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浮閑話
湘西山民的搏客
四千萬餓殍——從大躍進到大饑餓
原載《二十一世紀》2008年四月號，一些網站掛貼本篇拙文時刪掉注釋，引起一些“證據何在”的質疑，故在此特意帶上注釋。《二十一世紀》篇幅有限，不得不有所刪削，發表後我亦略有增補，現為全稿。（作者注）
2005年初，本人得香港中大研究中心資助，首次訪學香港，見港刊《開放》上說大饑餓（1959～61）死了3500萬人，我的第一感甚具大陸代表性——嚇了一大跳，認定乃港台反共勢力誣栽，拎起電話質問作者金鍾先生：“根據呢？”金先生告以據大陸官方人口統計，包括年度增長率，綜合推斷得之。放下電話，將信將疑。此後，開始留意這方麵資料。很快，我就明白了什麽叫孤陋寡聞，什麽叫被關鐵屋。訪港之前，我像所有大陸人一樣，因缺乏起碼資訊，那場大饑餓隻是一團星雲般的“聽說”。本文乃作者近年研究的濃縮綜述，因多處引用丁抒先生《人禍》的資料與觀點，特致鳴謝！
一、
中共建權之初，由於連年戰爭，農村凋敝，人均耗糧僅370斤/年，1952年增至440斤。1949年前有的山農一年隻能吃十頓白麵，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頓。山農多吃這點白麵已被薄一波作為“社會主義成績”匯報給毛澤東。[1]就這點底子，農民剛剛過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識形態決定的合作化運動便開始了。
抗戰初期，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認定：紅軍時期不高舉三民主義而高舉蘇維埃旗幟，乃是一大損失，承認蘇維埃運動脫離中國實情。[2]獲得全國政權後，左傾意識形態還是使中共駛向已被經驗否定的蘇維埃方向。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吹響合作化號角：“通過農業合作化，逐步建立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限製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3]1955年，農村合作化進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並不如中共想象的那麽美妙，農民僅憑直覺就認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驅動必然導致懈怠刁懶，平均分配更是無法保證公平公正。由於強迫入社，農民入社前砍樹殺畜賣牲口，某生產隊原有生豬300多口，公社化後隻剩下9口，雞鴨更是幾乎全殺光了。[4]歸社的大牲口也因飼養不善多多病死，全國銳減200萬頭以上。一向惜財的農民因共產失去利益驅動，“船漂出去三十多裏沒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裏沒人找，社內耕牛死亡占60%。”[5]農業副總理鄧子恢向周恩來匯報：“出現比較普遍的不利於生產的現象……大批出賣牲畜、被殺豬羊。”“懶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眾在呼喊：‘天天困在田裏，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們解開吧！’”[6] 合作化還搞“劫富濟貧”，富隊非要搭配窮隊合並，富隊不願意，上麵就是不讓。[7]極其碎屑的農活一經“統籌”，根本無法全麵兼顧。農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動實現效率最大化，現在卻要等著幹部派活，幾個幹部的腦袋哪裏抵得上每家每戶“開動機器”？
鄉諺：“秋天分配來了平均主義，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幹部們沒有主意，老漢們聽了唉聲歎氣；青年人是大不滿意，懶漢們是歡天喜地。”[8]社員年終實際所得越來越少，1958～60年有的隊人均年收入從37元降至10元、5元，勞動日值僅5分錢。[9]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說：“農民反映，社隊規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種好種壞，反正攤到我頭上隻幾粒穀，怕懶得（湘方言，怕什麽）！’”浙江桐廬環二大隊，1960年工分值僅0．0302元，社員勞動一年僅得2．53元，一個壯勞力還不如一隻老母雞，母雞下蛋一枚可賣五角，壯勞力出工一天僅三角餘。[10]
合作化挫傷生產積極性最大的是富裕中農。薄一波承認：“據1957年估算，全國富裕中農人數在1億以上。這些人勞動致富的積極性受限製和挫傷，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是很不利的。”[11]一億富裕中農乃中國農村精英，最主要的生產主力軍，挫傷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自然連帶一並摧毀了中國農業生產的基礎。
薄一波提供數據：
1960年，糧食實產2870億斤，比1957年的3901億斤減少26%以上；棉花實產2126萬擔，比1957年的3280萬擔減少35%以上；油料作物實產3405萬擔，比1957年的7542萬擔減少一半多；豬的年底存欄數8227萬頭，比1957年的14590萬頭減少56%；大牲畜年底飼養量7336萬頭，比1957年的8382萬頭減少12．5%。這些農牧業產品的產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產量僅及1951年的一半。[12]
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間：“農村也連續發生了鬧社的風潮，如浙江省農村發生請願、毆打、哄鬧等事件1100多起，廣東省農村先後退社的有十一二萬戶。”[13]合作化運動乃是造成大饑災的第一步原因。
蘇聯強行推進農業集體化也惡果累累：1933年集體化運動結束，蘇聯農產量和家畜減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還未恢複1928年集體化以前水平。1953年蘇聯耕牛數量仍少於1913年。1946年，糧倉烏克蘭發生大饑荒，也出現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慘事。[14]據《蘇聯國家經濟年鑒》，1913年全俄穀物產量8600萬噸，1953年8250萬噸。[15]
二、
反右前，黨內外對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對聲浪漸大。1957年初，毛澤東在省委書記會議上說：“1955年上半年，黨內有相當多的人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應。”[16]毛不顧合作化實際惡效，從馬列原則出發，硬著頭皮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反右反右傾打掉150萬精英，社會失去理性過濾層。1925年入黨的沈誌遠，著名學者、學部委員，所譯《曆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在延安就享有盛名，毛澤東曾當麵稱揚。沈誌遠因言成右，說的不過是黨和政府管得太多太細了，妨礙了人們發揮自主積極性。[17]千裏駒《自傳年譜》：“‘反右’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鴉雀無聲，不要說指鹿為馬，即說一個螞蟻比象還大也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了。”[18]何滿子：“‘小心火燭’是我們不約而同的心態。”[19]
由於隻能說好不能說壞，社會失去糾錯必須的製衡力量。1955年後，若再替農民叫苦，再反對統購統銷，便是十分危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河北省委副書記薛迅（女）被毛斥為“社會主義這一關過不去”而撤職。[20]一黨專政天然攜帶的糾錯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綻露。原本搞經濟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經濟專家，高層領導猶如盲人摸瞎。如劉少奇本來是反冒進的，1958年9月視察江蘇常熟和平公社實驗田，公社書記說畝產可打一萬斤，農家出身的劉竟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21]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發表著名論斷——“冒進是馬克思主義”。[22]
1960年底，毛澤東表弟賀曉秋之子闖中南海向毛麵訴：“倉裏沒有幾粒穀，還硬說畝產達到幾千斤……鬼都笑落牙齒。做假事說假話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揚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還是那些人。……老百姓餓得要死，隻能在背後衝天罵娘。”[23]1960年3月12日，烈屬何明淵在天安門廣場白日點燈籠，路透社短訊稱寓“暗無天日”。何的叔叔與大哥均為紅軍烈士，何被捕後：“大不了一個死了罷了！我如果不離開家鄉，這會兒恐怕也已經餓死了！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叫什麽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來、劉少奇匯報此案，劉難過得久久不語。[24]1960年6月，湖南彬縣女青工劉桂陽在中南海北門憤貼標語十數張：“為了挽救全國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鏟除人民公社！消滅人民公社！”[25]中共高層完全清楚下麵的情況。
反右後，中共鬧出的外行笑話可謂多矣。劉少奇說“外行領導是原則”；為大煉鋼鐵拆函穀關城樓與浙江龍泉古寺，名曰“古為今用”；毛澤東為得一點廢鋼甚至想拆杭甬線與膠東線。譚震林在西安幹部大會上說：“每個人都有一架飛機的時候，也不是太遠。”令後人大開眼界的還有：用大鍋煮糞便製造高級肥料、往地裏澆芝麻油、狗肉湯、給莊稼注射葡萄糖液。[26]
失去了理性隔濾，公開造假的大躍進得以肆虐橫行。後來證明，哪兒反右積極，哪兒“白旗”拔得最幹淨，哪兒災難就越大。安徽濉溪縣是反右積極縣，共抓“右派”、“中右”、“反社會主義份子”1600餘人，在全國2000餘縣中首屈一指，大饑餓死亡人數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銳減1／4以上，僅1960年就減少12萬。[27]發燒度較低的省份，餓死人的情況也相對減輕，吉林是少數幾個沒餓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書記吳德應記一功。[28]
三、大躍進對社會生態的大破壞
按大躍進理論，乃是生產關係大飛躍。但農村的現實是猛刮共產風、浮誇風、幹部特殊風、瞎指揮風，大搞“一平二調三收款”（全社範圍內一律均財、無償調撥財物、銀行一律收回農村貸款），搞得雞飛狗跳。安徽舒城縣城北公社古城大隊，1958年秋後賣糧24萬斤，糧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窮隊，古城幹部編詩：“累了一頭汗，賣糧二十萬，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幹。”[29]
大躍進另一大折騰是大煉鋼鐵，6000萬農村壯勞力上山采礦伐木，農田勞力嚴重不足，稻棉大熟無人收割，豐產無豐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說：“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勞動力大批外調，婦女說隻是‘人民母社’。”[30]水利部副部長李葆華去密雲水庫，沿途棉桃隨風漫飛，像下大雪一樣。山西陽城縣潘莊公社，年底糧食還爛在地裏，柿子掛在樹上。陝西安康大量紅薯無人收獲，不僅爛在地裏，還延誤了冬小麥播種。1958年底彭德懷到湖南平江調查，也發現稻子沒收紅薯沒挖。羅榮桓1959年5月說：四川拋撒浪費的糧食占總產量10%，河南50%秋糧毀棄於地。河南1960年農業產值下降1／3。[31]
中共官方提供的數據：
受損害最慘重的還應算農業。1957年糧食產量為3900億斤，1958年的糧食產量為4000億斤，1959年為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產量1960年為2126萬擔，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當。由於許多農田被改種糧食，油料作物的種植麵積和產量更加減少（1959年至1962年間，經濟作物的種植麵積下降了35%），1960年為3405萬擔，比1959年下降50．9%，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國以前的水平。豬存欄數下降了43．6%。
另一方麵是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人民生活困難加劇：
國家財政出現大量赤字，必須用多發鈔票來彌補。1957年的貨幣投放量為53億元，1959年上升到75億元，1960年上升到96億元，1961年更高達125億元。貨幣投放過多，國家商品庫存又被挖空，結果必然是物價大幅度上漲，人民生活陷入嚴重困難。[32]
在違悖基本人性的合作化與瞎折騰的大躍進夾擊下，迎來大饑餓已是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國糧產量較之1957年下降30%，還能不出現大麵積饑荒嗎？
至於吃飯不要錢的大食堂，不僅沒有吃出“共產主義意識”，反而吃出鄉諺：“放開肚皮吃，藏起力氣做。”上海浦東農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飽，撐得難受，隻能出工不出力。[33]但毛澤東堅持認為公共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農村中階級鬥爭尖銳所在”，1960年發布一係列文件，要求各級黨委將辦好食堂“提高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34]最講究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的中共，這會兒反過來強硬要求經濟基礎去適應自己的意識形態。1962年2月26日，中央財經小組長陳雲在“西樓會議”上承認：經濟遭到這麽嚴重的破壞，要把經濟恢複起來，不是一兩年就能夠做到的事情，尤其是農民的積極性如何能夠動員起來。[35]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極大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全國出現大麵積消極怠工，糧食產量大幅滑減，此乃大饑餓的第二層致因。同時，公共食堂挖盡農民存糧，秋後短暫的“放肚盡吃”消耗了集體糧儲，及至春荒，上下皆空，無糧熬荒。如果農民自己開灶，量入為出，半幹半稀，計算著吃，便不會大麵積出現不顧一切的“前吃後空”，秋後吃得死撐，冬春饑餓斃亡。
四、 反右傾失去糾錯機會
1959年廬山會議本是一次糾錯良機，僅僅由於維護毛個人威信，硬從反左轉為反右，再唱高調，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觀事實。反右使黨外閉嘴，反右傾則使黨內也閉嘴。1959年春，黨內老五陳雲私下說：“現在提意見還不是時候，一定要吃虧吃得更大一點，才能轉過來……不能說話，我還想保持我這張三十多年的黨票子。”[36]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雖有毛的邀請，陳雲還是沒敢在大會上發言，因為“不能給毛主席難堪。”[37]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匯報情況，見毛的前一晚，是否將餓死人的實況告訴毛，思想鬥爭了一夜，又抽煙又踱步，最後還是沒敢將真相完全告訴毛。1960年陳毅去了南方，回京後在會上感歎：“在下麵跑了幾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話。”（262頁）[38]楊獻珍說了幾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對頭，想把好事一年辦完……客觀上是反動的。” 遭到毛迎頭痛擊，很快就被摁下去。[39]
浮誇風下，官員腫臉硬充胖。1959年中央開會，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對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張仲良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以支援。當周恩來聽說甘肅出現饑荒，打電話給甘肅省委詢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省委書記何承華竟答“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40]如此膽大包天，若非吃準中央心態，若非道德品質惡劣，會這麽不顧人民於水火麽？河南信陽已出現餓死人，地委書記路憲文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250頁）[41]派民兵封鎖村莊與交通要道，堵住外逃饑民，信陽地區餓死者至少百萬（官方公開承認50萬）。[42]
安徽無為縣有的幹部甚至不準農民采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裏長的，歸屬共產黨。[43]鳳陽規定死人後“四不準”：一不準淺埋；二不準哭；三不準埋在路旁；四不準戴孝。”[44]除了民兵把守交通要道，郵局奉命截扣告狀信件，地方幹部成功地把餓死人的信息掩蓋了很長時間。[45]各級幹部都明白“上下有別”的利害關係：農民的肚子問題遠不如上司對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計劃遠比農民生計重要。柳州地委書記賀亦然放出大衛星——水稻畝產13萬斤，公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46]
五、 雪上加霜的“反瞞產”
為防止高征購，一些地區為保口糧，不得不瞞產私分。1958年7～10月，全國糧食征購下降440萬噸，城市和工礦區的糧食供應頓時緊張。10月22日中央發出“緊急指示”，要求突擊收購和調運農產品，在全國農村掀起“反瞞產”運動。1958年實際征購數量高達1175億斤，比上年增加了22%。[47]“七千人大會”上，糧食部檢討：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3400億斤，征購就拿走1200億斤，傷了農村元氣；1960年已出現大麵積餓死人，糧食部還以為天下太平，實屬見事太遲，征購過頭是大饑荒重要原因之一。[48]
中共官方權威史料披露：
由於高估產而高征購，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1959年6月30日）共征購糧食1123億斤，比正常年景增購了200億斤，使農民手中的存糧數急劇下降，1959年有些地區就開始出現糧荒，造成公共食堂停夥，部分社員外出逃荒，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問題也出現了。1959年度征購糧食達到1348億斤，占了實際數量的33．7%，農村留糧由1957年的2940億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億斤。1959年的糧食減產，如此之高的征購量，這是農民難以承受的重擔。即使如此高的征購，但在高銷售的情況下，國庫周轉糧還是日益減少。1958年6月底，國庫存糧386億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億斤；1960年6月底僅為127億斤，連正常情況下鋪底糧和運轉狀態的周轉糧數都不足。農村糧食短缺，國庫存糧無多，全國大約缺少3000萬人一個月的用糧，一些大城市幾乎脫銷。[49]
還需要多說嗎，3000萬人缺糧一月，還能存活嗎？
經過“反瞞產”，山東1600萬農民全年人均擁糧隻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兩，還不夠兩隻雞吃。甘肅定西地區“反瞞產”運動中，幹部指揮民兵在農家掘地挖牆找糧食，“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類似獸行，據省委工作組事後統計竟達128種。[50]資中筠的安徽保姆，“由於虛報浮誇，上麵催交的糧食數量極大，誰家藏一點糧食，村幹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她家中最後一罐偷埋地下的糧食就是這樣被挖走的。”[51]
丁抒先生分析：“廬山會議後全國性的‘反瞞產’、高征購是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一步。譬如廣西龍勝縣1957年征購975萬斤，1958年增至1362萬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萬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廣西陽朔縣，1959年糧食比1958年減產23%，國家征購數卻比1958年高了24%。”[52]1959年秋，安徽符離區委書記武念慈急匆匆進城，向縣委報告開始餓死人並申請救濟糧，不料不僅沒有弄來糧食，還挨了縣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評，說他謊報災情，給“大躍進”與社會主義抹黑！不僅不給救濟糧，還向他要糧食，說符離區秋季征購任務沒完成！[53]“反瞞產”挖空了農民的囤底，致使農民失去維持生存的基本口糧。
1960年春，當饑饉剛剛蔓延，如果各地縣委書記能像舊時知縣一樣稟報請賑，當年國庫裏還有糧，準備出口的265萬噸糧食尚未運出，至少能抵擋一陣。如山西陽城縣委書記趙樹理堅請“返銷糧”，及時分發，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幹部秘密動用儲備糧，也救了一些人。但這樣的幹部少之又少，絕大多數幹部都怕被扣右傾帽子，既然將農民口糧交了餘糧，不願自打巴掌再要回來。地縣一級基層政府由此坐失及時施救的最後機會。
宏觀上，1960年12月14日國家統計局提交市場分析報告，標明當年10月糧食收購量下降34％、食油收購量下降42％、生豬收購量下降31％、食糖收購量下降64％、棉花收購量下降23％；全國生活用品供應極其困難，至9月底，各地憑票證供應商品達30多種；據全國42個大中城市統計，11月豬牛羊肉銷量比10月減少29．4％，家禽減少51．3％，鮮蛋減少30．4％。[55]警鍾已敲得很響很響了。
六、 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漢隻剩下一天存糧。情急之下，武漢市委扣下從四川運往上海的糧食，中央辦公廳大發雷霆，要嚴肅處理武漢市委，幸賴省委書記王任重斡旋化解。[56]1960年5～6月，中央連續發出京津滬等市糧食供應告急文件，6月6日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內稱北京存糧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無存糧。[57]
外貿部在“七千人大會”上檢討：1959～60年多出口糧食幾十億斤，還要求大家不吃豬肉支持出口，饑荒既起仍不顧國內經濟狀況，盲目出口，以致國內經濟雪上加霜。[58]大量出口高征購得來的糧食，乃是一係列導致4000萬農民餓死的重要因素之一。發現危急時，中央因手中無糧而束手無策。此外，自己日子都過不下去，還要援助亞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個國家提供經援，無償援助和貸款總額為40．28億元。[59]1961年，連毛澤東也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我們掠奪農民比國民黨還厲害！”[60]
1959年一方麵較之1957年減產1500萬噸，但卻出口糧食415萬噸，比1957年增加223萬噸。僅這增加的223萬噸，就可供4000萬國人吃幾個月，足以熬過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萬噸。當國人成百萬餓死時，他們打下來的糧食卻在被一船船運走。其實，隻要將兩年間出口的糧食留下一半，饑民們就可以全部得救。當時的大管家周恩來對糧食情況的急迫性兩眼一抹黑，他根據各省虛報數字，還以為國庫裏糧食有的是呢！因此，周恩來犯下致命錯誤：當外貿部有人主張在國際市場上拋售黃金，拿外匯購買糧食，周恩來卻認為黃金價格較低，認為不僅不應賣，反而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61]這一決定，失去了中央一級最後的補救機會。
1960年底，鑒於形勢實在峻迫，一再拒絕批準進口糧食的毛澤東，隻得同意從澳洲進口440萬噸糧食（夠一億人吃三月）。糧食部副部長楊少橋說：“吃進口糧，這在當時可是個禁區！”“這些衝破禁區來的糧食在當時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那680萬噸糧食，又可挽救多少萬人的性命！糧食一進一出，運來運去撥來調去，又耽誤了多少時日。[62]饑民們即便千辛萬苦逃到城裏，由於城鎮居民也吃不飽，“盲流”也很難討到食物。
礙於政治形象的新聞封鎖是中央一級“自動”喪失及時賑災的另一致因。新聞自由在及時傳遞各地信息的同時，短時間內就可將災情成為全球共同問題，大大提高了賑饑能力。但自己不肯說的“堵路鎖息”，甚至視吃進口糧為蒙羞，真正可謂“自絕於人民”。
七、進入“天堂”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報刊上鋪天蓋地用漫畫詩歌向民眾描述預約的幸福。隻是“天堂”裏的材料太多，限於篇幅，撮精稍述：
—— 1958年10月底，湖北當陽縣跑馬鄉公社書記大會宣布11月7日全鄉結束社會主義，8日進入共產主義，一切以共產主義方式來辦。群眾一哄而散，紛紛上街“共產”，先搶空商店，後破門搶私宅，還有人上幼兒園認領孩子當兒子，大呼“不是共產了麽？！”[63]
——王任重調查“信陽事件”後：“我到光山（信陽地區轄縣）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麽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64]鄧力群也說：“老朋友彭大章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說：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誌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65]
——張家口地委書記胡開明在蔚縣西合營村，看到“春播時，前邊播上種，後邊有人就把種扒出來吃掉。隊裏沒辦法，把種子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種子照樣被扒出來吃掉，隻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在土裏邊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裏。” [66]四川高縣小鎮，公開用大鍋煮食小孩，圍觀者無人指責，更無人將其揪至公安局。[67]
——在食堂工作的生產隊長，每次帶回米飯都鎖藏家中櫃子，獨自享用，兩個兒子幾天粒米未進，嚷叫不停，父親置之不理，小兒子活活餓死。一位姑娘餓死後，許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屍為名割肉煮食。不少饑民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間刨墳掘屍為食，野外常見被剔除皮肉的屍骨。[68]
——甘肅某農戶，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外，等女孩回來，弟弟不見了，鍋裏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頭骨。幾天後，父親又往鍋裏添水，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得門外大聲哀哭：“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山東臨沂，常見被狗撕得亂七八糟的死孩子。廣西環江縣1960年餓死三萬，“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公開擺賣人肉。”[69]
——滇桂粵疆等地發生多起集體外逃。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決定放百姓一條生路，對逃港者不予堵截，兩年間至少十萬人成功逃港或由港轉逃它處。新疆塔城、裕民、霍城六萬餘人逃往蘇聯，包括縣委書記、縣長也一起逃了。[70]中共官方記載，1954～80年逃往香港56，5萬人，“這個數字明顯是偏低的”，26年裏“逃港”成為風氣，廣州人常去珠江練泳，目的就是“逃港”。很多粵人從小被教育“好好練身體，日後去香港”。[71]
—— 北大右派青年教師餓極時生吃癩蛤蟆和青蛙，同屋犯人則吞吃一少年犯最心愛的蟋蟀，然後向少年跪磕謝罪。[72]1961年，徐鑄成出席浦江飯店某次宴會，“我注意不時有些居士或釋士們，也不再茹素，而大快朵頤了。”[73]1960年，連中宣部“機關浮腫的人一天天多起來”。[74]陳毅夫婦都吃不上蘋果。[75]
——1938年入黨的宗鳳鳴先生說：濮陽梨園鄉東韓砦村乃抗日模範村，村裏老頭老太差不多都是這一時期餓死的。有的家庭商量，是讓孩子餓死還是讓大人餓死，商量結果是讓小孩餓死，留大人掙工分，還有一份口糧吃，否則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76]
——錦西勞改礦隊，1200多名犯人至少餓死1001人，還沒死的198人也都骨瘦如柴全身浮腫，臥床不起，另兩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蝴蝶，才勉強下床走動。[77]甘肅勞教農場犯人們喝光100公斤清漆。[78]還有人當眾搶吃別人的點心，不管如何打罵，吃完為止。還有餓者因一下吃得太多而脹死，甚至醫生也因餓極而明知故吃，撐破肚腸而死。[79]
——饑餓犯人一邊拔毛一邊連血帶肉生啖活雞。如能從墳堆裏挖出死人骨頭，算是好運氣，“人家就這麽隨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裏細細啃嚼，津津有味，若監視的人來了啃不完，就帶到屋裏燒坑的火裏烤著吃，那香味倒是頂饞人的。”[80]
——天津東郊茶澱勞改農場，兩名勞教犯各將一根細黃瓜塞藏對方肛門，以躲避下工時的檢查，但還是被識破了，扒下褲子拉出黃瓜。[81]燕京畢業生韓大鈞（後為中科院研究員），挖出一窩剛出生的幼鼠，眾目睽睽之下，將還沒睜開眼的幼鼠生吞下肚。[82]
——“七千人大會”上，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明朗致中央匿名信，描繪重災區梁平縣，“我去看了以後，很難過，跟剛打完淮海戰役、雙堆集附近那些村莊的情況相仿。門窗都沒有了，家具也沒有了，屋子一個個是敞開的，屋裏都是雜草的灰塵，後邊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墳，村裏村外看不見一個活人。”[83]
——“七千人大會”也開得摳摳縮縮。“每次吃完飯，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論副食還是主食，都是光光的。”“會議吃飯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誌去安徽組開會，吃飯時也和大家一樣，憑飯票吃飯。10人一桌坐滿才上飯，坐不滿不行，飯票丟了也不行。”[84]接待外賓的招待會原本請不到的中方高級人士，這時凡請必到。冷餐會上，服務員一端上盤子，一擁而上一搶而光。周恩來一次不得不輕聲提醒那些高幹：“注意點吃相！”[85]
——1969年底，學部外文所集體下放至河南息縣東嶽鎮，軍宣隊號召訪貧問苦。一位房東告訴鄒荻帆“餓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們所長馮至來，我們都會把他吃了。”馮至是個胖子，肉多。[86]
——曾任甘肅省高院院長的延安女幹部李磊記述：“每天都有不斷餓死人的事發生，有些家已成了絕門絕戶，能吃的東西全填到肚子裏了，連榆樹皮也剝光了，甚至已出現吃死人、吃活人的事情。”[87]
——1976年，全國人均糧棉油產量仍低於1956年。對中共革命貢獻甚大的湖北紅安縣，1975年共有52名女青年先後集體自殺，因為“鄉裏窮成這樣，不會有什麽指望的，還不如早死。”湖南瀏陽縣，革命勝利35年，“公路不通、電燈不亮、廣播不響。”湘西鳳凰某苗區，1980年沒有一戶農民擁有一輛自行車或一塊手表。[88]1977年廣東寶安農民勞動日值0．7～1．2元人民幣（在內地相當高了），香港農民勞動日值60～70港幣，差距至少50倍；1976～80年再掀逃港潮，珠三角各地約30～40萬人逃港。[89]“天堂”居民竟堅決要求入“地獄”！
八、 到底餓死多少人？
據1984年《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58年全國人口65994萬，1959年67207萬，1960年66207萬，1961年65859萬，1962年67295萬。1960～1961年淨減人口1350萬。加上每年1200～1400萬出生人口，死亡人數應在4000萬左右。[90]據中共權威黨史專著：“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再版前言）[91]
《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92]1998年中央黨校出版的《共和國重大紀實》：“中國人口總數在1959年是6．72億人，1960年為6．62億人，即減少了1000萬人，1961年比1959年減少了1300萬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0‰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4000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93]整個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也才3500萬。[94]此前中國2129年間，發生203次萬人以上餓死記錄，總和也才2991萬。（再版前言）
一些省份具體數字如下：
四川一省按官方統計，至1960年底死了整一千萬。[95]據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四川1958～61年淨減人口622萬，[96]加上至少2％的年出生率，死亡人數至少在800萬以上。“七千人大會”上，四川梁平縣委書記給中央的匿名信中：“有的縣餓死人將近總人數的20％，不少縣都在10％以上。”[97]
《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國平均數高出3．5倍。”[98]安徽省委書記萬裏：“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99]據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安徽總人口1960～61年淨減439萬。[100]該省無為縣除了幹部家庭，絕大多數婦女不再生育，三年中出生的孩子寥寥無幾。據無為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全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無為縣誌》載，1957年全縣人口982979人，1960年底僅餘662557人。[101]縣看守所長胡大海：“看守所裏的犯人，有女人殺丈夫的，有兒子殺老子的，有母親殺兒子的，各種喪失倫理的事情都有，但大都因為饑餓的原因。”[102]農業部司長郭書田：“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1／4左右。”鳳陽縣1958年人口約39萬，近10萬人餓死，其中一個公社三人死去二人。[103]
甘肅至少餓死130～200萬，至少占全省人口1／10，最富饒的渭河平川百泉大隊千餘人餓死近1／3。湖南餓死接近200萬。江蘇溧水縣餓死近1．4萬、常熟1．1萬、武進縣兩萬人的東安鄉餓死400餘、高郵3．7萬餘（其中1．7萬兒童）、寶應縣4萬、高淳有的村莊死得隻剩下幾個人。福建官方數據為30多萬；廣西起碼50萬[104]
青海人口稀少，“非正常死亡”即便以最下限16萬計，也已是該省人口的1／10。地廣人稀土沃糧豐的東北，黑龍江不下10萬；沈陽6萬（均為所轄新民、遼中縣）；山東“非正常死亡”148萬，“遷出”160萬；河南固始縣400餘無人煙村莊，死絕戶3424戶，光山縣死絕5647戶，息縣5133戶。貴州畢節地區金沙縣，1960年幾乎家家死人，全縣死去1／4。[105]寧化是福建重點死人縣，全縣16萬人口，餓死約2萬人。[106]
補充資料：
據官方統計，至1960年底死了整一千萬。[107] 據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四川1958～61年淨減人口622萬，[108]加上至少2％的年出生率，死亡人數至少在800萬以上。“七千人大會”上，四川梁平縣委書記給中央匿名信中：“有的縣餓死人將近總人數的20％，不少縣都在10％以上。”[109]
安徽：“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國平均數高出3.5倍。”[110]文革後出任安徽省委書記萬裏說：“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111]
江蘇：溧水縣近1．4萬、常熟1．1萬、武進縣兩萬人的東安鄉餓死400餘、高郵3．7萬餘（其中1．7萬兒童）、寶應縣4萬、高淳有的村莊隻剩下幾個人。
山東：148萬，遷出160萬；
河南：固始縣400餘無人煙村莊，死絕戶3424戶；光山縣死絕5647戶，息縣5133戶。
貴州：金沙縣1960年幾乎家家死人，全縣死去1／4。[112]
福建：官方數據為30多萬。[113] 寧化是該省重點死人縣，全縣16萬人口，餓死約2萬人。[114]
廣西起碼50萬。[115]
八、 最根本的原因
這場20世紀全球最大災難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卻是兩條：一、意識形態的錯誤引導；二、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不容糾錯。對中共和毛澤東來說，最致命的價值內核是：如退回私有製單幹，拿什麽證明新舊社會的本質差別？如何證明“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國有化集體化，共產革命還有什麽法理基礎？意義取決於價值，對於這一點，中共高層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們最終能夠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礎。1958年“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之所以使周恩來、陳雲等黨內務實派閉口，除了毛權威，更重要的還是對共產設計的價值認同。
麵對反對合作化的聲浪，1955年5月毛澤東對李先念、鄧子恢說：“農民對社會主義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116]毛認定“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隻是各級幹部。[117]1958年8月，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1949年我很高興，但中國還很窮很落後；以後工商業改造、抗美援朝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隻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118]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毛說“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 [119]周恩來拍著榮毅仁的肩膀：“你還年輕，能夠看到共產主義！” [120]同年，毛澤東對王任重說：“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於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隻有超越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者。”[121]可見，毛求功之心甚切。顯然，隻有將中國領入社會主義並實現繁榮富強，才能夠真正證明中共革命的偉大價值，暴力革命預付的慘烈代價必須由革命後的經濟效益來體現。否則，何以證明“社會主義就是好”？聚集中共政治精英的“七千人大會”，也一致認定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定義——公有製＋計劃經濟。[122]
沒有共產學說，沒有這麵引向天堂的旗幟，沒有這一不可駁斥的價值前提，億萬國人會被乖乖領進地獄麽？共產學說才是比毛澤東個人權威更有力量的東西，才是導致全球上億“共產冤死者”的罪惡之源。這個“主義”否定了人類社會的既有經驗，以浪漫空想代替現實經驗。對這個“主義”的每一寸忠誠與堅定，都成為警省反思最強大的阻力。因此，僅僅批判個人是不夠的，指導人們行為的錯誤思想才是影響更大作用更深遠的祟源。如麵對合作化、大躍進闖下的巨禍，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大會發言中仍說：“‘三麵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來看，今後將會更加證明‘三麵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麵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123]這樣的認識、這樣的論調，能夠糾正錯誤麽？
當然，毛的個人品質也是必然予以譴責的。鄧力群說李先念從信陽調查回來，看到村婦沒有一人不穿白鞋，反映到毛澤東處，“簡直令人不可想象，惟一的解釋是地主、富農趁機進行階級報複。1960年春中央發文，要在那些地區進行‘民主革命補課’。”[124]居然如此推罪於人，就算階級敵人破壞，你難道不應首先解決子民的生存問題？光靠搞政治搞階級鬥爭，能搞出糧食麽？
何方先生揭發：“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們……說的和寫的毛澤東如何艱苦樸素，多半是片麵和偽造的。例如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就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製訂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125]杭州西湖劉莊，建於“自然災害”期間。[126]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請趙丹與鄭君裏夫婦，黃宗英：“這些美味珍肴令我們既開眼界，又感驚異。……許多農村此時已經出現嚴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們的家宴卻奢華依舊。”[127]
1962年，毛入住占地千畝的上海西郊賓館（柯慶施專為毛新建的“馬屁工程”），不僅沒有斥責柯於餓殍遍野之際大興土木，此後也沒有為百餘人為他長年看守這所別墅而內疚。韶山滴水洞賓館是毛親自要求興建的，1960年下半年開工，1962年底建成，毛僅於1966年入住12天，長期空關，一連士兵長期守衛。[128]鄧小平後來說：“影響極壞！”周恩來一麵為這些工程一一撥款，一麵隻能批評下麵的省委領導：“正是國家困難時期，上馬這麽一大批脫離群眾的工程，很不好。人民會怎麽看？對我們的黨不利啊！”
即便從最善良的角度，大饑餓前還可寬宥毛澤東，也許他真的是“好心辦壞事”，以為敢叫日月換新天，乃是為國人謀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沒想到竟是領著他們走進地獄。但當大饑餓實實在在逼到眼前，已經支付了這樣的“學費”，當人民利益與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發生衝突，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仍不下“罪己詔”，就實在不可原諒了。毛澤東此時的選擇明顯違背了“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從毛決策的幾大動作來看，無論出兵朝鮮、大躍進，還是廬山會議、發動文革，大饑餓時他那幾滴淚水並不能掩蓋這些重大抉擇背後的真正傾向。正如李銳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無所謂。”[129]
在中共鼎力軍援下奪權的柬共也視富為仇。1975年4月，四天內將200萬人趕出金邊，將所有富人變成窮人，變城市居民為農民，廢除貨幣與商店，消滅宗教，視家具、冰箱、電視、汽車、書籍為必須砸燒的“革命對象”，廢除家庭，不許自由戀愛，指定配對，愛情是資產階級之物，婚配要為革命服務。認為這樣就可將全民培養為“無產階級”，無私而向公。柬埔寨人民在地獄中熬度了3年8個月20天，為紅色高棉的“革命理想”交了200多萬性命的“學費”。1975年毛澤東接見中學老師出身的波爾布特（1925～1998）：“我們想做還沒有做的，你們卻在實踐了。”1978年鄧穎超訪柬：“中國人民要像小學生那樣虛心向紅色高棉學習。”[130]
從根本原因上分析，左傾思潮之所以深襲中俄朝越古柬等國，還是文化落後所致。共產學說產生於西歐，歐美國家則一開始就抵製住了，用常識與理性抗禦國門之外，避免了我們痛苦萬分的“實踐而後知”。愛因斯坦就預言：“計劃還不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身很可能伴隨著對個人的完全奴役。”[131]
大饑餓使共產設計失去道義性，成為中共由盛轉衰的曆史拐點。一個標榜解放工農的政黨，一個自稱全心全意為貧苦人民謀福利的政黨，居然弄得國家還不如“萬惡的舊社會”，餓死這麽多自己的“社會基礎”，言行不一的荒謬性無可避免地凸顯出來，“革命能夠改變一切”的支票無法兌現。同時，麵對這場巨大人禍，黨內對毛的領導能力產生質疑，從而引發毛劉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稱百年來的共產主義嚐試已經失敗。[132]隻是人類為證明這一學說的荒謬，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嗬！令人沉重的是：官家至今仍曲意護毛，不讓公開批評，共產學說也不讓質疑，還在維護搖搖欲墜的“偉光正“，黨仍然高於國，並將這些沉澱為集體默認的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理由是“穩定壓倒一切”。正如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所說：“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殺一個人比殺100萬個人要有可能受到審判。”[133]
2007年11～12月於滬
注釋：
[1]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學校出版社，1991），頁257。
[2] 宗鳳鳴：《理想·信念·追求》（香港，環球實業公司，2005），頁110。
[3] 辛平：〈徐水：“共產主義”試點記〉，杜導正、廖蓋隆編《重大決策幕後》（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頁47。
[4] 高王淩：〈“大躍進”時期的農民行為〉，載《當代中國研究》（美·普林斯頓）2006夏季號，頁114。
[5]辛平：〈徐水：“共產主義”試點記〉，杜導正、廖蓋隆編：《重大決策幕後》（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頁47～48。
[6] 丁抒：《人禍》，（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35、40。
[7] 《新文學史料》編輯部編：《我親曆的文壇往事·憶大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頁507。
[8] 高王淩：〈“大躍進”時期的農民行為〉，載《當代中國研究》（美·普林斯頓）2006年夏季號，頁113。
[9] 轉引自高王淩“‘大躍進’時期的農民行為”，載《當代中國研究》（美·普林斯頓）2006年夏季號，頁110。
[10]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下卷，頁931。
[11]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學校出版社，1991），上卷，頁362。
[12]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下卷，第884頁。
[13]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下卷，頁569。
[14] 丁抒：《人禍》，九十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7月修訂本，頁317。
[15]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學校出版社，1991），上卷，頁487～488。
[16]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頁331頁、頁336。
[17] 載《解放日報》（上海）1957年5月17日。
[18] 千裏駒：〈千家駒筆下的反右內幕〉，載《開放》（香港）2007年6月號，頁41。
[19] 何滿子：《跋涉者——何滿子口述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93。
[20]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40。
[21] 〈少奇同誌視察江蘇城鄉〉，載《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
[22] 辛平：〈徐水：“共產主義”試點記〉，杜導正、廖蓋隆《重大決策幕後》（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8），頁48。
[23]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135。
[24]沈河：〈發生在1960年的‘白日點燈案’〉，載《藍盾》2006年第11期。《報刊文摘》2006年11月8日摘轉，第4版。
[25]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68。
[26]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58、65～66、74、94、125。
[27]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44。
[28]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83。
[29]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下卷，頁760。
[30]1962年6月22日，李井泉在四川省人大的講話。重慶大學紅衛兵“八·一五戰鬥團”編印《打倒李井泉》（1967），頁18。引自丁抒：《人禍》（香港，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1997），頁143。
[31]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134～136，289。
[32] 楊先材主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上卷，頁609。
[33] 張振國：“當年吃飯不要錢”，載《檔案春秋》（上海）2007年第3期，頁26。
[34]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下卷，頁925。
[35]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305。
[36]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170。
[37]陳雲談話記錄，1988年5月21日。金衝及、陳群：《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下冊，頁1292。
[38] 《人民日報》1986年1月18日。
[39]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60、262、172。
[40]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48。
[41] 《當代中國的河南》（上），頁137—138。
[42] 河洛：〈漫說中原〉，載《民主中國》（美洲）1993年7月號，頁22。
[43] 謝貴平：〈安徽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後果〉，載《當代中國研究》（美·普林斯頓）2006年夏季號，頁124。
[44]吳象：〈要吃米找萬裏：一首民謠的全國流行〉。參見杜導正、廖蓋隆主編《重大決策幕後》（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頁68。
[45]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91。
[46]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26。
[47] 《當代中國農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161～162。
[48]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85。
[49] 楊先材主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上卷，頁611～612。
[50]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52，226。
[51]資中筠：〈記餓——“大躍進”餘波親曆記〉，載《書屋》（長沙）2008年第1期，第12頁。
[52]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27。
[53]
[54]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60。
[55] 曠晨、潘良編著：《我們的1960年代》（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6），頁12。
[56]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82。
[57]吳聰靈：〈五萬“上海孤兒”的尋親路〉，原載《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8期，《文摘報》2007年9月2日摘轉，第8版“人間萬象”。
[58]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86。
[59]楊麗瓊：“新中國的對外援助”，原載《新民晚報》2006年7月29日。《文摘報》2006年8月13日摘轉，第8版“人間萬象”。
[60]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23。
[61]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87。
[62]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315。
[63] 辛平：〈徐水：“共產主義”試點記〉，參見杜導正、廖蓋隆《重大決策幕後》（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頁62。
[64]孫保定：〈“大躍進”期間的河南農村人民公社〉，載《黨的文獻》1995年第4期。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2。
[65]鄧力群：〈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前後〉。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328。
[66] 《中共黨史資料》第39集，第85頁。
[67]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58。
[68] 謝貴平：〈安徽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後果〉，載《當代中國研究》（美·普林斯頓）2006年夏季號，頁126。
[69]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47、253、263。
[70]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93。
[71] 東山濤：〈“文革”前後粵港偷渡風潮〉，載《檢察風雲》（上海），2007年第12期，頁66。
[72] 樂黛雲：《絕色霜楓》（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頁36。
[73]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304。
[74]黎之：〈周揚與“文藝十條”、“文藝八條”〉，參見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頁279、頁286。
[75] 曠晨、潘良編著：《我們的1960年代》（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6），頁27。
[76] 宗鳳鳴：《理想·信念·追求》（香港，環球實業公司，2005），頁177。
[77] 戴煌：〈我的“右派”生涯及相關芻議〉，載《領導者》（香港）2007年6月號，頁109。
[78] 和鳳鳴：《經曆——我的1957年》（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頁227。
[79] 何滿子：《跋涉者——何滿子口述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119～120。
[80] 何滿子：《跋涉者——何滿子口述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113～114。
[82] 從維熙：《走向混沌》（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頁132。
[83]載《當代史資料》2003年第1期。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42，注釋五。
[84]張文奇：〈有關七千人大會的保衛和後勤工作〉，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30、324。
[85]資中筠：〈記餓——“大躍進”餘波親曆記〉，載《書屋》（長沙）2008年第1期，第10頁。
[86]鄒荻帆：〈5·16部隊〉，參見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幹校告白》，（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頁45。
[87]李磊：〈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延水情：紀念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成立六十周年》，中國婦女出版社（北京）1999年8月第1版，第465頁。
[88]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100～102。
[89] 東山濤：〈“文革”前後粵港偷渡風潮〉，載《檢察風雲》（上海），2007年第12期，頁68、66。
[90] 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42，注釋三。
[91] 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生存與發展》（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39。
[92]王珍：〈三年大饑荒的數字之謎〉，原載《看天下》2005年10月22日，《文摘報》2005年11月13～16日摘轉，第6版。
[93] 楊先材主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北京，中共黨校出版社，1998），上卷，頁608。
[94]梁文：〈中國放棄日本戰爭賠償的來龍去脈〉，參見杜導正、廖蓋隆《重大決策幕後》（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頁285。
[95] 王柄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176～177。
[96] 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42，注釋三。
[97] 明朗：〈我在七千人大會上寫了封匿名信〉，載《炎黃春秋》（北京）2007年第2期，頁15。
[98] 楊先材主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上卷，頁608。
[99]田紀雲：〈萬裏：改革開放的大功臣〉，載《炎黃春秋》（北京）2005年第5期，頁1。萬裏原文載《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4月30日。
[100]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42，注釋四。
[101] 謝貴平：〈安徽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後果〉，載《當代中國研究》（美·普林斯頓）2006年夏季號，頁124。
[102] 謝貴平：〈安徽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後果〉，載《當代中國研究》（美·普林斯頓）2006年夏季號，頁126。
[103]郭書田、劉純彬：《失衡的中國》（第一部），頁19。引自吳思：〈陳永貴：在副總理的位置上〉，參見杜導正、廖蓋隆主編《政壇高層動態》（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頁160。
[104]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46、248、260～263。
[105]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49、264、254、251。
[106]張維茲：〈七千人大會上，我對總理講真話〉，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338。
[107] 王柄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176～177。
[108] 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42，注釋三。
[109] 明朗：〈我在七千人大會上寫了封匿名信〉，載《炎黃春秋》（北京）2007年第2期，頁15。
[110] 楊先材主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上卷，頁608。
[111]田紀雲：〈萬裏：改革開放的大功臣〉，載《炎黃春秋》（北京）2005年第5期，頁1。萬裏原文載《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4月30日。
[112]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49、264、254、251。
[113]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48。
[114]張維茲：〈七千人大會上，我對總理講真話〉，載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338。
[115] 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246、248、260～263。
[116]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頁41。
[117]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上卷，頁372～373。
[118]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版。《文摘報》2006年9月17日摘轉，第6版“學林漫步”。
[119]辛平：〈徐水：“共產主義”試點記〉。參見杜導正、廖蓋隆《重大決策幕後》（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頁56。
[120] 任繼愈先生語。央視4套“大家”欄目采訪任繼愈，2007年2月25日0：30分播出。
[121] 轉引自《文匯報》2001年10月2日。
[122]杜潤生：〈對七千人大會一些問題的感受〉。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310頁。
[123]周恩來的講話記錄，1962年2月7日。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13。
[124]鄧力群：“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前後”，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6月版，第329頁。
[125] 參見《毛澤東生活檔案》，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下卷，第701～702頁。
[126] 《徐鑄成回憶錄》，三聯書店（北京）1998年4月第1版，第352頁。
[127] 黃宗英口述、胡曉秋整理：“夾縫中的趙丹、黃宗英夫婦”，載《檔案春秋》2006年第4期，第33頁。
[128] 《毛澤東大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999頁。
[129] 李銳：“懷念同趙紫陽的交往”，載《開放》（香港）2006年4月號，第47頁。
[130] 劉文忠：《新海國圖誌》，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澳門）2007年11月第1版，第30～46頁。
[131] 宗鳳鳴：《理想·信念·追求》，環球實業（香港）公司2005年1月第1版，第270頁。
[132] 轉引自王正泉：〈普京對蘇聯曆史及蘇聯解體的評價〉，載《百年潮》（北京）2006年第11期，第62頁。
[133] 轉引自劉文忠：《新海國圖誌》，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澳門）2007年11月第1版，第4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