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撰寫林彪傳任務，初見“監護”中的林豆豆
1986年春，解放軍出版社《星火燎原》編輯部約我撰寫林彪傳。雖說已進入改革開放時期，要寫一個已定性為“叛黨叛國、謀害毛澤東主席的元凶”，我筆觸的尺度怎麽把握？編輯部主任王長龍給我消除疑慮，說他們編輯部準備為元帥立傳，不能沒有林彪，林彪是個特殊人物，寫他的書，目前隻能作為內部讀物，出版計劃已得到總政宣傳部的批準，請我出山，考慮到我是《解放軍報》的老編輯，會把握好政治是非的關口。王拍胸脯：“你放寬心地上馬，要有事，先打我王長龍的屁股。”
我和王長龍是老相識，他熱情舉薦，又有官方的支持，政治上似乎已開始解凍，寫作也有了自由度，可要表現一個真實而又敏感的人物，仍舊會觸動我黨我軍宣傳口的階級鬥爭導火索，在受領任務時，我不無顧忌地向王表示：“我絕不會給您惹是生非，遇到麻煩我就甩手。”
我早知道林彪女兒林立衡（豆豆）被“發配”在河南鄭州。此前數年，一位河南作家對我說過，他的一位親戚在鄭州汽車製造廠一分廠工作，和豆豆在一個辦公室，還桌對桌。有了這一難得的關係，我先去了鄭州。
汽車廠是紀登奎抓的點，造反派當家，豆豆在汽車廠雖擔任革委會副主任，但因是個特殊人物，一直受到公安部門的監控。我想起有個戰友在鄭州市當公安局副局長，就上門找他，正巧，他分管監控全市的“地富反壞右”，豆豆就是他掌控的重點人物。他告訴我，豆豆屬中央監控對象，到鄭州落戶後，省公安廳對她的“安全”有嚴格的約束，她的日常行動，由汽車廠革委會指派得力的專人給予“保護”，不經允許不得離廠，經批準外出必須有人隨從。
當初，市局嚴控豆豆，還建有專為監控豆豆的日誌，記錄汽車廠天天報上來的豆豆活動內容，如：
×日×時，到傳達室取報即回，無異常發現。
×日×時，一女工進林豆豆家，一小時後出來，待查。
×日×時，有人夜間送一盒點心，置放在林豆豆家的窗台上……
這都是些浪費精力的無效勞動。後來省局也嫌煩，也不幹了。
這位局長戰友還給我講述了兩個政治笑話：
豆豆剛進廠，正趕上“反擊右傾翻案風”，鄭州市在體育場召開群眾性的批判大會，指名要豆豆參加。那天，主持會議者宣布省市革委會領導人名單之後，大概是為了加大討伐鄧小平的聲勢，提高了嗓門又宣布說：“到會的還有林彪女兒林豆豆！”這下像炸了窩，引起一片騷動，都伸頭四望，發現觀眾席中有個女軍人，誤認是豆豆，紛紛圍過去看稀罕，會場亂成了一鍋粥……從此，汽車廠成了風景線，每天都有一大群人守候在廠門口，等著一睹豆豆的尊容。
還有一件是豆豆剛安家時，搬運工人抬的一隻木箱很沉，就傳言說是一箱黃金，林彪留下的遺產。市公安局派人查實，是豆豆的一箱書。
近些年，省市公安廳局對豆豆監護已有很大的鬆動，豆豆仍然深居簡出，除了上班下班，偶爾到食堂打打飯菜，很少與外人接觸。這位局長對我很通情，保障我的采訪順利，要我以總政名義向廠方提出是來向豆豆訪談“九一三”事件的，讓廠方向他作出請示報告，他當然會高抬貴手。
我依照局長公事公辦的組織程序見到了豆豆。她患皮膚過敏症住在省中醫院，初見她，真像是林彪基因的遺傳，體形纖小瘦弱，身著一件天藍間白花的對襟短衫，儼如一家庭主婦，憔悴的臉龐，仿佛刻記了她15年的悲情歲月。
豆豆做過編輯、記者，現在換了位，她懂得如何應對我。最初幾天的交談，我提示，她敘說。
經驗告訴我，隻追求律師一樣的效應，為林彪去做無罪辯護，訪談隻能走進死胡同。我決定讓她走出醫院，逛大街，見她結識的新老朋友，鬆動她封閉的精神。像老朋友一樣，開襟見懷地談起她的家事、境遇和她不幸的淪落……
在三年磨難中的豆豆
1971年9月13日林彪從北戴河出走後，驚動了世界，舉報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張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這裏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規格的秘密問訊。審問人是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謝靜宜，她帶來毛的安撫的口信：
豆豆：
不要傷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們家分兩派，我在一個月前就聽說了，好好注意身體。
毛澤東
10月6日
謝靜宜開出一張要豆豆交代的清單，內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經過；林彪手令怎麽來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幕後；林彪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關係；特別要追查9月12日晚上葉群和周恩來通話的內容——這是毛最擔心的自己的臥榻旁，是不是還睡有“中國的赫魯曉夫”？
豆豆隻回答了一條：林彪是被葉群、林立果誆騙上飛機的。
謝靜宜認為豆豆是在舍車保帥，她凜然告訴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來不是來聽你宣傳的，你交代好了，還能給你保留《空軍報》副總編輯的位置。”
謝要豆豆不要再冥頑不化，和家人劃清界線，再立新功。
謝是毛澤東身邊了解外界的一隻眼，文革中，“六廠二校”是毛澤東狠抓階級鬥爭的試點，謝敬宜是聯係人。謝更熟悉空軍內部的派係爭鬥。她的丈夫蘇延勳，原是空軍的機要局長，因反對老司令劉亞樓已“靠邊站”。毛請他吃飯安撫他，要他繼續留在空軍：“看看他們會對你怎麽辦？”蘇把搜集“小艦隊”的異常活動都通過自己夫人報給了毛，這些信息在毛林之爭中（特別是毛南巡前後），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堅持不改自己的說法，謝靜宜口含天憲也難以應對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懲治的，就是下令撤銷她倆六菜一湯的優待，一日三餐送來戰士食堂的大鍋飯菜。
豆豆也寫出不少交代，在謝靜宜看來都是在避重就輕，不是毛澤東所要的。其中，有毛林關係對毛不利的言詞，謝靜宜看了，大為光火：“這是放毒，要是把這些告訴群眾，你們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欽命，不得不天天來施壓，爭吵。謝看到久拖難有成果，想出新招軟化張清林，把她倆分開，各住一座樓。要張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跟她合作：“為黨立功，交代出了成績，毛主席高興了，會接見你的。”
三人苦爭苦鬥了半年，張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謝靜宜修改後交豆豆重抄，送給了毛澤東過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來帶領李德生、紀登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豆豆。還有總政副主任田維新、副總參謀長張才千、中央警備局局長楊德中在座，謝靜宜做記錄。
周恩來開場說得很親和：“主席要我和你們倆談談，我拖了幾個月，今天我代表主席來見你們。”
接著，周批評豆豆：“聽說你們和謝靜宜同誌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們做得不對嘛。”
周又詢問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況後，轉入正題：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報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統帥，誰還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還見過嘛……”
豆豆不放過這一機遇，向周恩來陳述林彪是怎麽被騙出走的，沒說幾句，周不容分說，拉下臉來訓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風，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紀登奎也跟著指責：“林立衡，你不要自認為是很清白的！”
對豆豆的執迷不悟，周要領導專案的李德生對豆豆繼續管束。李說：“我要出國。”
周當即宣布由他親自管理豆豆，並要豆豆回空軍去接受群眾的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軍，空軍派出著名女飛行員諸惠芬等三人來輪番地“幫助”。中組部部長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長李震三天兩頭來查案情。豆豆在高壓下精神崩潰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藥，經301醫院搶救後，把她交回空軍報隔離審查。
豆豆被視為林彪留下的“釘子”，由空軍報組織人大會批、小會鬥。
為防止她再自殺，把她關進一個隻有8平方米的房間，派專人日夜監守。房間內晝夜開著燈，不準掛蚊帳，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腫塊，看守人每天端來一盆稀釋的敵敵畏潑灑在地麵上。屋內空氣汙濁，又數月不見陽光（看守人在牆上挖了個小洞，每天讓她伸出手臂曬半小時的太陽），豆豆掉了6顆牙，頭發掉了一半，體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關頭，她向毛澤東寫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由空軍政委高厚良來向監禁中的豆豆傳達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解除對林立衡的監護，允許她同張清林往來，他們與死黨有區別。
經政治局討論，決定把豆豆下放到農場勞動鍛煉。
8月初，豆豆和張清林一起來到黃河灘上，這裏是空降15軍43師的農場。豆豆改名叫張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勞動是給果樹打農藥，農藥引起她皮膚過敏，渾身紅腫瘙癢。後改為牽牛種地，牛不聽她使喚，又讓她鋤草、喂豬、做酒。一天忙活8小時。
空降15軍政委張純清來看望她，同情她的處境，要她給毛澤東寫信申訴。豆豆說：“我不會再寫信了，我會活著，我活著曆史也活著。”
1975年10月5日，中央組織部和空軍幹部部派人來農場，向豆豆宣布鄧小平的指示：
恢複組織生活，恢複真名，按幹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請求被拒絕，隻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鄭州。
走訪知情林彪的近百人
一個月的訪談，我想要得到的林彪參與一些上層鬥爭的事甚少，多年來，社會對林的晚節褒貶不一，生發出許多的小道傳聞，豆豆雖有個人刻骨銘心的沉痛記憶，卻無法作出一些關鍵史實的確切說明。不是豆豆不想談，是她談不出來。她雖生活在優渥的帥府，但處處都是政治藩籬，她受閱曆和學識所限，無法深入父親胸懷中的另一個世界，特別是那些叱吒風雲的軍事鬥爭，和殘酷又陰暗的政治博弈。
我決定擴展訪談範圍，回到北京，拉網式地采訪林彪的方方麵麵。先找到前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戰爭年代，他們和林彪朝夕相處，都退休在家，如副總參謀長閻仲川、總參作戰部部長蘇靜、某國防工程負責人蒲錫文、上海市委副書記陳沂等。林彪的老秘書中，我拜訪了潛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衛生部副部長譚雲鶴、建國後林辦的工作人員。我還走訪了8341的警衛人員、專案組、“小艦隊”和知情人。更高層的有林的老部下蕭克、耿飆、任思忠（廣州軍區政委），專案領導人李德生。
我還想走訪“九一三”事件中被稱為“四大金剛”的黃、吳、李、邱，他們經受過特別法庭的審訊，也許會從憤懣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可他們都不在北京，是軍事法院把他們交給了軍區看管，黃永勝在青島，吳法憲在濟南，李作鵬在太原，邱會作在西安。我決定先去見李作鵬。李在東野是林身邊的作戰處長，東北戰場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鵬可能是急於要擺脫自己背負的沉重枷鎖，得知我要見他，就給公安部寫了封揭發信，說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曆史，是籌謀為林彪翻案。此信轉到了總政，總政怕火燒“閻王殿”，不去清理批準出書的宣傳部，反來抓我一個編輯當祭品，責令我停止對林彪有關的一切采訪活動，要我保持晚節，並寫出書麵檢討。
這突如其來的橫禍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悶棍！我向找我談話的領導人表明：我師出有名，是解放軍出版社聘請的，組織出版這部書，有你們宣傳部的批示，我沒有過錯，更不承擔任何責任，絕不會給總政寫出一個字的檢討。
最終，由《星火燎原》編輯部擔當了責任，寫出了書麵檢討。
我的一支禿筆卻給封了，采訪筆記也鎖進了箱底。很快，就給我下達了退休命令。
還原真實的林彪，路漫漫其修遠
上世紀90年代初，我走進了《炎黃春秋》編輯部，被聘為副主編。在編委會中，有不少是從舊意識形態營壘中衝殺出來的老革命，他們諄諄地教化我，要我摒除黨文化，遠離“立場觀點”的偏見，用劉知己的“不掩惡”、“不虛美”的理念重新審視林彪。
老革命們解放了的曆史觀，又燃起了我重寫林彪的熱情。我的一位鄰居曾是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專案的材料組成員，是他把全軍批判揭發林彪的材料，編輯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軍委檔案館。這是難得的“寶藏”，我試圖走進檔案館查閱，那裏已高掛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幾年功夫，通過搜集知情人的眼見耳聞，獲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實，證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無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個十惡不赦謀害毛澤東的罪魁禍首；“林彪反革命集團”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紀要》證明了林立果的“小艦隊”是一幫對中國前途很有先見之明的人。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執筆寫眾望所屬又關卡森嚴的大部頭，首先得把推進糞坑裏的“死魂靈”扒拉出來衝刷，還原林彪真人的模樣。這對我來說，是一項要去翻越曆史窮山惡水的艱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沒有能力去作為，我隻能把走訪蕭克、耿飆、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層領導人的言論，逐字逐句地記錄在案，也原汁原味錄下林彪身邊的參謀、秘書工作人員對林的記憶。這些可貴的資料，我都沒有公開，仍舊在做縝密的研究，考證它的原由，琢磨它的真實性。多年的編輯經驗告訴我，若要把曆史真相全盤托出，很可能會被興師問罪，所述史實要是稍有偏差，讀者更不會饒恕你。
我還看到，要使“九一三”事件回歸真相，最大的困難，是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定性林彪“叛黨叛國”的1971年57號文件，和印發全黨數落林種種“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續數年之久的“批林批孔”，掀起億萬軍民的大批判運動已“深入人心”，要轉變被顛倒了的輿論，非我單槍匹馬所能做到，唯一的辦法是鼓動有識之士參與拾柴，隻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曆史的本來麵目。
這些年來，研究林彪的人越來越多，凡是有誌者找上門，我都誠心地接待，告知他們我的所得，提供資料，安排對當事人的采訪。他們中大多是國內外讀者十分信賴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孫萬國，他的《古有竇娥，今有林彪》較真實地反映了“九一三”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學者丁凱文，經他多年搜集匯編的《重審林彪罪案》，集納了國內外知名學者對林彪事件提出的質疑和評述，引起世界輿論的強烈反響。還有一位是美籍華人司馬清揚，他是化學博士，用業餘時間從大量史料中研讀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凱文合作寫出《找尋真實的林彪》，又獨立著述了《周恩來與林彪的終極對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獨到真實地把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眾多記敘林彪的著述中，我認為他的書令人折服。
再一個是中新社老記者高瑜。她是最早向國內外介紹“九一三”事件和林豆豆落難的。2011年9月初，我們在北京郊區召開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會，邀請當事人和家屬26人、專家學者18人，暢談了“九一三”事件的發生、由此引發的變故，以及今天的認識。我請高瑜來主持會議，並寫了報道。
曆年9月，國內官報都要例行組織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網站轉載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會的消息後，國內的批林即刻銷聲。
與這些真誠的、有責任感的學者相比，舒雲走的是一條邪路。署名“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出版後，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張清林打電話給我，指責舒雲在書中弄虛作假，編造史實，未經他和豆豆的允許就貿然出書。張清林很是憤然，表示準備對舒雲提出侵權訴訟。我問豆豆是怎麽回事？豆豆說，舒雲沒對她說過出書的事，更不知書的內容。正好此時，我的一位朋友弄來這部書，她看了，說是一部大雜燴。我趕緊借來一讀，內容確實雜亂，大都是用舊文組裝。全書不過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26年前我就讀過，有1980年豆豆給中央的申訴信，1982年她來北京就“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實況向中央領導做的陳述，還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舊作，另兩篇分別摘自張雲生的《毛家灣紀實》和官偉勳的《我所知道的葉群》，為她的境遇鳴不平。唯有說理不清的《為林彪元帥辯護》和添枝加葉的《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兩篇算得上口述，卻是出自舒雲之口。
為了“豐富”書的內容，舒雲對舊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摻雜當今詞語，虛擬情節細節，隨心所欲地演繹。其中《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就是舒雲“深加工”“整理”出來的，其內容的混亂，讓人難以卒讀。我在1986年采訪林豆豆時，就見過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決定公開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後，豆豆寫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訴人有條有理地用事實在為林彪一案的冤情做出辯護，沒有譴責批判的用語。舒雲為出書，篡改了原信說理的主旨,變成了一篇聲討特別法庭的檄文。
舒雲走近林彪，是半路出家的，不具有史家的嚴謹，最初出現的錯誤，我是諒解的。她本應接受教訓，敬畏曆史，在自己前進的路上做出更為艱苦的探索，花大氣力從大量的口述中獲取真實而有價值的史料，舒雲卻求利心切，在書中大膽妄為地編造情節，又竊走我寫成的資料加以濫用，失去了學者應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汙了史學研究真誠的風氣。
編後語：
本文原為作者質疑舒雲的《林豆豆口述》一書所寫的文章，題為《從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說起》。因讀者不太熟悉書中內容，經作者同意，從中截取了作者寫林彪傳的艱辛曆程的部分。——編者
（責任編輯 洪振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