，我心裏就很顫抖，就覺得以前的那些事情都過去那麽久了，還沒有人知道。應該說出來，讓大家知道。他們經曆的痛苦是不能白受的。”
鄒雪平堅持下來了。2011年，她的《饑餓的村子》先後在國內、國外的一些紀錄片影展上放映。這是幫助她樹立信心，堅定走下去的力量。在《饑餓的村子》基礎上，在這一年她完成了《吃飽的村子》，這是部有明顯進步的作品。
今年1月17日，鄒雪平再次回到村子，開始具體統計三年困難時期因饑餓死去的村人的名單，她此次的目的是要為這些人立碑。經過3個月的努力，她終於為這個村莊的“饑餓逝者”建立了一座墓碑。
3月17日這天，鄒雪平組織村裏的孩子，在村中空地上為村裏的老人們做了一次“匯報演出”。他們找到當年人們吃過的樹皮、麥子苗、棉花種、野菜葉子、樹根等作為道具，講述每一樣食物後麵的故事。老人們也向孩子展示了怎麽刮樹皮、吃樹皮的方法。
今年“五一”期間，《吃飽的村子》在北京尤侖斯當代藝術中心放映，鄒雪平從山東趕回北京。在放映結束後，她和觀眾分享了她的創作。在吳文光眼裏，3年前還不敢在人們麵前說話的鄒雪平，現在已經表達自如了。
而她聯合村民製作的那塊“饑餓者紀念碑”或許是中國村民自製的第一塊紀念“三年自然災難”時期饑餓逝者的墓碑。
我們吃飽了，但仍舊感到饑餓
問：你為什麽說是“三年自然災害”？
答：教科書上說的。
問：什麽教科書？
答：中學曆史教科書。
問：你還記得老師是怎麽講的嗎？
答：不記得了。
問：為什麽不記得了？
答：因為那不是考試內容。
問：書上有多少頁寫了這段曆史？
答：一頁。
問：書上說死了多少人沒有？
答：沒有。
問：書上說有人挨餓沒有？
答：沒有。
問：你現在還留著這本教科書嗎？
答：沒有。
問：為什麽？
答：考完試就不需要了。
(中學曆史教科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10頁：“……那時候，自然災害嚴重，蘇聯政府又背信棄義地撕毀兩國經濟技術合作協議。這一切造成國民經濟自1959年至1961年的嚴重困難。”)
這是劇場作品《回憶：饑餓》中的一幕。參加這個舞蹈劇的所有演出者都是北京草場地“民間記憶計劃”的參與者，他們大多數人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他們對1959年至1961年的曆史了解全部來自他們的中學曆史教科書。
而在他們返回自己的村莊，去尋訪民間底層最普通、最平凡的“饑餓記憶”講述者之後，他們成為曆史的“尋找者”和“見證者”。這個過程，用他們的一句台詞說就是：因為“饑餓”，我們去尋找“饑餓”。
這其中有1985年出生的鄒雪平、1987年出生的章夢奇、1986年出生的羅兵、1988年出生的李新民、1991年出生的賈楠楠……
羅兵是鄒雪平的大學同學，在畢業一年之後的2010年，他加入“民間記憶計劃”，回到自己的湖南老家羅家屋村進行拍攝。在那裏，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羅家屋：我和任定其》。
在這次拍攝中，羅兵了解到羅家屋村在那三年中並沒有遭受任何自然災害，雖然糧倉裏有足夠的糧食，但就是不發給“社員”，羅家屋的人們同樣挨餓，也有因為饑餓死去的。這與他以前在曆史教科書中學到的顯然不同。羅兵找來他2000年上初二時的《中國曆史》(第四冊、湖南省九年義務教育三年製初級中學課本(試驗本))。
對這段曆史，書上僅有一段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加上‘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的行為，造成了1959年至1961年嚴重的經濟困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書本下方對“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背信棄義的行為”用小字另外做了注釋。注釋為：1.1959年-1961年我國連續3年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大量的農田受災，糧食供應不足，農村發生饑荒；2.1960年，蘇聯政府單方麵撕毀與我國簽訂的各項建設合同，撤走全部專家，帶走所有圖紙和資料，使我國許多重要的建設項目被迫停工。
羅兵說：“我從小無數次聽我爺爺奶奶說起過，以前的日子苦，挨餓沒的吃。上曆史課，自然把曆史書上‘三年自然災害’、‘蘇聯背信棄義’和爺爺奶奶說的‘苦日子’對上了號，當時沒有任何懷疑。”
現在他有了自己去尋找真相的機會。但拍攝的最大困難，並非來源於技術層麵，而是很多老人拒絕講述，這讓羅兵始料未及。1960年時在任的村支書、羅兵的奶奶、村民任定其的弟弟等，都不讚成羅兵的舉動，他們甚至到今天也不肯向羅兵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奶奶反對，她擔心我犯錯誤、走向一條危險的路。”羅兵說。
住在羅兵家隔壁、78歲的任定其成為羅兵的支持者。讓羅兵驚奇的是，這位隻讀過幾年書的農村老人居然寫了幾十萬字有關他過去生活的回憶錄。但這位老人並不打算將這本回憶錄給羅兵看，隻準他看看目錄。老人說，“這是內部資料”。最終，羅兵還是敲開了這扇封閉的門。
這個回憶錄，老人起名《天地無情回憶錄》。本子上全部用藍色圓珠筆密密麻麻地工整書寫，裏麵還夾雜著許多繁體字。書裏記載了老人的一生，從出生到“土改”再到“文革”。當年饑餓的慘痛經曆，也記錄其中，分別是：第24回《周家壟開河疏涴苦幹一年》和第25回《磊石山特隊英雄骨瘦如柴》。
這部回憶錄，老人從60歲開始寫，寫到70歲，寫了十年，總共54回，20多萬字。
“看他的回憶錄，感覺他就是一直勾著腦袋在生活，如履薄冰，給人一種他的這條命隨時就會沒了的一種感覺，因為他的地主成分。”羅兵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2011年，羅兵拍攝完片子，離開村子時，任定其叮囑羅兵，他寫回憶錄的事情不要讓別人知道。今年1月，羅兵帶著片子回村裏放給村人看。有老人說，這樣的片子“那不就是丟中國人的醜”。羅兵的奶奶看了片子後對任定其開玩笑說：“怕是又要抓起你去鬥。”
從這部片子，人們知道了任定其寫了一本《天地無情回憶錄》。羅兵有些擔心，怕因此失去了任定其老人的信任。但現在任定其對羅兵很放心，願意將“這個比命還貴”的回憶錄交給羅兵來處理。
就在羅兵想把回憶錄準備整理打印出來的時候，任定其受到其家人的全體反對。
1月30日，在任定其家裏，羅兵和任定其發生了一段對話：
任定其：“我的這些兄弟和侄子全反對這個事，說回憶錄不要搞了，不要打印出來。”
羅兵：是哪個說不肯？
任定其：我老四(四弟)不肯，我老四的崽也不肯。
羅兵：老二呢？
任定其：老二我還沒去說，說不得，說了也是不肯。他也是從槍林彈雨中過來的。
羅兵：為什麽？
任定其：說一搞出來怕吃虧，又跟文化大革命那樣，打成“右派”。
……
任定其：我是沒把握，國家對這個有沒有允許噻。不過回憶錄上麵是沒寫什麽蠻過分的事情。
羅兵：你放心，我做這個事情，首先是認為你的回憶錄特別有價值，能寫出來特別不簡單，全國沒有幾個像你這樣的老人。
任定其：主要是擔心噻。
羅兵：回憶錄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的話，就是要讓更多的人看到。為什麽我說要把你帶到北京去，到了那裏一看你就曉得，還有很多人在做這個事。我不知道你心裏有這個擔心，我也不清楚老四爺爺他們為什麽擔心。你們以前那個時代實在是太荒唐。
任定其：荒唐得過分。
羅兵：我就是要讓更多的人看到回憶錄，老四爺爺不肯，我就要問他為什麽不肯。這個事情你放心，有事的話我也不會去做。
……
羅兵感覺到，任定其老人的兄弟、侄兒幾個稍微一煽乎，一下就把任定其老人打回了“原形”——他內心還是有以前各種運動的陰影。
2011年在山東的鄒雪平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在《饑餓的村子》放映時，“一些老人也反對，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麽他們經曆的痛苦到現在還不能說出來。現在還害怕，還覺得對國家不好。這些感覺太不正常了，感覺他們以前那些挨餓的日子白受了一樣”。鄒雪平說。
這促使她和其他誌願者們一起思考。“我就想起吳老師(吳文光)說的，老人們上世紀50年代肚子是挨餓的，但現在肚子以上是挨餓的。好像人都吃飽了，但人還是挨餓的。”鄒雪平因此拍攝了她的第二部紀錄片《吃飽的村子》。
今年3月，在湖北省隨州市殷店鎮釣魚台村，章夢奇正為村裏為“饑餓逝者”立碑的事情忙碌著。她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意見。村民劉順芳說：“立碑一般是為英雄或者為國家有貢獻的人立。對那些餓死的人，人家會說是他們自己沒本事，不會偷不會搶才餓死的，不會願意立碑。”村民邱家發老人說：“你做這個事情是有長遠的打算和意義的，你們這是在下一盤大棋，意義在幾十年或者上百年之後就看出來了。”很多人則對章夢奇表示擔心，怕她“惹來麻煩”、“遭殃”，章夢奇跟他們解釋說，最新出版的黨史上已經承認這段曆史是人為的，於此她才得到了一些支持。
3月12日，章夢奇最終實現了給釣魚台村在“三年饑荒”期間餓死的人立碑。碑文寫道：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饑荒期間，本村共110戶、760口人，生活極度困難，共有14人因饑餓去世，涉及14戶。
作者：宋學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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