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2016年第5期《同舟共進》，作者孫玉祥，原題為《“天真”的沈從文》。
沈從文和張兆和（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有這樣一個說法：“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所謂“赤子之心”，出自《孟子·離婁下》，是指不食人間煙火的純潔之心。以這種心態用於處世，難免四處碰壁，可用在文學創作上，卻能讓作品產生一種清新明淨的藝術魅力。所以，很多大作家都會在滾滾紅塵中保持這樣一顆赤子之心。
沈從文顯然是這樣一位作家。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因心髒病複發，搶救無效去世。4年後的1992年5月，沈先生夫人張兆和率全家送沈從文回歸鳳凰古城。墓地簡樸、寧靜，墓碑是一大塊天然五彩石，正麵是沈從文的手跡，分行鐫刻著《抽象的抒情》中的題記：“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背麵是張兆和撰書：“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鬥其文，赤子其人。”這“赤子其人”可謂確評。
曾尋求江青的幫忙
沈從文看一個人常常“不分主客、不分你我”。這方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向自己過去的學生江青求救。1959年，沈從文將已故的三弟沈荃的女兒沈朝慧接到身邊，作為女兒撫養。1966年9月沈朝慧被趕回原籍，1967年她曾回到北京，因無戶口不容許久住，5月又去長春投奔姑媽……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此時的沈從文想到了自己過去的學生江青—他們曾有一段師生關係。1931-1933年間，沈從文曾在青島大學任教，主要承擔“中國小說史”和“高級作文”兩門課的教學工作。江青（當時叫李雲鶴）在學校做圖書管理員，有時也到中文係旁聽沈從文的課。
沈從文致信江青，希望準許沈朝慧回到身邊，望日後她能為自己的文物研究做點輔助性工作。沈致江青信的全文，已無從看到，不過他在1968年12月寫的一份題為《我為什麽始終不離開曆史博物館》的申訴材料中有段摘引，其中寫道：“記得前年即曾為江青同誌寫了個信：‘為了補過贖罪，我在博物館工作已十多年，搞綜合研究。別的工作再求深入，受體力限製，已不會有什麽成就。唯對錦緞研究，擬恢複三幾百種健康活潑可供再生產參考取法的圖樣，留著我女孩做助手，不要國家一文錢，或者在不甚費事情形下，即可完成……’”《沈從文全集》第27卷）文中明確提及是在“前年”，結合沈朝慧被遣回的時間推斷，寫作這封信應是在1966年末。
彼時的江青正全心全意發動一場“徹底埋葬帝修反”的“文化大革命”，又怎會顧及這帶有小資情調的“師生關係”呢？再說，那時她作為“無產階級文藝旗手”，對當年漂泊青島，流落上海的歲月正諱莫如深，唯恐別人提及，沈從文的來信實在是不識時務。結果自然是置之不理—這還算好，當時一些知道這位“紅都女皇”底細的文藝界人士甚至被直接滅口。沈從文碰壁後立馬省悟，1975年，一友人看到他艱苦的生活工作條件後，曾表示要去找江青尋求幫助，沈當著兩位助手的麵堅拒。
不過，讓沈從文困惑的是，江青當時不肯出麵幫老師一把，卻又在後來與別人大談他們的師生情誼。1972年，江青在會見美國記者威克特時說，她年輕時最喜歡的教授就是沈從文，並大談沈當年對自己的關心。1976年12月17日，沈從文的外甥田紀倫來信摘錄了《紅都女皇》中的一段文字寄給他，並寫道：“……我把這段話的記錄另頁轉抄寄上。江青因知道二舅在國內外有名望，所以向威克特自吹時，說她跟二舅是學過文學等。而實際我們知悉二舅是根本看不上這個‘大弟子’（的）。去年和前幾年我來北京時，我已聽得二舅說起看不上這個‘大弟子’，說此話時還做了她穿著那個大裙子‘國服’的勢態，和指出過江青有野心，想當總理、主席等。當時我還不太相信。”（《沈從文全集》第14卷）
沈從文收到來信後，隨手用筆在《紅都女皇》的摘錄文字下寫道：“這個摘錄如是從譯稿取下的，內中倒似乎還懷了些好感，想我會像古代俗語，以為我這個‘石碼頭’會靠近這隻‘破賊船’的。甚至於在過去四十多年前，曾經賞識過這個‘天才’，不僅要她每天寫一篇小說，還要九妹送她編毛線的錢。她還拒絕了。”沈從文認為，那位美國記者可能事先讀過斯諾前夫人的《續西行漫記》及近人在美出版的相關著作，從中了解到有關自己的一些情況，“所以問及關係，這妖婆因之真真假假胡說一通”。（《沈從文全集》第14卷）1976年12月“妖婆”已被抓起來了，所以這裏沈從文能夠暢所欲言。
緊跟時代的文字“蓋過小說和文物研究”
對心狠手辣的康生，沈從文似乎也頗有好感。黃永玉在《比我老的老頭》一書中就記錄了這麽一件事：1975年沈從文聽到康生死去的消息後，流下了眼淚，黃永玉問及緣由，沈從文答曰：“中國古代服飾史方麵，他關心過啊！”
1970年9月10日，沈從文致信張兆和：“至於像《紅衛星上了天》，可能有偶然機會，有作曲的什麽大人物看懂了，或康老什麽發生了興趣，轉成為一首帶音樂的朗誦詩，或即成為一個大樂章，可能性也許倒多些。因為這內中還真像有點什麽新意思、新格調、新內容，可不是什麽新詩人、舊詩人能寫得出的！我或許在試探中還能走一段路。1968年在情緒困難中還寫了個《巴黎紅五月》，也有千來字，可說是一首嶄新的政治詩……若幸而還可在另一時發現，將和《井岡山之晨》《紅衛星上了天》成為三部曲。你能不能設想，這方麵的積累，還將蓋過我小說和文物研究的記錄？也有這個可能，不過要看客觀機會去了。”（《沈從文全集》第22卷）。沈從文以為所寫的緊跟時代的文章《紅衛星上了天》可能會引起“康老”興趣，而成為“音樂的朗誦詩，或即成為一個大樂章”，甚至可以“蓋過我小說和文物研究的記錄”—曆史當然否定了他這份天真，不僅當時“什麽大人物”和“康老”都沒有注意到他的這詩歌創作，而且文化史上留下來的，還是那些他的“小說和文物研究”。
上世紀50年代末，蘇聯成功發射了“月球1號”探測器。中國作為蘇聯的友好盟邦，自然為此感到歡欣鼓舞，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不僅僅是蘇聯的驕傲，而且也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驕傲。195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響徹宇宙的社會主義凱歌”的社論，看了當天的報紙，沈從文也興奮異常。1月7日，他在致大哥沈雲麓的信中提到此事：“這幾天來，全北京都為蘇聯衛星上天興奮。（我覺得真是隻有請求入黨，來紀念這件事，才足以表示對社會主義陣營理想全麵的擁護和成功深深信心！）這一來，實在太好了，把以美帝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加速崩潰的事情，必然將在亞、非及南美各處都有具體的反美行動來證明！我們國內科學文化的進展，也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見出的。”（《沈從文全集》第20卷）而在黃永玉筆下，他這決定入黨的事兒更有喜劇感，他這麽對人說：“啊呀！真了不起呀！那麽大的一個東西搞上了天……嗯，嗯，說老實話，為這喜事，我都想入個黨做個紀念！”在不懂政治的沈從文看來，政黨好比他過去參加的不少文學同仁團體，隻要覺得對方合意就可以加入，且還是心裏高興的一種“紀念品”。（黃永玉《比我老的老頭》）。
“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
這種對人的盲目相信與對政治的隔膜，還體現在他與範曾的關係變化上。
“文革”初，沈從文終於沒能躲過政治運動。他麵對滿牆的大字報，極為憂愁地告訴史樹青：“台灣罵我是反動文人，共產黨說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難歸，我往哪去呢？”讓沈從文震驚的是，寫大字報揭發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經幫助過的範曾。範曾寫道：“（沈從文）頭上長膿包，爛透了。寫黃色小說，開黃色舞會。”沈從文在一張大字報中用了八個字來表達觀後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動。”1962年，範曾作為沈從文的助手，為編著中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繪製插圖。範畫了一個屈原像，沈從文看後，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飾上的錯誤。範曾指著沈從文說：“你那套過時了，收起你那套。我這是中央批準的，你靠邊吧。”時值冬天，下著大雪，路上很滑，沈從文走了一個多小時到朋友家，氣得雙眼通紅，一進門就講了範曾的事情。他說：“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陳徒手《午門下的沈從文》）
直到1977年4月4日，沈從文在寫給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對此事難以忘懷：
我們館中有位“大畫家”，本來是一再托人說要長遠做我學生，才經我負責介紹推薦來館中的。事實十年中，還學不到百分之一，離及格還早！卻在一種“巧著”中成了“名人”，也可說“中外知名”。有一回，畫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帶一把亮亮的刀，別在腰帶間上殿議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會有這種刀，更不會用這種裝扮上朝議政事。”這位大畫家真是“惱羞成怒”，竟指著我額部說：“你過了時，早沒有發言權了，這事我負責！”大致因為是“文化革命”時，曾胡說我“家中是什麽裴多斐俱樂部”，有客人來，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黃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書和工作資料全部毀去……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識。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和社會要求將長遠有一段距離。
對此，範曾後來承認：“沈從文先生對青年人愛護極了，對我的作品也很欣賞，不過我一生對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為‘反動權威’被揪出之後，我也曾給他寫過大字報。其時我也被揪出是‘現行反革命’，寫大字報雖事出無奈，但今天每思及此，總是一陣陣愧疚。”
此事的是非一目了然。我們也不難從中看出：對當時根本談不上是學術的“批儒評法”運動，沈從文似乎一點也不明白，從純曆史與學術立場出發，指責一位早已看穿這場運動的玄機，並決心加入以分得一杯羹的時髦畫家“刀沒畫對”，“常識錯誤”，無異於癡人說夢。
讀到沈從文的這些往事，我不禁想起屠格涅夫在《雅科夫·巴辛可夫》中的這麽一段話：“你這不重實際的人，心地單純的理想家嗬……在一切講究實際的人心目中，你永遠是不可理解的，甚至現在對你的幽靈，他們還是要不免加以嘲笑。其實，你盡管遭遇不好，被人奚落，但你那不幸的，毫無野心的一生卻充滿純潔的快樂—但願上帝讓那些人也嚐一嚐這種快樂的滋味吧，哪怕隻能嚐到百分之一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