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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老了，思想不老。
年紀越大，思想越新
[轉載]寧宗一：反思我的《金瓶梅》閱讀史
已有 138 次閱讀 2017-3-3 00:42 |個人分類:高等教育|係統分類:人文社科|文章來源:轉載 推薦到群組
我最崇敬的現年一百一十一歲的周有光先生在他的誕辰會上說：
年紀越大，思想
年紀老了，思想不老。
越新。
周有光先生
周老的人生境界，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不可能達到，隻能高山仰止。但是可以如實地交代的，我這個八十六歲的老漢在曆經人生坎坷後，確實常常內省，希望自己的心靈重建，這種心靈的自覺，也就常常指引我反思人生、學術中的諸多問題。我承認我的反思的第一道坎，就是幾十年來的教學與科研活動，仍然沒有或缺乏以個體生命與學術一體化的追求，從而回應時代對學人的文化使命的呼喚。
當然我也不否認我三十多年來對《金瓶梅》研究的關注，從而也就有了回顧自己對《金》書的閱讀史。今天，在麵對已經步入輝煌的“金學”，我不可能不反思自己對“金學”建構中存在的諸多誤讀和在闡釋上的偏差。今天，我遺憾地不能參加咱們學會的國際盛會，但我還是想表達一下我是怎樣反思的，和反思了哪些誤讀和闡釋上的錯誤。
寧宗一先生
是的，我確實一直想通過小說美學這一視角去審視《金》書，並打破世俗偏見，參與同道一起提升《金》書在中國小說史和世界小說史上的地位，還其偉大的小說尊嚴。但是我在很多論著中恰恰出現了“悖論”，落入傳統觀念的陷阱。
1
關於對“醜”的審視的問題
一般常說，《金》書是一部暴露社會黑暗的小說，是譴責小說，是作者孤憤靈魂的外化。這些論斷無疑是合理的。但是我則以“審醜學”來闡釋《金》書，把它視為作者就是要把筆下的生活寫成“漆黑一團”，《金》書就是一部某種意義上的“黑色小說”。這話雖有比喻性，但完全失之於偏頗。這不是因為我寧宗一老了，而說出了這樣幼稚的話，寫出這樣的文字，而是我一直倡言回歸文學本位時忘卻了小說乃是要表現五光十色的人生圖景，是要寫出生活的“秘史”，和人的心靈史。蘭陵笑笑生心靈曆程是感受、是煎熬、是黑暗影子的糾纏，但更是生活記憶的思考。笑笑生的創造智慧，就是立足於反傳統。他要全景式地勾畫出他所處時代的生活史、人性史。他看重的是，人在生命發展中是怎樣不斷變化的：比如人會麵臨不同的挑戰；比如人生的是非曲直；比如人的愛與恨。這些都是通過人物的心路曆程和行動一步步表現的。正是在這些方麵暴露了我分析闡釋《金》書的簡單化傾向。小說是要勾繪出審美化的生活史和心靈史，作者必須是通過眾多人物，寫出他們的形態：一個人哭，一個人笑；一個人堅強，一個人軟弱；一個人的磨難，一個人的幸運；一個人在走，一個人在跑；一個人流浪，一個人飛騰……
於是我在反思中開始有點清醒。哦！《金》書的宏大敘事，是一種對曆史、對生活、對靈魂的宏觀與微觀的交融，是作者哲學式觀察所產生的總體性描述。我過去的“漆黑一團”的簡單化概括必須揚棄，因為我的前提就錯了：一部史詩性的作品，怎麽會是如此單一的敘事？所以我真誠地承認了我在麵對《金》書這部不朽的偉構時，我的思維的僵化，寫作上的舊套路，隻是變換了述說的方式和語言，這是極不可取的。今天，我懂得了，沒有理想的寫實精神一樣有力量。
《〈金瓶梅〉對小說美學的貢獻》，寧宗一、羅德榮主編，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
2
關於《金》書的性描寫
關於這個問題我也曾自設陷阱，做出了違背常識的論述。我專門寫過幾篇小文論述《金》書中的性。說到小說中的性描寫，我說過，你既看到了裙袂飄飄，也看到了佩劍閃亮，又說“性”是一把美好與邪惡的雙刃劍。也曾反對過把“性”淪為卑下，也反對提升到偉大的崇高。這些觀點雖都有可議之處，但問題是對《金》書的性描寫，特別是它的一萬九千多字的直率的述說，官方、準官方和民間中的衛道士都曾用這些打壓《金》書的出版和流傳。於是我卻似捍衛《金》書的偉大不朽，用了另一方式、另一種語言，屈從於這些偽善者的論調。我和有些人說過阿城在《閑話閑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中就說過類似的話（阿城：《閑話閑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他認為：“《金瓶梅詞話》曆代被禁，是因為其中的性行為描寫，可我們若仔細看，就知道如果將小說裏所有性行為段落搞掉，小說竟毫發無傷。”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1版，106頁）。《金》書即使刪去了這一萬九千字的性描寫也不失為偉大的作品，它絕不會因沒有這一萬多字而失去它的光彩。這些話，如從表麵上看仍是在肯定《金》書的永恒不朽性。但是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命題，因為《金瓶梅》就是一部有這一萬九千字性描寫的《金瓶梅》；如果沒有了這近兩萬字的性描寫還是蘭陵笑笑生的《金》書嗎？是不是會演變為偽善者可以接受的“偽”《金》書呢？其實，正是我在一種調和的、中庸的論調中，也參與了閹割《金》書的重要內涵，而遷就的正是偽善者的虛偽願望。在這個論調後麵，我竟然忘卻了傑出的小說評點家張竹坡的提醒：他一再說的是《金》書不可零星看。而我卻把性描寫也認為可以從全書割裂了開來，這一切可說是“零星看”的一個變種。《金瓶梅》之所以是《金瓶梅》就是因為作者敢於大膽直率地進行性描寫。事實是，曆史行程已走到了今天，人們對性已失去了它的神秘性、隱諱性，我們為什麽就不能以平常心對待呢？性不需要任何理由，它隻是存在著。因此對《金》書的性描寫的任何刪削都是錯誤的舉措，如果說《金》書刪去了性描寫也不失其偉大，同樣是對《金》書的閹割乃至玷汙。因為《金》書是客觀的存在，它不需要清道夫，更反對碾壓機。它永遠是一個整體，一個永遠不應該分割的整體，性描寫正是《金》書的整體性中的有機部分。至於我在舊作《說不盡的金瓶梅》中說，《金》書性描寫缺乏分寸感，過於直露，其實也是另一種對《金》書性描寫的不夠尊重。還是聶紺弩先生說的好，笑笑生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不是不講分寸，他是“把沒有靈魂的事寫到沒有靈魂的人身上”（《讀書》1984年第4輯）。這話就糾正了我的缺失“分寸”、過於“直露”的說教。當然，我也接受精神同道的指點，有個別研究者就認為性描寫在《金》書中是不可或缺的，但不能說《金》書的性描寫就是很成功的。我現在能接受這個意見。
《閑話閑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阿城著，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事實是，所有中外古今涉及性描寫的文學作品，都不可避免接觸到自然的、社會的和審美的三個層次。純生理性的描寫容易流入庸俗的色情，但是社會性的描寫，則是有一定的意義。《金》書的性描寫我認為屬於第二層次：我們區分色情與情色之不同就在於，色情全然無文化內涵，而情色的價值在於有一定的文化內涵。《金》書的性描寫被朋友指出是不很成功，可能就是因為《金》書對性沒有進行審美的審視和更完美的表現。
3
關於《金》書是什麽“主義”
反思這個問題，涉及到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學界在引進西方文藝美學時，總是離不開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浪漫主義（還分積極的、消極的）、象征主義等等概念。這種引進的積極意義自不待言，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否認，我們在教學和科研中太多地被這種“主義”所框定、被裹脅，什麽都往“主義”裏麵套，這就大大戕害了我們對文學作品的自由認知，最後陷入了教條的“主義”中去。我在幾十年寫的論著中，在這方麵表現得很突出。我在跟隨“金學”建構的腳步中，同樣是否定了把《金》書打成什麽自然主義一類，而是讚成精神同道相對認同的“現實主義小說《金瓶梅》”的說法。
可是在我的研究過程中卻始終沒有擺脫“主義”的束縛。最幼稚的是把《金》書中敘事表現等缺點都籠而統之地認為是“不是充分的現實主義”，書中有“許多非現實主義成分”等等詞語，這當然是一種文字的遊戲，更是“主義”的遊戲。既然用了“主義”，又說不充分、非主義成分，這種論斷是毫無價值而且直接損害了對《金》書更全麵深刻的認知。事實是，小說的某些瑕疵隻能是小說技藝方麵的，在章節布局方麵做得不理想並不影響它是偉大的小說。然而小說藝術，特別是《金》書這樣的小說，其藝術不是僅僅技巧之類，而是一種精神，隻有獨特的精神和卓爾不群的姿態才能成就文學。而且這種精神必須是個人的，獨一無二的。“主義”形成不了獨特、原創，隻有小說精神，真正屬於個人的小說精神才能是唯一的。小說不管寫得多麽精彩，失去了精神層次，缺乏洞見和第二視力，終究不會成為經典。精神和創作智慧的層次，永遠不會簡單地由文字表達出來，它永遠存在於人物故事的心靈結構中。
《金瓶梅可以這樣讀》，寧宗一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還有就是風格。“風格即人”是真理。好的小說要有獨特的風格，它像一個作家身上的氣味，是個人獨有的，不是“主義”可以強求出來的。經過這段時間的反思，我要求自己再也不要用什麽什麽主義去框定偉大史詩《金瓶梅》了。蘭陵笑笑生的小說精神在書中的體現已經足夠超越多種“主義”的說教了。剛才恰好看到木心的一句話，竟然不謀而合，他說“王爾德不錯的，但以標榜唯美主義，露餡了，你那個‘唯’是最美的嗎？”“人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現實主義，他光火了。”木心又說“凡概括進去的，一定是二流、三流，不要去構想，更不要去參加任何主義，大藝術家一定不是什麽主義，莎士比亞是什麽主義？”
好了，讓我們在解讀上拋棄“主義”的模式，多點活生生地感悟和心靈自由吧！
4
關於對《金》書人物塑造的認知與闡釋的反思
在上屆學會上，我提交的論文（《論<金瓶梅>的原創性》）已經提到一點，即我曾以“人原本是雜色的”為標題說到《金》書給世界小說史增加了幾個不朽的典型人物，也認同金學界所說，它打破了之前那種寫人物好就好到底，壞就壞到底的模式，提出過笑笑生已經完全意識到現實生活中的人是複雜的，不是單色素的，人“是帶著自己的整個複雜的人”。我也沒有回避在小說研究界多種流傳的說法，如“圓形”與“扁平”，“立體”與“平麵”人物，以及以後的“性格組合”論等等，這些無疑是對古典小說解讀的大進步。但是，在今天的語境下去用這些概念審視《金》書的人物形象創造，卻發覺遠遠不夠了。
從我的閱讀經驗看，從前讀《金》書的寫人生、寫人物，一直認為它似乎都是直擊式的，幾乎都是不加掩飾的、和盤托出的。今天，仔細打量，深感它有太多有待我們仔細品味的東西，有太多的隱秘有待我們揭開的東西，比如真有一種“密碼”，那就是人性的隱秘；比如，人們可以批判西門慶這個人物，但你又會發現你身邊原來有不少西門慶式的人物影子，甚至我、你、他的內心隱秘竟與這一典型人物有著或多或少的相似點。正像《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在他的《肯特郡的請願書·附錄》中，徑行直遂地道出：
隻要有可能，人人都會成為暴君，這是大自然賦予人的本性。
《金瓶梅百問》，寧宗一、付善明著，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年版。
笛福的論人性無法和馬克思、恩格斯論人性相提並論，然而他的人生閱曆，使他對人性善惡轉化的發現還是有深刻價值的。走筆至此，突然想起了英國前首相丘吉爾，他生前說過一句人們耳熟能詳的話：
人性，你是猜不出來的（有人又譯為：人性，你是不可猜的）。
《金》書中的人物的人性真是不可猜的嗎？我是在認知潘金蓮和李瓶兒的心靈史時才發現，這兩個人物如果僅從性格史上來認知，那是不會有太多新發現的，隻有提升到心靈層麵，特別是人性層麵，才能更深入地看到這兩個人物是何等不同。對於潘金蓮，不管有多少人為她的行為辯解乃至翻案，無論千言萬語也說服不了我的就是這人性。我的人性底線是不能殺害無辜者，而潘金蓮突破了我的這個心理底線，她從來沒對自己的兩次直接謀殺有過罪惡感、負罪感，並進行懺悔；相反，她的一切反人性的行徑都是為了證明她的“存在”。而李瓶兒則是在走向死亡的過程中，充滿了罪惡感、負罪感，她的懺悔意識正是通過她的幾次夢境，反映了她的人性的複雜性，因為她畢竟沒有突破人性的底線去謀殺無辜者，包括花子虛！
所以，在我的閱讀史中，我充滿了反思意識，我是逐漸靠近笑笑生的內心生活的。這也才能使我比較準確地看到站在我們麵前的這位小說巨擘不是一個普通的藝匠，他是真正心底有生活的人，是他才如此準確地把握到人性的變異，正如法國偉大思想家帕斯卡爾所說：
人性並不是永遠前進的，它是有進有退的。
人的複雜多變提供給小說家探索隱秘密碼的可能，也給我們提供了研究《金》書的廣闊空間。今天我牢牢記住了先賢的叮囑，人性才是你骨子裏的東西，是會自然流露了的那個東西。美好的人性可以穿越黑暗；反之，它隻能進入黑暗。
總之，過去對《金》書的闡釋其實是先驗性的，正是“審醜”的理念，讓我掩蓋了認知人性的複雜性。作為一個小說史研究的學人，我缺乏的是對人，對作家的“愛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惡”的審視小說與小說中的人物，犯了絕對化、先驗性的毛病。
《〈金瓶梅〉十二講》，寧宗一著，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
進一步說我犯了方法論上的錯誤，我沒有跳出從“原則”和模式去審視《金》書的人物。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
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終了的結果。
又說：
不是自然界和人類要適合於原則，而是相反地原則隻是在其適合於自然界和曆史之時才是正確的。
正確的方法是，文本比原則重要，小說文本提供了小說研究的出發點，也是檢驗小說研究著作最科學性最重要的標準。今後我要吸取這一教訓，切不可在《金》書研究上再重複“從原則出發”的僵化與教條的毛病。
事實是，《金瓶梅》致力的正是表現人性的複雜。沒有人之初性本善，也沒有人之初性本惡。正像莎士比亞說的：人，畢竟是用塵土做出來的，所以他會老、他會死，容易生病，而且會產生邪念，會做壞事。這就是人性的兩麵性、多麵性和複雜性。
今天，在匆忙中，寫上我的《金瓶梅》研究反思錄，這是我為了尋找一個繼續前進的門口。這兩年我隻寫了不到兩萬字的小文章，一篇是《還<金瓶梅>以尊嚴》（《南師大文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一篇是《論<金瓶梅>的原創性》（《明清小說研究》2016年第2期），一篇是作為我的《<金瓶梅>十二講》（北京出版社2016年1月收入“大家小書”叢書）的自序——《偉大也要有人懂》。
這是我反思後的實驗性的寫作。我希望自己從現在起重新上路，對《金瓶梅》進行深入的研究，參與“金學”的科學建構。
2016年9月28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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