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固的產權和平等的交換，使得多次、重複的交易和博弈成為可能，於是背信棄義的人逐漸被淘汰——這直接推動了契約社會的成型。
新加坡的成功源於英國人留下的法治
，而不是什麽儒家文化。——李光耀
《聖經》是一部關於契約的書：舊約，即上帝與亞伯拉罕的約定；新約，即耶穌與世人的約定——在西方人眼中，遵守契約是關乎信仰的、最重要的道德品質（參閱《基督教與西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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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智慧 ▍
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我時常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在中國古典小說甚至史籍中，被視為智者的人，是那些所謂“神機妙算、足智多謀、運籌帷幄”的軍師或者國師，例如孫武、商鞅、諸葛亮、劉伯溫、姚廣孝……
商鞅和魏國打仗，邀請對方主帥公子卬和談，在酒席上把老朋友綁架了，這種背信棄義的行徑，卻一直被奉為“大智慧”；宋襄公是個老實人，打仗講規矩，不肯趁人之危，卻被恥笑為愚蠢的仁義。
劉邦為了救回家人，和項羽約定平分天下，最後出爾反爾、趕盡殺絕；項羽在鴻門宴上放走了劉邦，卻被批作“婦人之仁”。
諸葛亮借了荊州以各種理由拖延不還，卻成了“足智多謀”的代名詞；魯肅一生都忠厚耿直，千百年來卻被視為“顢頇愚鈍”……
魯迅評《三國演義》：劉備之德近乎偽，孔明之智近乎妖。
這些實為陰謀詭計的“詐術”，為何一直被當作智慧？即便今天，充斥著詭詐權謀的宮鬥劇，依舊火遍大街小巷；“三十六計”被搬上某某講壇，最受國人推崇的“智慧結晶”，多是田忌賽馬、《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國人不僅熱衷於此，在權謀術上也的確遙遙領先，正如官場小說《二號首長》的作者黃曉陽說：“《紙牌屋》？太小兒科啦。”
▍現代文明為何發端於西方？ ▍
與中國人追求“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實用形成對比，在西方的傳統觀念中，那些被視為智者的，往往是一群“仰望星空的閑人”，他們是思考人類命運的大哲學家、探索自然奧秘的大科學家，例如大衛·休謨、亞當·斯密、羅素、愛因斯坦……
西方人眼中的“智者”，為何與國人差異如此之大，究竟是什麽原因呢？
那些奠定了今天觀念地基的巨人們
通常認為，西方人的思想有兩個源頭：
古希臘的哲學、物理學、生物學等等——關於科學的智慧。
基督教的契約精神——關於道德的智慧。
自由、民主、文明等現代文明理念之所以能勝出，正是因為它們很好地統一了這兩種智慧。
如果科學不符合道德，必然帶來災難——人類曆史上諸多慘烈的教訓都證明了這一點。因此，關於道德的智慧，遠遠比關於科學的智慧重要得多。
西方人最推崇的人文經典，都體現了對這兩種智慧的追求：高斯的數學、康德的哲學、孟德斯鳩的政治學……還有關乎信仰的耶穌和《聖經》。
文藝複興巨匠達·芬奇《最後的晚餐》：
緊握錢袋後仰的，是出賣耶穌的猶大（左四）
《聖經》是一部關於契約的書：舊約，即上帝與亞伯拉罕的約定；新約，即耶穌與世人的約定——在西方人眼中，遵守契約是關乎信仰的、最重要的道德品質（參閱《基督教與西方思想》）。
其實，先秦時代的中國人，並不缺少道德信仰的契約精神。
在所謂“無義戰”的先秦時代，仁義禮智信等貴族精神並沒有淪為虛偽的道德說教。西周時的分封建製，本就是一種契約關係。春秋霸主的地位，通常是以“尊王攘夷”、“會盟諸侯”的形式，請周天子確認自己“道德領袖”的地位。各國間的爭鬥，至少還有底線和顧忌。戰國四君子等賢人，言而有信、勇於擔當的故事流傳於世。
那麽問題來了：以憲法契約為核心的現代文明秩序，為什麽發端於西方而不是中國？
新加坡的成功源於英國人留下的法治，而不是什麽儒家文化。——李光耀
▍西方式愚笨：契約精神 ▍
1215年，英國國王約翰被貴族聯軍擊敗，被迫在《大憲章》上按下印章，承諾“國王不得向國民隨意征稅。”盡管國王事後以“城下之盟”的理由抵賴，但他和他的後代卻始終不敢完全撕毀這份合約。800多年過去了，《大憲章》中的很多條款仍然有效。
英國人為什麽這麽“傻”？憑什麽相信對方一定會信守承諾？為什麽不幹脆斬草除根？——根本原因就是契約精神。
首先，他們有著共同的敬畏，共同的最低底線：這份合約是“以上帝的名義”締結而成——否認上帝的至高權威、使用最厚黑的手段，或許可以獲得眼前的好處，但是既違背內心的道德，也可能會危及子孫後代。
《大憲章》紀念碑亭，由美國律協捐建。
碑上銘文：紀念《大憲章》，自由受庇於法律的象征
《大憲章》開創了“王在法下”傳統，啟發了洛克和孟德斯鳩的政治理念：財產權是個人（尤其是窮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神聖不可侵犯；在一個典型的法治國家，律法才是國王；將權力關進製度和律法的籠子，才可能實現長治久安。
人類之所以能夠製定文明規則，恰恰就是因為他們跳出了叢林法則，構築了共同的底線。正是這種共同的底線，建立起了懲惡揚善的有限政府，明確了個體之間的邊界，使每個人都可以和諧相處。那些最弱小的人，也不至於像螻蟻一樣活著。
其次，穩固的產權和平等的交換，使得多次、重複的交易和博弈成為可能，於是背信棄義的人逐漸被淘汰——這直接推動了契約社會的成型。
自由市場是養成美德的最佳場所，商業是最大的慈善。
——摘自茅老為《圓富》所作的序言
自由市場的人們，或早或晚都會明白一個道理：損人利己和舍己為人都是有悖人性的、不長久的，唯有為了利己而利他的合作共贏，才能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是令亞當·斯密驚歎的“看不見的手”，這隻手強大得足以克服掉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可能產生的負麵作用。孟德斯鳩則是直言不諱地說：有商業的地方就有自由、美德和法治。
▍契約精神的大倒退 ▍
反觀中國傳統。自秦始皇以霸道開創君主專製，以“天下歸於一統”絞殺了貴族精神和民間自由，中國人的誠信和仁義傳統，就出現了大倒退。
中央集權一家獨大，官家壟斷一切資源，商業沒有絲毫空間；底層不到絕路永遠不敢、也無力反抗，上層不到絕路永遠不屑、也不懂妥協，直到官逼民反、天下大亂——幾千年來，中國人都無法建立共同的底線，隻能在這種“治亂循環”中打轉。
許倬雲教授：中國古代所謂的“天命係統”，是儒生們嚇唬皇帝，以及事後諸葛亮的說辭
隨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帝國官僚體製的成型，儒家倫理和科舉製度逐漸淪為鞏固皇權、愚弄百姓的工具，這片土地徹底淪為一灘死水：整個國家沒有任何製度更新、自我糾錯的可能。
人是會趨利避害的生物。在這種大環境下，為了占據更多資源，人們隻能依附於權力，而權力爭奪具有不確定性，又增加了財產占有的不確定。米塞斯曾說：當破壞契約的成本高於（收益低於）遵守契約時，人們一定是趨向於破壞契約。
為什麽遵守契約精神，竟然變成了國人眼中“愚蠢”的代名詞？不是我們人種低劣，也不是我們沒有這個傳統，而是自秦始皇以來的製度安排——它遵循的是一種成王敗寇的敘事邏輯，運行千年的是一套破壞契約精神的“逆淘汰”機製。（參閱吳思《潛規則》）
中國晚清思想家嚴複，在英國留學期間，曾去旁聽英國法庭的審判，見原告、被告和法官都同坐一室，且有律師為雙方辯護，全不似晚清衙門之野蠻與落後。這件事給了他極大的刺激。回國後他對朋友說：中國的衙門每天都在為官員謀私利、製造大量冤案，而英國的法庭每天都在為百姓尋求公道、維護公平正義，這樣的國家如何不強？
*注：本文係千字文華原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