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樣成為一個美國右派

我怎樣成為一個美國右派

曹長青

中共1957年反右的時候我剛三歲多，所以還沒有資格被打成右派。但是在美國我成了一個右派，但這不是被別人打成的，而是自己選擇做的。 或許由於近年來我在文章中多次抨擊西方左派，有的朋友對我怎麼成了右派很是不解，尤其是想到右派是“保守派”的時候；因為在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通常是指親西方、反中共的；而“保守派”則通常是指維護政府派。 但在西方這個概念正好反過來：“自由派（liberals）”是左派。如果以黨籍劃分，左派政黨在美國主要是民主黨，在英國是工黨，在法國是社會民主黨，在德國是社會民主黨，在加拿大是自由黨，在澳大利亞是工黨等等。 而“保守派（conservatives）”是右派。在美國是以共和黨為代表，在英國是保守黨，在法國是共和聯盟，在德國是基督民主黨，在加拿大是改革保守聯盟，在澳大利亞是自由聯盟黨等等。 其實，如果不按字麵，而按兩種觀點的實際內涵，中文應把右翼保守派譯成“傳統派”，而把左翼自由派譯成“激進派”。實際上在英文裡也經常見到這種表達，說左派是radicals（激進者），而右派是traditionalists（傳統者）。由於中英文翻譯和其所表達的內容上的偏差，不僅中國人困惑，西方人也困惑。我妻子就曾在1995年夏天的一個月內分別被美國兩家大報（左派的《紐約時報》和右派的《華爾街日報》）社論版編輯問到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到底是指持什麼觀點的人。 為了清楚、簡單起見，我在本文仍使用左派、右派。回想我自己在美國對西方左、右派的認識過程和經歷，覺得寫出來或許可以給那些對西方兩大較量勢力尚不十分清楚的中國朋友做一個參考。 我1988年剛到美國時，主要感覺和體驗的就是美國“太好了”！因為這個國家全方位的文明程度實在和中國反差太大，我像個六歲的兒童進了迪斯尼樂園，興奮不已，看得眼花繚亂，根本看不過來。除了日常生活的體驗之外，最初的幾年，和許多剛從中國來的朋友一樣，趕緊翻閱各種中文報紙，希望能盡快瞭解、熟悉這個國家。但從中文報紙得到的多是關於美國重大消息的籠統報道，再就是中國人的社區信息等。在中文報紙上尤其見不到的是關於美國和世界重大新聞事件的討論、專家們的評論。尤其是鮮見關於美國兩黨的政治分歧和爭執的深入探討。 作為一個在中國大陸從事新聞和寫作的人，我最主要關注的是美國的言論和新聞自由；所以一邊拚命學英語，一邊把主要精力用在學習和瞭解美國關於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具體情形和案例上。而對美國的民主製度隻是感覺“真是好”，然後是和中國獨裁專製比較之後的萬千感慨，而沒有顧得上去分清美國內部這兩黨之間的具體、細膩的區別。1991年訂了《時代》周刊，開始連英語帶美國一起生吞活剝；1992年開始訂閱《紐約時報》之後，才開始具體地瞭解美國社會和政治。 到了1996年夏天我和妻子一起入籍美國的時候，我們倆都自認為已經對美國社會和兩黨的政治理念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所以各自選擇了自己認可的黨籍。入籍美國時可以自由選擇共和黨、民主黨、獨立黨等約六、七個黨；也可以什麼黨都不加入。選擇了黨籍也沒有任何義務，選舉投票時仍是自由的，也就是說，你雖然注冊了共和黨，仍可以投民主黨候選人的票，反之同樣。 當時妻子選擇了共和黨，主要由於三個原因﹕ 第一，她認為共和黨人對共產主義本質的認識遠比民主黨人清晰；而民主黨人則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有太多浪漫幻想。她既無法理解，也無法容忍許多民主黨人對共產主義邪惡的無知和寬容。 第二，她欣賞共和黨人的責任意識。共和黨人強調每個人首先對自己負責。信奉共和黨價值的人多是自律、發奮、敬業，腳踏實地勤奮工作。這點在少數族裔中表現得似乎更突出。據她個人的閱讀經驗，少數族裔在各行各業中有突出成績者，多數是共和黨價值的信奉者。而那些一邊靠領取救濟金生活，一邊時間充裕、精力充沛地參加各種抗議遊行的，幾乎都是民主黨、左派。  第三，由於她一直對西方女權主義、女權運動非常反感，甚至厭惡至極，所以對民主黨的鼓動女權運動、強調未婚單親母親權益等等不以為然。而那些多次離婚、或生一堆孩子靠政府救濟、或推崇性解放、拋開家庭以做單身母親為榮、或強調男女全方位絕對平等的走火入魔的女權份子們，則無一例外全是左派、民主黨，甚至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或支持者。這就更把她推向了一直致力倡導傳統家庭價值（family value）的共和黨。所謂“家庭價值”主要是強調個人對自己負責、家庭對成員負責，家庭穩定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礎，不應把家庭責任推給社會。 我當時則選擇了民主黨（1992年克林頓當選之後，我還在《世界日報》和《開放》雜誌等寫了贊頌克林頓當選，歡迎老布什下台的文章），主要也是由於三個原因﹕  第一，我認為民主黨比共和黨更強調言論和新聞自由，這點從許多關於言論自由的判案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尤其是從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自由派法官比保守派法官更給言論和新聞自由空間。 第二，民主黨人似乎更關注世界人權問題。例如，九十年代初的那些年，對中國人權最關注和呼籲的美國眾議員南茜．波羅西就是民主黨籍。美國國會推動世界各國人權的議案也多是民主黨籍的議員提出的。 第三，我覺得民主黨人好像更善心，更具寬容精神；對窮人、少數族裔、移民等更關心，也更注重少數人的權益，像同性戀者的權益、女性墮胎的權利等等（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持寬容態度）。另外，禁槍是民主黨爭取的一大議題。見到美國社會這麼多由於私人擁有槍枝而導致的惡性事件，自然覺得應該禁槍。而對民眾可以擁有武器、擁有保護自己、反抗政府的權力一說，感覺不強烈。認為在美國這麼成熟的民主國家，這點似乎大可不必。  入籍時我認為妻子選擇共和黨的三個理由十分充足，完全讚成；妻子認為我選擇民主黨的三個理由也有一定道理，也沒有反對意見。於是，我們誰也沒有勸對方加入自己的黨，各自做了心滿意足的選擇。 隨後就是1996年的總統大選。作為從共產主義國家出來的人，我們都為第一次能參加投票，親自選舉自己的總統而十分興奮，非常關注候選人的競選議題、各項政策等等。在這個過程中我和妻子都發現了，在選擇黨籍時，雖然我們對兩黨主要理念的理解都是正確的，但我們同時都忽略了一個兩黨最重要的不同，或者說民主黨和共和黨最根本的不同之一，就是經濟政策的不同。 我們以前很少關心經濟問題的議題，以為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理所當然地在實行和共產社會那種計劃經濟完全不同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既然是在自由經濟的框架下，那麼民主黨與共和黨的一些小的、具體運作上的不同也不必花心思去瞭解，畢竟還有太多其他需要學習的東西。而中國文化人向來都不認為不懂經濟是一項知識缺陷，甚至引以為榮。 在關注96年大選的過程中，我們不僅意識到了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經濟政策上的嚴重分歧，而且明白了，左派民主黨和右翼共和黨在上述一係列問題上的不同，從根上來看，幾乎全部都和經濟理念有直接的關係。所以，要想真正瞭解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的兩黨政治，左、右派的不同，首先必須弄清它們經濟政策的不同，以及背後的哲學理念分歧。而在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的國家生活，不懂經濟就像今天不會使用電腦一樣，不僅是一個嚴重的知識缺陷，而且會直接影響你自身的經濟利益。 簡單地說，共和黨的經濟理念是小政府，大社會，降低稅收，削減福利，充分發揮市場這支“看不見的手”對經濟的調節作用，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縮小政府規模（減少政府開銷、降低官僚主義）。 而民主黨的經濟理念是，重視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幹預作用，對富人和中產階級提高稅收，然後進行財產再分配，把征得的稅錢通過福利製度分給窮人、留給政府（擴大政府開銷，增加更多行政部門）。 共和黨一方麵認為，要靠減稅、促使中小企業發展；另一方麵，要削減福利，因為如果縱容福利製度，那麼會有更多的懶漢永遠躺在福利製度上，吃別人的勞動成果。而且通過高稅收的方式把富人和中產階級辛苦掙來的錢以所謂“善心”的名義奪走再分給窮人是不道德的。由於人的才能和條件不同，人們的財富不均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是一個自由社會的必然現象和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之一。隻要錢不是非法手段獲得的，這種私有財產應該獲得保護；“善心”不能大於“個人權利”。因此共和黨強調經濟上的自由競爭，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 民主黨則要擴大福利製度，認為隻有這樣才有社會公義；不認為福利製度養出懶漢。他們追求財富的平均，認為“善心”高於“個人權利”，政府有權以“善”的名義收繳別人的私產，進行再次分配。因此民主黨強調均貧富，主張走福利社會主義道路。  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小政府、徹底市場經濟理念的熱烈追隨者，從根本上完全不能認同民主黨的經濟政策，而經濟政策是其他政策之本，所以在第一次投票時，就毫不猶豫地背叛了自己入籍時注冊的民主黨，而把每一項的票全部投給了共和黨候選人。隨後在1998年的中期選舉時正式把黨籍改成了共和黨。 96年投票選舉的經驗，促使我更加關注兩黨理念的分歧。而我對美國右翼理念的進一步理解、成熟和堅定是在係統地讀了一些書籍和美國左右派報刊上的各種激烈爭論之後。在這個過程中更發現了，左翼民主黨的政策不僅脫離現實，不可操作，甚至接近共產主義烏托邦幻想，而且，他們所謂對世界人權和少數群體權益的關照，其中充滿了偽善（這些我以後會專文論述）。 美國兩黨（其實是所有西方國家的主要政黨）幾乎在所有重大的問題上都有根本性的理念分歧，包括經濟、國防、外交、人權、環境、死刑、墮胎、同性戀、槍枝管製、種族配額製、家庭價值等等。這其中有經濟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同時還與“有神論”和“無神論”有很大關聯。 自胡適提出“全盤西化”的口號開始，無數中國知識人都在呼應這個口號；其實，從理念上來講，存在“兩個西方”，今後中國人要走民主自由的道路，到底要學哪個“西方”，以哪種理念為主，是至關重要的。 2004年1月15日 2013-10-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