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浮閑話
湘西山民的搏客
人民公社，大躍進和三年大饑荒
今天中國內外的學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國發生的大規模饑荒是人類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個人為慘劇，不但人類曆史記載的饑荒從未有如此慘烈，人類有記載的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也未超過這次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而且這是在很好年成發生的由執政者人為造成的慘劇。有學者指出，故意搞破壞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慘的結局。中國內外的學者今天都同意，這次曆時三年的大饑荒餓死至少三千萬人。
中國官方發表的權威的黨史專著認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二卷，p.272），中國學者金輝（1993）以國家統計局發表的數字為依據計算的結果是「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零四十萬」。海外學者丁抒（1996，p.7）以官方資料為基礎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萬人餓死的結論。海外學者大多同意三年饑荒餓死人數為三千萬的估計，而少生的人數大約在三千三百萬（Chang and Wen，1998，Peng，1987，pp.639-70，Kane，1988）。
三年大饑荒是集權專製製度可造成的人禍嚴重程度的一個最好案例。由於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運動等一係列對反對派的政治迫害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成為一個完全不受製約的無限權力。對反右派運動的詳盡記載見丁抒（1993），對反右傾運動的記載見丁抒（1996，pp.37-86），對三反，五反，鎮反，肅反的文獻記載見Teiwes，（1962，pp85-88）。這些運動後，政府領導人聽不到社會上對他們的批評聲音，隻聽得到歌功頌德的聲音，而黨的領袖對下級被迫作出的浮誇和虛報，信以為真，並予以鼓勵，而對批評反對意見進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資訊完全失真，官員們在虛假的情報和互相欺騙中度日，因而做出極端錯誤的決策，釀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荒。
按張欣和文貫中（Chang and Wen，1998）以及丁抒的文獻記載，饑荒首先由大煉鋼鐵始。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在鋼鐵生產能力隻有599萬噸的條件下，要求生產1199萬噸鋼。由於鋼鐵廠根本不可能達到這個產量，他開始號召全民煉鋼鐵，因此在大好年成把農民壯勞力弄去做土高爐，將農民的鐵炊具煉成廢鐵，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林木被毀掉。加上毛澤東親自製定農作方法（農業八字憲法），強迫農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莊稼空殼，秋天顆粒無收。接著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將農業合作社合並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製農村經濟。
共產黨高幹在他的鼓動下開始準備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在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消滅家庭，實現軍事化，男人女人分開集體居住，拆毀農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寧鄉縣拆毀五分之一的民房（丁抒，p47）。所有社員的私有財產全部充公，因而不少農民趕在公社化前殺豬，砍樹。由於各級幹部在毛澤東的壓力下虛報浮誇產量，毛澤東以為糧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糧（實物農業稅）。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就是反右傾運動。據鄧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會議報告，反右傾運動實際上影響到一千萬人，其中三百幾十萬是被重點批判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黨員，還有更多被劃為漏網右派，地富反壞分子（丁抒，p.220-221）。
在這種政治壓力下，各級幹部強迫下級高報產量，不報不散會（丁抒，p.222）。例如河北張北縣，1958年糧食產量被近4倍地虛誇和擴大，使國家徵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徵購數幾乎相當，所以留給農民的隻有土豆（《中共黨史資料》，第99集，pp74-76）。如貴州實產70億斤糧，省委上報的卻是150億斤，安徽鳳陽縣1959年糧食產量是1.54億斤，縣委宣布是4.05億斤。廣西上村縣委將實際產量1.44億斤誇大為2.57億斤（丁抒，p.222）根據這些虛報的產量，毛澤東認為糧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減少1959年春播麵積9千萬畝（丁抒，p.222）。同時在9月上海會議，中共決定增加二百億斤徵購（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全年的口糧在二三個月內吃完，加上減收，徵購增加，1959年春夏饑荒就開始蔓延開來（ChangandWen，1998）。
《中國人口年鑒》提供的數據顯示，四川省的總人口在1958-1961年間，連續4年負增長，淨減人口達621萬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間總人口淨減439萬人（三年，下同）；河南省總人口淨減238萬人；山東省總人口淨減234萬人；湖南省總人口淨減183萬人；廣西自治區總人口淨減約100萬人，等等。
從這些單純的數字裏可以看出，四川是災難最重的省份，非正常死亡的數字最高。
數字之外，當年到底是怎樣一種饑餓的光景呢？
四川梓撞縣的羅明泉說：“大人挨餓比孩子嚴重，我們大隊餓死的大多是中壯年。那時候搞‘三麵紅旗’，大人們都上山鏟山頭去了，莊稼廣種薄收，沒有肥料，往地裏撒上種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裏得病的得病，莊稼熟了也沒有人收。我的大爺營養不良得了病，沒治療，後來死了，我的大媽從食堂裏偷東西吃，被發現遭到毒打，她一氣就上吊死了。我父母就我一個孩子，父親是教師，日子稍微好點，後來我奶奶也死了，沒有上報，她的戶口就一直沒有注銷，這樣就多領了一份口糧。孩子多的人家就苦了，幹脆自己到食堂搶東西吃。我知道我們全隊中壯年死了大約有一半，有幾百人，死的人裏搬遷戶最多，他們是從三台和撞川遷過來，餓的時候想逃回去。但那時候不許遷徙，就是不許外逃，那些人在半路上被抓回來，毒打後不讓他們吃飽，還得去幹活，他們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飽，這樣弄死的人最多。”
三年大饑荒，安徽省的死亡總人數僅次於四川。安徽鳳陽是該省的死亡大縣，也正是這個縣，曾在1958年9月大放“衛星”，太陽升社主任張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與定遠縣八一社計劃畝產130萬斤（煙葉田）的衛星田比高低。
回首當年的四川，同樣是“大躍進”轟轟烈烈的省份之一。四川的賴思強生於1942年，“鬧饑荒”時17歲，在四川省南部縣盤龍鎮的農村長大，21歲離家參軍，退伍轉業就職於國家事業單位，現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賴先生喜歡擺“龍門陣”，他的“開場白”就是劉少奇1964年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做報告時總結的那句著名的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賴先生說：從1959年到1962年，說實在的，我倒沒覺得有什麽特別大的天災，反正我感覺天災並不是太明顯，有災那就是一點旱災吧，回頭想想，當時主要是政策的因素。當年的一些政策術語，我到現在還清晰記得。1958年的“三麵紅旗”就分別是：“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特別是當時的“公共食堂”，號稱是人民公社的心髒，沒人敢對此提出質疑。
賴思強記憶清楚，侃侃而談：我所在的大隊，更是被上級列為試點，推行“居住集中化”，完全是兵營式的。所謂兵營式，就是改變以往自然村那種散居狀態，而是讓社員在一個山坳裏集中蓋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居住，這樣做的好處，確實便於管理社員。後來組織了一個所謂“檢查隊”，專門負責監督、查處私開“小灶”的現象，一旦發現哪家私開家庭夥食，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會被砸掉，至於鐵鍋之類的，早在1958年大煉鋼鐵時期就被強行收走了。當時所有的生產、生活資料通通歸公家統一調配供給，私開夥食，就有偷竊的嫌疑，
所以那是不允許的。另一方麵，當時地方上盛行浮誇風，虛報產量，上級看到虛報，自然是按虛報的數字和比例征購糧食，留給社員們自己吃的，自然少得可憐。賴思強說：“在當時，餓死人是司空見慣的事，死者包括我身邊的親人鄰裏。長期的饑餓，很多人都得了水腫病，我的大伯娘（賴王氏）和堂兄（賴思孝）母子餓得‘三腫三消’，最後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親（賴祟玉）同樣也是因為饑餓，導致水腫過世。當時民間流傳一句俗語‘三腫三消，鋤頭鐵鍬’，意思就是說某人一旦‘三腫三消’，基本上就沒救了，親人們就可以拿上鋤頭鐵鍬，送他上山安葬了。“那個年月，就是眼睜睜看著親人餓死也無能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們，餓得整天無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壩裏曬太陽，一動不動，隻要聽到食堂開飯的鍾聲，就都猛地跳起來躥向食堂。”“那時還有一種東西叫做‘觀音土’，實際就是地裏的一種白色粘土。很多人為一時充饑，不顧後果吃下這種白泥，堵塞了消化道，無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當時我們家屬於南部縣盤龍人民公社十五大隊，以我所在的大隊為例，1958年統計共有625人，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後統計為421人，減少約200人，其中死亡約150人，其餘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飯吃了。”
賴思強熬過了那段饑餓的日子，可能是因為年輕，他說，“1958年我16歲，身高1米6，體重90來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腫病一消就隻剩下皮包骨。當時每人每天配給口糧隻有2兩5錢，一家人從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許米粒的清水湯回家喝下，家中的長輩都是盡量讓自己的孩子們多吃點，可以說，父母是犧牲自己來保全我們的性命的。到1961年底，情況就有所改觀了，等到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就撤消了公共食堂，允許農民耕種一定麵積的自留地，允許自由市場交易，情況也就逐漸好轉起來。以前偷吃過東西的人，在七千人大會之後被糾正為‘拿摸’，不定為‘盜竊罪’，也不予追究了。”
地處西北的青海省死了多少人，沒有具體的數字。1960年，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向總書記鄧小平要求派年僅四十三歲的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任第二書記兼省長。“王昭同誌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惶水之濱走到黃河兩岸，地裏看不到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肅殺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 （1985年2月12日《人民日報》）。
湖南全省的饑荒狀況不難想象，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姐姐的兒子，就是餓死的。劉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寧鄉老家做調查，當地幹部在被饑民剝掉樹皮的樹幹上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掩蓋實情。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60年一度下放到毛澤東的老家湘潭兼職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冬天回京，為了是否將餓死人的實情報告給毛澤東而躊躇了一整夜。
連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龍江望奎縣在1959年有1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龍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糧食定量減到二十四斤。農村糧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災地區，人春以後幾乎沒有糧食吃，人們主要靠野菜、野果、樹葉、植物的根莖充饑。
三年大饑荒前夜，中國曾有兩句家喻戶曉的民謠：‘。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1958年，全國各地“高產衛星”不斷升空，老百姓們以為“共產主義天堂’，已經近在咫尺，轉眼之間，中國百姓麵對的竟然是噩夢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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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年大饑荒的數字之謎
三年大饑荒，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
因為極左路線的幹擾，困難時期，我們沒有做過全國範圍的人口普查，正如新華社高級記者、原《農業日報》總編輯張廣友先生所說，當時連“俄死人”這樣的說法都不讓提，怎麽可能去統計死亡數字呢……於是，後來的學者專家們，均是根據1953，1964，1982年僅有的
三次人口普查的資料.加上其他參考數據進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萬。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多萬”。
西安交大蔣振華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與李南先生共同發表兩篇文章。他們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報告數據，及1981年人口壽命表，得出中國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據此，再估算出曆年的死亡人數，再減去正常死亡人數，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數。他們經研究、推算認為：三年大饑荒，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約為1700萬。
但黨史專著（《曲折發展的歲月》，叢進著）有載，”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書中說：“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的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
198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所著的《生存與發展》一書認為“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1500萬人”。
1993年，上海大學金輝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指出：196。和1961年，中國人口淨減少1348萬；又按照中國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2568萬。？然後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兩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約為1395萬。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一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麽三年之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於2791萬。金輝認為，總人口減少值，也不可靠，因為鄉村人口銳減的同時，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長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長數，中國農村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就比統計意義上的全國非正常的總數還要多出680萬。將總人口減少值修正以後，三年災難中，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達到3471萬。
1994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呂廷煌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一書，在“大饑荒”一文中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
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發表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中計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萬人。
最近，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主任曹樹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國大饑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采用了人口學和曆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行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曹先生的計算結果表明，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50萬。
2005年9月，中國民政局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三年自然災害”的數字“我們不掌握”，由此看來，中國三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問題，恐怕要交給曆史學家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