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1)
2015 (62)
2016 (45)
文化大革命
毫無疑問,包括文革在內的政治災難的確是“時代悲劇”。最明顯最嚴重的就是“造神運動”,當最高領袖一而再的犯錯誤,卻少見他人出來製止,還要大唱讚歌,助長劣風,所以就產生了“反右”中大規模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大躍進中普通老百姓吃不飽肚子,文革中整個國家陷於狂熱一片混亂,某些紅二代甚至親自參與到文革鬥爭中來。這種場麵是當時包括蘇聯和東歐在內的很多國家都曾出現過的情況,人治色彩濃重、缺失民主與法製是那個時代諸多國家的共性,同時也就造就了這種“時代悲劇”。
然而,即便文革是“時代悲劇”,但人為因素同樣不容忽視,更絕不能因為是“時代悲劇”而忽視對個體責任的反思。對於紅二代所謂的“時代悲劇”,其實也包含了一種模糊不清同時具有迷惑力的曆史觀在裏麵。“時代悲劇”似乎是個“萬能說法”,因為曆史上的一切災難都可以說是“時代悲劇”,中國近代軍閥混戰、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大躍進、反右和文革等也可以說是時代悲劇,包括現在的貧富懸殊、道德滑坡、信仰缺失、腐敗泛濫等等都可以說是“時代悲劇”,但是,“時代悲劇”並非與人就沒有了關係,更不是為某些人開脫責任的借口。曆史畢竟是人來“書寫”完成的,尤其是在“全國隻有一個大腦思考”的時代,個人的意誌確實能夠主導和轉移曆史的走向。那麽, “時代悲劇”也就充滿了“人為”的因素,而對於所造成的悲劇,某些人還應承擔相應的曆史責任,這不是因為“時代”原因而就能“糊弄”過去的。
其實關於文革的發生,中共中央早在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就有明確結論:“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誌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當然,更重要的是,絕不能再讓類似文革的悲劇重演。就目前來說,全社會對於文革悲劇的反思明顯不夠(更不要說曆史和解),以至於還不時有極左思潮沉渣泛起。還有極左勢力為文革辯護,這在今天實在都是一種危險和可怕的信號。文革是民族災難,這早已是官方定論,而由於缺少坦承的麵對,深刻的反思,文革甚至都有可能“死灰複燃”,這是全社會應當警惕的。當然,應當警惕的還包括新時代的“造神運動”,警惕現今民主和法製仍存有漏洞,尤其是在提出全麵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和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今天,反思和警惕就更有價值,深深吸取文革悲劇的曆史教訓,坦承曆史錯誤,並促進社會和解,也顯得尤為重要,如此,才不會讓時代再“犯錯誤”,才不會讓人類再釀災難。(轉)
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麵,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隻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曆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摘自《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
文革所造成政治上的損失:230萬幹部被牽連
據統計,“文革”十年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高達230萬人,占“文革”前夕全國1200萬幹部的19.2%。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幹部有29885人,占幹部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統計,僅因劉少奇問題而受株連的“案件”就有2.6萬多件,被判刑的達2.8萬多人。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於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摘自《學習時報》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題:《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由來》)
文革所造成經濟上的損失:國民收入損失5000億
經濟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1977年 12月,據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文革”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 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 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文革”期間,有5年經濟增長不超過 4%,其中 3年負增長:1967年增長-5.7%,1968年增長-4.1%,1976年增長-1.6%。(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於“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摘自《學習時報》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題:《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由來》)
文革所造成文化上的損失:造就2億多文盲
文化上,這場由文化領域肇始的“大革命”,對教科文的摧殘尤其嚴重。無數的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遭受浩劫,一大批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受到殘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先後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達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株連了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殘酷迫害的科技人員和幹部達 607人,活活打死 2人,6人被迫自殺(《科技日報》2008年3月17日)。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學。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半文盲多達2億3千多萬人。(摘自《學習時報》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題:《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由來》)
文革結束時城市居民生活:10年工資不增反降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資生活。然而,從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幾乎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第897-898頁)。很多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需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稱作“第二貨幣”。“三轉一響一哢嚓”(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向往之卻隻能敬而遠之。服裝從顏色到樣式,單調劃一,藍、黑、綠、灰,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主色調。住房相當困難。改革開放初期,上海180萬住戶中,按國家標準,有 89.98萬戶為住房困難戶,占了總戶數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戶;父母與12周歲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戶;12周歲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戶;兩戶同居一室的44332戶;人均居住 2平米以下的268650戶。住房大多沒有客廳,進門就是臥室,廚房,衛生間很多是幾家合用。(摘自《學習時報》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題:《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由來》)
文革結束時農村居民生活:1億人每天賺1毛錢
再看農民的生活。安徽農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萬裏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到任以後,萬裏先後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他後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麽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麽窮!”(田紀雲:《萬裏:改革開放的大功臣》,《炎黃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鳳陽縣有個前王生產隊,緊靠津浦鐵路。這個10戶人家68口人的生產隊,4戶沒有門,3戶沒水缸,5戶沒有桌子。隊長史成德是個複員軍人,一家10口人隻有一床被子、7個飯碗,筷子全是樹條或秸稈做的。安徽農村的情況並非個別現象。據原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的數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摘自《學習時報》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題:《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由來》)
鄧小平評文革:全局性錯誤 壞社會風氣
關於“文化大革命”這一部分,要寫得概括。胡喬木同誌的意見,我是讚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它的後果極其嚴重,直到現在還在發生影響。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泛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摘自:《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之“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第五部分 作者:鄧小平 原載於人民網)
陳雲評文革:文革十年慘絕人寰 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
陳雲的講話始終保持著平靜的語氣:我是共產黨員,是實事求是的。大家對於毛主席的功與過,不論說是“二八開”、“三七開”,還是“四六開”。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實的。我認為毛主席一生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領導是正確的,應予全麵肯定;第二階段是到1957年鳴放運動止,其間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運動,雖稍有偏差,但成績大於錯誤,應予基本肯定;第三階段從1957年反右開始,經過三麵紅旗的胡搞亂開,到1965年止,其間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線,不問大事,經濟才有了轉機,但在他當政那一段時間,應予基本否定;第四階段從1966年到他逝世為止,那慘絕人寰的“文革”悲劇,他是主要責任者,應予全麵否定。(摘自:《渤海學刊》1993年第3期,作者:《渤海學刊》編輯部,原題:《陳雲評價毛澤東》)
陳毅評文革:不是革命 是反革命集團有目的毀黨
開始父親一直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類似黨內整風的運動,是教育黨員和黨的幹部保持思想純潔的運動。根本沒有想到是一場奪權的內亂,所以運動一開始,他是積極地參加這一運動的,通過“十六條”、派工作組他都是舉手讚成的,甚至還苦口婆心地與造反派談話。但是運動向毫無法紀的方向發展,完全成為了一種動亂,父親從支持到不理解,又轉向不讚成,最終是憤怒了……一天晚上,父親和母親走到我麵前,父親氣得指著我說:“你聽到沒有,這是革命嗎要打倒黨內每一個領導幹部。這不是革命,這一定是有一個反革命集團在有目的地摧毀著我們的黨。”……“我不是亂放炮,我是經過認真思考的。現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十年、二十年不治”公開批評文化大革命,是父親認真思考的結果。(摘自:《回憶父親陳毅》,作者:陳昊蘇 陳小魯 陳丹淮 陳珊珊,出版:華夏出版社)
彭真談文革:教訓深刻 主席犯了嚴重錯誤
“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錯誤。不過,也有好處,壞事可以變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錯誤打破了對他的個人崇拜,這對全黨全國人民解放思想一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總結教訓,那就不僅是個人的問題,教訓要深刻得多。作為共產黨員,首先需要考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後犯了嚴重錯誤,整了那麽多人,挨整的人誰沒有氣?這是可以理解的。(摘自:《百年潮》2012年第12期,作者:彭真傳編寫組,原題:《彭真複出後談毛澤東》)
錢學森談文革:沒有總理保護 恐怕我早不在人世了
反“文革”中我們都是受保護的,沒有周總理的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時候我們都是軍管的。軍管會每星期都要向總理匯報一次。總理下了一個命令,要搞一個科學家的名單。名單送上去後,總理說:“名單中的每個人,你們要保證,出了問題我找你們!”(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錢學森,原題:《周總理讓我搞導彈》)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
十多年前,杭州大學地理係曾搞過侮辱人格的“活人展覽”。七位老教師被打扮成“地主”、“資產階級太太”、“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保護人”,受辱於大庭廣眾之前。這種踐踏斯文、戲弄正義的政治惡作劇,令人發指。尤其不能容忍的是,當年進駐杭州大學地理係,參與策劃這一事件的個別人,至今仍然認為這種摧殘知識分子的做法是正確的,是“嚴格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實事求是做耐心過細的思想工作,以政策開道,嚴禁逼供信,啟發幫助他們講清自己的問題”的。 這散發著“文革”黴味的語言,不正反映出“文革”在這些人的心目中並沒有推倒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這個結論,反映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認識。對“文革”就是要徹底否定。不徹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論”、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團結、經濟上欣欣向榮的新局麵。這是人所共知的。(摘自《人民日報》1984年4月23日頭版,作者:《人民日報》評論員,原題:《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
從1975年開始,台灣情報機關一直意圖挑撥共產黨內部鬥爭,製造分裂割據局麵。而1976年四人幫被整肅以後,這一計劃的重心又被調整為挑動四人幫殘餘分子的反抗,以及煽動年輕人反對改革開放和搞經濟建設為主的社會主義。
台情報機關從文革時期開始意識滲透,這一期間台灣情報機關冒用國內一些機關、組織的名義,在大陸散發、宣傳了很多政論文章;包括“殷周計劃”係列、“渭水計劃”係列、“經始計劃”係列等。比如“殷周五號”計劃是以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名義,撰寫並散發了《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還是走右傾投降路線》;而“殷周九號”計劃則是以著名的“梁效”(諧音“兩校”,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判組)名義撰寫散發《向複辟倒退的黑幫開火》。
文革的實質是政局大洗牌,你看到了現象,沒有看到本質。
沒有文革,毛主席之後,中國必然出現軍閥割據的戰亂現象。沒有文革的政局大洗牌,毛主席之後,十大元帥十大將,開國元勳之間的爭鬥會將中國帶入一個紛雜的境地。
好好想想?
~~~~~~~~~~~~~~~~~~~~~~~
你潛伏得很深啊. 是滴,沒有毛主席把劉,林等打入底獄,俺們就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令他們少貪汙享受30年才是很痛心!
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運動?===============================================================================
文革雖然有點過,但並非一無事處。
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運動?我認為他老人家的用心很清楚:
就是通過文革運動,把每個中國人培養成不畏強權的鬥士,為奴性的國民注入更多的血性。
讓毛後時代的每個當權者都知道,當官不為民做主,注定沒有好下場,因為每個中國人都具有文革的基因。
劉愛琴文革期間到河北師大當教師,文革一結束立即調回北京,她和一般人受的苦不一樣,她隻是委屈了幾年,所以她可以持那樣的態度。
中 華文化是一種奴性文化,這是因為二千多年來,文化發展的方向始終掌握在統治階級手裏,這種文化早已經淪落為統治階級奴役人民精神的工具,成為麻醉人民精神 的麻醉藥。奴性的文化浸泡出奴性的國民,可以概括為三個主要的特征:一是缺乏獨立思想,二是缺乏平等精神,三是對權力頂禮膜拜。
the roots is in chinese culture
沒有文革,毛主席之後,中國必然出現軍閥割據的戰亂現象。沒有文革的政局大洗牌,毛主席之後,十大元帥十大將,開國元勳之間的爭鬥會將中國帶入一個紛雜的境地。
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