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出走20年-----首次受中國報刊讚揚

許家屯出走20年-----首次受中國報刊讚揚許家屯是繼林彪之後出走的中共最高級別官員，一直受到中國官方和媒體抨擊。但《中國改革》雜誌最新一期卻用了很大篇幅指名道姓地肯定他的貢獻。該文的重要價值在於尊重了曆史事實，這位為中國改革開放奉獻心血的推動者，因最高層權爭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現在向恢複曆史本來麵目，邁出可喜的一步 .今天讀到《中國改革》2011年3月號的一篇重頭文章，用了大幅篇幅指名道姓地讚揚了建立海南特區的幾位推手：王震、許家屯、梁湘。看到居然出現許家屯和梁湘的名字，而且是被這樣熱情肯定，我感到十分驚喜。（該文全文附後） 時任海南省省長的梁湘，是在趙紫陽垮台之後，被騙到北京，然後就失去了自由，受到反覆審查，最後鬱鬱而終；而剛剛卸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港澳工委書記的許家屯，得知梁湘的遭遇之後，感到自己可能也落到同樣的對待，於是出走國外，遠避美國。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他是繼林彪之後出走的中共最高級別官員。 許家屯今年95歲（1916年出生），仍然隱居在美國加州的Chino Hill——這個地名，在西班牙語中就是“中國”之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台灣和香港，出版過兩本回憶錄。2002年開始，我對許家屯的經曆發生了興趣，承蒙老人不棄，多次對我長談，最久的一次是在他家住了一個星期，聽他講述近一個世紀的往事。 對於老人過去從參加革命到“文革”、到香港任職的經曆，我尚在整理。但是對他出走之後的生活與思想，對他回憶在香港期間的幾件大事，我幾年來陸續發表過幾篇深度報導。記得在多維博客刊出時，得到一些讀者的鼓勵，聽到的更多的是抨擊和謾罵。在這些讀者看來，身為中共高官，竟然出走美國，就是“叛徒”、“賣國賊”；而他居然還要表達自己懷念故國的心情、還要堅持揭露當年港英當局，簡直就“兩麵不是人”。看到《中國改革》這篇文章，我的感想正如轉載這篇文章的明鏡網編者按所說： 該文的重要價值在於尊重了曆史事實。許家屯和梁湘均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最得力的地方領袖人物，但兩人均因為最高層一時的權爭而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同時，王震為改革開放作出的貢獻也為民間所忽視。 編者按中關於王震的看法，我也十分同意——人是複雜的，不應神化，也不應妖魔化。記得我在《總書記審歌記：回憶胡耀邦一件小事》一文中曾經寫過我對王震的直觀印象： 此前我們聽說王震是黨內保守派大將，此後還聽說他與胡耀邦關係抵牾，但是我那天的直觀印象卻相反，王震居然表現得開通風趣，與胡耀邦一唱一和，聽到這兒他插言說：“生活不僅要‘充滿陽光’，還要‘充滿星光’──年輕人要談戀愛嘛！”後來他居然又大談起“凱恩斯理論”，談起“文化界是第三產業”，觀點且不論，他能吐出這些相當理論化的詞兒已經讓我納罕不已。 許家屯多次向胡錦濤為首的中共中央申請回國，落葉歸根，卻一直未能如願。我祈望，這位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作出過重要貢獻、為香港順利回歸中國付出過大量精力心血的老人，能夠回到他夢魂縈繞的故鄉。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掛牌，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宣告成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標誌性事件。 從中央決策層麵來說，海南經濟特區的籌建決策過程經過了多次反複，有近10年漫長的曆程。很多人成為海南特區籌建的熱心推動者。至今，海南人依然念念不忘王震、許家屯、梁湘等人所做的貢獻。 王震受命考察海南1980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海南問題座談會，就加速海南島的建設集思廣益。會後，國務院批轉了《海南島問題座談會紀要》。198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進一步研究海南島的開放開發問題。這一年12月，受時任總理的趙紫陽委托，王震到海南考察，就海南的開發建設、對外開放提出意見。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王震擔任農墾部部長期間，就數次到過海南。1982年1月下旬，王震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誌奉中央之命赴海南島慰問各族人民，進行廣泛交談。 座談中，王震指出：“有了現在的改革開放政策，又有23年的紅旗不倒的老革命根據地的光榮傳統，海南島理應對國家的四化建設做出較大的貢獻（何立波：《王震與經濟特區改革》，《黨史博采》2008年第4期）。” 王震從海南考察後回到廣州後，召開了有廣東省有關方麵負責人參加的“關於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座談會”。海南的領導人雷宇、羅天等參加了會議。雷宇後來回憶說： 我們從海南趕來，主要是羅天匯報的，羅天匯報了兩個多小時，等到我說的時候已經沒時間了，要吃晚飯了。最後我就用五分鍾的時間，把海南島的改革開發講了五條意見。王震聽得很清楚，他說，就按照雷宇匯報的五條意見給國務院起草個報告。然後在我匯報的基礎上，寫了一個給國務院的關於加快海南開發建設的草稿。這個草稿先拿到國務院經濟特區辦，特區辦主任何椿霖，副主任胡光寶，有一個組長叫張戈，最後張戈要我們一起去北京，去了北京，我就不再參加這個文件的起草了，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林述文和我們海南島的謝汝希這兩個人，這兩個人主要是配合工作。後來形成了中共中央十一號文件。十一號文件嚴格來講就是我匯報的那五條（楊繼繩采訪雷宇記錄）。 王震在會上做了專題講話。這次會議直接促成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文件（中發[1983]11號文件，確定以對外開放促進島內發展的方針，授予海南行政區在對外經濟活動方麵較多的自主權，並指示中央各有關部門采取積極態度，從人、財、物方麵給海南島以必要的直接支持。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國務院關於撤銷廣東省海南行政公署、成立海南行政區人民政府的建議。10月，《中央擴大海南對外經濟貿易主權八項規定》出台。海南島可以自主進口17種國家控製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車，這使海南得以將國家控製的商品進口，再轉賣到大陸腹地。當年，轉賣汽車可以賺取厚利，海南島成為全國炒賣汽車的“天堂”，釀成了舉國震驚的“海南倒賣汽車事件”。 在中央處理“汽車事件”的過程中，一些緊急措施未免矯枉過正，使得海南的對外貿易全麵停頓，《中央擴大海南對外經濟貿易主權八項規定》也幾近收回，使海南的改革和經濟發展受到了一次沉重打擊，海南一時失去了改革的動力。 “汽車事件”兩年後，1986年2月，趙紫陽同胡啟立、田紀雲到海南島考察。10月，王震來到廣東，召見梁湘，要他去海南做調研，提出加快開發海南的意見。王震說：“曆史上許多有識之士，都提出過海南建省的設想。但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這些設想均未實現。我看現在條件成熟了，現在委托你考慮一下，提出意見。” 當年在延安時，梁湘是王震359旅的部下。此前不久，作為深圳經濟特區的拓荒者的梁湘，被免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的職務，調任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一直處於賦閑狀態。王震將考察海南的任務交給梁湘，包含著對梁湘在深圳的工作的首肯。梁湘欣然受命，前往海南，並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 海南特區宣告成立後，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吸引外資、土地出讓或成片開發的新思路。洋浦以其港口條件優越、土地相對平整，原有居民較少和便於封閉隔離等綜合比較優勢，成為實施這一思路的首選之地。王震堅決支持這個新的思路。1988年12月1日，王震到海南考察，聽取省領導關於洋浦開發問題的匯報，並題詞：“洋浦開發，前景廣闊”。 不料，海南這種舉措在1989年3月的政協會上卻被一些人認為是賣國行為，發生了始料未及的“洋浦風波”。為平息風波，王震對許士傑、梁湘說： “一些同誌反對外商承包洋浦開發，是因為一時不了解，你們也可以多做些正麵宣傳嘛！”在鄧小平等人的關注下，這場風波才得以平息。 為了表示對洋浦開發的態度，7月14日，王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開發商日本“熊穀組”企業在香港的負責人於元平，支持他搞洋浦開發。 許家屯上書鄧小平，建議開發海南海南“汽車事件”前後，原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就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香港媒體和香港財團對海南的開發抱有極大熱情，許家屯以自己的特殊地位，來推動海南開放的腳步。 1986年，許家屯在與李嘉誠的一次單獨約見中，談到海南島的建設時，李嘉誠主動提出有興趣去海南島投資，並承諾“一次可以投資一百億港幣”。許家屯認為，果真如此，不僅對開發內地有利，而且可以引發香港、海外大資本進入內地投資的新局麵，對穩定香港也會有很大影響。為此，從未去過海南的許家屯，乘參加全國人大會議開分組會的間隙，請假去海南考察。 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姚文緒陪同許家屯考察。許家屯認為，海南確是中國南方另一顆明珠，地理、氣候、資源俱佳（惟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隻待開發。他向姚文緒講了參觀後的設想：擬向中央建議，海南脫離廣東，單獨建省，搞一個全國最大的特區，要求中央給海南特區比其他特區更“特”的政策。區黨委的同誌們聽後，都很高興。姚文緒說，“汽車事件”後，過去給海南的優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況很困難，幹部們情緒也很低沉，希望許家屯的建議能得到中央的考慮。他並說：“在沒有建設大特區之前，最好中央先恢複過去給海南的優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複，恢複一部分也行。” 回香港後，許家屯立即寫信給鄧小平並黨中央，把他受李嘉誠要去海南投資的啟發、去參觀海南的感覺，以及區黨委的意見做出反映，建議海南建省，成為大特區，實行貨物、人員、資金進出口自由，成為第二關稅區（深圳要拉鐵絲網，搞“二線”地區，海南無須，因它是天然海島），貨物進出內地，可做進出口處理。許家屯特別提出：采用香港經驗、資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個大特區，一個自由港。 鄧小平把信批給趙紫陽，要趙紫陽辦理。趙立即批給穀牧，請他具體化。批示的大意為：讚成許的意見，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現在可以考慮設特區，建省。在大特區沒有落實之前，可以把原來給海南島的優惠政策先恢複。 海南特區宣告成立後，許家屯被聘請為顧問，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南開發。對洋浦開發計劃，許家屯予以支持。“洋浦風波”發生後，梁湘和許士傑向許家屯求援，許直接向王震、趙紫陽反映情況，以求得支持。 1989年6月初，許家屯直接向李鵬建議，繼續啟動洋浦開發項目。十三屆四中全會後，許家屯乘與江澤民見麵的機會又把洋浦開發問題提出來，建議中央早一點批準洋浦開發（本節內容據相關知情人的回憶）。 梁湘赴海南勾畫特區藍圖1986年10月，領受王震指派的任務後，11月15日至22日，梁湘到海南考察。考察結束後，梁湘就加速開發海南給王震寫了一份報告，建議將海南從廣東分出去，單獨建省，並像深圳那樣辦經濟特區。 報告中，梁湘介紹了“三中全會以來海南經濟發展”所取得的“顯著成績”，指出“海南的現狀與它所處的地位仍然不相適應”的情況，提出“加快海南開發建設的幾點建議”： 1、要實行更加優惠的政策，允許海南實行類似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如對進口生產用的物質和出口海南生產的產品免征關稅，資金自由進出，外商來往方便。在步驟上，則可先恢複和落實中共中央[1983]11號文件所給予海南的優惠政策，然後逐步實行上述政策。 2、要擴大自主權，把海南升格為省一級的體製。海南本身在地理上是一個完整的島嶼，為利於實現對全島的統一領導，建議海南行政區人民政府按省一級政權進行組建，並行使憲法規定的省級許可權，直屬國務院領導。還要理順海南內部的關係。海南省成為省一級體製後，可以考慮以地域經濟聯係密切程度為界限，切成東南西北中“五大塊”，分成五個地級市，即加積市、三亞市、那大市、海口市和通什黎族苗族自治州，由海南直接管轄，各縣由地級市管轄。 3、當前要突出抓好交通能源電信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交通方麵，成立地方民航公司，大力發展民用航空事業，興建國際機場，把現有5個軍用機場改為軍民兩用；新建擴建深水港口；建成四通八達的公路網絡。能源方麵，抓緊興建天然氣發電站、火力發電廠和水電站，迅速提高供電能力。 電信方麵，大幅度地提高電話線路，盡快實現全島各市鎮自動電話，並能對全國各大城市和港澳地區以及一些外國自動撥號，使電訊網絡內外溝通。交通、能源、電信建設的項目，海南早已上報，希望國務院有關部門盡快批準，以便及早動工。 與此同時，要充分發揮海南得天獨厚、風景優美等自然優勢，優先發展熱帶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加工，海水養殖、捕撈和加工，積極建立橡膠、南藥、咖啡、胡椒、茶葉、腰果、可可、鳳梨、花卉盆景、早春瓜菜、對蝦、石斑魚等農副產品出口生產體係，走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的道路。要盯著本地豐富的資源，引進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積極發展冶金、礦業、建材、橡膠製品、食品加工、石油化工等工業。還要把旅遊業作為加快開發建設的一大產業來抓，先在三亞周圍建立起一批具有海南特點的避寒、冬泳、度假、觀光的旅遊勝地。 海南的開發建設要做好規劃，突出重點，逐步鋪開。近期應該著重開發海口市、三亞市和通什市。 4、充實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可從廣東省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抽調一批優秀幹部支援海南建設，也可到全國各地公開招聘一批幹部，以調整充實海南各級領導班子。 最後，建議中央成立一個加快海南開發領導小組，以實行強有力的領導，提高工作效率。 梁湘這份沒有公開披露過的報告，全文5000多字，是研究海南經濟特區發展的重要文件。報告沒有一句空話，既客觀地分析了問題，又科學地提出了辦法，勾畫出海南特區發展的藍圖。 王震看到報告後很讚賞，立即分送鄧小平和趙紫陽閱示。王震還把梁湘來信的副本轉給時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長榮毅仁。 榮毅仁很快回信：“海南的發展潛力是很大的，要是從體製上將海南升格為省一級建製，實施一些特殊政策，是會有利於加速海南經濟發展速度的。” 1987年5月2日，正在新疆考察的梁湘被趙紫陽召到沈陽談話。趙紫陽問：“你對開發海南有多大把握呢？”梁湘說：“隻要國家能給海南以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我對加快開發建設海南前景是樂觀的，我滿懷信心！”趙紫陽說：“你已名聲在外，是急流勇退，還是去海南工作？”梁湘答：“我服從組織的分配，聽從黨中央意見，不計較個人得失。”幾天後，廣州市委書記許士傑得知中央要建立海南省和經濟特區的消息後，主動上書趙紫陽，請求到海南工作。這樣，許士傑和梁湘就成為海南建省籌備組的一二把手。 海南特區成立後，梁湘擔任海南省省長，直到1989年被免職。他為海南的改革開放做出了令人感念的貢獻。 （徐慶全為北京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許家屯揭密：金堯如幫助我出走定居南加州奇諾岡的前中共高幹許家屯打破沉默，披露當年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協助他出走的內情。 香港回歸前的中共駐港最高級官員、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即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書記）許家屯出走海外、定居美國南加州倏已17年。其間一直深居簡出，行事低調。日前他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打破沉默，會見媒體記者，暢談他對香港回歸十年的感受，同時對1993年出版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作一些必要的補充。 世界日報報道，當年已經失去權力、麵臨困境的許家屯如何能擺脫「組織」的耳目，順利出走，向來是外界至感興趣的話題。在上述回憶錄中雖已提及離港來美的經過，但作者為保護有關人士的安全，行文中不得不多所保留，語焉不詳。許家屯這次所作的「補充」，終於揭開了那層神秘的帷幕。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最後一章「去國前後」寫道，1990年4月下旬，獲悉北京高層決定對其整肅的許家屯下定了出走的決心，於是致電「相識多年的一位信得過的老朋友」，請他從香港到深圳來麵談。翌日一早，朋友如約前來，兩人在新華社的深圳基地見麵，許將打算避居美國的計劃如實以告。這位「信得過得老朋友」，就是時任香港「文匯報」董事兼總編輯、2004年病逝於洛杉磯的金堯如。 比許家屯年輕七歲的金堯如既是資深報人，也是早年參加中共的老幹部，40年代末曾奉派前往台灣，協助蔡孝幹等組建中共地下黨，準備接應解放軍攻打台灣，後事敗撤到香港，接掌重組的「文匯報」。金堯如在「六四」風波中同情民主運動，立場與許家屯相近。當時「文匯報」不理會北京的警告，以「開天窗」方式刊出隻有「痛心疾首」四字的社論以示抗議，金堯如就是主事者之一。 許家屯說，金堯如對他的處境表示同情，立即答應幫忙。金回到香港後，就到港島花園道的美國總領事館為許申請旅行簽證，希望美方批準許4月28日赴美。因事出突然，美國總領事「不敢相信有這回事」，後經請示美國國務院，29日才答複同意，按特殊個案處理。 金堯如將情況用密語（「28日東西買不到，要30日才有」）電告許家屯，許遂於30日晚由小兒子陪同，經深圳羅湖海關出境。過關後如常搭上火車，但隻坐一站，便在上水下車。金堯如依約在站外等候，親自駕車將許家屯帶回香港家中，歇息一夜。 當晚，許家屯在金家給中共領袖鄧小平、楊尚昆及黨中央寫了一封信，陳述中央常委有人（指江澤民與李鵬）要置他於死地，不得已暫時避居國外，旅行休息。許家屯並在信中保證：赴美後不尋求政治庇護，不泄露中共機密，不會見媒體，不與民運人士接觸。但同時聲明，若江、李對他與他的眷屬實行打擊報複，他將無法信守這些諾言。 就這樣，許家屯於1990年5月1日在香港啟德機場登上前來美國的班機，直飛舊金山，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成功出走海外的最高級別幹部。許家屯憶述，登機前發現港英當局保安部門作了各種特殊安排，這說明美英雙方已提前協調，為這位中共高官來美開放綠燈。 金堯如在「六四」後不久即聲明退出中共，與北京分道揚鑣，後來也流亡美國。1993年，金得知許家屯即將出版香港回憶錄，表示希望筆下不要出現他的姓名。許家屯說：「我當時鄭重答應了他的要求，請他放心。現在他已不在世了，我公開這件事情，藉以感謝他的幫助。」 許家屯在回憶錄中曾表示，如果大陸政治上一旦「清明」來臨，將會披露幫助過他的朋友的大名。這位91歲老者的頭腦裏還深藏著許多機密，包括中共駐港機構內幕、情報網絡、對台工作關係，以及經由何種管道得知江澤民、李鵬準備對他下手等等，許家屯表示，對這些事情「還必須保留」。 專訪許家屯：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講 2011-03-28 許家屯的《香港回憶錄》中詳細記載了英國人為了將香港繼續保留在他們手中而玩了多少名堂。在英國人認識到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不可動搖，他們不得不交還主權、治權之後，在許家屯還在任的那個年代，就為保留他們的利益而進行全麵部署安排。 “全麵”到什麽程度？許家屯曆數了英國人各方麵所下的工夫。 英國人管治香港這麽多年，從沒有搞民主，行政局就是由港督、三個司的主管、以及太古、匯豐、怡和幾個大亨組成，他們說了算。六十年代前期曾經有總督想搞點民主，但英資企業反對，因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搞民主必然要提高福利，就得加稅，香港稅率低的優勢就會喪失，於是叫停。可是，在中英談判期間，英國人要搞“代議政製”，要在“九七”前對香港政製來個根本性改變。1984年鬧出的“本子風波”，就是在“民主化”問題上的第一次交鋒。 許家屯很激動：英國人哪裏是真心搞民主呢？是想分化香港社會，以便在撤走之後保留影響，“外界往往隻從‘要民主還是不要民主’的角度看問題，其實焦點是由誰主導香港？每個人主觀上或許並不如此，動機各異，但客觀上是如此啊。” 講起當時轟動一時的“本子風波”，許家屯憤憤然：我批評了英國方麵不按“本子”（中英聯合聲明）辦事，引起傳媒嘩然。“包玉剛、董建華、查濟民等人支持我，嘉道理要包玉剛帶話也支持我，但是姬鵬飛不支持，外交部一直不表態。後來還是鄧小平在包玉剛宴請的筵席上明確地給我撐了腰：‘你沒有錯。’” 許家屯說：在組織、人事上，英國人對高級人才和公務員隊伍早就布局謀篇；在財政預算上，英國人執意要修機場、大橋，上大項目，“我到香港時香港每年支出三百多億港幣，到移交時支出竟達一千多億”；香港本來薪水就很高，港督的俸祿超過美國總統，英國人撤走前又大幅提高公務員待遇，最高達30％，一舉三得：收買了人心，留下了難題，又趁機大撈一把；連香港社會基層細胞——有些屋村委員會，英國人都控製，甚至請英國退休人員來管…… 在許家屯眼裏，香港目前的眾多爭執、矛盾，都或明或暗、依稀可見英國陰影，民生、福利政策等等隻是被人借題發揮的具體因素。“你想，為什麽這些人‘逢中必反’？” 他認為，“逢中必反”現象有曆史原因和現實原因，有社會根源和心理根源： ——新中國成立，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一是到台灣，二是到香港； ——中國大陸曆次政治運動，許多直接和間接受到傷害和影響的人移居香港，這些人多數對中共沒有好感，有些人甚至有仇恨； ——有些人受西方教育影響，受西方一百多年殖民統治的影響，對中共的專製很有看法； ——有些人對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有不完全理性的情緒化反應； ——少數人，真正有政治背景。 香港收回後外國影響自然有變化，“英國影響降低，美國影響增強。這是英國很長時間來在世界上力量比重減弱的自然結果。香港沒有回歸前，英國直接管製香港，在香港還主要是英國影響；他們撤走了，自然就減退了。西方還想在香港這個平台上發揮作用，要影響中國大陸嘛。都在說‘一國兩製’五十年不變，他們既防止‘兩製’變成中共的‘一製’，同時又促成大陸變為香港的‘一製’，一直在鬥啊。” “如果我在香港，可能被反得好一點，但是也會被反——他們這些人就是‘逢中必反’嘛！” 話說回來，英國人搞布置，中國人能閑著嗎？“我們也針鋒相對地搞啊，我當時手上掌管上億特費，不就是幹這個的嗎？”許家屯說起搞“統戰”，給了老報人陸鏗十萬港幣卻被陸鏗退回的事，我趁機問：那，你還給了哪些人呢？許家屯看我一眼：“這些事，我不能講，一講，就天下大亂了！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講。” 我勸他說：好吧，你不公開講，不告訴我，但是你寫出來收藏好，注明多少多少年之後再公開不行嗎？就像肯尼迪被刺案的有關史料那樣…… 許家屯連連使勁搖頭：那也不行。 看來，中共黨籍被開除了的許家屯，黨性並沒有褪去。 調任香港是人生一大飛躍我問：你現在留念香港嗎？最留念什麽？ 許家屯歎了一口氣說：從日常生活方麵講，我對香港沒有什麽留念——關鍵是沒有概念：我並不知道香港到底有多好。你不明白吧，我在香港苦啊，苦得不得了！ 許家屯說，新華社是“老虎嘴”，專門“吃人”，天天要跟人吃飯——香港時興在餐桌上、打高爾夫球時談正經事。“我不會打高爾夫球，也沒有時間學，而吃飯不用學，就得將吃飯當任務了。一年除了到北京和內地開會、匯報，我在香港呆三分之二時間，要跟人吃五六百頓飯，你算算吧！我像梅蘭芳一樣趕場，一天晚上趕兩三場。我同李嘉誠等人，一個月總要有一次‘工作午餐’。香港人的習慣是每頓飯要吃三小時，實在受不了，後來是安子介提議救了我，改成了兩小時。” 許家屯自己的飲食其實是很簡單的，愛吃紅燒獅子頭，許多所謂山珍海味，並不合他的口味，“對吃，我沒有多大興趣。”他也不愛吃水果。他的家鄉瀕臨東海，海產多，但他不吃石斑魚，隻吃最賤的黃魚。我跟他一起吃了幾天飯，炒得軟軟的青菜芯，就是他現在每頓飯的最愛。 許家屯在香港甚至沒有坐過地鐵，沒有逛過街，對香港市容都沒有多少印象，當時的行蹤“隻有點和線”。他曾經想體驗一下生活，去看過兩次電影，但是他一人想看，就得買十幾張票，保衛人員組成“圍牆”前前後後都坐滿。這樣興師動眾看電影，他也就不敢多嚐試。 不過，許家屯說，說我對香港真沒有什麽留念嗎？也不對。我有感情！我想念那些老朋友！我希望香港好！ 他一再說：香港沒有虧待我。我被中央從江蘇調到香港去，有幸接觸到了中國以外的世界，視野一下廣闊了，這是我平生的兩個飛躍之一，對許多政治社會問題的看法有了質的變化。 “五一聯歡會”救了我到香港是“兩個飛躍之一”，那麽另一個飛躍是什麽？ 是脫離了中共體製，來到美國。 許家屯對我詳細地解釋了他當時為什麽決定到美國“旅遊休息”，講述了那短短幾天裏驚心動魄的過程。 是一位後來位居中共最高層的人士向許家屯透露江澤民要整他的；而他看到了海南省長梁湘如何被李鵬以“研究開發海南洋浦港”為借口騙到北京，一下飛機立即被軟禁的前車之鑒；他又得知接替自己職務的周南成立整他的材料的專案組，顯然是奉了中央常委或總書記之令……這些迫使他決斷：“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這個成語，出自《孔子家語》。 不出他所料：就在許家屯1990年4月30日晚上離開深圳前往香港之後兩小時，深圳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就來到他在深圳的住地，轉達中央電令，通知他去北京。見他不在，秦文俊一直坐等到深夜。“說起來也算我運氣好：他接到中央電令時，必須要去出席‘五一聯歡會’，隻好出席完了再趕到我的住處。這個‘時間差’救了我！” 如果當時不出來會怎麽樣？“不出來，被江澤民、李鵬拘押審查，那麽現在也就像趙紫陽一樣在軟禁中度過餘生了——不，肯定還不如趙紫陽！” 許家屯對江澤民完全沒有信任感，不僅認為江澤民的主義就是“沒有主義”，左右搖擺，對他的人品也不以為然。“《他改變了中國》（美國人羅伯特•勞倫斯• 庫恩所寫的江澤民傳——高注）這本書寫他與‘六四’毫無關係，還說他對受命如何猶豫……把他寫得多麽清白！哪是這麽回事！” 許家屯回憶說： “那年‘五一九’鄧下了決心要撤下趙紫陽，通知各省負責人分批到北京去打招呼，5月25日我到了北京，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到機場接我，轉來轉去地繞到了中南海住下。我問還有什麽人來，他說江澤民已經到了。我問是不是也是來聽打招呼的，他說不是，是調來中央工作。我問做什麽呢？他說，還沒定，但是已經明確了要他接替啟立的工作——啟立當時管書記處常務、管意識形態。江澤民當時已經接受了，哪裏清白，哪裏猶豫？” “有人問我：到美國來是否後悔？哈哈，不存在這個問題嘛！” 幸虧到美國來，親身體驗了這個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這個民主、法治製度最完善的國家的生活，許家屯坦承，對資本主義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變。 正如何頻等一些朋友對許家屯半開玩笑地說的：你現在怎麽越來越變“左”了！許家屯並不諱言，美國確實還是當今世界最民主的國家，但他對美國社會的弊病看得日益清楚，對美國政治的走向日益擔心。美國，是當今世上最好的製度，但不是人類最終的理想。 “美國的民主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開始時黑人與婦女沒有選舉權，後來才有。”許家屯擔心的是，“現在民主向大眾化的擴展停止了。因為反恐防恐，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還施加了很多限製，公民權利方麵反而還倒退了。” 他放大嗓門說：“美國權錢交易合法化，要不得啊！從政黨化發展到兩黨化，發展到一黨獨大化！三權又獨立又不獨立，不獨立的這一麵，帶來很大的隱患啊！” 為什麽說美國的三權有“不獨立的一麵”？“三權越來越不能互相製約了：最高法院九個大法官，五個是共和黨總統提名當上的，觀點上傾向於保守——小布什2000年上台，不就是他們裁決導致的麽？三權的另一權，作為立法機構的國會呢，現在也是共和黨把持。” 如果說，到香港使他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弊病、資本主義的活力，那麽到美國來，使他又看到了資本主義也絕非天堂。他對人類未來道路的展望，有了進一步的思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長期共存、共融——是共“容”，也是共“融”。列寧斷言“資本主義垂死”是犯了錯誤，西方在“蘇東波”之後認為“社會主義滅亡了”也犯了錯誤。兩種製度可以取長補短，求同存異，融而有異。“這個共存共融會有很長時間，幾百年？也許還不止！” 而中國，也應該找到第三條道路。 第三條道路在來美國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許家屯反覆琢磨社會主義的失敗“有馬克思的錯誤，有列寧的錯誤，有蘇共自身的錯誤。” 他對我說，私有與公有的矛盾，是從“人之初”開始的，“食色性也”，人第一要生存，二要繁衍，這就要取得資源，就要在一定的空間生存活動。人類的矛盾是由對資源和空間的占有和分配產生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代表了解決私有與公有這一基本矛盾的兩大思路。 過去講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是自由經濟。自由經濟的好處是自由，是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毛病是放任——市場是按照供求情況變化，供不應求就漲價，商品多了就過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就由這種“無政府主義”而來。但是羅斯福新政把計劃經濟、國家調控加進來，現在格林斯潘用利率來調節，就起到了宏觀調控的作用。現在中國也在嚐試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 許家屯說，不僅一國內調控，還有全球範圍的調控：七國首腦會議，世貿，世界銀行，等等；現在更主要是以經濟區的形式來實施的地區宏觀調控。過去將“計劃”和“市場”對立起來，我要消滅你，你要消滅我。還是鄧小平說得好，計劃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是資本主義，現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活你也活，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許家屯一方麵認為民主應該不斷擴大、深化，但另一方麵，他又指出：全球並沒有理想的民主典範，二戰後許多實行了民主製度的國家，現在有的發生倒退，有的陷入動亂。 許家屯再三強調要“和平演進”，放棄暴力，實行民主也好，社會轉型也好，都要搞漸進式的改良，不搞激進式的革命。“李澤厚他們這麽提出來了，但沒有具體設計怎麽做。而我在《二十世紀的經驗》當中，有了具體的設計。” 盡管許家屯不肯說具體怎麽設計，但是我聽出了一點端倪，他設計的道路，似乎是從黨內民主開始，通過黨政分開，分割權力，直到最後改變一黨專政結構。 他說，現在中共黨內還是有有限度的民主的，不過沒有全社會監督，也沒有製度性的程序來保證將非共產黨人、共產黨人的精英吸納進入頂層。“這種民主是谘詢性質的民主，對任何意見，我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不采納，你也沒有辦法。”他認為，應該從實現真正的黨內民主著手，首先要讓黨內精英進入頂層，全黨能夠監督頂層。這是最起碼的要求。但不能停步，要擴大到黨外。這是從整個中國變化發展的進程來考慮的。中國應該避免陷入混亂無序，找到比較穩定的改良道路。 許家屯說，十三億人的國家，不穩定，是世界的災難！ 老人還是想回國 “中國山”並不是真正的中國的山；“世外桃源”雖好，畢竟也不在故土。許家屯出國十五年，思鄉之情時時衝擊著他的心靈。 “去年（2004年）我的老伴顧逸萍過世，我的子女要求我回去，也要求組織上同意我回去。”顧逸萍在1998年就曾中風住院。 2002年4月，我就聽許家屯說過：“中國是我的祖國呀，我當然想回國看看，但不乞求。要論安享晚年，還是住在美國安靜，我隻是想能兩邊走走。就是要寫回憶錄，光憑記憶也不行，得回江蘇去查查當年報刊資料。” 1916年出生的許家屯告訴我：“前年（那應該是2003年，許家屯87歲時——高注）有一天晚上在別人家玩的時候，我突然昏倒了……一下子就人事不省了，倒是沒有一點痛苦，吐了一身，自己也不知道。同伴趕快打電話叫急救車。我大該昏迷了半小時吧？醒來的時候已經在車上躺著，正趕往醫院去。” 不過，這一次意外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居然跟什麽事都沒發生一樣。 許家屯隱居於此，來客不多。附近有些故交隔三岔五地通通電話、見見麵。偶爾有客人從香港來，從中國大陸來，從美國各地來拜訪。我探訪他期間，正碰上老報人陸鏗和崔蓉芝來訪，從下午談到晚上。凡是這樣的日子，許家屯就特別高興。 有消息人士曾向我透露： “許家屯離開中國後，江澤民派人去問董建華，是否他資助許走的。董建華回答：許家屯沒有來找我，他如果來找我的話，我不能拒絕。江澤民又下令手下去詢問了香港很多頭麵人物：董建華與許家屯到底是什麽關係？實在查不出董建華與許到美國有何聯係，隻好作罷。但還是有人為此受到了牽累。現在董建華不能來找許家屯，因為江澤民已經這麽問了他，董要避嫌。”我就此向許家屯求證，他不置可否，隻是說：“對任何老朋友，包括江蘇等地的老朋友，我的態度是，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你來找我，我不拒絕。” 他說，《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來過，哈佛大學的中國研究專家麥克法誇爾教授來過，“麥克法誇爾掌握了很多關於‘文革’的史料，把他的專著送給我，我苦於眼睛不行了，不能看！”李銳、胡績偉也來過，還有一些老上級、老戰友，本人不方便來，要子女前來探望。 對胡錦濤與溫家寶的新班子，許家屯說：我是基本上肯定的。他們的一些做法，例如解決三農問題，開發西部以解決地區差別，等等，我是讚成的。包括這次對趙紫陽後事的處理方式，我也基本上肯定。許家屯還說，外界對曾慶紅估計過低。我推測，將來首先擺脫江澤民的影響的，可能是他。 胡錦濤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長遠方針？許家屯希望是後者。如果是後者，就是新型的社會主義。“構建和諧社會”本質上就是各種社會群體的利益的調整嘛。 “不過，要給他們時間。”許家屯告誡。 他也希望，老天給自己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