隴山隴西郡
寧靜純我心 感得事物人 寫樸實清新. 閑書閑話養閑心,閑筆閑寫記閑人;人生無虞懂珍惜，以沫相濡字字真。
毛澤東強烈的求知欲望：“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裏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
這或許是他的經驗之談巴！毛澤東所以能夠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戰略眼光寬廣一些，成為一個傑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戰略家，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他有淵博的學問和豐富的知識。對於這一點，凡是與毛澤東作過長談的人，包括外國的一些學者、記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欽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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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讀書的故事：不動筆墨不看書
幾十年來，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總是擠出時間，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來看書學習。他的中南海故居，簡直是書天書地，臥室的書架上，辦公桌、飯桌、茶幾上，到處都是書，床上除一個人躺臥的位置外，也全都被書占領了。
為了讀書，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都用上了。在遊泳下水之前活動身體的幾分鍾裏，有時還要看上幾句名人的詩詞。遊泳上來後，顧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書本。連上廁所的幾分鍾時間，他也從不白白地浪費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選》和其他一些書刊，就是利用這時間，今天看一點，明天看一點，斷斷續續看完的。
毛主席外出開會或視察工作，常常帶一箱子書。途中列車震蕩顛簸，他全然不顧，總是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按著書頁，閱讀不輟。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樣，床上、辦公桌上、茶幾上、飯桌上都擺放著書，一有空閑就看起來。
毛主席晚年雖重病在身，仍不廢閱讀。他重讀了解放前出版的從延安帶到北京的一套精裝《魯迅全集》及其他許多書刊。
有一次，毛主席發燒到39度多，醫生不準他看書。他難過地說，我一輩子愛讀書，現在你們不讓我看書，叫我躺在這裏，整天就是吃飯、睡覺，你們知道我是多麽地難受啊！工作人員不得已，隻好把拿走的書又放在他身邊，他這才高興地笑了。
認真地學，反複地讀
毛主席從來反對那種那種隻圖快、不講效果的讀書方法。他在《讀韓昌黎詩文全集》時，除少數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細琢磨，認真鑽研，從詞匯、句讀、章節到全文意義，哪一方麵也不放過。通過反複誦讀和吟詠，韓集的大部分詩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誦。《西遊記》、《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小說，他從小學的時候就看過，到了六十年代又重新看過。他看過的《紅樓夢》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十種以上。一部《昭明文選》，他上學時讀，五十年代讀，六十年代讀，到了七十年代還讀過好幾次。他批注的版本，現存的就有三種。
一些馬列、哲學方麵的書籍，他反複讀的遍數就更多了。《聯共黨史》及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他各讀了十遍。《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列寧選集》等等，他都反複研讀過。許多章節和段落還作了批注和勾畫。
不動筆墨不看書
幾十年來，毛主席每閱讀一本書，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劃上圈、杠、點等各種符號，在書眉和空白的地方寫上許多批語。有的還把書、文中精當的地方摘錄下來或隨時寫下讀書筆記或心得體會。毛主席所藏的書中，許多是朱墨紛呈，批語、圈點、勾畫滿書，直線、曲線、雙直線、三直線、雙圈、三圈、三角、叉等符號比比皆是。
無所不讀
毛主席的讀書興趣很廣泛，哲學、政治、經濟、曆史、文學、軍事等社會科學以至一些自然科學書籍無所不讀。
在他閱讀過的書籍中，曆史方麵的書籍是比較多。中外各種曆史書籍，特別是中國曆代史書，毛主席都非常愛讀。從《二十四史》、《資治通鑒》、曆朝紀事本末，直到各種野史、稗史、曆史演義等他都廣泛涉獵。他曆來提倡“古為今用”，非常重視曆史經驗。他在他的著作、講話中，常常引用中外史書上的曆史典故來生動地闡明深刻的道理，他也常常借助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來指導和對待今天的革命事業。
毛澤東的讀書生活
博覽群書的革命家——毛澤東讀書生活我見我聞
逄先知
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家，也是學識淵博的學問家。孜孜不息的讀書生活伴隨著毛澤東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緊緊地聯係在一起。
我從一九五0年冬到一九六六年夏，為毛澤東管理圖書報刊，曆時近十七年，直接和間接地了解到毛澤東讀書生活的一些情況。這些情況，盡管是片斷的、零碎的，但是把它們介紹出來，對於了解和學習毛澤東是有價值的，對於今天的兩個文明建設也是有意義的。
酷愛讀書，廣收博覽
毛澤東從幼年起，就勤奮好學，酷愛讀書。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讀書欲望愈來愈強烈。為了增長知識、開闊眼界，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廢寢忘食地閱讀古今中外的各種書籍。後來，即使在最艱苦、最緊張的革命戰爭環境，他也總是不忘讀書。到陝北以後，毛澤東通過各種渠道，盡—切可能，從國民黨統治區購買各類書報。到了延安，他的書逐漸多起來了，並有專人替他管理。他的書起先放在離住處不遠的一排平房裏，後因日機轟炸，搬到一個很深的窯洞裏，保護起來。毛澤東十分愛惜自己的書。有一次，他的一些書被別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氣，這件事他一直沒有忘記。一九四七年從延安撤退的時候，別的東西丟下了很多，但是他的書，除一部分在當地埋藏起來以外，大部分，特別是他寫了批注的那一些，經過千辛萬苦，輾轉千裏，以後搬到了北京。這些書是毛澤東藏書中最寶貴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珍貴資料。
全國解放後，毛澤東讀書的條件好了。在我接手管書不久，毛澤東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的所有圖書都給他配置起來。這個要求顯然是難以實現的，後來實際上也沒有做到。但是他對書的酷愛，給了我極深刻的印象。當時毛澤東的書總共還不到十個書架，經過十幾年的建設，在我離開這個工作崗位的時候，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夏，他的藏書已達幾萬冊，建成了一個門類比較齊全又適合毛澤東需要的個人藏書室。這裏要特別提到，為建設毛澤東的個人藏書室，田家英所做的貢獻是不應當忘記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沒有他的指導和具體幫助，建成這樣的圖書室是困難的。毛澤東的藏書，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魯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類書和叢書，如《永樂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備要》、《萬有文庫》（部分）、《古今圖書集成》，以及各種世界名著翻譯叢書等等，基本上配齊了。就個人藏書來說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滿足毛澤東的需要。他還經常要我們向一些圖書館替他借書。一九五八年夏，北京圖書館換發新的借書證，我們特地給他辦了一個。北圖的同誌出於對毛澤東的敬重，把他的借書證編為第—號。
毛澤東讀書的範圍十分廣泛，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馬列主義著作到西方資產階級著作，從古代的到近代的，從中國的到外國的，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軍事、文學、曆史、地理、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等方麵的書籍以及各種雜書。就哲學來說，不但讀基本原理，也讀中外哲學思想史，還讀邏輯學、美學、宗教哲學等等。這裏稍為多介紹一點毛澤東對宗教方麵的著作和文章的閱讀情況。他對宗教問題是比較重視的。代表中國幾個佛教宗派的經典如《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都讀過一些。對於禪宗的學說，特別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禪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興起，使佛教在中國民間廣為傳播。《六祖壇經》一書，毛澤東要過多次，有時外出還帶著，這是一部在慧能死後由慧能的弟子編纂的語錄。哲學刊物上發表的講禪宗哲學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幾乎都看。基督教的《聖經》，他也讀過。毛澤東閱讀宗教經典，既作為哲學問題來研究，也當作群眾工作問題來看待。他說：“我讚成有一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宗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中有那樣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隻紅不專，是不行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澤東在—個文件上寫了一個批語，說：“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麵的刊物。”“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再以科學技術書為例。從各門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史，直到某些技術書籍，毛澤東也廣泛涉獵，而對生命科學、天文學、物理學、土壤學最有興趣。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邀請周世釗和蔣竹如到中南海作客，曾對他們說：“我很想請兩三年假學習自然科學，可惜，可能不容許我有這樣長的假期。”
毛澤東常常說，一個人的知識麵要寬一些。一九五八年九月，張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視察工作。有一天，在行進的列車中，毛澤東正在聚精會神地看一本冶金工業的書。張治中詫異地問他：“你也要鑽研科技的書？”毛澤東說：“是呀，人的知識麵要寬些。”毛澤東經常用這句話教育在他身邊工作的同誌，不論是做秘書工作的，做警衛工作的，還是做醫護工作的。一九五七年他親筆寫信給他的秘書林克，要他“鑽到看書看報看刊物中去，廣收博覽”。
毛澤東跟書籍可以說是形影不離。在他的臥室裏，辦公室裏，遊泳池休息室裏，北京郊外住過的地方……都放著書。每次外出也帶著書，在外地還要借一些書。杭州，上海、廣州、武漢、成都、廬山等地圖書館，都留下了毛澤東借書的記載。
毛澤東有一個習慣，每到一個地方，必先做兩方麵的調查。一是向人做調查，詢問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人民生活等現實情況；一是向書本做調查，了解當地的曆史情況、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風土人情以及古人寫的有關當地的詩文。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會議。三月四日下午，一到這個蜀漢古都，立即要來《四川省誌》、《蜀本紀》、《華陽國誌》閱讀。以後，又要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縣誌》等地方誌書籍，還在書上批、劃、圈、點。會議期間，他親自挑選唐、宋兩代李白、杜甫，蘇軾、陸遊等十五人寫的有關四川的詩詞四十七首，明代楊基、楊慎等十二人寫的十八首，連同《華陽國誌》，一並印發給與會同誌。三月八日他曾借閱楹聯書十餘種，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對聯，還有孫髯作的昆明大觀樓長達一百八十字的對聯。毛澤東對這幅長聯甚為讚賞，他能背誦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聯叢話》中，認為此聯“究未免冗長之譏也”，毛澤東頗不以為然。他在對此書的批語中寫道：“從古未有，另創一格，此評不確。近人康有為於西湖作一聯，仿此聯而較短，頗可喜。”毛澤東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餘，常常借閱當地的地方誌、當地古人的文集和詩集。例如，他借閱過宋朝林逋（和靖）的詩文集，明朝於謙的文集、傳記和有關的小說。林和靖，就是那個隱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種梅養鶴，被人稱為“梅妻鶴子”的詩人。於謙，愛國名將，做過明朝的兵部尚書。毛澤東在杭州還要過曆代古人寫的有關西湖的詩詞。當時在杭州從事文史工作的葉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詠西湖的詩二千多首，從中選出二百首，編成《西湖古詩集粹》，抄送毛澤東閱覽。
毛澤東的讀書習慣幾乎滲透到他的生活的各個方麵。或者探討一個問題，或者參觀了一個展覽會，或者得悉科學技術上有什麽新的重大發展，以至看了一出戲，往往都要查閱有關書籍，進一步研究和學習。一九五八年，劉少奇曾以唐朝詩人賀知章《回鄉偶書》一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作為古代官吏禁帶家屬的例證。毛澤東覺得不妥，為查明此事，不僅翻閱了《全唐詩話》等書，還特地查閱了《舊唐書•列傳》的賀知章傳，發現賀傳中並無不帶家屬的記載。毛澤東隨即寫信給劉少奇，陳述自己的看法，並送去載有賀傳的那本《舊唐書》。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澤東與周培源、於光遠談哲學問題，在講到地動說時，毛澤東說：“宋朝辛棄疾寫的一首詞裏說，當月亮從我們這裏落下去的時候，它照亮著別的地方。晉朝的張華在他的～首詩裏也寫到‘太儀斡運，天回地遊’，”這首詩叫《勵誌詩》。隨後要我們找出載有這兩篇詩詞的書給他。辛棄疾在《木蘭花慢》詞中有這樣兩句：“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影東頭？”意思是說，從我們這裏西邊沉下去的月亮，到什麽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個人間，那裏剛好見到月亮從東方升起呢？毛澤東認為，這些詩詞裏包含著地圓的意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毛澤東在中南海瀛台參觀一機部的機床展覽，回到住所，就要我們給他找兩本書：《無線電台是怎樣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車床》，這是他在參觀時看到的。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蘇聯發射了一枚宇宙火箭，六日他就要了幾本關於火箭、人造衛星和宇宙飛行的通俗讀物。
毛澤東的學問很淵博，但他總覺得自己的知識不夠。他碰到不懂的東西，或者讀一些有關的通俗小冊子，或者請教專家，或者查工具書。在讀書學習上，毛澤東無止境地追求著，一步一步地開拓自己的知識領域。
五十多年前，毛澤東說過一段很精彩的話：“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裏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這或許是他的經驗之談巴！毛澤東所以能夠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戰略眼光寬廣一些，成為一個傑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戰略家，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他有淵博的學問和豐富的知識。對於這一點，凡是與毛澤東作過長談的人，包括外國的一些學者、記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欽佩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澤東很重視工具書，我們也很注意為他收集這類圖書，在他的藏書室裏，各種辭書和地圖等工具書是相當齊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辭海》、《辭源》、中國地圖、世界地圖和中國曆史地圖。
《辭海》、《辭源》是過去發行量最大、影響最廣的兩部辭書，但毛澤東對這兩部書都不甚滿意。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見到《辭海》的主編之一舒新城時說：《辭海》我從二十年前使用到現在。在陝北打仗的時候也帶著，後來在延川敵情緊急的情況下，不得不丟下埋藏起來，以後就找不到了。現在這部書太老了，比較舊，希望修訂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實學的人從事這項巨大的重編工作。一九六五年出版了試行本。新的《辭海》出版以後，毛澤東要身邊工作的一位同誌將它跟舊《辭海》一條一條對照，看看新《辭海》有什麽優點，與舊《辭海》有什麽不同。他對新《辭海》仍不甚滿意，他說，有的條目寫得太簡單，有的條目應該有而沒有。這些話，與其說是對新《辭海》的批評，不如說是反映了毛澤東強烈的求知欲望。新《辭海》後來幾經曲折，終於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九七九年重新修訂出版。在重編《辭海》的同時，《辭源》也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進行了修訂。
在毛澤東的故居裏，現在還保存著一部小字本的《辭源》，那是從延安帶出來的。解放初期毛澤東一直使用這部《辭源》，裏麵有他圈、劃的地方。當人們看到這—道道的筆跡，會深深地為他的勤學精神所感動。這部書字太小，後來我們給他買了一部大本的《辭海》，字稍大些，一直使用到晚年。
毛澤東提出編輯的另一種重要工具書是《中國曆史地圖集》。據譚其驤回憶，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天毛澤東和吳晗談起標點《資治通鑒》的事，講到讀曆史不能沒有一部曆史地圖放在手邊，以便隨時檢查曆史地名的方位。譚其驤說，解放前一些書局雖然出版過幾種曆史地圖，但都失之過簡，一般隻畫出一個朝代的幾個大行政區劃，絕大多數曆史地名在圖上查不到。這種圖隻能適應中小學教學的需要，滿足不了讀《資治通鑒》之類史書的要求。吳晗想起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的《曆史輿地圖》，一朝一冊，凡見於諸史《地理誌》的州縣一般全部上圖，正符合毛澤東提出的配合讀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議在標點《資治通鑒》的同時，也應把楊守敬編繪的地圖予以改造，繪製出版。毛澤東讚許他的意見，改繪“楊圖”的工作經吳晗推薦，由譚其驤負責。繪製《中國曆史地圖集》，是一項更為艱巨的工程，它也經曆了曲折的道路，在一九八二年才開始正式出版。全書共八冊，為研讀中國史書提供了一部詳盡的地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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