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的認識，比“偉大的爺爺”更重要
尋找饑荒記憶的“85後”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範承剛
發自：北京 2013-05-17 10:35:22來源：南方周末
湖南雙井村中學生劉紅麗在采訪老人。 （草場地 供圖）
編者按：不滿足於紙麵化的曆史敘述，一群從未體驗過饑餓的“85後”回歸鄉村，重新挖掘半個世紀前三年困難時期的民間記憶。他們發現，今天吃飽了的村子在某種意義上依舊“饑餓”。拒絕遺忘、進而改造鄉村和自我，成為這群年輕人重新思考的命題。
發現爺爺曾“作惡”後，郭睿並不傷心。“獲得一個正確的認識，比擁有一個‘偉大的爺爺’要重要。”
找尋饑荒記憶，困難不僅在於曆史的遙遠模糊，還在於現實的堅硬。不少老人拒絕采訪，反對公映紀錄片和立碑。
挽救記憶的同時，年輕人將觸角從曆史延展到鄉村當下的環境、教育和空巢老人等問題中來。
經曆了半年的鄉間尋訪，25歲的郭睿終於得到了一個不是太好的結果：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她的爺爺作過惡，毆打過一個挖野菜充饑的鄉親。
但郭睿並不傷心，她得出結論：“獲得一個正確的認識，比擁有一個‘偉大的爺爺’要重要。”
但僅僅在三個月前，郭睿仍在為“好爺爺、壞爺爺”的問題而糾結。她出生於1988年，從未嚐過饑餓的滋味，縱使已是南開大學曆史係的研究生，祖輩的曆史在她看來總遙遠得像東方夜譚。“活的曆史不在書裏，”她說，“而在身邊每一個人的記憶中。”
郭睿的認識得益於一項名為“民間記憶計劃”的饑荒口述史搜集行動。在富足的年代裏，讓饑餓的記憶不至於湮沒，正是這項計劃所想達到的目標。它號召年輕人返回成長的鄉村，繞過教科書的單薄敘述，挖掘正在消失的曆史碎片。
2010年至今，已有二百餘人參與，共采訪一千餘名老人。依靠超過兩萬分鍾的采訪影像素材，這群年輕人製作了十六部紀錄片、兩部劇場作品，以及兩百餘份口述記錄。
重建一段獨特的民間記憶，也是計劃發起者、獨立紀錄片導演吳文光的心願，“讓年輕人重擔曆史”。
從漢堡包到榆樹皮
2013年4月25日，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坐滿百人的教室裏，“草場地”（民間記憶計劃成員的群體名稱）的年輕人們放映了紀錄片《吃飽的村子》，回溯大饑荒時期的山東省鄒家村的故事。一位前往丹麥學術交流的上海教授看完哽咽：“記憶被淹沒，你們卻在試圖直麵曆史。”
但這樣的自覺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對這群“85後”和“90後”來說，久遠的饑荒年代曾陌生得像一團霧，甚至連相關的影視作品或小說都很難找到。
另一位成員，天津美術學院學生王海安對於上世紀中葉那場饑荒的唯一了解，是掛在家中豬圈的一塊榆樹皮。年過八旬的爺爺告訴他，這是“苦日子”時唯一的食糧。日子好了，老人也不忘留一塊以紀念昔日之痛。
出生於1988年的王海安對此嗤之以鼻，這個數字媒體專業的大學生，與眾多同齡人一樣，對鄉村感到厭倦，並渴望擁抱嶄新的城市生活。他也從未試圖了解鄉村的曆史。
年輕人對曆史的漠然一直是中國教育界的難題。一家調查公司曾對北京、上海等重點城市青少年曆史知識現狀的調查顯示：七成受訪者不及格。而哈爾濱另一項同題材調查中，個別中學生竟將盛世唐朝描述為一支同名搖滾樂隊。
網絡作家慕容雪村也曾著文表達了對年輕人的擔憂：“他們被可口可樂和漢堡養到了胖得走不動路的地步……遇到爭論甚至懶到連上網查一查資料都不會。”
57歲的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常在一些大學上課，他發覺85後乃至90後青年擁有廣闊的視角，熱衷於新技術與互聯網，卻對父輩曆史知之甚少。
三年饑荒，便是“空白”。土改、文革等題材相繼進入電視劇、小說，1942年的饑荒也拍成了電影，1959年開始的那場饑荒在文化產品乃至公眾議題中卻鮮有出現。許多孩子甚至壓根不知道這個時期。
這位喜歡將鏡頭對準紅衛兵、流浪藝人、草根農民的獨立紀錄片導演，決定做些什麽——“如果失去了對曆史的觀照，是年青一代最大的悲哀”。
2005年，他曾發起村民影像計劃，來自全國的10個村民獲贈攝像機，用於拍攝一切令他們感到有趣的議題，如村民選舉等。村民們第一次透過鏡頭，表達自己的“聲音”。吳文光決定延續這一方式。他開始鼓勵學生，返回鄉村，挖掘三年饑荒的曆史。“草場地”工作室隨之成立。
在父輩的記憶裏
2010年，包括郭睿在內的首批二十餘名參與者回到各自的村莊。
出發前，年輕人對於村莊並不了解，關於曆史的知識也少得可憐。參與者羅兵曾求助曆史課本，卻隻發現了寥寥幾十字：“自然災害嚴重，蘇聯政府又背信棄義地撕毀兩國合作協議。這一切造成國民經濟自1959年至1961年的嚴重困難。”
這幾乎是所有參與者最初對這一時期的共同認識。鄒雪平說：“老師一直這樣教，也從沒意識到是否該追問更多。”
而當細節在這些年輕人麵前展開時，郭睿也無意中得知自己家庭的另一麵：自己的爺爺，在饑荒時曾是生產隊長，打過人，作過惡。
郭睿有些不能接受。爸爸曾告訴她爺爺是軍人，上過朝鮮戰場，剛正不阿，一輩子都為國家工作。
“好像兩個完全不同的人。”這個25歲的女孩迫切想要知道：爺爺為何打人？她翻遍了家鄉臨潁縣的縣誌，卻很難找到相關記載。讀了七年曆史的她最終決定回到鄉村，和村裏每個老人聊天——用“最笨的方法”，拚湊爺爺的形象。
郭睿還找到父親。父親當時沉默了，拒絕作答。
在計劃組織者吳文光看來，這群年輕人需要打破長久以來對曆史的偏見與誤解。“他們父母的記憶是被整理過的。孩子必須要跨過他們，作為孫輩去拚湊其祖輩的曆史。”吳文光說，“這注定是一個漫長甚至永無休止的愚公移山式的動作。”
正如吳文光所說，伴隨著采訪，這群年輕人震驚於苦難細節，也開始自省對曆史的淡漠。
最先被參與者鄒雪平記錄的，是關於食物的記憶：穀糠、樹皮、水草、井繩、觀音土……最艱難的時候，村裏的榆樹皮全被剝光，連榆樹葉也沒有了；苦澀而幹燥的食物堵塞了人們的腸道，拉不下屎，隻能用手一點點摳出來，或是喝有毒的蓖麻子油，腹瀉到脫水甚至痙攣。
人們也因為糧食而相互告發、怨恨或折磨。一對餓暈了的父母為了省口糧，將4歲的孩子扔在屋外凍死；一個老人偷菜被發現，害怕批鬥，把手腳捆起來，跳了池塘；村裏還掀起了一場如火如荼的運動——“打老虎”（找藏糧食的人），私藏糧食的，都被吊在樹上毒打。
出生於1986年的羅兵，回到了湖南茶陵縣羅家屋。采訪讓羅兵感到驚訝：每個老人都告訴他，村裏那三年並未遭受任何天災，糧倉裏有足夠的糧食，卻不能發給社員，“都是要上繳國家的”。
王海安也第一次得知了家族的悲劇：年邁的太爺爺不堪忍受饑餓，帶著族譜逃離了村子。而到了1961年，兩千人的張高村隻剩下八百人。
老人們的講述，顛覆了鄒雪平對曆史的認知——她從未想到平靜的村莊下掩埋著如此多的苦難。她也開始重新定義記憶的作用：“那些老人的故事，應該說出來，它們是曆史的一部分。”
2011年5月，“民間記憶計劃”被正式定名。“有些曆史的細節散落在民間，就像岩石一天天風化。如果不去見證，又將被遺忘、被掩埋。”吳文光說。
代際鴻溝
在郭睿的再三追問下，父親最後才告訴她一個名字——郭國誌，並且告誡女兒不要找，“你爺爺確實打過他”。
但郭睿還是堅持找到了這個人。對方說：當時他很餓，下地找野菜，時任生產隊長的爺爺以為他在偷麥苗，不由分說將他打暈在地，還進了醫院。
郭睿感到沮喪。隨著采訪的深入，得到的事實更加矛盾而複雜。鄉親們告訴她：爺爺對浮誇風表達過不滿，差點被批鬥；但另一方麵他又帶頭收繳許多家庭的糧食，“甚至有些粗暴”，村民挨餓，他卻獲溫飽。
3個月的采訪，郭睿最終同意了一個村民對爺爺的評價：他是個“中等人”——不太好，也不太壞。
“那個時代，每個人都是‘平庸的作惡者’，在那樣一個饑餓的年代，沒有絕對的善與惡，誰都是有責任的。”郭睿說。
2010年1月至今，民間記憶計劃的參與者共采訪了來自18個省、130個村子的一千餘名老人，年齡從55歲到97歲不等。
無一例外，老人們都是首次麵對鏡頭，講述半個世紀前的饑餓經曆。這也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至今已有21位被訪老人去世。
年輕人在北京草場地工作站建立了一麵“檔案牆”，數百張老人的臉，按照村莊的名字分類排列。“這些記憶為那個年代增添了細節，這樣才構成了有血有肉的曆史。”鄒雪平說。
曆史細節讓他們震驚，在根據采訪材料編排的舞台劇《回憶：饑餓》中，參與者選擇了用身體來外化饑餓者的悲苦：舞台上，他們一邊敘述采訪經曆，一邊模仿著饑餓者的形象：或是屈膝跪下，或是佝僂著腰，又或是四肢貼地，像毛毛蟲一樣緩慢挪動，“就像那時的人一樣卑微”。
在鄒雪平眼裏，表演在中國常會收獲兩種反應：一是習慣性的沉默，“甚至沒有看下去的耐心”；一是震驚，“教科書外，還有那麽多不知道的”。
在村莊裏，參與者同樣感受到“見證的艱難”：老人中不乏恐懼者，數十年的運動經曆及教育滲透在思想裏，讓他們害怕“犯錯誤”或“連累家裏人”，拒絕了采訪。
鄒雪平記得2011年1月，她邀請15位老人到家裏，觀看2010年拍攝的紀錄片《饑餓的村子》。放映完後，鄒雪平詢問：這部紀錄片要公映的話，同意不？
出乎鄒雪平意料：所有老人都表示反對。一些老人甚至激動地說：“對國家影響不好！”
鄒雪平很驚訝，似乎感到一道隱形而巨大的代際鴻溝。鄒雪平將這一幕拍了下來，製作了第二部作品，取名《吃飽的村子》。
為沉默者作見證
隨著采訪的深入，參與者逐漸有了立碑的念頭。
王海安所在張高村，村西有個公墓，百年來去世的村民都埋葬在此。三年困難時期的死亡者卻不在其中，“村裏覺得晦氣、丟臉”。
2011年，王海安決定在村裏立塊碑，“讓這些孤魂有個歸宿”。這個大四的學生卻一頭觸碰到了堅硬的現實——他幾乎遭遇了所有人的反對。
在村子裏，王海安也遭到嘲笑。一名老人甚至用一千元打賭，認定這塊碑建不成。老人們對他說，曆史早過去了，別浪費錢在死人上。
最終，這個疲憊的年輕人放棄了。
3年來，有近10位參與者想在村中立碑，僅有3位成功。吳文光這樣形容年輕人們在村莊裏的境遇：“不是散步，而是匍匐，潛入，打洞，現實很堅硬。”
在山東的鄒雪平，同樣陷入了被家人稱為“現實問題”的泥潭。
五十年代出生的父母、七十年代出生的哥哥，甚至連九十年代出生的弟弟，都擔心這樣的行為很危險，會犯錯誤，並且認為大學畢業後不去找一份穩定的工作、拍紀錄片是不務正業。
鄒雪平的父親剛當上村書記。女兒的片子拍出來後，這個老黨員惴惴不安：“為什麽要把這些不好的事情拿出來說？”
母親則選擇了與女兒談“經濟”：“你上大學花了這麽多錢……人家打工一月還兩千多塊錢呢，你這個工作，夠買化妝品嗎？”
“這是我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和家人對抗，卻也是我叛逆的開始。” 2012年3月，在她長久的堅持下，鄒家莊的“三年饑餓逝者紀念碑”還是立了起來。
這塊1.6米高、800斤重的黑色墓碑，麵向東南，所需的1800元，來自村裏37人捐助。碑文中寫著：“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饑荒期間，本村共41戶、165口人，生活極度困難，共有37人因饑餓去世，涉及17戶。本村村民特立此碑，以示銘記。”
墓碑立起來那一天，鄒雪平細細打量著碑上37個人的名字，感覺與這個村莊的聯係更緊密了——那些年輕人不曾目睹的麵容，現在有了讓後人記憶的一種方式。
重新發現鄉村
在吳文光眼裏，如今年輕人正“逐漸背離鄉土”。尋找“饑餓”，則讓他們有了重回鄉村的機會。
鄒雪平就明顯感覺到了自身的變化。以往，“農村人”一直是她回避的詞語。直到2010年，鄒雪平拍完第一部片子，她才開始學會“正視自己的身份”。
借助攝影機，鄒雪平重新凝視母親，第一次發現了母親的臉上爬滿了蚯蚓般的皺紋；開始熟知了村裏每一個老人的名字，也樂於知曉鄉裏的每一個故事。“我覺得正腳踏實地站在肥沃的土地上，吸收營養。”
回村第4個年頭，鄒雪平發覺自己不僅是饑餓的記錄者，也成了村莊的建設者：她帶領著村裏的孩子采訪老人、建立垃圾站，還在村裏設立老人基金，為留守的老人購買食鹽、手套和被褥。
她也試圖搭建不同代際間溝通的橋梁：邀請老人，給村裏更年輕的90後、00後上課。在墓碑前，他們找到當年吃過的樹皮、麥子苗、棉花種、野菜葉子，講述每一樣“食物”背後的久遠故事。
獲得收獲的還有25歲的李新民。小學五年級就輟學的她，過去隻是吳文光家裏一名保姆；在吳文光的鼓勵下，她開始學習打字、攝影與剪輯。
“在我的家鄉花木林，女人的腦袋是用來背東西，從來不知道可以用來思考。”李新民說，她漸漸發覺了自己的不一樣。2013年，她的作品《回到花木林》，入選了印度新德裏亞洲女性電影節。
在民間計劃的參與者看來，“尋找饑餓”隻是起點，由曆史跨越至當下，才是計劃的生命力所在：他們開始關注當下的鄉村問題——環境汙染、空巢老人、鄉村教育……
2010年，作為民間記憶計劃最為年老的參與者，吳文光也回到曾經下鄉的地方——雲南富民縣款莊。在一篇日記裏，他這樣寫道：“遼闊中國土地上的密密麻麻的村子像此刻天上的星星一樣，那些年輕的臉藏在其中。他們子彈一樣射向那些村子，蚯蚓一樣爬行在那些村子……他們肯定也是一樣在各自返回的路途中。”
[來源：http://www.infzm.com/content/90401]
多謝您回複並推薦文章。陳意新的文章確實分析得很好。
阿留好。謝謝提供的信息。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一點不假，甚至文過飾非。具體的原因有很多研究，但比較枯燥。海外學者丁抒的《人禍》直指領導層。可以參考：http://book.edoors.com/book.php?id=7639
有一個研究比較安徽與江西大躍進時饑荒的程度，值得一看：
安徽和江西兩省“大躍進”及饑荒的比較研究
/來自中華網社區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2/09/18/9_1.html
文/陳意新
中國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大躍進”時期發生了嚴重的大饑荒，各地農村都出現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因饑饉而餓死）。但是，各地的非正常死亡情況卻差別不小。例如，安徽省和江西省同為農業大省，同處華東，邊界相接，兩省的許多村莊、田地彼此相鄰，然而，兩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占當時人口總數的比例卻相差懸殊，安徽省餓死的人口占當時人口總數的比例大約是江西省該比例的17倍。這一數據是人口史學家曹樹基提供的，他對兩地出版的縣誌中記載的人口資料匯總後發現，從1958年至1962年間，安徽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總數為633萬，占該省人口的18.37%，而江西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總數為18.1萬，僅占人口總數的1.06%。【1】原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對《中國人口》各省分冊中數據的計算結果顯示：1958年至1962年，安徽非正常人口死亡數為226.28萬；江西為13.29萬。【2】由於原始資料的來源不同，曹、楊兩位統計的兩省各自的非正常人口死亡總數並不一致，但他們的數據都展示出皖贛兩省的死亡率差異極大。“大躍進”期間，毛澤東在全國推行的是統一的政策，在同樣的政策條件下，兩省的人口死亡率何以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此外，“大躍進”中至少約有20萬安徽饑民逃荒到了江西，並在那裏存活了下來。【3】這就更令人感到疑惑：為什麽在江西的絕大部分人都有生存的機會，而安徽省當時卻是一片饑饉的大地？
我生在東北一個大城市，小時候（80年代）物資雖不豐富，但也沒挨過餓。因此上小學時每年春天老師都要求我們去搜集榆錢兒上交，俺們這些小娃娃都很不理解；後來老師和大人都說這在饑荒的時候能救急，是好東西呢，這才對“饑荒”有了點模糊的認識。長大了回想，60年的饑荒到了20年後仍然打著如此深刻的烙印，可見當時饑荒的規模到了什麽程度！我們的那裏的人都說肥沃的黑土地“旱澇保收”，饑荒能夠持續3年之久，不是人禍是什麽呢？
老爸是江西人，當年正在上大學，當時江西省也還算糧食比較多的省份，臨近的湖南省多有逃荒到江西的。權延赤的《走下聖壇的周恩來》提到過周到江西調糧的事情，而大學生又是重點保護的對象，即使如此老爸他們仍然餓得肚皮貼後脊梁。其他省份的狀況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這周俺們學校有個關於這段曆史的學術報告，如果有視頻的話以後我會發個鏈接給你。
謝謝支持。最初關注這個話題的起因是我奶奶在60年餓死。後來發現這是一段有些人極力掩蓋否認的曆史。 就想把它查個水落石出。
謝謝這份堅持，收集整理了這份珍貴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