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騰30多年最終回到原點：三門峽水庫的慘痛教訓

來源: 我是秋雲於 2018-04-25 16:21:43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701 次 (20520 bytes)

三門峽水庫是一群無知的烏合之眾做出的決定，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折騰了30多年，最終卻不得不回到原點——力爭變成無庫自然狀態。

三門峽庫區移民總計40多萬，其中十分之一被遷往寧夏、甘肅等偏遠地區……

比起上百萬人被迫遷徙的三峽大壩，問題似乎應該少一些......

五十年前，1960年6月，三門峽水庫築壩到了340米，實現攔洪。 9月，正式關閘蓄水攔沙，投入使用，就在舉國上下為改造自然的勝利而歡呼時，悲劇拉開了序幕。

黃河無疑是世界上最難治理的河，曆朝曆代的統治者們麵對黃河水患都是一籌莫展，隻能眼睜睜看著泥沙不斷淤積，下遊河床日益抬高，形成高於地麵的懸河。

曆史上，黃河是航運大河。而被曆代行船人視為畏途的三門峽，因為有著堅固的花崗岩河床，還可控製92%的流域麵積上產生的洪水和泥沙，因此，到了民國，在三門峽築壩的設想開始被人頻頻提起。

3月29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請他審閱批準1952年做出的水利工作決定。

1953年是中國由經濟恢複階段走向“一五”計劃建設的第一年。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156個項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

在水利部和黃河水利委員會的要求下，經周恩來與蘇聯方麵商談，決定將根治黃河列入蘇聯的援建項目。1954年1月，以蘇聯電站部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副總工程師柯洛略夫為組長的專家組來華。2月到6月，中蘇專家120餘人，行程12000公裏，進行黃河現場大勘察。蘇聯專家肯定了三門峽壩址，柯洛略夫說：“任何其他壩址都不能代替三門峽為下遊獲得那樣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門峽那樣能綜合地解決防洪、灌溉、發電等各方麵的問題。”根據蘇方的建議，國家計委於當年設立了黃河規劃委員會。

黃萬裏上書反對

1955年7月，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召開。會上，人大報告將三門峽水庫的修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提出“黃河清，聖人出。聖人出而天下治”。這樣一來，即使原先對工程持反對意見的人也隻有噤若寒蟬了。決議的結果是全體人大代表一致舉手通過修建三門峽工程。消息傳出，舉世矚目，周恩來感慨道：“作了這麽一個世界性的報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周恩來具體負責三門峽工程機構的組建工作，成立三門峽工程局。

然而，工程局首先遇到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即由誰來領導，是水利部還是電力部？蘇聯專家的意見是由電力部管，因為水電站歸根結底是用來發電的。但水利部的意見也振振有詞，他們認為建國後的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領導下進行的，經驗自不待言，技術力量也很完整。雖說水電站最終用來發電，但建造水電站，首先要製服水，沒有水，哪來電？

爭論持續到了11月2日。在當天舉行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周恩來確定了集中力量、共同負責的主導思想，調湖北省省長劉子厚任三門峽工程局局長，黃委會主任王化雲任副局長，再從水利部和電力部分別抽調了許多工作人員。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時，一個德國的水利專家來到三門峽壩址。經過勘測，他斷言：“在三門峽築起大壩，無疑是在修建一個禍害關中的死庫！”

無獨有偶，1956年5月，黃河規劃委員會收到黃萬裏的意見書，反對修建三門峽水庫。黃萬裏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黃炎培的兒子，畢業於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工程學博士，在清華大學任教。

據黃萬裏當年的助教回憶：“黃先生最大的特點就是為人耿直，敢說敢言，不管什麽時候，不管針對誰，他都是照說不誤，有時可以說是口無遮攔。在他對三門峽工程的意見中，這種性格得到了體現。”

黃萬裏的意見書全麵否定了蘇聯專家的《三門峽工程初步設計要點》，並指名道姓地說鄧子恢副總理的人大報告“不正確”。1957年上半年，三門峽工程即將開工。黃萬裏孜孜不倦地在清華的課堂上給學生講述他對三門峽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庫建成後很快將被泥沙淤積，結果是將下遊可能發生的水災移到上遊，成為人為的必然災害。二是所謂“聖人出，黃河清”的說法毫無根據，缺乏最起碼的科學精神。因為黃河下遊河床的土質為沙土，即使從水庫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將河床中的沙土裹挾而下。

6月，由周恩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學者和工程師在北京飯店開會，給蘇聯專家的方案提意見。蘇聯專家的方案描繪了一幅三門峽水庫建成後的美好圖景。首先，降低黃河的水流速度，解除洪水威脅；其次，攔蓄上遊全部來沙，下泄清水，實現“黃河清“，使下遊河床不再淤高。同時，調節黃河水量，初期灌溉 2220萬畝，遠景灌溉7500萬畝。最後，裝機90千瓦，年發電量46億度。總之，修建三門峽水庫可以產生巨大的綜合效益。

然而，由於黃土高原生態惡化，黃河上遊的水土持續流失，泥沙隻會越積越多。而下泄的清水衝量過大，會造成黃河下遊改道的危險。這些都是蘇聯專家浪漫的方案裏不曾提及的。並且，根據蘇方的設想，三門峽的設計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應庫容647億立方米，水庫回水末端到達西安附近，關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

黃萬裏給與會人員算了筆賬：360米的庫區水位，意味著要淹沒農田333萬畝，移民90萬人，代價相當高昂。因此，他從根本上反對修建三門峽水利工程。

而時任電力部水電局高級工程師的溫善章則提出了一個“低壩、小庫、滯洪、排沙”的折中方案。低壩小庫是為了減少受損耕地，滯洪排沙更是客觀冷靜的結論，因為黃河含沙量之巨世人皆知，攔沙完全是螳臂當車，飲鴆止渴。待上遊因泥沙淤積而河床升高，整個關中平原都有被淹之虞。

遺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擋不住北京城牆被拆的厄運一樣，黃萬裏也攔不下三門峽工程的上馬，那是一個用“陽謀”“引蛇出洞”的年代，誰也不敢在政治上落伍。於是，寧左勿右的學者們一邊倒地選擇支持蘇聯專家“高壩、大庫、蓄水、攔沙“的方案。

當夜，黃萬裏寫了篇小說《花叢小語》，憤然道：“文人多無骨，原不足為奇，主要還是因為我國學者的政治性特別強。章某（張光鬥）原來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黃河的意見，等到三門峽計劃一出來，他立刻敏捷地放棄己見，大大歌德一番，並且附和著說‘聖人出而黃河清’，從此下遊河治。他竟肯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靦顏地說黃水真會清的，下遊真會一下就治好，以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做，對於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他自己的飯碗？這些人也就是我們的黨和政府最喜愛的人才。”

1957年6月19日，《花叢小語》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毛澤東看過後，一次，遇見黃萬裏的父親黃炎培，很不高興地對他說：“你們家裏也分左、中、右啊。《花叢小語》裏把實行百花齊放政策和國內形勢描繪成春寒料峭，雨聲淒切，靜悄悄，微言絕，這是什麽話？”旋即，《人民日報》以“什麽話”為標題展開了對黃萬裏的批判，黃萬裏的右派命運已經注定。“什麽話”也被《人民日報》作為日後刊登口誅筆伐右派文章的專欄題目。

黃萬裏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1961年被下放到密雲，同農民同食同勞。雖然三門峽工程的問題接踵而至，事實證明了真理站在黃萬裏一邊，但那些顛倒黑白的人並沒有給他翻身的機會。“文革”中，黃萬裏被貶到了三門峽挖廁所。

直到1980年，在渡過了漫長的22年的右派生涯後，黃萬裏終於獲得了平反。平反決定隻有短短兩行：黃萬裏同誌原劃右派問題屬於錯劃。經中共北京市委批準予以改正，恢複政治名譽，恢複高教二級教授的工資待遇。

工程倉促上馬

1957年4月13日，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隆重剪彩開工。然而，直到開工，爭論仍然無休無止。陝西的領導一再要求重新商議設計方案。

事關重大，周恩來審慎地搬來兩個對西北影響深遠的人物——彭德懷和習仲勳，一起到三門峽工地參加討論。

1958年4月21日，春寒料峭。周恩來抵達三門峽不久，就來到工地，隻見工地上人如海潮，機器聲震撼大地，一片沸騰。三門峽河中有兩座石島，將黃河分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別稱為人門、神門、鬼門，“三門峽”由此得名。其下400米，又有三座石島挺立河中，左為中流砥柱，即古籍所載大禹治水“鑿龍門、劈砥柱”的中流砥柱，中為張公島，右為梳妝台，洪水之際，濁浪排空，驚心動魄，是黃河潼關以下最險惡的地方，素有“三門天險”之稱。每次舟船從“人門”過峽，必須對準下遊“照我來”（即中流砥柱石）直衝過去，方能脫險，否則必有船翻人亡之禍。周恩來不由讚歎道：“砥柱，就那麽點大，衝刷了多少年還在那裏！”

現場會也同工地的情景一樣，開得熱烈活躍。人們在聽完國務院副總理彭德懷和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的講話後，掌聲如潮。然而，陝西省的與會人員開口便如秦腔一般高亢，絲毫不隱晦自己的觀點：“三門峽水位高了，西安地區的土地堿化就會加重，糧食作物將會大麵積減產。”

周恩來肯定了陝西的發言，說：“水位確實高了，我們說可以減低到300米，但是和蘇聯專家商量，最多讓步到310，不然關閘比較困難。當然，還可以繼續爭一爭，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為減低一點，總可以使泥沙多衝出去些。”

對於施工過程中一些極左的傾向，周恩來也潑了冷水：“如果我估計保守了，我甘願做愉快的右派。有些問題我們能夠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的後人會替我們解決的，總是一代勝過一代，我們不可能為後代把事情都做完了，隻要不給他們造成阻礙，就有助於他們前進。”

然而，開弓沒有回頭箭，曆史的走向已不是周恩來所能扭轉。

毛澤東說：“三門峽不行就把它炸掉！”

1958年11月25日，三門峽工程完成對黃河的截流。1960年9月，實現關閘蓄水攔沙。然而，僅僅一年半的時間，水庫就淤了15億噸泥沙，不僅三門峽到潼關的峽穀裏淤起厚厚的泥沙，就是潼關以上，渭河和洛河的入黃口，也淤了“攔門沙”。問題的嚴重性已經引起各界的關注，議論頗多。首當其衝的陝西省反映最為強烈。他們多次向中央反映，甚至到毛澤東那裏“告禦狀”。1962年4月，在全國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陝西省代表呈交提案，要求三門峽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設施，以減輕庫區淤積。會後，周恩來親自召集有關人員研究辦法。

此前三門峽水庫已由“蓄水攔沙”運用，改為“滯洪排沙”運用，但仍未製止淤積。到 1964年11月，總計淤了50億噸泥沙，潼關河床抬高了5米。黃河的最大支流渭河本來流得好好的，此時卻變成“來水宣瀉不暢”，逼得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關中平原的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浸沒，農民隻見土地年年減產，卻不知原因何在。事實上，他們的土地因為水庫蓄水已經鹽堿化。而最糟糕的還是河床的“翹尾巴”，即泥沙淤積向上遊延伸，己威脅到以西安為中心的工業基地。

中央會議上，周恩來坦白地說：“三門峽的水利樞紐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現在還不能作結論。原來泥沙多有問題，現在水清了也有問題。水清了，衝刷下遊河床，亂改道，堤防都鞏固不住了……洪水出亂子，清水也出亂子。這個事情，本來我們的老祖宗有一套經驗，但是我們對祖宗的經驗也不注意了。”有人把建三門峽工程這件事都推到蘇聯頭上。

周恩來不同意：“三門峽工程蘇聯鼓勵我們搞，現在發生了問題，當然不能怪他們，是我們自己作主的，蘇聯沒有洪水和泥沙的經驗。”他承認，現在看來三門峽工程上馬是急了一些，一些問題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夠，研究得不透，沒有準備好，就發動了進攻，這一仗一打，到現在很被動。黃河規劃時間短了些，搞得比較粗糙。

1964年春，陝西對三門峽的淤積問題意見更大了，鄧小平來到西安，把王化雲叫到跟前詢問解決辦法。王化雲說，要解決三門峽庫區淤積，還得靠上遊修攔泥水庫，三年修兩個，見效快，花錢也不多。鄧小平回京後指示中央書記處找合並後的水電部定方案。當時，周恩來正出訪非洲，彭真開會過問了此事。會上，劉瀾濤和錢正英都不讚成修攔泥庫的方案。周恩來出訪歸來，不顧旅途勞累，深夜打電話把錢正英找去，詳細詢問三門峽工程情況，要錢正英去現場勘察。毛澤東聽到陝西省的反映，焦慮不安，又沒見到解決的確定方案，便對周恩來說： “三門峽不行就把它炸掉！”

炸壩是否可行？陝西省有意見不說，水電部和黃委會的意見也不一致，周恩來決定專門開一次治黃會議解決淤積問題。

會上，各方意見不一，討論激烈。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怨憤道：“黃河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而被毛澤東稱讚為“搞建設的人才”，時任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的林一山則向周恩來建議：降低三門峽水庫水位，恢複潼關河段河床，即可解除對關中平原的威脅。同時，打開大壩底孔排沙，使水庫泥沙進出平衡，將改造後的三門峽水庫變成一個中型水電站。

聽到這，周恩來問道：“底孔排沙，過去有人曾經提出過，他是剛從學校畢業不久的學生，叫什麽名字啊？”

林一山道：“叫溫善章。”

周恩來道：“要登報聲明，他對了，我們錯了，給他恢複名譽。”

最終，會議確定了以林一山的建議為主的改建方案，分兩期進行。

一期改建被稱為“兩洞四管”。兩洞是指1——8號施工導流底洞，這些孔黃萬裏曾堅決請求保留，以備將來排沙之用。而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副校長張光鬥卻執意按蘇聯設計用混凝土堵上。一堵一挖，耗資上千萬。四管則是指將原本用來引水發電的四根管子改建為排沙管。

二期改建耗時兩年半，到1973年12月，又挖開了8個施工導流底孔。大壩身上千瘡百孔，總算是暫時解決了排沙問題。然而，潼關河床仍然比建庫前高出 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的洪水入黃河不暢，漫堤決口，淹沒農田60多萬畝，近3萬人無家可歸。曾幾何時津津樂道的所謂綜合效益：發電、灌溉、航運（維持下遊水深1米）至此全部落空。

三門峽水庫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折騰了30多年，最終卻不得不回到原點——力爭變成無庫自然狀態。同時，庫區移民總計40多萬，其中十分之一被遷往寧夏、甘肅等偏遠地區。這些世代居住在富庶河穀平原地帶的人，20多年來毀家遠遷、困苦輾轉。直到三門峽大壩降低了原來的蓄水高程，他們才得以返回家鄉。然而，世代耕種的肥沃土地如今已被厚厚的泥沙覆蓋，往日形容黃河灘人富足的民謠“三年一漲水，給狗都要尋媳婦”也隨風遠去，隻剩下一片靜默的黃土，伴隨著黃河的低吟淺唱，如泣如訴……（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