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是一個影響了中國近現代史的人，曾經掌握著中央紅軍的指揮權，屬於核心階層。
但是，他不顧實際的作戰方法，讓我黨損失慘重，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開始了艱難的長征。
到這一步，李德還執迷不悟，沿用以往的戰術，又使得湘江血戰慘敗，最終在遵義會議上被拿掉了指揮權。
種種舉措，使得他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評價都不高，在教科書上、在影視劇中，他的形象也不太好。
但是，有一位開國上將在說起李德時，卻說了句“他不是草包，很多書對他的評價不夠厚道”。這位上將還是毛教員的嫡係，為何會這麽說呢？
李德看起來是個中國名字，但卻是德國人。他原名奧托·布勞恩，一戰時加入德共，在德國開展過幾年革命事業。
1928年他跑到蘇聯，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後就進入共產國際工作，與陳紹禹、秦邦憲等人結識。
1932年春，李德接到任務來到中國，本來隻是為蘇聯駐中國的“佐爾格小組”送款救人，錢送到了就該回去了。但他在上海時，遇到了老朋友秦邦憲，意外被推上高位。
陳紹禹和秦邦憲一直想掌控中國共產黨，苦於沒有軍隊高層支持。
恰逢蘇聯委派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去蘇區指導工作、曼弗雷德·施特恩又遲遲未到，陳、秦二人便想著讓李德來頂替成為顧問這個角色，幫助他們掌權。
這時陳紹禹在共產國際還是有一定分量的，經他運作，李德還真的成了組織的軍事顧問，於1933年9月抵達瑞金。
李德最開始還很有自知之明，說自己隻是顧問，無權幹涉紅軍作戰。但陳紹禹和秦邦憲可不這麽想，為奪取指揮權，他們將李德包裝成一個身經百戰的戰爭天才。
那個年代我黨對蘇聯、對共產國際有著盲目的崇拜，加上李德看過前幾次反“圍剿”的材料後，也提出過很精辟的見解。於是，李德就誤打誤撞成了中央蘇區的最高軍事指揮員。
要說理論知識，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李德確實不錯，但也因為如此，他腦裏全是蘇聯大兵團作戰那一套，全然不顧中國國情，就要跟敵人硬剛。
這種作戰方式，讓紅軍傷亡極大，第四次反“圍剿”雖然勝利，但已見端倪。而李德絲毫沒有在意，第五次反“圍剿”還是堡壘對堡壘。
說白了，李德應對敵人進攻的方式就是打呆仗，跟對方拚消耗。中央蘇區才多少人？拿什麽跟百萬國軍拚？
在一年多的血腥戰鬥後，我方的掌控範圍僅剩下8個縣，眾多優秀指戰員不幸犧牲。最終，隻能被迫選擇長征。
大軍出發伊始，李德還是最高指揮，他舍不得那些瓶瓶罐罐，導致部隊行進速度很慢，無法及時突破包圍圈，因此還遭遇了慘痛的湘江血戰。
這一戰過後，紅軍從出發時的8萬人，銳減至3萬餘人，開小差的情況也與日俱增。如果再不改變，部隊很可能就會散掉。關鍵時刻，遵義會議召開了。
教科書上如此評價——這次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曆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的確，生死攸關啊！
此後李德被拿掉指揮權，毛主席逐漸重回領導核心，形勢慢慢好轉。從上述這些經過可以看出，李德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是壞多過好的。給他當過翻譯的伍修權也說：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這本來都是李德主觀主義瞎指揮造成的，可他卻動不動訓斥別人，不斷發脾氣罵人，聽不進去反對意見，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受他的氣，架勢淩駕於中央之上。”
但是，開國上將陳士榘建國後談及李德時卻說：有些書裏李德是草包，不夠厚道，他雖然打過不少敗仗，但也並非一無是處，有一點值得大家學習，課講得不錯。
陳士榘是參加了秋收起義的老井岡，一直跟著毛主席走，不存在為李德包庇開脫的情況。
這“課講得不錯”指的是李德在遵義會議後被安排到紅軍大學去工作，從高位下來，他似乎頭腦就清醒很多，給學員們講戰術時，就用紅軍以往的勝利來舉例，不再那麽自高自大。
陳士榘認為，一個人從高位突然墜落，能很快收拾好心情，認真反思自己的過往，是極為難得的，這點真沒多少人可以做到。
而且李德並非那種背後使絆子的小人，他發覺毛主席的厲害之處後，就心甘情願地追隨。
紅一方麵軍、紅四方麵軍草地分兵時，曾發生過特別危險的一幕，紅四的李特持槍來追中央機關，對毛主席語出不敬，還用槍在比劃。
李德見狀，奮不顧身地撲向李特，保護了毛主席。光是這一點，就能看出李德其實私德不差，同時也能看出主席的人格魅力有多強！
到達陝北後，李德也沒什麽實權，不過他有蘇聯背景，生活過得還算滋潤。直到1939年，共產國際讓李德回去述職，從此他就再也沒有到過中國。
凡是可以青史留名的人，基本都非常複雜，不能簡單一麵倒地評價。壞的地方要批評，好的地方也不能抹殺，綜合來看，才能還原一個真實的人，也才能從中得到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