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驢十八
破帽遮顏過鬧市，管他冬夏與春秋。
看過來喲這邊看過來，你若是我的妹妹招一招的那個手。。。
禹生西羌？沸沸揚揚，搞得司馬遷一臉懵逼。此話孔子說過麽？他是說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夫子難得霸氣側漏。指著後人的鼻子罵：一幫隻會無事憂天的家夥，你們的祖宗啥樣，我說了算！話又說回來，唯殷先人，有冊有典。殷人之後的孔子，有理由小驕傲一下。夏的麻煩就在沒文字，連考古也“不足征”。根本就沒有文獻，所有相關的文獻，都是後來造出來的。我們就是能挖出些東東，也對不上號。
三代宗禹，皆因有夏。我們今天說中國，有夏、禹跡、九州等都是同義。說中華民族，又有諸夏，華夏等同義詞。所以夏必須有。根據有文字後的商和周對禹獨一無二的歌頌，我讚同把夏作為這塊土地上的第一個國家形式的政權。以後在這塊土地上建立的政權，不管人種部族起緣，都要承“夏”這個“統”。既要推翻人的政權，又要繼承正統，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正神” 認下來。據說是帶路黨伊尹力勸成湯不遷夏社，如此而禹祀不絕。
要我說，禹真的不是一個人。禹可能是很多人。夏部族原來是神權統治的，任何取得部族首領地位的，前提必須是“禹神附身”，而取得首領地位後就可以直接被稱作禹，每一代都是“禹”。身上附錯了神靈的，比如不巧是鯀，就有可能被殺了。當然，可以猜想曾有過“鯀”靈還是“禹”更靈的兩條神線的鬥爭，從流傳下來的神話版本看，大“禹”派勝了。“啟”據說是夏朝的第一個國王。或是厭倦了裝神弄鬼，不準備再成天忙於要證明自己是神，而是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人王。裝神還是做人，是個糾結痛苦的事情。這種糾結，可以在後世的耶穌身世以及天主教曆史中看到比較清楚。
“啟”未必用來隱喻從石頭中破腹產，可能有世俗政權或國家時代開創者的意思。當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全不裝，所以他必須還是“禹的兒子”。“人子”這個稱謂是不是有點眼熟？啟怕是相當於猶太掃羅和大衛王的地位。但未必是他的真名字，以後的太康仲康少康，也不像是真名。僅是那個神權到世俗政權轉換過渡的混亂時代擬人稱謂。正是因為混亂，期間有人號稱“羿”神附體也能輕易複辟篡位。杼可能是第一個夏王的真名，到那個時候，世俗政權才穩固下來。不必要靠神靈附體，僅憑人世間的血統就能繼承王位了。從此後隻能泛泛地稱“天子”，卻不能直接稱自己是禹或其親生兒子。禹逐漸向祖神轉化。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太平禦覽》八十二）一會兒有王，一會兒無王，正是世俗政權建立初期的特征。
夏，一群人，一個部族，一個國家也好，我們都不知道這群人當時說什麽語言。好在“夏”是他們的自稱名，發音比較可靠。根據語言學家研究，“夏”意思就是大。是個子大還是部族大，指人的成分多些吧？後來加個“華”，美的意思。在遠古大和美幾乎是同義，所以這也算是個疊詞：“大大”？華夏合稱，意指人的高大上，若指國家的話，近乎“厲害國”！你瞅啥瞅？不服？四千年的曆史會淡定地告訴你，萬邦來朝，四海鹹服！就因為大禹大大大大地大！
“夏國”所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大體在嵩山附近，豫西晉南一帶。這個地方，商在其東，周在西邊。夏若不曾在那裏，商周之人也都沒法“處禹之堵”，更不好意思號稱華夏了。鯀的“封號”叫崇伯，崇同嵩。這點也沒多大爭議。禹和夏族人，該就住在嵩山附近。“羌”這個字在甲骨裏挺多。如果“禹生西羌”這個說法自殷商開始，一切就順理成章。“羌”在商時的意思就是那些在嵩山放羊的“人形動物”。而嵩山在“殷國”之西。正好說明夏在嵩山附近，禹就該生在那裏。
號稱鯀禹之都的陽城。在登封八方村附近的王城崗發掘出的龍山晚期古城，據說在時間地點規模上最符合“禹避舜子於陽城”這個傳說。又說“禹都陽翟”，算給我們添些亮色。翟，雉也。夏，一解五色雉之大者。
到了西周，羌這個詞突然消失，更別提“西羌”了。原因可能是1.周自己就是羌；2.羌是周的親家；3.“羌”稱呼太負麵了，不能用來稱自己的盟邦；等等。到了戰國，這個字又出來了。可能是周和羌決裂了。周搬到東邊了，諸如此類原因。但“羌”的意思還是和殷商時差不多，指國家西邊的那些非我族類。現在“國的西邊”和以前不一樣了！戰國時候的“西羌”，到了秦以西的義渠一帶。是羌人往更西邊逃了嗎？這恰是傳統上曆史學者的看法和陷阱。
其實禹為什麽從嵩山一直跑到石紐去出生，秘密全在“西羌”二字。我認同台灣學者王明珂的看法：西羌不是個民族概念，而是個地理概念，還是個不斷漂移的地理概念。曆史上並沒有一個民族自稱“羌”，都是華夏對異族的稱呼。西羌和北狄東夷南蠻類似，並不針對特定族群，而是泛指住在華夏西邊的異族人。西羌就是華夏居住區的西邊緣，誰當時正好住在那邊，誰就是“西羌”。當然，第一次聽說自己就是“西羌”時，也都一臉懵逼。。。
可憐司馬遷，為了寫禹的那幾句話，他沒少東奔西跑。曾經到過四川，卻並沒想到去汶川石紐看看。當是時，所謂“西羌”還在河西走廊邊緣。要一直等到魏晉，“西羌”才被推到青藏高原的邊緣一帶，與今天的概念基本重合。身在長安的太史公，怎麽也想不通禹居然生到他西邊去了。在夏本紀裏他根本不提禹生於何處，實在要說，就偷偷改了一個字：禹興於西羌（六國年表）！好在從嵩山走到當時的“西羌”還不算太遠。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厘定少數民族時，住在川藏交界處的十來萬人，聽說自己是羌族人時，更是一臉懵圈。這群人起碼說四種不同的語言，自認漢人藏人還有其它人的都有。怎麽一夜之間。。。但是，聽說會有自治地盤，還有官做，馬上高高興興地認下了羌族。紛紛表示，那些原互相不通的語言，他們居然都能聽懂六七成，本來就是一家。
老鄉，你什麽人啊？爾瑪。就是本地人。問民族？我家先祖是湖廣過來的，被本地頭人招了女婿，肯定算漢人。什麽，羌族？沒聽說過。。。
那些相信禹生在石紐，然後跑到中原去做官的人，是不知道三千裏岷江有幾十幾道彎，還是不知道走下來需要兩千年？從豫西晉南到隴西河湟再到河西走廊再到川康，這一路上世世代代多少人群曾頂過羌的名號。殷商時“羌”是不被當作人的，主要用處就是在有事時殺來祭祀。後來不至於這麽極端，卻依然是極強的“非我族類”標識。任何被漢人冠上此名的人群，都是非常屈辱的。然而，在絕望的境地下，正是“禹生西羌”這一句話，給了多少人回轉的一線生機。這些人中一旦讀書識字，便“幡然醒悟”，要麽祖宗姒姓，要麽是禹封的姚姓（虞舜之後）。連“最後一個匈奴人”赫連勃勃，都自稱“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無奈，求個居住權，求個民族認同。
當然，這兩千年中不是沒有明白人，不斷考證“石紐”原是河南的一個地名。四川那個隻因同名而以訛傳訛。這種噪音很不耳順。說一聲“誤會”太輕浮，多少恩怨在其中。一代又一代，一步一個血腳印，才把大禹這尊祖神，一直請到了今天所在。“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夷夏之分，可不僅是衣服顏色不同。雙方你死我活，為了土地資源，為了生存空間，相愛相殺了幾千年。無奈在這片土地上，華夏就是正統，華夏就是生產力，華夏就是普世價值。。。華夏的疆域不斷擴大，從嵩山腳下的小邦國，到東漸於海，西被流沙。其間多少淚，澆灌出重華。
上世紀初的汶川綿虒舊城文廟。我們耕讀世家，學一樣的聖賢書，不能是蠻夷。
除了華夏主體的擴張外，自主加入的民族不計其數。“執玉帛者萬國”當時肯定湊不齊，但幾千年下來可以有。大禹成了旗幟，最大的凝聚力所在。這些新加入的民族人群，皈依在大禹腳下。他們學定居種田，穿華夏衣冠，通過讀四書五經謀求進入主流。有一件事必須做：修定族譜，重構家族記憶。將原祖先忘記，改溯到禹。各色神廟都改成大禹廟。據王明珂先生對近代羌人的考察，這個過程在局部可能是逐步推進的。他發現有“一村罵一村，一截罵一截”的現象。就是住在民族邊界的人群，都標榜自己是真正的漢族血統，而罵住在西邊或山裏的人是蠻夷。住在西邊村寨的再罵更西邊的。通過將別人罵成野人，以強化自己是漢人。華夏邊緣就這樣不斷向西推進。
這個過程一直持續了三千年以上。原本在羌地的遊牧（或半遊牧）部落秦，通過再造了自己的祖先，攀附成了華夏一枝。但自己心中沒底，諸夏也不真心承認。所以秦編造了一個故事，說是一個奴隸叫做“無戈爰劍”的，逃亡了。帶著羌人跑到西邊（河湟）過日子去了。這個故事意義在於，告訴東邊的諸侯國們：夷狄都在更西邊，所以我秦國鐵定在華夏之內。和近代邊民一截罵一截是一個套路。正是因為華夏邊界的不確定性，每個群體都努力把邊界往外推，才能保證自己被承認而不遭懷疑。據說正是唐宋一些四川的知識分子，“考證”和傳播了汶川的石紐就是禹出生地的說法，驅動恐怕還是為了自己的身份安全著想。
北川是現有的唯一羌族自治縣。北川和汶川為了爭大禹故裏幾多打起來嚄。汶川靠書上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北川依仗傳說文物景點豐富多彩。。。
不管憑什麽，我們因為一個共同的大禹，成了一家人。今天，最堅定忠誠，認認真真地祭祀大禹的，還是這一群人。有什麽可說的呢？象耕鳥耘，或有其事。。。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