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浮閑話
湘西山民的搏客
《中共張家界大庸縣曆史》人民公社化與大辦公共大食堂
大庸縣在大躍進時期隸屬湘西自治州。因為境內的張家界林場被辟為國家森林公園，現為張家界市永定區。
第三節 人民公社化運動
一、大辦人民公社
1958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為大社的意見》後，全國各地紛紛把小社並成大社。7月，《紅旗》雜誌摘要發表了毛澤東的一段話，說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農、商、學、兵（民兵）組織成為一個大公社，使之構成為中國社會的基層單位。隨後，在河南、山東等地開始出現人民公社一類的組織形式。8月，毛澤東在視察河南、山東等地農村時，進一步指出“人民公社好”。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提出：“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它將發展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決議下發傳達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發動起來。
1958年上半年，在全國並社形勢的影響下，縣委領導感覺到原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組織規模、經營範圍已不能滿足“大躍進”形勢要求。沅古坪、大坪、茅崗等地區，部分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了聯合辦公，統一調配使用勞動力的辦法，進行聯合搞副業，聯合搞基本建設，農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十分高漲。
1958年8月，湘西地委指出： “並鄉並社問題，人民公社分二步走，第一步並鄉並社，第二步取消鄉，成立人民公社。”在隨後召開的地委會議上，大庸縣原擬成立30個人民公社，地委不同意，9個又考慮少了，後來提出15個左右，會後回來確定上報。地委會議以後，縣委書記王長生於9月上旬接連主持開了幾次縣委會議，傳達地委會議精神，反複學習貫徹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明確了人民公社宗旨、性質、規模和任務，確定了全縣成立10個人民公社。對具體問題，會上研究了粗略的4條處理意見：(一)原來公共積累上交，今後公共積累要統一規定比例；(二)凡是1958年生產費用由小社償還，分配扣除。凡是基本建設費用，由公社償還。耕牛農具折價歸公的歸還辦法，一種是公社承認償還，另一種是無償歸公；(三)自留地果木樹全部歸公社所有，小塊山林、小塊果木歸小社所有；(四)股金按原辦法拖一至二年處理，社員私有的雞鴨可以折價收費也可以留給私人，生豬可私養也可折價歸公分期付款。總之，生產資料逐步歸公社所有，生活資料仍歸社員私有。會上還號召人們提倡搞好生產，迎建公社，反對生產放任自流；提倡保護公共財產，反對破壞；當年收入歸小社分配，必須提倡擴大公共積累，反對分光減少積累等。會議上縣委進行分工和組織下去的力量以及組建人民公社的作法，都進行了具體的研究，作出了明確的部署。
9月15日，地委和縣委共同蹲點組建的紅旗人民公社率先成立了。成立大會上，親自辦點的地委常委張宏光代表地委致辭祝賀。縣委書記王長生、副書記賀連江和縣長庹景陶等領導出席成立大會並講了話。成立大會上宣布了公社領導和辦事機構。公社黨委書記伍伯勳，副書記吳雨露、張世清、張獻珍、張世俊、藍昌濤和委員20餘人組成。公社管委會社長由吳雨露兼，副社長伍富甲、張世維、張澤輝和委員20餘人組成。公社組建了民兵師，師長由社長兼，政委由書記兼。公社黨委會下設組織部、宣傳部、農村部、財貿部、工交部等。公社管委會下設計劃委員會、財政部、內務部等。公社黨委辦公室即是公社管委會辦公室，兩塊牌子一套人馬。
大庸第一個人民公社建立以後，縣委立即召開了擴大會議，培訓縣鄉脫產幹部及農業社主要幹部1972人。隨後各農業社又培訓了農村黨員和生產大隊長以上骨幹6682人。兩級學習培訓班，以學習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為主要內容，明確指出人民公社是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培訓會上對組建人民公社持有異議的、反對的和有疑問的人被視為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分析批判。通過辦培訓班，確定全縣再設9個人民公社，實行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製，原高級社為生產大隊，原正副社主任為正副大隊長，原社黨支部書記則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公社建立管委會統一規定設8科2室，即：農業生產科、交通運輸科、文教衛生科、畜牧水產科、財糧貿易科、林業育采科、內務勞動科、武裝保衛科，還有辦公室和財會統計室，以原財會輔導員為總會計。對具體問題的處理仍然按原研究的方案落實，隻是強調組建公社後要實行組織軍事化、生產戰鬥化、公共食堂化。分配實行供給加工資的製度，仿照紅旗人民公社的辦法處理。
學習培訓班結束後，縣委加派領導與各區鄉骨幹力量一起下到各個地區，紛紛召開群眾大會，貫徹學習培訓班精神，宣講紅旗人民公社成立後的優越性，發動群眾自覺自願申請入社，召開各種代表會等等。由此，全縣人民公社運動進程加快，前後不到20天的時間，全縣境內431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依其行政區劃，全部實現了人民公社化。永定鎮、國營農場聯合組建成紅星人民公社；二家河、大庸所、楓香崗3鄉聯合組建成超美人民公社；三坪、官坪、三家館3鄉聯合組建成衛星人民公社；沙堤、新橋、合作橋、協合4鄉聯合組建成火箭人民公社；教字埡、禹溪、羅水、橋頭、興隆、中湖6鄉聯合組建成群力人民公社；溫塘、羅塔坪、青安坪3鄉聯合組建成鐵鋒人民公社；大坪、沅溪、四都坪3鄉聯合組建成先鋒人民公社；沅古坪、雙溪橋、謝家埡、王家坪、紅土坪、湖田埡6鄉聯合組建成東風人民公社。至1958年10月1日，全縣建成了9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戶達53132戶，占全縣農村總戶數99%以上，不僅原已參加農業合作社的農民100%的參加了人民公社，另有1341戶單幹農民也積極響應號召而走上了人民公社化的道路。
如此迅速地在全縣範圍內建立起9個人民公社，確係在全國開展“大躍進”形勢下的產物，它並不是本地客觀實際發展的結果，而是遠遠地超越了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執政能力的主觀追求的產物，違背了群眾意願。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是“大”，人民公社化運動前，全縣有431個農業合作社，每社平均123戶，986多畝田土；公社化後，每社平均5904戶，4.7萬多畝田土，平均48個合作社組成一個公社，差不多是4鄉一社，規模擴大47倍。二是“公”，農業合作社的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及其公共財產全部轉屬公社所有，實行全社統一核算。原來由社員經營的自留地及個人擁有的林木、牲畜，歸公社經營或歸公社所有。國家將糧食、商業、財政、銀行等部門在農村基層機構，下放給公社管理經營，給公社的集體所有製經濟增加了若幹全民所有製成份。凡此種種，導致“空過渡”，窮社共了富社的產，集體共了個人的產，公社共了國家的產。三是“政社合一”的管理體製，公社完全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經濟，農村經濟和社會生活完全被納入行政管理範圍。由此體現它既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又是農村基層政權機關，擁有一切行政權力。公社實行統一領導、統一計劃、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統一分配，即所謂“五統一”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社員常說“死了耕牛吃一餐，死了雞婆哭一場”，不能不說是對這種“政社合一”體製的強烈諷喻。四是供給製和工資製相結合的分配製度。農業合作社基本實行多勞多得的分配製度，公社初期則取消了評工記分和生產責任製，普遍實行供給製和工資製相結合的分配製度。普遍推行“吃飯不要錢”的糧食和夥食供給，生產隊收入一切歸公，一切物資由公社調配，分配供應統一由公社組織。這種大大超越農村當時的經濟實力的分配製度，雖說實行了沒有多久即被迫取消了，但給人們留下的教訓卻是深刻，在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企圖依靠不斷提高擴大公有製，這種願望不僅是空想徒勞，而且對生產力造成極大破壞。五是在生產和生活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方式，把男女勞動力按照軍隊建製組織起來，同時大辦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幸福院等公共事業。這些做法將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生活方式變成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生活方式，不僅改變了農民生活習慣，損害了農民利益，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給農民造成惶恐不安和種種不滿。集體紛紛殺豬宰羊、砍樹伐木，導致對生產力的極大破壞，給農業生產釀成災難性的後果。
二、大辦公共食堂
人民公社在生活上普遍推行集體化，家庭作為消費單位的職能被嚴重削弱。1958年9月5日，大庸縣委研究決定在組織全縣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同時，辦好公共食堂。因為人民公社的基本要求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所以人民公社高潮掀起的同時也掀起了大辦公共食堂的高潮。全縣各人民公社還隨之辦了幸福院、幼兒園、托兒所等公共事業。人民公社實現“食堂化”，把社員口糧以大隊為單位集中管理，采取“依人定量，憑票開餐。”在分配時，按人平均扣留250～280斤(稻穀)作基本口糧由食堂統一安排，按勞動工分分配的糧食則一次到戶。集體管理的糧食按人口、年齡、勞動力分等定量到人到戶，由食堂製票執行。當時，紅旗人民公社規定每月每人定量大米標準是：2歲以下小孩3.12斤(十六兩市斤製)，2歲至4歲14斤，5歲至7歲18斤，8歲至12歲24斤，13歲至15歲30斤，16歲至55歲40斤，55歲以上能勞動者30斤，不能勞動者26斤。食堂根據這樣的月定量標準分為每天用餐定量，用盆缽蒸飯，憑票開餐。
到1959年，全縣9個人民公社，123個大隊，1182個生產隊，辦有集體食堂4495個，公社配備職或專職糧管幹部1469人，做到層層有專人管理。集體分配和國家統銷的糧食，全由食堂在定量標準上支配，勞動力月定量降到30斤以下，非勞動力和兒童降到21斤以下。標準低，顯然不夠吃，加上左的政策禁止傳統的種、養、加工等一切家庭副業生產，從而使農民失去了生活補充來源。少數幹部又存在“多吃多占”現象，食堂管理鬆懈，生活質量日漸降低，弄得社員家裏無糧，地裏無菜，食堂裏飯菜既少又差。多數人終日不飽、麵黃饑瘦，隻得上山挖蕨打葛，采摘野菜、野果、樹皮充饑。1960年全縣出現饑荒，不少社員得水腫病死亡。
1959年3月，省委書記周小舟來縣視察永定鎮和平街公共食堂，批評大鍋炒菜象豬食，叫人無法吃飯。1960年1至8月全縣各地公共食堂連續發生23起嚴重的中毒事件，導致656人中毒，其中死亡20人。大辦公共食堂的弊端日益明顯。
1961年，黨中央及時糾正 “大躍進”帶來的弊病，解散食堂，調整體製和農村經濟政策，大力發展生產，盡快恢複人民身體健康。大庸縣委1961年4月26日至4月30日，召開縣三級幹部會議，會上認真學習和討論了中央頒發的《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和自治州地區縣委書記在全省三級幹部會議上討論紀要(草案)的精神。會上決定，公共食堂，要經過群眾討論，願意辦的積極辦好，不願辦的可以退出。“決定”貫徹後，全縣4000餘個脫離客觀實際條件、違背群眾意願的公共食堂，按縣委解散公共食堂的8條意見迅速解散了，從此結束了大辦公共食堂的曆史，農民拍手稱快，歡欣鼓舞。
三、開展反“右傾”鬥爭
自從貫徹“總路線”和組織“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以來，得不償失，勞民傷財的負麵影響日益顯現。投入運
動實踐的一些領導幹部深感懷疑和憂慮，因此在一些會議上，有的為民請命提意見，有的秉筆上書反映情況。這在當時來說，被認為是“右傾”，是對“新生事物”
的扼製，是與黨“離心離德”，因此開展了反“右傾”的鬥爭。
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會議主題是
開始糾“左”，後來轉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全會錯誤地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
的錯誤的決議》。會後，反右傾運動立即在全國範圍展開。這時，大庸也部署開展反“右傾”運動。
中共大庸縣委根據上級黨委的部署，於1959年
10月26日至11月6日在縣城召開了五級幹部會議，與會人員1958人。為了把這次會議開好，縣委將主要精力都放在領導這次會議上。縣委書記、副書記包
片，縣委委員包社，另外還抽調縣級幹部27人參加組織領導這次會議，成立“反右傾”整風領導小組12個，領導小組成員47人。大會秘書處，分行政、資料、
保衛、衛生四個組，專為大會服務的黨員幹部153人。下設122個討論小組。會議主要議題，進行黨內整風，開展反“右傾”鼓幹勁，捍衛總路線、大躍進、人
民公社三麵紅旗。會議前7天學習貫徹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公報、決議和湖南省六級幹部會議精神，縣委第一書書記作大會報告，組織發動與會人員積極投入反“右
傾”鬥爭。然後根據縣委平常掌握的和這次大會鳴放出來的11958條意見中新揭露出來的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人員，經過篩選確定166人為重點批判
對象，其中公社黨委書記7人，公社黨委委員7人；大隊總支正副書記47人，委員44人；正副大隊長11人，大隊黨支部書記、委員31人；縣科局長級幹部1
人，一般黨員18人。會議最後六天，生產隊長以上幹部被吸收參加了會議，主要部署全黨全民反“右傾”整風和農村整社運動。會議決定並由縣委行文：擴大會
後，在1959年11月、12月和1960年1月至3月內，在564個黨支部內，在農村、工礦、財貿、學校等基層單位，對廣大群眾普遍開展一次反“右傾”
的思想教育運動；同時結合開展整黨整風運動，在農村就是整社運動，結合整社進行整黨、整團和幹部整風。通過反“右傾”的整風運動，整掉了一批幹部。針對他
們在實踐中看出來的“公社大過頭了”、“公出窮了”、“讚成包工、包產、包財務，改善人民公社生產管理”，提倡“食堂下放”，認為“大躍進是吹起來的、喊
出來的”煉鋼鐵得不償失，出現的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所致等認識。對這些敢於尊重科學，堅持真理，敢於尊重實踐，為民請命的人，作為反“右傾”運動中
的“活靶子”進行了重點批判，有的經過上級批準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或處置以撤職、開除、降職、下放，作為內專對象等；有的犯有同樣“錯
誤”，但家庭出身好，社會關係幹淨的幹部職工，則被調到最基層工作。從這次反“右傾”運動的五級幹部會議後，全縣下放1042人，其中縣委委員12人，機
關幹部77人，公社黨委書記17人，公社黨委委員85人，在農村公社以上脫產幹部851人。直到1961年初中共中央下達《關於對右傾反黨人員進行甄別平
反的通知》後，縣委對被批鬥的對象才分別在一定規模的會議上，宣布撤銷其揭發批判材料，給予平反，恢複名譽。因為反“右傾”運動，受過各種處理的幹部職
工，分別作出了糾正，恢複了他們的工作。
反“右傾”運動，使黨內民主生活遭受嚴重損害，大量幹部遭到不公正處理。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進行“糾左”的進程由此中斷，全縣停止執行縣委1959年作出的《十下放，兩改變》決定， “共產風”再度泛濫，寧“左”勿右的不良傾向得以繼續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