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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袁鷹於2023年9月1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他的多篇作品曾入選中小學語文課本，如《青山翠竹》（選入課本時改為《井岡翠竹》）《小站》《渡口》《白楊》《漢字的魅力》《筏子》（選入課本時改為《黃河的主人》）等，影響了一代代莘莘學子。
幾十年來，袁鷹已出版文學創作、評論隨筆的集子四十多種，散文集、兒童文學作品多次獲全國性優秀文學獎。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第一個火花》、詩集《江湖集》、兒童文學作品《丁丁遊曆北京城》、詩集《篝火燃燒的時候》、散文集《胡伯伯向你們問好》等。
袁鷹在《收獲》刊發的第一篇作品是1964第5期的散文《橄欖哨》。以下與大家分享的是刊載於1999-5《收獲》“百年上海”專欄中的文章——《感激上海》。
感激上海
袁鷹
1999年第5期《收獲》“百年上海”專欄
二十世紀最後一個春天，似乎同過去任何一個都不同。不論是燦燦晴光 還是霏霏細雨，不論是皚皚白雪還是漫漫楊花，對於上了年紀的人，仿佛全夾雜著懷舊感和滄桑感。二十世紀最後一年裏，值得紀念和緬懷的誕辰、忌日、周年好像比往年都多些，都能牽動許多思緒和情懷。而在建國五十年大慶之前，先迎來上海解放五十周年，作為一個離開上海已有四十多年的人，遙望申江，心頭更難以平靜。
七十五年的人生曆程，在上海隻生活了十五年，不過五分之一。然而，上海早已溶入我的血液，進入我的生命，影響了我的一生。
去年國慶前後，我們全家四口人回上海小住。有一次我同兩個女兒登上浦東東方明珠二百多米高層，憑欄遠眺大上海新貌，她們指指點點遠處的南浦大橋楊浦大橋和近處的浦東新區，外灘高樓排列腳下，小甲蟲似的來往車輛。我卻透過迷蒙煙靄，仿佛看到一大片石庫門弄堂房子，看到虹口公園中山公園襄陽公園，看到淮海路、衡山路一帶的梧桐樹，仿佛又看到曹家渡、愚園路、靜安寺、武進路、橫浜橋、漢口路、長樂路……那些我工作過生活過的普通房屋，看到許多老師長、老領導、老朋友、老同學的音容笑貌。我仿佛看到半個多世紀如夢如煙的歲月，隨著黃浦江水緩緩地流向大海，卻又分明細細地鐫刻在心頭，載滿苦澀和溫馨，憤懣和興奮，戰鬥的艱辛和勝利的喜悅。我對上海滿懷感激之情，一言難盡。
1938年，作家袁鷹讀初中時留影
少年初識愁滋味
上海最早讓我嚐到和感受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滋味。
1938年初春的一個下午，我們全家人同許多難民一起，擠在一節又悶又髒的鐵罐車廂裏，從杭州倉皇逃到上海。本來有俗諺雲：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日寇鐵蹄下的杭州，天堂已成地獄，秀麗的西湖蓬頭垢麵，滿身汙穢。父親總算在上海找到個差事，一家老小就急忙搬來，雖然並沒有將上海租界看作天堂，心目中至少還認為它是亂世中的一處桃花源。
那時大上海的一大片城鎮郊區都已淪於敵手，隻剩下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及一部分所謂“越界築路”地區由租界當局管理，猶如狂濤洶湧的汪洋大海裏一座小小的孤島。從1937年11月12日我國軍隊西撤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租界的四年中，就是“百年上海”中的“孤島時期”。在這個“孤島”上，日本侵略者憑借它戰勝者的勢力，豢養縱容漢奸特務橫行霸道，胡作非為，不斷製造暗殺、逮捕、恐嚇、綁架等等事件，搞得人心惶惶，租界當局的美英法當權者，則采取苟且偷安、息事寧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暗中勾結，迫害愛國群眾。另一方麵，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為中堅的抗日力量，也利用租界這個“國中之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條件，還可以有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爭取到一塊活動天地，在烏煙瘴氣中吹進一些清新健康的風，傳播一些抗日愛國的種子。此外，也還有原先還打起抗日招牌、後來就逐漸與日偽同流合汙聯成一氣的國民黨黨政軍特分子，還有英美法等國家的情報間諜人員， 他們利用聲色犬馬場所，燈紅酒綠之際，活動頻繁，陰謀詭計層出不窮，有時大打出手，槍擊械鬥。再加上賭場煙館林立，妓院舞廳紙醉金迷，構成“孤島”亂世中的畸形繁榮。就如魯迅先生引用愛倫堡的名言：“一方麵是嚴肅的工作，一方麵是荒淫與無恥。”“孤島”時期，比前幾年魯迅寫這兩句話時更甚過百十倍。
舊時曹家渡橋（俗稱三官堂橋）
我們家在曹家渡一個弄堂裏剛安頓下 來，父親便訂了一份《申報》，不久，就看到台兒莊大捷的消息。雖然報紙上都用“華軍”代替“國軍”或“我軍”字樣，卻已同在杭州看到 的漢奸報紙大不相同。報上那些雖然短小卻旗幟鮮明的文章，使我第一次聞到了帶點硝煙的抗日氣味，不覺耳目一新，興奮不已。不過，日子久了，就逐漸見到更多未曾遇到的景象。
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種種特性和特點的上海十裏洋場，對一個從中小城市來的少年人來說，充滿了驚詫、新奇、神秘、迷惑和恐懼。從曹家渡到租界中心區上學，每天都要路過梵皇渡路的日本憲兵隊隊部和“76號”汪偽“特工總部”，那是使人談虎色變的魔穴，多少愛國誌士在那裏遭到嚴刑拷打，血濺牢房。馬路上，時時見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裏人高馬大的印度籍巡捕，上海人稱為“紅頭阿三”，因為他們都是印度北部山區土著，頭上包紅色紫色頭巾，麵色黝黑，一臉卷毛胡子，英國殖民者派他們到上海，大約就是利用他們的身材和長相起些威懾作用。法租界巡捕房則用越南籍人，上海人稱之為“安南巡捕”， 這些越南籍巡捕盡管家鄉已淪為殖民地，對同遭欺淩的中國人卻一點也不客氣。馬路上有時看到從英國兵營出來的蘇格蘭軍樂隊，穿彩色裙子奏著風笛列隊行進，旁若無人，好像走在倫敦大街上。有一次我路過長壽路膠州路口，還見到意大利軍營。那時德國、日本和意大利正結成法西斯同盟，所以對中國居民也神氣活現。走到外灘朝黃浦江裏一望,更是停滿日本、英國、美國的軍艦，軍旗飄飄，向兩岸中國居民示威。這些情景，我開始見到時還覺得新鮮好玩，漸漸地就感到屈辱、難受，那些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軍警趾高氣揚，上海居民敢怒而不敢言，看見他們的影子就遠遠避開，惟恐遲一步就沾著晦氣。
正是在這樣充滿屈辱、辛酸和憤慨的土地上，一個少年人心頭一點一滴地萌發了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小小的火苗悄悄地燃燒起來。在學校裏，我們都愛唱《義勇軍進行曲》、《鬆花江上》和《畢業歌》，學校就在馬路邊，一唱起來，歌聲就傳到外麵，老師也從不禁止，他們的心頭，也有深深的國難家仇。當唱起“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唱起“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唱起“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的時候，我們總是熱血沸騰，激昂慷慨，有時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仿佛真要長上翅膀、衝出孤島飛向萬裏長空。
在帝國主義者統治租界當局和日本侵略者占領大片國土，政治、軍事、經濟都占絕對優勢的“孤島”上，愛國的、進步的、革命的文化活動仍然蓬蓬勃勃、紅紅火火，仍然保持幾十年來成為中國現代文化中心的地位。那個 艱難年月裏從事文化藝術戰線戰鬥的前輩們，在荊棘叢生，隨時都可能被暗殺、逮捕、綁架的險惡環境中，巧妙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創造一切可能創造的條件，編報紙，辦雜誌，上演話劇，出版圖書，組織讀書會，演講會和展覽會，開展歌詠活動、木刻活動，向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傳播抗日愛國思想，激勵進步向上的情緒，點燃起熊熊不滅的火苗。他們可歌可泣的戰績，構成了百年上海曆史上的華彩章頁。那些舍生忘死、忠貞不屈、前仆後繼、含辛茹苦的先行者，值得我們永遠記住他們的名字。其中如胡愈之、唐守愚、林淡秋、惲逸群、於伶、薑椿芳、柯靈、唐毀、王元化等不少同誌，我在認識他們很久以後，才點點滴滴地知道他們當年在“孤島”上艱苦鬥爭的事跡。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博士、《大美晚報》副刊主編朱惺公、公共租界高等法院刑庭長鬱華、職業婦女俱樂部主席茅麗瑛先後遭日偽特務暴徒殺害，激起上海人民強烈的憤慨和仇恨。愛國者的鮮血，擦亮了我這樣的少年人的眼睛。朱惺公由於在他主編的副刊上揭露抨擊侵略者的暴行和漢奸醜態，刊登《民族正氣——中華民族英雄專輯》和《漢奸史話》，連續收到敵偽特務恐嚇信，揚言要對他“施行國法”。朱惺公視死如歸，在報上公開發表一篇正氣凜然的檄文《將被“國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一一複所謂中國國民黨鏟共救國特工總指揮部書》,義正辭嚴，字字如刀，當時在我們一些好友中流傳背 誦，並且立即想到課堂上讀過的文天祥的《正氣歌》，似乎自己忽然長大了許多。
春風細雨潤心田
上海曾經是一塊五光十色、極其奇特甚至獨一無二的土地。
百年前上海開埠，開辟租界，西方的傳教士、商人、官員、軍隊紛至遝來，奔向這個“冒 險家的樂園”，爭先恐後在黃浦江的碼頭上岸，占地造屋，安營紮寨，他們帶來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現代物質文明，在上海辦工廠，開銀行商行洋行，造橋修路，蓋高樓大廈，花園洋房，在豐腴肥沃的胸脯上紮下一支支針管，無盡無休地吸中國人民的血。
他們辦教會，開醫院，辦學校和慈善事業，隨之而來的就是傳播了近代西方精神文明。對這些方麵，我們曾指之為“精神侵略”。那是見之於極其權威的著作：“據有人統計， 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 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其中一個之江大學，正是我的母校。不過它已經不在 杭州錢塘江畔，而是抗戰爆發杭州淪陷後由避難到上海的教師們續辦的。
實事求是地說，我在之江讀了四年，倒並未感到它有多少“精神侵略”的影響。而且， 那時已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本侵略軍占領了整個租界，美國教會當局早早就離開上海回國，來不及走的也被囚禁在集中營，成為俘虜，對他們興辦的那些學校、醫院早就無能為力。學校完全由中國的教授們管理，主持教務，像我們之江大學教育係的林漢達教授，本是開明進步人士。唯一有點教會殘餘色彩的，就是我們學生團體稱為“團契”，不叫學生會，隻是名稱之別，內容實質是完全一樣的。據我所知，當時上海的其他教會大學裏，如聖約翰這樣的老牌教會大學，學生中的進步力量和地下黨員比我們學校還要多。
學校當局的開明（至少不嚴厲壓製），教師的威望，校務管理的寬鬆，就使得民主自由 的空氣在校內彌漫開來，點點滴滴地沁入青年學生的心田。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人權、人道這些概念，在青年人心目中早已生了根。我剛到上海時入初中，開學第一天選舉級長，全班同學自由提名，舉手表決，誰得票多就當選，毫無二話，從沒有老師內定、事先布置這種做法。我感到很新鮮，其實是小事一樁，這類小事，一直到大學都是如此。隻是到大學將畢業的那一年選學生自治會，為了要同國民黨三青團分子爭席位，爭領導權，才分別對中間同學做了些工作，但舉手時仍然要尊重人家的權利。當時未必全懂得自由選舉是每個人民主權利的第一步這種大道理， 但是不止是大中學生，就是對略有文化知識的上海普通人似乎也不是新鮮事。
這一類現代文明思想觀念的傳播和形成，未必都是教會“精神侵略”的結果。歐風東漸，帶來盧梭的“天賦人權”說和《懺悔錄》，帶來美國的《獨立宣言》，帶來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十九世紀末葉，上海憂國憂民的民族精英，為宣傳維新，提倡革命，鼓吹人權和自由平等，在社會上奔走呼號，在報紙雜誌上著文立說，為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衝鋒陷陣，不惜以身殉難。孫中山也是以上海為大本營苦心經營他的革命事業。那時候偶爾去法國公園（複興公園），路過莫利哀路，聽說是中山故居，頓時肅然起敬，放輕腳步，仿佛會驚擾正在沉思的偉人。
長大以後，知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上海也是一個重要基地。《共產黨宣言》最初版本，是陳望道翻譯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上海誕生的。那時候隻聽說在法租界一條小馬路的一幢石庫門房子裏，不知道具體在何處，心裏卻一直充滿一種神聖感和神秘感，也有一種自豪感，好像一股莊嚴而強大的力量就在我們生活的同一個都市裏，與我們一同呼吸。走過南京路老閘捕房，就會立即想起“五卅”慘案和顧正紅烈士的鮮血，不由得對門口的巡捕恨恨地盯上幾眼。那時候日曆上3月21日那一頁，都印有“上海地方光複紀念日”一行字，老師含糊地解釋北伐軍從北洋軍閥手中光複上海。後來才明白那是共產黨人領導的三次武裝起義，也才知道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血染寶山路的悲劇。上海灘上，反動的黴菌和革命的清風，都是無處不在，各自都在發揮自己的影響，而且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劇烈的戰鬥。
偉大的五四運動舉起民主、科學兩麵大旗，在上海知識分子中一代一代地飄揚。以魯迅先生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在上海構築一座堅強的堡壘，擁有廣闊的陣地，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化的半壁江山。毛澤東精辟地論述過：“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曆史年代。”（《新民主主義論》)上海人民和上海的知識分子，包括如我這樣的青少年學生在內，對這方麵的感受尤為強烈。魯迅先生逝世後的“孤島”時期、淪陷時期和上海解放前的年月中，即使從當時在夾縫裏生存的一些雜誌上，也仍能見到這種曲折、巧妙鬥爭的影子。記得在抗戰勝利前的最黑暗年月裏，柯靈先生主編的《萬象》雜誌，不時發表遠在大後方的一些老作家如葉聖陶、巴金、鬱達夫、豐子愷、夏丐尊、沈從文的詩文和書簡，雖是吉光片羽，也等於向世人宣布“孤島”不孤。柯靈先 生曾說過他之所以在極端艱險的環境中接編《萬象》，是考慮到它是獨立的商業性雜誌，“在敵偽對新聞出版的嚴密控製下，享有一點相對的自由，還可以為抗戰文化迂回曲折地做點工作，起點作用，對敵偽方麵，可以說是一種無形的示威。”我當時作為一個喜愛《萬象》的文學青年，似乎也還能體會到一點主編的苦心和細心。
這種精神力量和文化傳統，上海的知識分子一代一代繼承下來，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以不同的方式，都能閃爍出不同凡響的光芒。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的力量空前壯大，雖然還處在地下狀態，卻在上海人民群眾中有很高威信，尤其在產業工人、大中學生、店員職工、文化教育界人士中有深厚的群眾基礎。黨領導和發動的愛國民主運動，春潮洶湧，勢不可當。一開始，國民黨政府礙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的時代潮流，懾於全國人民 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反對獨裁要求民主的聲勢，也礙於中國共產黨及同它合作的民主黨派的威望和影響，不得不裝潢一點民主的模樣，講一點集會言論自由。那好，我們就利用這個環境和氣氛，舉行一次次規模都在千人以上的群眾集會，在許多學校開展一浪接一浪的學生運動，深人發動各階層群眾，直到教授、學者和開明的上層人士。柳亞子、馬敘倫、郭沫若、鄧初民、陶行知這些民主人士的演講，都具有強烈的鼓動性。那兩年，還有好多次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遊行示威，喊“打倒獨裁，要求民主”、“反動政府要垮台”這樣的口號，浩浩蕩蕩地走過南京路、淮海路、西藏路。礙於上海這樣一個國際大都市的地位，國民黨政府隻能派些特務衝亂隊伍，打傷群眾，卻不敢大規模動用機關槍和刺刀，連水龍頭也不曾用過。有一次我們大學搞助學募捐，居然一直募到孔祥熙麵前。《文匯報》、《聯合晚報》、《新民報晚刊》、《時事新報》、《周報》、《文 萃》這些進步報刊上，常見到見解精辟、言辭激烈的文章，推動輿論；同時，運用靈活巧妙的鬥爭藝術，同反動當局周旋，堅守陣地。當然，刀把子捏在人家手裏，寫寫文章，喊喊口號，終究換不來真正的民主自由。一旦形勢惡化，反動統治者撕下假麵具，仍然要下令封閉報刊、出動軍警特務打手抓人殺人的。它們又從反麵教育了上海人民：民主自由不能靠誰的恩賜，必須靠自己的團結奮鬥去爭取。
革命鬥爭的熊熊火炬，五四運動民主和科學的光輝旗幟，近代文明自由、平等、博愛和人道主義的響亮號角，偉大先驅者和革命烈士們以身許國、奮鬥終生、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崇高形象，猶如春風細雨，潤物無聲，冶煉意誌，滋養心靈。我在這樣的土壤上，逐漸樹立起為民族解放和被壓迫人民翻身而貢獻青春的誌願和信念。我參加革命，投身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行列，並不是由於家境貧窮，切身受到剝削和壓迫才走上尋求解放的道路。當時我的一點革命思想和認識，主要來自上海這個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革命與反革命反複較量生死搏鬥的戰場，來自在上海獲得的豐富的精神營養，至少是先從書本報刊上懂得些馬克思主義的淺顯道理，再從鬥爭實踐和社會實踐中受到教育，逐漸加深的。人黨以後，在多少年的風風雨雨中，沒有落伍，沒有沉淪，沒有落荒而走，多多少少也得力於上海的哺育。雖是平凡渺小的一介書生，從小小的一粒沙也能看到大千世界。
書中找到人生路
到了上海，就如同落進書的海洋。
我從小愛看書。幼時在家鄉，祖父有一間書房，堆滿一架架線裝古書，他並不禁止我去翻，估計八九歲孩子翻了也不懂。他本人“學而優則仕”，由二甲進士分到安徽當幾任地方官，辛亥革命後回到家鄉，研究《周易》，酷愛詩文書法，以課孫為樂。他沒有教我八股文，隻教我讀《古文觀止》、《千家詩》、《唐詩三百首》，還教四聲和平仄。他雖也順便說起過書中自有千鍾粟、顏如玉、黃金屋的古諺，卻並不怎麽相信，倒常對我說讀書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訓，不過我那時年幼，似懂非懂。十歲到杭州，進新式小學，課文讀白話文。級任老師鼓勵學生讀課外書，我讀的第一本課外書便是冰心女士的《寄小讀者》，對那第一句“似曾相識的小朋友們”，感到親切有趣。讀朱自清的《背影》、《春》，第一次感到白話文寫得這樣美、這樣動人。以後讀意大利的《愛的教育》，第一次見到外國書，又有一種意外欣喜的心情。等到姐姐從同學處借來巴金的《家》，更是手不釋卷，一連好多天，心都沉在成都高公館大門牆裏，同書裏的人物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興奮、一起擔憂，感受到封建禮教陰森森的魔影。這樣，一步步走入新文學的天地。
到了上海這個書的海洋，從此打開我的眼界，也從此打開我的心扉。似乎一下子忽然明白了許多事，懂得了許多道理。直到六十年後的今天，回想起來，我仍然為自己少年時代的機緣深感慶幸。
中學時代，結識了幾位誌同道合的好朋友，既能在抗日愛國的大路上同步前進，又在文學方麵有共同的興趣愛好。其中有一位李延寧，從初中二年級開始，直到前幾年他病逝，訂交六十年，成為知心好友。他的父親是老報人、《大公報》經理李子寬先生，他的舅舅劉述周、蔣天佐，都是老共產黨員（這是後來 才知道的），他家的書特別多，既有文學方麵的，也有社會科學和時事方麵的。在書的海洋中，是延寧領我踏上第一艘革命航船的甲板。
從報告文學《華北前線》和《中國的新生》裏，我第一次知道抗日前線將士浴血苦戰的故事，第一次知道“西安事變”的真相。從長篇小說《新生代》中，第一次知道可歌可泣的 一二•九運動，在讀它以前，我是一無所知的。
從《西行漫記》中，我第一次知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知道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彭德懷、賀龍和許多共產黨人的感人事跡，第一次知道兩萬五千裏長征，知道陝北紅色區域的真相，也第一次聽到“紅小鬼”這麽一個有趣的名稱，開始從心底仰慕和崇敬中國共產黨，並且一步步走近她。
從《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毀滅》、《鐵 流》、《夏伯陽》、《士敏土》、《前進呀、時間！》和《母親》、《我的童年》、《我的大學》、《在人間》中，我第一次知道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知道蘇聯，知道法捷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綏拉菲摩維支和馬雅柯夫斯基。今天的學者和評論家可能對這些蘇聯早期文學作品有新的剖析，也值得重視，但在五六十年前，它們對中國青年讀者的正麵影響確實巨大而深遠。
從《呐喊》、《彷徨》、《故事新編》、《子夜》、 《滅亡》、《新生》、《豐收》、《八月的鄉村》、《生死場》、《雷雨》、《日出》等等一大批新文學作品中，知道偉大的魯迅(那時對他的雜文還讀不大懂），知道茅盾、郭沫若、鬱達夫、巴金、老 舍、丁玲、曹禺、許地山、王統照、沙汀、張天翼、蕭軍、蕭紅、葉紫、徐誌摩、戴望舒、艾青等等作家、詩人、劇作家的名字。從這些書裏，多多少少地知道一些中國的過去和現在，城市和鄉村，上層人和普通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慢慢地懂得同情饑寒交迫、飽嚐被剝削榨壓之苦的工農大眾，懂得應該站在他們一邊，為改變這個黑暗的、不合理的社會盡心盡力。那時雖還沒有樹立“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種信念，也還沒有學會“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那支歌曲，但對北方那個“光明燦爛”的國土，真正是由衷地心向往之的。
高中和大學時代，讀的書更加廣泛和深入些，似乎有意識地要追求一個理想，一個信仰，要為自己尋找一條充實的、有意義的人生道路了。那時常常想離開“孤島”，遠走高飛，到延安去，到西南大後方去，或者到蘇北抗曰根據地去，都沒有找到機會。於是就讀書，借來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的著作，借來《社會科學基礎教程》、《大眾哲學》這類馬克思主義 的啟蒙讀物，便如饑似渴，拚命地啃。又怕被人發現，就在夜裏挑燈偷讀，桌子上還裝模作樣地放一本“範氏大代數”和英文《聖經》，因為隔壁就是偽保長家。
高中時期先讀揚州中學，校址借用南京路慈淑大樓。大樓南側有“申報圖書館”，交極少的借書費可以大量借閱圖書；隔兩條馬路便是福州路文化街，生活、開明、光明書店有大量進步書籍，幵架出售，買不起書可以站在那裏看，店員決不會攆你，也不會給你白眼。有這兩條便利處，我得以大量地閱讀中外文學名著。歐洲和舊俄十八九世紀古典名著，中國“五四”以來到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我都一本又一本地貪婪地吞咽下去。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開明版的高爾基《俄羅斯浪遊散記》，是在每天下課後到開明書店店堂裏連續站著讀完的。有一段時期，對話劇劇本產生興趣，就有計劃地從“申報圖書館”陸續將田漢、夏衍、於伶、陳白塵的劇作幾乎無一遺漏地通讀一遍。一段時期迷上散文，就讀何其芳、李廣田、麗尼、陸蠡，有些名篇幾乎可以整段整段地背誦出來。那時家庭經濟拮據， 不可能給我許多買書的錢，讀的書全靠借閱和在書店裏白看，隻有到後來向報紙副刊投稿，拿到幾塊錢稿費，才可能到麥家圈、卡德路和靜安寺的舊書攤上淘幾本看中了好久的舊書。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就是這樣在靜安寺舊書攤上買下的，五十多年了，現在還在我的書櫥裏。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一兩年裏，利用當時還比較寬鬆的政治氣候和原有的深厚文化條件，上海書店裏出現了許多從未見到的新書好書，愛書人大飽眼福。我讀到上海出版的茅盾的《腐蝕》和《霜葉紅似二月花》，錢鍾書的《圍城》，師陀的《果園城記》，臧克家的《生命的零度》和袁水拍的《馬凡陀山歌》;也能讀到解放區傳來的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小二黑結婚》，李季的《王貴和李香香》和賀敬之、丁毅等的《白毛女》這些完全不同於過去見到的嶄新氣息的作品。聞一多遇害殉難後兩年就讀到開明版的《聞一多全集》。這些書使我能得到豐富的政治和文化營養，比得到什麽珍品都開心。
袁鷹發表於1940年9月5日《申報-自由談》“人物”專欄上的《師母》，時用筆名“裴苓”
書讀多了，自然而然地萌發學習寫作的興趣和勁頭。大約念初三那年，嚐試寫一篇短短的人物速寫，題名《師母》，寫一位弄堂小學的校長，辦學校如同開學店，熱衷於搓麻將，輸了錢拿小學生出氣。寄到《申報•自由談》副刊，署了個冷僻的筆名“裴苓”，看到它居然變成鉛字，比中了頭獎還高興。那實在是一篇很幼稚粗糙的文章，若要像煞有介事地稱之為“處女作”，是要臉紅出汗的。但是從此增加了對文學的濃厚興趣，並且步步走上學習寫作之路。青少年時期不知天高地厚，什麽題目都寫，什麽形式都碰，寫小說、散文、新詩，也寫歌詞、活報劇、書評影評劇評，解放前在《聯合晚報》和《新民晚報》副刊上，還發表過一些用舊體詩詞形式寫的政治社會題材的打油詩。署名亂七八糟，用過許多，最後常用的袁鷹，前一個字是母親的姓氏，後一個字是表達“孤島”黑暗年代中飛向遠方的渴望，一直用到現在，成為正式的名字。
兩棲生涯由此起
許多年來，熟識的朋友說我是腳踏新聞界和文學界的“兩棲人”。我投身新聞界已有五十多年，同文學結緣，如果從少年時代的愛好說起，那就更早。說是“兩棲人”，也是實情。雖然開始時有點偶然性，是一種不期而遇的機緣，這大半生的兩棲生涯，正是從上海起步。
抗日戰爭勝利那年下半年，我正在上海讀大學三年級，從事地下黨組織分配的學生活動，編學生刊物。淪陷八年,上海老百姓受盡侵略者的壓迫、剝削和掠奪，一朝天日重光，都處於狂熱的歡欣鼓舞中。不久，國民黨軍隊由美國飛機陸續空運到上海，國民黨政府官員，爭先恐後奔到上海，你搶我奪，將接收變成“劫收”。當時民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進步輿論抨擊為“失土恢複，民心喪盡”。要求和平、民主、進步，建設新中國，成為廣大淪陷區和全國人民共同的願望和呼聲。
這時候，上海街頭出現一張新的小型報《建國日報》，它一擺上報攤，就引起注意。不 僅因為它式樣新穎、編排大方，完全不同於那些低級無_、荒誕色情的小報;更因為內容健康，立論公正，格調高尚，能說些老百姓想說的話。報頭下印著一行字“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社長郭沫若，總編輯夏衍”。原來它的前身就是“八•一三”抗日烽火中在上海誕生的《救亡日報》。我雖然沒有來得及看到過《救亡日報》，卻早聽到過它的名字，所以自然就另眼相看。《建國日報》上刊登過一篇花邊文章，頓時流傳大上海。那篇文章很短，連題目也沒有：
(一）上海人最怕兩種人，一種是從天上飛下來的，一種是地下鑽出來的。
(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須要兩種條子，一種是金條，一種是封條。
寥寥五十幾個字，深刻而準確地勾劃了當時橫行上海的那幫“從重慶來的”和自稱國 民黨“地下工作者”的劫收好漢們的嘴臉，表達了人民群眾的憤慨，許多人談話中都會說 起“兩種人”、“兩種條子”。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能為老百姓說話的報紙(我一直在淪陷區， 沒有看過重慶的《新華日報》），第一次感到進步輿論能發揮如此廣泛威力。其時得知好友顧家熙在《建國日報》當記者，他興奮地告訴我不少《建國日報》和總編輯夏衍的事，說那篇“兩種人、兩種條子”就是夏衍手筆，且是臨時補白、一揮而就的。過去隻是向《申報》副刊投寄點小散文小詩，沒有想到報紙能產生這麽大的影響，很有一種新奇感。可惜，這份堪稱“人民喉舌”的報紙，創刊十二天便遭剛從重慶回來的國民黨上海市政府查封，不讓出版，又使我在憤慨之餘，產生一層敬意。
不久，家熙來找我，說他由夏衍介紹進入新創刊的《世界晨報》，那是由原在上海的老報人姚蘇鳳和翻譯家馮亦代主持的一份民間報紙，傾向進步，文化氣息濃，他慫恿我也到姚馮二位麾下當一名記者。我當然很願意，但得請示地下黨領導，不能擅自行動，而且同時還要去大學上課，不能整天到報館上班。幸而不多幾天，這些問題都順利解決。地下黨領導同意我去，知道那張報不錯，還可以有一份固定的職業。姚馮二位也同意我繼續上大學，隻要完成並不多的采訪任務就行。這樣，我就正式踏進新聞界。姚馮二位都是文化人，同上海和從大後方回來的文藝界人士有很多交往。我進報館後，先是采訪文化新聞，有的是他們的題目，如訪問一些由大後方回來的文化人，有的是我自己聽到線索找上門去，如中小學教師的一些求援控訴的集會。後來調我當編輯，做夜班，白天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世界晨報》因經濟拮據停刊，我又由馮亦代先生介紹到地下黨創辦的《聯合晚報》，接替他編了幾個月的副刊《夕拾》，直到1947年5月報紙被國民黨當局查封。
那兩年，政治氣氛昂揚熱烈，心情歡騰舒暢，雖然在報館和在大學裏時間全擠得很緊， 到報館上班，到學校上課，參加文藝界的集會，參加學生民主運動，遊行示威。每天從清晨到深夜，東奔西走，忙忙碌碌，少有空暇，卻也能瀏覽新出版的圖書雜誌，欣賞上海劇藝社的新戲《升官圖》、《戲劇春秋》、《草莽英雄》，也不放過被日本占領當局禁了幾年美國好萊塢的“文藝片”《居裏夫人》、《鴛夢重溫》、《卡薩布蘭卡》之類。年輕人精力充沛，勁頭十足，常常處於亢奮狀態，也常常暴露出幼稚、浮躁、自以為是、自我感覺良好這些臭毛病。
大約因為編了兩年報，同文藝界略有些接觸，到1948年底，地下黨組織將我調入文委的宣傳係統。5月下旬，隨陳虞孫、姚溱、夏其言同誌在解放上海的炮聲中，同解放區來的同誌籌備出《解放日報》先在政治組擔任記者，寫過一篇小通訊《從警察人民到人民警察》，敘述警察在上海人民心目中的變化。這是上海解放後我寫的第一篇小文章。不久調到總編室做夜班，編新聞版，後來又調到文教組，負責文化、教育、文藝、衛生等方麵的宣傳報道，批判電影《武訓傳》時,第一次接觸思想文化戰線的“戰鬥”，開始聞到未曾預料的火藥氣。三年半以後，又奉調到北京《人民日報》文藝部當編輯，同文藝界人士交往更加頻繁。業餘寫作的時間也比前些年多了，又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兩棲生涯一直延續到現在。離開報紙崗位後，繼續編刊物編書，時光如水，忽忽過去了五十幾度春秋。去年我曾在一本小書裏說過：“半個世紀的兩棲生涯，一麵為他人縫製嫁衣，一麵為自己裁剪衫褲，忙忙碌碌，風風雨雨，酸甜苦辣鹹五味倶全。但我至今不悔，還常常引以為榮，引以為樂。它是生活給我的厚愛，使我的人生道路雖然平凡卻不單調，而且還算充實。”每每回憶起在上海灘頭的起步，仍然恍如昨日，不勝依戀之情。
師友深情最難忘
離開上海的幾十年中，夢魂常常縈繞在黃浦江頭蘇州河畔的大街小巷間，最難以忘情的是飄蕩蘊鬱在那裏的師友深情。
按照那位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老先生闡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也。”傳布為人之道、天下正道，講授文化、知識和學業，辨別是非、指點迷津，就是老師的職責。再進一步的要求，就是言傳身教，以自己的德行人品為人師表，使受業者終生得益。
上海使我有幸得到不少這樣的良師益友，中學和大學裏的老師同學，報館的領導和同事，文壇的前輩和同輩。孔子說過：“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三種友情我都獲得豐收。沒有他們的教誨、提攜、切磋、指導，就沒有我的今天。中學我讀的無錫師範初中部和揚州中學，都是戰前的江蘇省立學校，戰火中搬遷到“孤島”來的。老師大都是原來的老師。教語文（當時叫國文）是常州陳枚丞、朱兆新先生和儀征鮑勤士先生、江都於在春先生。用的課本都是北新、開明書局出的活葉文選或者老師自己選的名篇，從選文中可以感受到老 師的心曲。陳枚丞先生教李後主詞“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他表達的何嚐隻是一位亡國君主的哀傷，不是也寄托自己的家國之思並且再傳遞給我們嗎？他還教清初顧貞觀的《金縷曲》，吟誦到“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 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這些詞句時，眼鏡片後閃著淚光，分明觸動了他的離亂情懷。朱兆新先生一副江南才子模樣，但是教文天祥《正氣歌》，講到“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 生死安足論! ”濃眉緊鎖，聲調鏗鏘，好似換了一個人。於在春先生教《嶽陽樓記》和《指南錄後序》，著重講解了古代文人憂國憂民、視死如歸的高貴品質。鮑勤士老先生教《莊子•養生主》：“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從崇尚文言古籍的老先生口中，講生命不止相互轉化的辯證法。他們這些老師，哪裏隻是講語文語法，不也是在傳道解惑嗎？
進入大學，林漢達、胡山源先生講課時，已是抗日戰爭後期，日寇在各個戰場上節節敗退，歐洲戰場上蘇聯紅軍大舉反攻之時，他們大多離開課本，講政治、講形勢、講文學的功能，培養學生做一個時代青年。抗戰勝利後，上海的民主運動高漲，林漢達先生不僅在校內課堂，更多在校外各種集會上大聲疾呼，反對獨裁要求民主，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反對專製壓迫要求人民權利，被譽為“民主教授”。我們這些當年他的學生，至今都記得他濃重的寧波口音和上下揮動手勢。
中學和大學裏的同窗，都是在戰亂患難中結成的友誼，有的延續了幾十年。前兩年，為了慶賀大學同學左淑東大姊八十大壽，從北京、四川、天津、南京來的老同學又聚集到上海，曾經用一整天時間，每人曆敘自己在上海成長的過程，如何參加“學協”的活動，如何追隨革命，說到激動處仍是豪情不減當年，除了頭發白了以外，一點不像老頭老太。去年秋天在無錫同兩位初中時代老友重逢，一直聊到晚上登車前，還在車站前說了好一會，才互道珍重，依依握別。
高中時代的好友廖臨，可以說是我的領路人，一直關心我前進的腳步，向我灌輸革命理論和共產黨的曆史，鼓勵我每一點進步，規勸我即使細小的過失和毛病。我有什麽心事，也總找他傾訴。臨近抗日勝利時，他介紹我入黨。1957年他遭逢厄運，被“擴大”陷入深淵二十二年，無端失去了大好年華，再難補償，無奈隱居榕城，與老伴以讀書作畫自娛，還保持當年的樂觀和恬淡。我入黨後第一個領導人丁景唐，五十多年來經常聯係，誼兼師友。解放後他從事出版工作，又潛心研究和搜集整理現代文學史料。他孜孜矻矻的敬業精神和嚴謹刻苦的治學作風一直使我敬佩。他住永嘉路慎成裏五十多年，我每次去上海，總要去老樓上坐一坐，在雜亂的書堆中，用寧波話暢談古今軼事，評議文壇是非，興味盎然，滔滔不絕。每次談到1946年初地下黨組織決定，由景唐兄主持成立上海文藝青年聯誼會，團結一批有誌於文藝的青年朋友，開展各種活動，談到當年夥伴都已風流星散，各自經曆了不同的人生旅程，有的已經英年早逝， 不由得湧起一陣陣世事滄桑的感喟和作為幸存者的沉重感。景唐兄是很重友情的人，許 多過去多年的人和事，至今還清晰地留在他的記憶裏。
大學尚未畢業，我進入《世界晨報》和《聯合晚報》工作，從一個文學青年成為文化圈內的編輯記者。雖然那兩三年少有寫作的空暇，卻有幸陸續結識如夏衍、柯靈、於伶、蕭岱、唐鎪、趙超構、馮賓符、陳翰伯、葉以群、陳白塵、蔣天佐、徐遲、袁水拍、何為……這些前輩和同輩。上海解放，我分配到《解放日報》工作，到1952年底調到北京，三年半中，我生活在一個上下一心、團結友愛的革命集體裏，在範長江、惲逸群、魏克明、姚天珍、馮崗等同 誌領導下工作，同一大批從解放區來和原來在上海的同誌朝夕相處，大家勁往一處使，很 少計較個人得失。對領導隻稱“老x”或“xx同誌”，從不稱“x書記”“x主任”之類，更無“老總”這一說。範長江同誌在一次幹部大會上講到組織性和紀律性時，說“革命好比一部大機器，我們每個人都是一隻小小的但不能缺少的螺絲釘，如果忽然到一個關鍵時刻， 需要你發揮作用，一看，螺絲釘不在，原來是看電影去了，後果會怎麽樣？”這個形象的譬喻給我們留下很深的印象，“螺絲釘看電影去了”，成為早年報館裏時常互相警惕的一句話。
幾十年來，我從上海師友們得到的關懷和幫助說不盡、寫不完。日月淹忽，春秋代序，他們之中不少人已先後遠行。“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誦此詩，禁不住潸然淚下。
到這裏，已經寫了不少了。原來我還寫了一節，小題目為《風雨相依五十年》，寫我結婚近五十年的同誌加伴侶吳芸紅。說了那麽多如夢如歌的往事，那麽多師長、前輩、同友， 那麽多親切溫馨的記憶，總覺得必須寫到她。否則，我的心無法平靜，我對上海的感激就缺 少很重要的一大塊。她看了初稿，堅決要我將那一節刪去。她一生勤奮工作，淡泊名利，從不願意接受讚揚、表彰，更不用說見之於文字。恭敬不如從命，我隻能尊重她的意見。
六十年回首，心緒翻飛，不能自已。好像還遠遠沒有寫完，還應該說許許多多。百年上海，解放五十周年，都是足以從頭細數生平的大題目。我站在東方明珠高層上蒼茫四顧，念天地之悠悠，驚韶華之倏忽，一時間竟不知從何說起，千言萬語,隻能並成一句：
我能不一輩子感激上海嗎？
1999年清明前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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