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經先的“重大謠言”與“營養性死亡”
——孫經先“研究成果”的“亮點”與質疑
（原創：應學俊）
【核心提示】孫經先教授敢於質疑的精神可嘉，但“結論先行”和“選擇性取證法”以及篤信“孤證”的所謂“研究”實在太可笑了；如這樣指導博士生論文真的要誤人子弟吧？孫經先是在公布個人“研究成果”還是在“舉報重大謠言”呢？其“研究成果”和舉報“謠言”能獲得立功授獎嗎？
先看看孫經先教授“研究成果”的三大“亮點”。
2013年9月6日，《環球時報》轉載《中國社會科學報》一篇文章，標題赫然——《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是重大謠言》，作者係江蘇師大孫經先教授。文章開篇直言：“最近30年來，國內外廣泛流傳著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的重大謠言。”而孫教授的“研究結果”是隻“餓死250多萬”——結論如此懸殊，縮水9成以上，這大約是第一大“亮點”？
好家夥，在當下打擊“謠言”正謔謔“亮劍”之時，此文標題不能不說赫然，不能不說“石破天驚”——不過，孫氏是在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還是在“舉報謠言”呢？公安網管們是否要追查一下孫氏所說“重大謠言”的製造者呢？可是，如何斷定孫經先就一定不是“造謠”呢？這恐怕令警官們也很難辦。——公然對不同的研究結論“舉報”為“重大謠言”，這應該是第二大“亮點”？抑或這就是所謂“正能量”？
看來，孫經先教授似乎有望獲得中國社科研究最高獎了，因為他以自己的“研究”顛覆了官方、民間以及國外學者的所有研究，簡直具有“劃時代”意義。不僅如此，孫教授的“研究成果”還使中國日後的辭書中繼“休假式治療”“保護性拆遷”“臨時性強奸”“輪流發生性關係”等等又增加了一個新的詞匯，叫做“營養性死亡”。這大約是第三大“亮點”？
不過查了一下，孫經先得出三年大饑荒全國僅“餓死250多萬人”的結論，其實2011年已出籠，似乎並未引起廣泛注意。是否孫教授感覺當下“氣候”有點“適宜”，故再炒冷飯？其實當時楊繼繩先生就已有力反駁了孫氏此論（見文後“騰訊網”資料等），此次孫氏也並未拿出新的成果和佐證實據，故隻能視為“炒冷飯”。
一、孫經先的結論和國內外眾多學者、課題組研究結果不同，究竟誰在“造謠”？
孫經先教授指名道姓直言：“在‘餓死三千萬’這一說法的傳播過程中，以科爾教授為代表的國外一些學者的研究、國內某課題組的專門研究，以及楊繼繩、金輝、曹樹基、丁抒等人的所謂研究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被寫進了許多專著和文獻。”那麽，孫經先此說這還意味著間接宣布《黨史》二卷編委會也在“造謠”，且為“重大謠言”！因為已公開出版的《黨史》二卷確認大饑荒死亡數是1000多萬（多多少，沒說）。孫氏之結論豈不是“劃時代的成果”？
那麽，孫經先的“研究結果”真的可信嗎？有多種調查和史料的相互印證嗎？除了戶籍統計數據，孫氏走訪過多少基層和當事人呢？連環佐證性史料何在？未見孫氏提及一字。某一方麵孤立的數字何以為憑？而提出三年大饑荒我國餓死3000多萬人，倒不僅有官方統計數據，而且有眾多史料以及《地方誌》支撐經綜合分析得出（見文末索引），其可信度自然大大超過孫氏的孤證之論，孫經先對此以“謠言”冠之自然是無稽之談。否則，《黨史》為何不采用孫氏對黨更有利的“研究結論”而采用模糊而折中保守的“1000多萬”數據？究竟誰在“造謠”？
二、孫氏武斷對他人研究冠之以“謠言”，而自己的“結論先行”式研究卻非常幼稚可笑
一方麵，孫經先承認關於大饑荒餓死或曰“異常減少”3000萬或1000多萬人是來源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49—1982年我國每年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既然有國家統計局數據為重要憑據，退而言之，即便數據和分析有誤，需要商榷，但這可稱為“重大謠言”嗎？難道孫經先認為援引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而不是他的研究結果就是“謠言”嗎？須知，“造謠誣陷”可是入刑的，孫經先想幹什麽？究竟是在公布自己的研究結果還是在做“網絡舉報”邀功請賞？不能不令人生疑。
另一方麵，孫經先卻一不小心露出了馬腳。孫在文中說：“為了揭露‘餓死三千萬’的荒謬性，就必須對這一期間我國戶籍統計……分析”——這就是說，孫教授在進行“分析研究”之前已經得出“餓死三千萬是荒謬的”結論了。這還具有起碼的科學態度嗎？為唯心的觀點搜尋證據這就是“科研”嗎？
誠然，搞科研做實驗也可以先行提出“理論假設”，但佐證“假設”的恰恰應當是多組不同對比性實驗結果和實據，而不是僅以一種結果和證據即下定論。孫氏以這樣“結論先行”的態度進行所謂研究，必然隻盯住對證明自己“假設”有利的所謂“證據”，而對更多客觀證據必然出現選擇性排斥和“色盲”——這是一位教授、博導搞“社會研究”應有的態度嗎？孫教授就是這樣“指導”自己的學生做博士、碩士論文嗎？難怪當今學術界浮躁虛誇之風盛行！但據說孫教授學術成就頗豐，那究竟是什麽使得孫氏突然如此淺薄而昏昏然忘了科研的基本方法論呢？
三、孫經先教授必須對重大原始檔案史料“證偽”
做社科研究，“證實”是一種方法，但對重大原始史料“證偽”有時是必不可少的，否則難以立論。那麽，先請孫經先教授對下列史料和結論“證偽”，如此，孫氏“僅餓死250多萬”的結論才或許有丁點兒可信度而免於被評價為“二百五”。
1、《黨史》二卷及其編委會是否也涉嫌“造謠”？
曾主管《黨史》二卷編撰和修改工作的中國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張啟華在回答《中國新聞周刊》有關提問時作答：三年困難時期的“死亡人口數據社會上有很多爭議……我們采取的是國家統計局的，1000多萬（多多少，沒說）這是最權威的部門。”（其實這是很保守的說法，已引起廣泛有力的質疑）。
但即便如此，如果說3000多萬是造謠，那麽1000多萬也起碼是孫氏“250多萬”的四五倍了。請問孫經先教授，張啟華教授即《黨史》二卷編委會是否也涉嫌製造“重大謠言”？孫經先教授必須“證偽”！
2、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當年向中央匯報四川餓死約1000萬人，請孫經先教授“證偽”
廖伯康，解放前是中共重慶地下黨員，1962年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後任四川省政協主席，他在相關文章中詳細敘述了四川大饑荒的曆史（人民網發布），他當時對中共中央書記處楊尚昆同誌（88年任國家主席）匯報說：當時由於物資極度匱乏，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所以公安戶籍管理實際上還是很嚴格的。“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隻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因為“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200多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請問孫經先教授，按現在的打擊“謠言”力度和解說，“人民網”是否也涉嫌“傳遙”呢？
須知，廖伯康不僅僅是根據統計數據，他還在當時四川省的黨政和共青團領導崗位上，直接向中央匯報過災情，對當地的情況更清楚，孫經先若不對此以及下麵一係列重大史料“證偽”，自己的結論有何可信度？不知孫氏是否訪問過廖伯康？
3、請孫經先就“信陽中國農村綜合改革研究中心”公布的“信陽事件解密檔案（係列/近百份）”證偽。
其中1962年中共信陽地委關於《路憲文在“信陽事件”中所犯罪惡的處分決定（草稿）》確認：“全區死亡百餘萬人，占全區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三，死絕五萬多戶，村莊毀滅一萬多個，牲畜死亡二十一萬多頭。破壞嚴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蕪，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淒涼。這一殘酷事件雖然說和“五風”錯誤、執行左傾盲幹有極大關係，上級應負很大責任，但是，路憲文身為信陽地委第一書記，應該負直接的重大的責任。其具體罪惡事實如下……”；同時，孫經先也須對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路憲文的“刑事判決書”證偽。請問孫經先，信陽地委給中央的報告有誇大死亡人數的需要嗎？他們不知道他們將為此承擔責任嗎？若不能證偽，僅信陽地區就餓死百餘萬人，孫氏全國餓死250萬人的所謂“結論”如何能成立？
不證偽，廣大讀者有何理由否認大饑荒當年的地方黨政原始文件？有何理由否認親曆者和地方領導有根有據署以實名的曆史記憶？有何理由懷疑當年積極隱瞞事實而至今並未平反的受處分幹部的曆史回憶？他們有許多是在臨終前完成的文稿——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們有“造謠”的動機和必要嗎？如不能證偽，孫氏結論不說“造謠”起碼也隻是個人管見一家之言，有何資格妄言其它學者乃至《黨史》二卷等研究結論為“造謠”？所以，與其說孫氏結論“石破天驚”，還不如說暴露了孫氏為學的淺薄和荒唐，是否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急功近利？筆者不想妄下斷語。
四、孫經先的“選擇性孤證”與“營養性死亡”
孫氏結論的由來和依據，說來說去，就是說戶籍統計有種種誤差，而在最近發布的這篇文章中未見標明數據的出處。
諾大中國，我們不否認有戶籍、人口統計會有誤差，尤其在農村。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計劃經濟條件下，如廖伯康所說：“當時由於物資極度匱乏，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等一切生活日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就可少配給一份緊缺物資，加上農村由於“反瞞產”，逼著農戶賣糧食給國家，戶籍管理其實很嚴格。對此，筆者及同齡人皆記憶猶新。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承認戶籍統計會有誤差。既然孫教授都看到“不準確”，那麽僅以此為孤證就更難以佐證結論，必須有輔助性、連環性鏈式證據，這是做研究最起碼的常識。因此，我們就不能無視以下綜合史料的相互印證作用：地方誌、當時各地政府、黨委、地方領導給上級所寫報告的統計數據（那可不全是根據戶籍統計）、親曆者和當時主政者的回憶，等等。我們不知孫經先教授為何對這些史料絕口不提、不屑一顧？為何僅僅閉門造車而不深入基層多多走訪調查當事人？對此，我們隻能歸結於孫經先教授錯誤的研究態度和方法：在研究分析前就“結論先行”——所謂“為了揭露‘餓死三千萬’的荒謬性”。以這樣非客觀的態度和方法去做所謂研究，進行“選擇性取證”，其結論還有幾分客觀性和可信度呢？
最有意思的是孫經先教授的“創新”——為了避諱“餓死”這一似乎刺耳之詞，孫教授發明了“營養性死亡”。
什麽叫“營養性死亡”？筆者可以親身經曆為例為孫教授詮釋：筆者是城裏人，大饑荒時在安徽，10來歲，當時筆者因每天隻能吃到2～3市兩糧食（0.5公斤=16市兩，糧證上筆者月定量4.5公斤，其中1.35公斤為發黴的紅薯幹或曰山芋幹），成天處於饑餓狀態，終於患上了“營養性浮腫”，而且後來又轉為正式的“急性腎炎式浮腫”，無錢治病加上饑餓，唯一隻有臥床，一個月下來已無法下床氣息奄奄……由於1961年末國家經濟在劉、鄧、周等主持調整下開始有了點好轉跡象，所以對城市中像筆者這樣患了“營養性浮腫”瀕死的市民，配給了一兩斤黃豆，憑這，筆者終於從死亡線上闖了過來。而筆者即便在城裏，當時也時見“路倒”，多日無人收屍……
試問孫經先教授，如果筆者當年死了，大概也是不能算“餓死”的，隻能算“營養性死亡”？嗚呼，多麽“美妙新鮮”的說辭！好一個“創新”！
此外，請問孫經先教授：在大饑荒中因外出逃荒、上訪、向上級寫人民來信而被抓關進收容所遭毒打而死的那些人，算“什麽性”的死亡？因饑餓至極而吃了剛死不久的死人肉而被抓被打、被判刑勞改而死的那些人算“什麽性”的死亡？孫教授給發明個什麽“優雅”點兒的詞好嗎？
學術始於質疑。孫經先教授敢於質疑的精神可嘉，但“結論先行”和“選擇性取證法”以及篤信“孤證”的所謂“研究”實在太可笑了，如這樣指導博士論文真的要誤人子弟。孫經先難道就憑這成了“特聘教授”？
世界是處於模糊狀態的。在社科研究中，對於中國如此大國，要非常精確地統計諸如三年大饑荒究竟餓死多少人，死於文革“武鬥”究竟有多少人，確實很困難。大饑荒餓死人的情形各地嚴重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是，“模糊數學”畢竟已是一門科學，概率論也早已創立，抽取分布各類地區的樣本進行詳細統計更是研究的重要方法。那麽，僅以河南、貴州、安徽、甘肅、青海、四川等大饑荒嚴重省份的《地方誌》和當時的地方文件、總結、向省、中央據實情所寫報告、親曆者的回憶，再結合國家統計局等統計部門的數據，多方比較、印證，推算出基本數據來並非就不實在、不可信。而僅以河南信陽和四川大饑荒的史料，也足以證明孫氏全國餓死僅“250多萬”的說法是多麽“二百五”，多麽荒唐離譜！
不同學術觀點可以爭鳴，亞裏士多德的權威論斷也不是不可以推翻——但關鍵是論證或實驗的方法要科學客觀，要禁得起推敲。孫經先教授以自己“結論先行”漏洞百出以孤證為憑的一孔之見，對重大原始史料視而不見也不予“證偽”，就妄言他人的研究為“重大謠言”，想將不同於自己的研究結論一棍子打死，這難道不過於荒唐可笑嗎？孫氏“謠言舉報”能成功嗎？同是不同的學術觀點，我們為何並未見其他學者稱孫經先的結論為“造謠”呢？筆者以為，若孫氏不能對至少本文所引史料一一“證偽”，誰又能找出篤信孫氏結論的理由？那麽究竟誰在製造“重大謠言”這就很難說了。□
2013年9月8日
【參考文獻索引鏈接】
1、騰訊網：大饑荒究竟餓死多少人？（專輯）
2、人民網：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大饑荒四川餓死約1000萬人
3、鳳凰網：有關饑餓、死亡的記憶與敘述（專輯）
4、饑荒死難者名單上幾乎全部都是農民（安徽大饑荒親曆者和地方檔案）
7、曹思源：從三千多萬人餓死中應吸取什麽教訓？（共識網）
8、解密檔案：中共信陽地委關於路憲文在“信陽事件”中所犯罪惡的處分決定（草稿/附判決書）
9、信陽事件曆史檔案解密（係列）- 信陽中國農村綜合改革研究中心
10、貴州湄潭事件：一個縣餓死12萬人（地方誌參編者）
10、應學俊：重讀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11、視頻：黑潮——30年逃港風波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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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應學俊博客：思想的跋涉
http://junyang04.blogchina.com
這個孫經先是毛左的一麵旗幟。在烏有之鄉胡說八道已經有一陣子了。
營養性死亡，即有中國特色的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死亡模式，死者因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攝入量為零或近似於零而死亡。
我實在希望這位教授的爹媽在五六十年代也營養死亡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