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到1961年，由於高舉“三麵紅旗”，大刮“共產風”造成大饑荒。從1959年秋季開始，安徽潁上這個七十多萬人口的農業縣，絕大多數農民在4189個公共食堂就餐，每人每天的主食是“五大兩”（即半斤原糧）的低標準，當時有這樣的順口溜“群眾進食堂，兩眼淚汪汪，打飯用盆罐，頓頓照影湯”。饑餓奪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有的全家死光，致使全縣總人口急劇下降。1958年底，全縣總人口為154691戶、703940人，到1961年底全縣還有149847戶、617031人。與1958年相比，減少4844戶、86909人，分別下降3.13%和12.34%。三年困難時期，全縣農村婦女因長期饑餓而導致高度浮腫、子宮脫垂等疾病，基本上沒有生育。
在生活極度貧困的情況下，一些人為了繼續生存下去，以青苗野菜充饑，極少數人開始偷偷地吃死人肉，這種極其反常的情況通過各種渠道反映到黨委和政府，公安機關為了掌握社會動態，出於職業習慣開展了調查。初期我們把食屍事件叫“破壞屍體案件”，因有“屍體”二字，一則聽起來不雅，二則怕有損當時的“大好形勢”，後改稱為“政治破壞案件”，這個名稱雖然把“階級分析”的色彩包含了進去，但把這類事件作為“政治破壞”未免太“左”，而且與事實也不符，最後由上級統一定名為“特殊案件”。
1960年經縣公安機關處理的這類“特殊案件”共49件50人，其中逮捕22人，判處死刑2人，判處有期徒刑7人，關押期間死亡13人（來時都有浮腫，看守所生活也困難），勞動教養3人，刑事拘留5人，扣留審查後教育釋放20人。這50人中，男性34人，女性16人。其年齡情況是：16歲的2人，20-29歲的7人，30-39歲的13人，40-49歲20人，50-59歲的6人，60歲以上的2人。分析這49起案件，具體有以下四種類型：
1. 故意殺死自己的小孩而食其肉。城郊區林拐鄉洪海子村女社員高士英，時年48歲，於1960年1月12日將自己的親生女兒（6歲）勒死後，將肉煮吃，發案後被依法逮捕，並以殺人罪判處了死刑。在上報的卷宗內，將生活困難，殺死小孩的目的，是為了保住其他家庭成員不被餓死的事實全部隱瞞，而羅列了重男輕女等不實之詞，欺上瞞下。
2. 殺死別人的孩子，肢解屍體自食並出售。1960年3月12日江口鎮居民劉陳氏（女，48歲），用花生米將其親侄兒（乳名馬駒，男，4歲），騙到自己家中，隨按倒在地用手卡死並肢解了屍體，除自己食用外，又冒充煮熟的豬肉在街上出售。剩餘的部分仍保存自家床下。馬駒的父親劉在誌發現兒子走失後，向公安機關報案。經偵察破案後劉陳氏被依法逮捕判處了死刑。在上報的卷宗內，采取同樣手法，隱瞞事實真相，謊稱兩家有私憤係報複殺人。劉陳氏的丈夫劉在祥涉嫌包庇罪，被依法拘留，教育釋放後不久也餓死在家中。
3. 從亂墳崗揀回屍體食用並出售，1960年1月14日，六十鋪鄉農民陳士賢(男，33歲)，從亂墳崗揀回小孩屍體一具，煮熟後自食又在集市上出售。發案後，陳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後監斃；類似這種情況的案件縣公安局辦理10起。
4. 從曠野荒地揀回整個屍體或肢解部分，煮熟後充饑。屬這一類的事件縣公安局辦理37起。當時未被發現的或發現後未向政府報案的，遠遠不止這些。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會後，縣委領導向我們傳達了會議精神，根據上級部署，潁上縣對上述案件進行了複查。複查後認為，除高士英、劉陳氏兩起故意殺人案應予以維持外，其餘均屬錯案，尚在關押的一律釋放並逐案進行了平反，對在關押期間死亡的13人，由政府出麵除宣布平反外，還適當給予經濟補助。
我已年過八旬，40年公安工作的生涯對我來說已經成為曆史。上世紀80年代初我從縣公安局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後，又從事公安史誌資料的征集和編寫工作，對40年來潁上縣公安工作在黨委領導下取得的成就，通過編纂“專業誌”、“大事記”、“組織史”和“專題材料”等，已作了真實的記述。
然而，作為一名共產黨人、公安幹部，對過去工作中的失誤和教訓，也應該有個正確的態度。本文所講的幾十起“特殊案件”，有的是經我親自辦理的，有的是局領導集體研究時，本人參加聽過匯報做過表態。在上述錯案中，我應當承擔的責任也是不容推卸的。我在從事公安史誌編寫的幾年中每當查閱曆史檔案時，總是經常想起1958年到1960年這三年困難時期，黨在農村工作中犯了嚴重的錯誤，而我們公安工作不可避免地也犯了錯誤。其中最使我感到痛心的是1960發生的“特殊案件”。這類案件初發時，我們不敢相信能有這回事，查清幾件後，當向領導機關匯報時，他們說：“這類案件的發生，是階級敵人的蓄意破壞，公安局要認真調查，嚴肅處理。”當時公安機關剛剛結束“反右傾”學習運動，加之領導給定了這個“調子”，我們在調查這類案件時不敢如實反映情況，向領導匯報時不敢講真話，結果我們隻能違心地扮演著自欺欺人的角色，用一些含糊不清的政治術語，如“政治破壞”、“影響大好形勢”等等，作為這類案件的代名詞，實質上是在混淆矛盾，把專政的矛頭指向饑餓將死的人民群眾。
1962年對這類案件複查平反之後，上級電話通知說：中央有位宗教界的負責人（黨外人士）要來安徽視察工作（實際沒來潁上），要求我們組織力量把這類案件卷宗從檔案中抽了出來，單獨保管。（注：我寫公安史時，已找不到這些檔案）其他案件涉及類似內容的，能分出來的盡量分出，不能分出的用墨筆抹掉。如此一來，潁上縣在困難時期發生的“特殊案件”的具體情況在公安檔案中沒有任何文字記載了。
幸好，當時我查閱1960年文書檔案的統計資料中，遇到了一份當時的“特殊案件”登記表，這又引起了我對這段困難曆史的痛苦回憶。我感到我既是這段曆史的見證人，又是辦理這些錯案的執行者，我認為我有責任把潁上這段公安工作曆史教訓寫清楚，載入史冊；否則，我們的後代還不知道當年的“特殊案件”是怎麽一回事呢！當我把本文初稿寫成之後，未正式入編之前，請示了縣黨史、地方誌、上級公安史辦的負責人，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這類內容（當時叫‘非正常死亡’）是我黨曆史上的一個重大敏感性問題，上級有規定暫時不能編入史誌。”我隻能帶著遺憾把文稿收藏起來。
現在，我把原稿略加修改，將這段曆史客觀地記述下來，意在“以史為鑒”，教育後人。
（作者為潁上縣公安局原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