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麽是 “文革思維”?
魏中軍
2012年7月10日
自從西來兄弟出事以後,“文革思維”常被掛在嘴邊兒,又活躍了起來。近天來,“高級五毛”與女記者過分擁抱一事,又把這種思維渲染到了場麵上來,相互指責對方是“文革思維”。但是,究竟什麽是“文革思維”?
“文革思維”說起來容易,究起來難。因為思維不僅與智力相連,而且也與情感、心態、意誌、境界有關。尤其是在大家都把“文革”當作屎盆子愣往別人身上摑的氣氛下,對“文革思維”的厭惡勁兒雖使我們常用它,但很少真正正視它。不妨,我們先換個角度,看看什麽不是“文革思維”。
我們民族有很多的傳統美好思維,其中之一是感謝性思維。從“羊跪乳,鴉反哺” 到“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們都會默記並踐行“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懷著感恩的心情去生活,我們就會知道自己是老幾,對外界產生謙卑友善感,經常想到的是他人與社會,而不是去不服、憤強,會讓我們自己的情緒表現為樂觀、開朗、積極向上、樂於助人的氣度:見到他人有好事, 我們會為之喝彩; 碰到他人有難處, 我們願為之分擔。
可是,這麽好的思維在現在的“叢林規則”、“狼崇拜”的陰謀論下變味兒了。這麽有品味的知之方式被我們不肖一顧地踩在了腳底下了。當別人踩了我們一腳時,我們不僅聽不到“對不起”,而且還得把眼皮搭了下來,否則你會看到不高興的目光;當我們可憐那孩子給他點錢時,忽的一大幫全上來了;當我們急慮地把那老太太送到醫院時,不僅她把我們咬上了,而且更可恨的是那法官的反問:“沒你的事兒,那你幹嗎把她送來?”我們真的有點兒懵了:夫妻本來好好的,就那幾個臭錢就把兩人折騰得分崩離析了;戀人之間本來巴不得好的成為一個人,可忽然間相互埋汰對方猶如埋汰孫子一樣;你我本來是生死之交,就那一個官位就把讓你把靈魂出賣了;大學生輕易地結束 自己年輕生命的那一刻,想沒想過父母的辛勤養育之恩,我們不好確定,但是,年輕的眾多生命為了那純正的追求、純粹的公正、純情地理想付上了自己的一切而被遺忘、甚至被鞭打時,我們才慢慢明白了這裏的蹊蹺。
當下的中國社會,不管左派右派,不管五毛賣國賊,不管是商人公知,不管官員百姓,不管開放保守,不管反美親美的,在他們的眼裏都有一點是相通的:人沒了,有的隻是角色了。
“高級五毛”事件,有無故意地炒作是次要的,當中我們注意的是雙方都沒真正把對方當“人”這麽一回事兒。看了之後,我還真挺服的。一個堂堂地法學專家,竟然可以不顧及事實的粗罵;一個無冕之王的記者,竟能夠動用低俗的群毆,並且雙方都是那麽地理直氣壯。問題是:理直氣壯就可以不顧及一切嗎?作為公知,如果真的是為了社會的正義,你們向內想過自己的良心、向外想過他人的權利嗎?
這兩位“公知”可能會心裏不服,我們這兒還不是小巫見大巫啦。你看那大名家們,電視台的大腕兒主持人可以臉無羞色地代表亞洲、拿國家說事兒;藝術家們可以 “草泥馬祖國”;孔三媽可以把黑紅掰開,唱盡正道滄桑;韓寒也可以憤偽做足,耗幹公道熱血,兩人的相互借力給力是我們不願看也得看的;反美的人可以給你冠上“賣國”,親美的人也可以說你是“五毛”;我們這些記者教授們可以小地賴一樣地到街上掐架,那一不留神,興許也能火了一把的。 80、90、文青、藝青、憤青、知青、留青、酷青們,加上我,我們都自認為自己做的有理有據特值得,自己是正義的代表。可是,我們問過對方沒有,“我們的道理、正義有沒有給對方留下堅持他們認為道理、正義的空間,我們想過沒有,那怕是公認對方錯了,我們就可以以他錯為據、錯用一切手段嗎?”
如果可以,那接下來的這個問題:“假如我們不在乎他們是不是得到了應有的正義享有,那我們會擁有真正地正義嗎?我們的正義本身,或說我們的正義裏麵難道不應包含對待他們的正義嗎?”
朋友們肯定會說,“你這是在唱高調兒,不當事,你不知情。要是遇到時,你氣得也會不得了,也會支持這樣幹的。”是的,我可能也會。但我會想想明天,後天,會怎麽樣。
如果說,他們已沒有享受正義的資格了,那他們是在什麽時候、什麽意義上失去了的呢?是什麽樣的思維、是誰在判斷他們就該中止了這些權利呢?如果這中止的時間可以發生在他們的生命中、這意義的剝掉可以是我們的同類,那我們怎麽能保證自己不被我們的同類中止與剝奪呢?
如果我們可以相互剝奪得體無完膚,夫妻之間、父子之間、官民之間、哪怕是君臣之間,特別是在群體裏發生關係的個體,被剝奪得沒有什麽可以被保留的、神聖不可被侵犯的話,那我們這個“人”憑啥就能比動物高級呢?
這種無視個人的自然先在性、自當上帝的思維,就是“文革”產生的心理原因。我們都想成為高於人、勝於人的全能者,我們為了躲過那被人踩下不能出類拔萃的場麵,極其聰明地發明了很多過人的高招兒:
(一)凡事兒,都是自己對,從不道歉檢討,管你天王老子,除非你能製住我,成者王敗者寇麽,所以,會得理不讓“人”;
(二)出了事兒, 先往別人身上推,推不了了,就怨客觀,“不是我們無能,而是敵人太狡猾?因為沒有真正的‘人;”
(三)狗眼看人低,我們都是天生的貶斥專家,盡管那貶斥在自己看來都不靠譜,但我們還是能毫無羞臊地出著氣兒,“就他那水平,既不懂。。。也不懂。。。”,“男人都一樣啊,哪有什麽真正的好男人”,這眼皮低到了我們都習以為常了“哪有什麽絕對的,都是相對的。。。”;
(四)妒強嫉能,“有啥了不起、顯擺的,不就是。。。。” ,“你咋老說美國好呀,能給我們講講他們的不好嗎,我們心裏想聽啊,”恐懼強者,不是武斷別人霸道,就是指責人家又“能耍陰謀了;” 而且經常煞有介事的“隻有我看破了他們的陰謀,不要相信美國。。。”;
(五)隻看到別人耍陰謀,原因在於自己的那雙“狗眼”裏早已沒有了“人”,看到的隻是同自己一樣貪婪地來搶食的同類:到了這種狀態,我們的心態就分化為兩方麵,一方麵,叢林規則、狼圖騰讓我們“東風吹,戰鼓擂,誰也不怕誰”,掐吧、騙吧、蒙吧、狠吧,西來兄不強硬地“唱紅打黑”,能鎮住那些川霸?另一方麵,狗眼搞陰謀,一點不比狼眼、熊眼差,因為狗最熟悉人了,狗眼陰謀的最高境界是一下就把對方罩住,點死穴:“他是叛徒、內奸、工賊”,一下字你就玩完了,你就是個國家主席也沒用了。主持人邵剛、給對方冠以“賣國賊”、“五毛黨”的兄弟們也都是這方的老中醫了,不是一般地聰明的看破了中國人的心理紅塵。
這就是“文革思維”:易人為角,不寵人性;以錯就錯,不給人家留一點空間;以利取義,不給自己留一點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