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核心領導者鄧小平（圖源：VCG）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到上海社聯，到“望道講讀會”來談談鄧小平與中國曆史大轉折，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之際，我願意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個人對鄧小平的回憶、觀察和研究，談一些自己的看法。最近一直在播電視劇《鄧小平》，有人問我這個電視劇拍的怎麽樣，我自己覺得演員總體上是可以的，特別是講話、聲音、用詞、語音、語調都很真、很像，但是如果說有一點點遺憾的話，那就是他似乎沒有鄧小平的眼神，鄧小平的眼神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般情況是很淡定、慈祥的老人，但你仔細觀察他，特別是他講話，哪怕一刻鍾，他的眼神會給你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犀利、堅定、深邃、意誌如鋼。這是不能苛求的，電視劇裏的演員當然是個優秀的演員，但是要有鄧小平相同的經曆、智力、閱曆，那是不可能的。
昨天看到那一集講的是恢複高考，我是從工廠裏直接考進複旦外文係的，不容易，我當時真沒想過還會有機會讀大學，我在工廠裏工作了三年，然後參加了77年的高考。但有一點挺好，我們從聽到高考的消息到參加高考，好像就是三個月的時間吧，沒有像現在那樣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備戰高考。但那年考上大學的都是平時真正喜歡讀書的人。我當時在工廠裏工作，廠在上海郊區，從徐家匯坐50路公交車到底。我們的廠長特別高興，廠裏去了三十多個人考，就我一個人考上了，而且還是複旦，廠長就用卡車敲鑼打鼓一路把我送到家裏，把喜報貼在我家弄堂口。我哥哥也在同一天收到複旦物理係的通知書，當時全家的歡快心情今天還記憶猶新。
現在我來談談鄧小平。鄧小平首先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一個很本色的人、一個活生生的人。當然，隻有近距離接觸才容易感受到。我這裏講一段經曆，1987年11月我給萬裏副總理做翻譯，當時采訪萬裏的是美國記者、作家索爾茲伯裏，他曾擔任過《紐約時報》的副總編，80年代寫過一本書《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他重走了長征路，采訪了上百個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將領和士兵，這本書寫得非常好，成了當年的暢銷書。他寫完長征之後，還想寫一本講中國改革開放的，他想寫鄧小平。當時中央軍委的楊尚昆支持他的寫作，他想見的領導人幾乎都見到了，包括胡耀邦和趙紫陽，但就是沒見到鄧小平，所以索爾茲伯裏見到人就問鄧小平。他見到萬裏副總理也問鄧小平，萬裏先講了鄧小平1974年讓他抓鐵路，當時造反派在徐州打派仗，鐵路無法正常運行，鄧小平下令說你去把鬧事都抓起來，一天抓一個，一年抓365個，必須確保京滬線通車。
萬裏無意中透露出曾與小平打橋牌。索爾茲伯裏一下子抓住了這個題目，他說：打橋牌是很有意思的遊戲，一般玩遊戲都希望有一點刺激，有的人喜歡有點錢，有的喜歡其它事情，你們中國領導人打橋牌，有沒有什麽刺激的東西？萬裏說我們也有，我們是誰輸了就鑽桌子。索爾茲伯裏抓住這個細節，他問如果鄧小平輸了的話，鑽不鑽。萬裏笑了，他不想回答這個問題，他就說鄧小平牌打得好、牌技高。索爾茲伯裏追問，他從來不輸嗎？不可能吧？萬裏說，他輸了我們其他人都會說：你不用鑽了。到最後萬裏被逼得沒辦法，隻能說：這是我們大家定的規矩，誰輸了都要鑽，但他始終沒說鄧小平鑽了桌子，回答完了，他自己也大笑。索爾茲伯裏後來在書中是這樣寫的：“鄧小平打牌爭輸贏，但不賭錢，輸者得鑽桌子，鄧小平輸的時候，牌友們總是說‘你可以免了’，但鄧小平總是說‘我要鑽，這是我們打牌的規矩’，於是他就鑽了起來，但由於身材矮小，鄧小平鑽桌子比較容易。”雖然這是個比較輕鬆的故事，但也說明鄧小平的一個特點，他比較講規矩，是個定了規矩就認真做的人。我們改革開放中形成的一整套製度，例如選賢任能製度、梯隊接班製度等等，現在都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製度，這對中國長治久安的意義怎麽評價都不過分。
鄧小平有個性的故事還有很多。那年他見意大利記者法拉齊，法拉齊提了很多尖銳的問題，他們談了幾個小時。中間休息的時候。鄧小平問他：“你跟你父親也這樣說話嗎？”法拉齊說是的。鄧小平笑著說，那你父親不給你一個耳光嗎？小平是一個很本色的人。實際上很多老外也喜歡這種個性，法拉齊采訪鄧小平後寫了很長的感想，說從來沒有見過這麽精彩的人，很有個性，很犀利。
這張照片是金日成和鄧小平在一起，放這個照片是想回憶一段往事。我是1983年進外交部翻譯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做翻譯。剛進去時我們的級別還比較低，當時就出現一個矛盾，我們自己翻譯的東西自己不能看，屬於絕密文件。但翻譯要熟悉領導人的講話，熟悉他們的思路、口氣、慣用語、引用的詩詞等，翻譯室領導就請示部領導，後來我們這些新手被破格允許閱讀鄧小平會見外賓的談話記錄。
鄧小平1982年與金日成的幾次談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個細節很有意思。當時朝鮮經濟非常困難，金日成跟鄧小平說，我們想盡辦法克服自然災害，巴基斯坦總統哈克將軍曾說，巴基斯坦的科技人員發現鵪鶉蛋營養比雞蛋要高兩到三倍，所以我們現在更多地養鵪鶉，這比養雞更劃得來。我覺得這是很新鮮的事，但鄧小平沒有特別的反應，而是說：我們的重點還是放在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他回顧了1978年9月訪問朝鮮之後，在中國東北一路視察時所講的一些話，現在一些學者開始研究鄧小平的這個“北方講話”了。“北方講話”中有幾點非常關鍵，一是提出要解決思想，要恢複毛主席提倡的“實事求是”，二是明確講了社會主義不是貧窮，社會主義必須是富裕。這段話收錄在《鄧選》第三卷裏：“我們幹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隻有四五十元，農村大多數地區處於貧困狀態，這怎麽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另外，當時四人幫被打倒之後，華國鋒主席開展了揭批四人幫的運動，當時習慣的說法是要把這個運動“進行到底”。鄧小平說什麽叫“進行到底？”他說“我看半年差不多了，運動的時間不能過長，把班子調整好就可以了”。為什麽？他希望盡快把整個國家轉入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的軌道。
他當時就提出了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到長春市，他跟長春市的領導人說，是不是要考慮讓政府變成為發展經濟服務，這是1978年。另外他還說，我們關起門來不行，要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他到大慶參觀，問大慶有沒有計算機，大慶當時有計算機。他問：你們的計算機每天開啟多少小時，得到的答複是每天兩個小時，他說這怎麽行，這和撥算盤差不多，計算機要搞一個計算中心，24小時開放，形成一個網，可見他當時的思想已經很超前了。我回顧這一段曆史，雖然不是我自己經曆過的，就是想說明這麽一點當其他社會主義或者前社會主義國家考慮的還是小打小鬧，技術性的改革調整，鄧小平已經在考慮根本性的問題，要進行思想路線的調整和經濟體製的全麵改革。現在回頭看，這是很了不起的。
我自己把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模式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朝鮮和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基本是維持計劃經濟，引入有限的市場調節，但總體收效不大，經濟仍然屬於貧困型。蘇聯和東歐是第二種，是激進改革模式，其實他們也嚐試過小打小鬧，但包括走得最遠的匈牙利等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沒有邁出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搞市場經濟這一步，最後也沒有成功，再加上西方話語的忽悠，他們就幹脆完全采取了西方模式，激進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場革命，舊的體製瓦解了，搬來了西方的多黨製和市場經濟，結果還是沒有搞好。蘇聯解體時，俄羅斯經濟規模比中國還大，今天整個俄羅斯的經濟規模滿打滿算隻有中國的四分之一，我們今天僅外匯儲備一項，就是四萬億美元，比俄羅斯的GDP和中東歐的GDP加在一起還要多，這是一個曆史性的變化，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模式是穩健改革模式，效果比保守改革模式、激進改革模式都好，好很多。
這張照片是我第一次給鄧小平做翻譯，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當時的總理穆加貝，這個人現在90歲了。這場會見我印象非常深刻，穆加貝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領導人，他是遊擊隊出身，坐過英國人的牢，他對毛主席非常有感情，他內閣一半的成員都是南京步兵學校培養的。他講話非常直率。他1981年第一次到中國來，當時我還沒有進外交部翻譯室，但談話記錄我看了，我還問了當時做這場翻譯的同事，穆加貝曾當著鄧小平的麵，說我們不能接受你們否定毛澤東主席，鄧小平解釋說，我們沒有否定毛主席，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學生，我們是全麵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恢複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對毛主席的曆史功過三七開，對他犯的錯誤我們也實事求是。鄧小平還說，如果沒有毛主席的話，我們都還在黑暗中徘徊。
到1985年我做翻譯的時候，穆加貝的觀點還是沒有大的改變，他第二次見到鄧小平還是擔心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小平反複跟他解釋，先是從毛主席講起，告訴穆加貝，我們還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據我觀察，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尊重是真的尊重。其實，文革的時候，鄧小平受到很大的衝擊，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是加以保護的。從1969年到1971年，鄧小平被貶到江西拖拉機廠，據我看到的材料，他的警衛還是來自8341部隊。毛曾多次說過，鄧小平是人才難得，說他會打仗，人比較公道。鄧小平複出後也公開講過，我們絕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他還多次說過，毛主席是黨的旗幟、社會主義的旗幟，他的功勞和貢獻遠遠大於他的錯誤。
鄧小平見外賓一般提前20分鍾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吳學謙外長把我介紹給鄧小平，說這是翻譯室的英文翻譯小張，鄧小平握了我的手，問我是哪裏人，我說上海。他問我：知道霞飛路嗎？我說是淮海路吧。他對上海有感情，看的出來，因為他一生中很多寶貴的時光在這裏度過，16歲經過上海去法國讀書，回來後又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作為中共中央的秘書長，他當時要把所有高級幹部的聯係方式都記在腦子裏，這是不容易的。他自己後來回憶，他第一次的婚姻在上海，愛人叫張錫媛，在上海因生孩子難產而去世。1949年之後，她的骨灰安葬在龍華烈士陵園。他自己也說過，他一生中最危險的一次經曆也是在上海，1928年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剛從後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羅亦農被捕。我出門後看見前門特科，一個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鍾的時間。”
與穆加貝的這次會見有一點戲劇性，穆加貝覺得中國可能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而鄧小平說不會。鄧小平跟他講，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科技、國防的現代化，但是在“四化”前邊有一個詞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鄧小平說我們的社會主義“一個是公有製占主體，一個是不搞兩極分化”，這是他見穆加貝的時候說的。我們現在討論鄧小平可能會打“語錄仗”，因為一個偉人講過許多話，不分時空地引述，會造成一些誤解。鄧小平視察上海時，曾指著一台進口儀器問周邊的人，它是姓社還是姓資，得到的回答是姓社，為社會主義服務，後來有人就說鄧是不問姓社姓資的。我自己理解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的思想是相當完整的，他的社會主義觀是一種大局觀、一種整體觀，他不是指具體的東西，這個是資本主義，那個是社會主義，他說很多東西都可以拿來為社會主義所用，最終的目的是使國家發展起來，使人民普遍富裕起來，使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起來。
他會見中講了不搞兩極分化，現在我們看到很多文章裏都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很大，兩極分化已經出現等等。當時鄧小平這樣說的，“至於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製定和執行政策的時候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這個就看大家怎麽理解，我與鄧小平的接觸中，發現他有兩條是不變的，他講過很多次，包括這次跟穆加貝也說，什麽是社會主義我們還沒有完全搞清楚，我們還在探索，但他同時又說，有兩條一定要堅持，一是黨的領導不能動搖，二是公有製占主體不能動搖。現在回頭看，這就是鄧小平的底線思維。社會主義的探索過程可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隻要堅持了這兩條，即使出現了問題，我們也可以糾正過來：比如地區差別大了，我們就推出了西部大開發計劃，這些年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都比沿海地區快；醫療改革市場化走得太遠了，我們可以推翻重來；養老保險從無到有，到現在的全覆蓋。我老說，因為有了這兩條，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公有製占主體，即使發展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中國模式糾正問題的能力比西方模式要強得多。
因為穆加貝比較“左”，鄧小平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跟他講“左”給中國帶來的教訓，特別講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鄧小平講了一句很重的話，說“我們受到了懲罰”，後來穆加貝在去機場的路上跟我說，“懲罰”這個詞很重呀。鄧小平也對公有製占主體做了解釋，對於穆加貝不太理解的“利用外資”，鄧小平說，“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工資，國家可以拿到稅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還有一部分歸社會主義所有，更重要的是在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技術，用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種把合資企業中間的社會主義成分一項一項剝出來，我當時還是第一次聽到，說明鄧小平對所有製問題的深入思考，也為我們後來的公有製改革，包括今天講的混合所有製改革打下了基礎。
會見中，鄧明確講除了要防“左”，也要防右，鄧講了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講這四條，一氣嗬成。後來穆加貝1987年再次訪華，還是我做的翻譯，那次鄧也講了四項基本原則，但畢竟又大了幾歲，鄧是講一條停一下，等我翻譯，當中還有“這個”、“這個”，穆加貝後來還問我“這個”是什麽意思。但他自己反複講了這四項原則，這顯然是他深思熟慮過的東西。在這之前他見坦桑尼亞總理，他也解釋，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為了一個目的：保持中國的穩定。他說沒有四項基本原則，親西方的自由化就將衝垮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鄧對這一點看的非常清楚。但同時他對每一條都做過解釋，這不是僵化四項原則，而是充滿活力的四項原則。比如他講堅持黨的領導同時也說改善黨的領導；他講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他也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實質是實事求是。實際上，在西方許多大學裏，上馬克思主義課是很時髦的，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課程做成頗有品位的東西，對很多問題提出了獨特的見解，把馬克思的東西真的當做學問去做，他們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們借鑒，我們現在大學裏的基礎政治理論課，效果往往不好，有時候甚至變成反宣傳，這值得我們深思，馬克思主義不能是一種僵化教條的東西，這也是鄧小平的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鄧小平講得就更多了，他賦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全新的意義。
這次會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盡管鄧小平做了這麽多的解釋，穆加貝還是不放心，他說我們第三世界的朋友還是希望中國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我覺得鄧小平真的有點不耐煩了，他直白地說，“我們還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並說，這個機器是有力量的，如果出現嚴重的違背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我們要把它扭轉過來。現在回想起來，這也是鄧的底線思維，他對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做了最壞的打算，包括後來的八九政治風波。鄧小平不會允許公開挑戰和推翻社會主義製度。那場政治風波的問題一直比較敏感，很多人都避著不談，但我一直說，我們講道路自信，什麽問題都不必害怕。我自己長期在國外生活和工作，這個問題也回避不了。
今年6月初，我們去牛津大學開中國模式研討會，BBC還在播1989年那場風波，所以我演講完了，人家就問那場風波你怎麽看，還是用所謂的民主與專製的話語來質疑我們。我說我來跟你講，這個問題並不複雜。當時中國有兩種政治力量，一種是一批學生所代表的，他們心中的英雄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當時也正好來北京訪問，學生打出的口號是“今天的蘇聯，明天的中國”，英雄凱旋般地歡迎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當時的觀點是政治改革壓到一切。中國經曆了這麽多風風雨雨，在當時的知識界，這個口號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另外一種力量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政治力量，他認為蘇聯這樣做是愚蠢的，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其他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都一定要服務於這個目的，照搬西方模式，搞政治改革壓倒一切是愚蠢的。當時由於種種原因，這兩種政治力量沒有辦法妥協，所以就出現了一個悲劇，但重要的是今天絕大部分中國人都認同鄧小平的觀點，對於中國這麽一個超大型的國家，穩定是壓倒一切的。治大國如烹小鮮，隻要保持穩定，經濟上奉行比較開明的政策，至少70%的中國人會感到高興，中國人勤勞，隻要有政治穩定和比較開明的經濟政策，人民和國家都會富裕起來，這叫雪中送炭，然後再一步一步錦上添花，我們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我這樣解釋，英國人或多或少聽懂了。中國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奇跡，都是以政治穩定為前提條件的。
會見中又談到了香港，鄧小平就說希望能活到1997年7月1日看到香港回歸。穆加貝說你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歸的。鄧小平說，那得看看馬克思批準不批準，鄧後來還加了一句話：“可能還要和馬克思談判談判。”鄧小平的坦率和幽默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再講一下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給領導人做翻譯有一個好處，有時候領導人見完外國客人後會隨意地發表一些評論。我當時已經離開外交部了，蘇聯解體以後我問過外交部的老同事，我說鄧小平有沒有私下評論過戈爾巴喬夫。他說鄧還真說過：戈爾巴喬夫這個人，看上去很聰明，實際上很蠢。這個評論真是十分到位。1996年戈爾巴喬夫居然有勇氣去參加俄羅斯競選，得票率不足1%。1990年我去過蘇聯，戈爾巴喬夫正在推動大規模的政治改革，但是莫斯科商店裏空空如也，95%的櫃台是空的，剩下商品中95%的商品是要排隊購買的，而且排長隊。
我去年去了雲南紅河自治州一個貧困縣下麵一個鄉的小賣部，它的商品都比1990年代莫斯科紅場最大的百貨商店要豐富。俄羅斯的朋友當時跟我說了一個笑話，說戈爾巴喬夫幹得太差了，有一個人說，我要把他給幹掉，他就帶著槍去克裏姆林宮，但很快就回來了，人家說你完成任務了？他說沒有，他說克裏姆林宮前排著長隊，人手一把槍。我後來把這個故事寫入了《中國觸動》一書。世界上最大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雄心勃勃地推動所謂的政治改革壓倒一切，但蘇聯經濟已經崩潰。現在很多回憶錄已經出來了，蘇聯當時經濟崩潰到什麽程度？最後戈爾巴喬夫不得不給老布什寫信，求借兩百萬美金，因為公務員和軍隊的工資都發不出了，老布什說不行，你還要繼續改革，結果國家就崩潰了。
這張照片是我第二次為鄧小平做翻譯，鄧小平見了穆加貝之後不到一個月，他又會見了加納元首羅林斯。這張照片不是特別清楚，因為我自己沒有這張照片。這是我今年到北京開會，抽空去參觀國家博物館，原來的中國革命博物館，三樓有外國領導人贈給中國領導人的禮品展覽，突然看到有加納國家元首送給鄧小平的禮品，上麵有這張照片，我就用手機拍了下來，不管怎麽樣，也算是留下了一個紀念。羅林斯是真心誠意的要向中國學習。那次也很有意思，我估計45歲以上的人可能記得，1985年9月18日，當時中國共產黨召開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在黨的代表大會之間召開了一次全國代表會議，黨史上非常少見，可見它的意義特殊。那次會議主要是實現了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下了十位老人，葉劍英等都退了下來，胡啟立、李鵬、田紀雲、喬石、吳學謙、姚依林等六個新人上去了。現在看來，中國領導人的有序接班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這對中國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鄧小平那天非常高興，他直接從大會會場走到了福建廳，到了福建廳之後對外交部領導問了三個問題，他說你們送來的材料我都看了，我問三個問題，第一，加納的政局穩不穩；第二，老百姓的生活這些年有沒有改善；第三，加納和西方的關係處理怎麽樣？我覺得鄧小平一下子抓住了重點。我也走過很多非洲國家，政局普遍不穩，包括加納總統羅林斯本人也是通過三次政變上台的，老百姓的生活大部分沒有多少改善，現在又有埃博拉病毒，我們特別謙虛，說我們還有很多的貧困人口，有一億人貧困線以下，我去看過貴州、雲南的窮地方。以我自己的判斷，我們許多窮人到非洲國家，甚至到印度，怎麽都是中產階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經曆過土地改革，我們農民有地有房子，即使一天收入一美金兩美金不到的農戶，吃飯也是三菜一湯，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窮人遠遠到不了這個水平。這不是用西方的、聯合國的標準，而是用我自己的橫向比較的標準，也是實事求是的標準。中國人要推動以實事求是為準繩的標準創新，否則難以進行客觀的橫向比較，甚至還會被淺薄的西方話語忽悠。
非洲國家和西方的關係處理不好，往往是兩個極端，要麽極端依賴西方，要麽極端反西方。我們今年6月去牛津大學討論中國模式，有人問非洲國家是否可以采用中國模式，我說這確實很難。因為中國模式的前提是新中國是通過22年的武裝鬥爭打出來的，而且1949年以後，新中國又和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交過手，我們為自己的民族獨立所付出的代價和展示的決心，是全世界少有的。一般的非洲國家不要說和美國抗衡，一個小國家比利時施加壓力，它可能都受不了，甚至BBC發一條新聞，這個國家可能就要亂了，他們的情況和我們國家是不一樣的，所以無法照搬中國模式，也沒有必要照搬。但非洲國家在政策上可以適當調整，對西方適度開放，對全世界適度開放，但一定要守住底線，趨利避害，這是中國的經驗，他們可以參考。
那次鄧小平見羅林斯，一上來就問他抽不抽煙，羅林斯說不抽，但您可以抽。鄧說，那我就抽了，他還指著自己手裏的熊貓牌香煙，說這個香煙是“他們專門用來對付我的，尼古丁含量比較低”。然後就從黨的代表會議談起，說發展中國家麵臨一個共同的問題是人才短缺。中國解決的辦法是靠培養，另外還要利用好現有的人才，人才培養要有規劃，要有梯隊。當時鄧小平的心情特別好，因為改革開放起步順利，農村責任製的推廣，整個特區的建設都比較順利，所以鄧小平對羅林斯說“看來我們已經開始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羅林斯接下來要去廈門特區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鄧小平說你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成績，但不要照搬中國的模式，要走自己的路。
會見結束後羅林斯就直接去機場赴廈門了，當時習近平是廈門市副市長，我們當時也見到了他。我接觸過十幾個非洲國家領導人，羅林斯是給我印象比較深的一個，他真心想學習別人的東西，為自己的國家做點事請。他一路感歎，說加納人缺少理性，中國人非常理性。西方國家給我們一個模式，我們必須照搬，但你們的鄧小平說，你們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中國模式，隻有一個偉大文明的代表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次訪問給羅林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於他晚上都睡不著覺，一個人坐在釣魚台18號樓的大客廳裏沉思，外交部禮賓司的人著急了，讓我去勸他休息，他說他還在思考中國的經驗，睡不著覺。那是1985年，中國取得的成績就已經讓他非常震撼了。
最後他請鄧小平介紹改革開放的經驗，鄧小平說“如果說中國有什麽適用的經驗，恐怕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說按照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製定自己的政策和計劃。在前進的過程中要及時總結經驗，好的堅持貫徹下去，不好的、不大對頭的就及時糾正，恐怕這條經驗比較普遍適用”。這裏簡單講一下中國模式這個概念，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大家不敢提這個概念，我自己記得，鄧小平本人就多次使用過這個概念。在這次談話中，在羅林斯最後走的時候，鄧小平也提醒他，不要照搬中國的模式。翻譯室有一個很好的做法，大家就領導人談話中的一些關鍵詞和難點進行討論，看如何翻譯為好，我記得我們當時就討論過鄧小平講的“中國模式”怎麽翻譯比較好，是譯成the Chinamodel還是the Chinesemodel，最後的共識是the Chinamodel更好一些。鄧小平當時講中國模式，意思很直白，就是中國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就像我們講浦東模式、深圳模式、蘇南模式一樣，沒有強加於人的意思，它是對自己一套做法和思路的總結。我們過去回避這個概念，其實是不那麽自信的表現。現在習總書記已經多次使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他經常把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連在一起講，我覺得這是一種自信的表現。
讓我總結一下，鄧小平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四點，一是眼光，鄧是一個超長思維的戰略家。我給他做翻譯時，他已經80多歲了，但他談的都是今後10年、20年、30年那些自己可能看不到的事情，這是一個全身心致力於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領導人。像中國這麽一個超大型的國家，把一些長期的戰略性問題確定下來，比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等大的戰略性思維，其他事情就會比較好辦。二是思路，他是一個一直在思考問題的人，他每次聽完外交部領導的匯報之後都會思考片刻，一句話不說，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點上一支煙，眼睛看著遠方，這個思考者的形象一直定格在我的腦海裏。在南巡講話時，他說，究竟是市場多一點還是計劃多一點，這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要區別，這些都是手段。他的思路一下子就把很多問題點清楚了。三是清醒，他頭腦非常清醒，強調任何新東西都要先試一試、看一看。《鄧小平》這個連續劇中有一點是準確的，在談到很多問題的時候，鄧小平都反複說這句話“要結合中國的實際”，這是鄧小平的風格。最後一點是大氣，鄧小平非常大氣，畢竟是指揮過千軍萬馬的，講話非常大氣。有一次我給他做翻譯，講到打仗，當時外賓問他，你們和越南打自衛反擊戰，你們沒有擔心蘇聯介入嗎？當時的蘇聯是個超級大國，軍事比中國強大很多。鄧小平是這樣回答的：蘇聯是個超級大國，但是一個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來，怎麽敢打中國呢？這也是一種底線思維，做決定的時候，把事情推倒最壞的結局，然後看能不能應對，能應對他就出牌了。
這裏還可以提及一下他的南巡講話。蘇聯解體是1991年12月25號，他開始南巡是1992年1月28號，也就是蘇聯解體後的20來天，鄧小平當時就蘇聯和東歐的情況講了很多話。他認為蘇聯和東歐將會大亂，他說西方不要高興太早，他說世界正在出現大轉折，這是我們的機會。國內很多人在懷疑紅旗還能打多久，畢竟整個蘇聯陣營都垮台了，但鄧小平看到的是機會來了，真是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他認為現在是可以證明我們能比資本主義幹得更好的時候了。南巡講話表明鄧小平有點急，他看到了機遇，但他認為許多人還沒看出來，所以他有話要說。回頭看，中國這麽大規模的開放真是一步險棋，大概隻有中國這樣的國家能這樣做，一般國家做不了。一個小國家的GDP往往還不如一個西方跨國公司的資產多，怎麽跟跨國公司談條件？但鄧覺得可以，我們可以全麵開放，但不能失去自我。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曾記載，他對鄧小平派遣留學生的做法很驚訝，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他問鄧小平，你們準備派多少留學生？鄧小平反問，你們能接收多少？中國沒有限製。據說鄧小平在內部也說過，十分之一的人回來就是勝利，現在的留學生約有三分之二回來了，而且留學生選擇回國已開始成為主流，背後是中國的迅速崛起及其提供的大量機遇。
1994年12月9日，也就是20年前，我寫過一篇關於鄧小平的文章，發表在《國際先驅論壇報》上，也就是現在的《紐約時報》的國際版上。1994年春節之後鄧小平不出來了，外界都在談論鄧小平已病入膏肓，都在預測鄧小平之後，中國將天下大亂，甚至解體，所以我寫了這篇文章，我的標題就是：鄧小平的思想極有可能繼續主導未來的中國。我今天早上把這篇文章又看了一遍，一個字不用改，站得住腳。我這個人比較自信，這種自信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過去20來年，自己對中國的預測是準確的。這次我在上海書展上又推出了新書《中國超越》，與我的《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一起，構成自己思考中國的一個三部曲。新書中包括我對中國未來的一些預測，希望最終也會被證明是準確的。
我在書中說：中國是帶著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荀子、孫子等偉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中國是經曆了上千萬人流血犧牲後真正獲得了民族獨立而崛起的，中國是在與世界全麵互動並借鑒了其他文明無數長處之後而崛起的，這種國家的崛起不僅在物質財富上，而且在製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並一定會深刻地影響世界未來的格局和秩序。
我在書中引用的一組數字，中美中位家庭淨資產的比較，近年來，網絡大V們虛構了一個無比美好的西方世界，特別是無比美好的美國，但我在西方生活了20多年，對美國和西方的真實情況還是比較了解的。其實，家家都有難念的經，美國的老百姓究竟有多少淨資產？沒有多少。我老講這個話，上海多數的出租車司機比50%的美國人都要富。美國家庭的中位淨資產在金融危機後一直在下降，根據美聯儲統計，2010年是77300美金，折成人民幣就是47萬左右。美國是個債務經濟，政府欠債，百姓欠債，你把債務全部去掉之後，家庭淨資產並不多，美聯儲的報告每年都發的，大家可以在網上查。
中國西南財經大學也做了一個報告，完全采用與美聯儲一樣的方式，調查了29個省的居民，2010年中國城鎮居民的中位淨資產40.5萬，農村要低不少，平均家庭淨資產為32萬，我在中美比較中沒有引用農村家庭淨資產數據，因為中國農村的土地現在還沒有定價，如果農村土地確權後，土地的價值恐怕是不得了的。我們農村現在正在進行土地確權，也就是說五年之後再來比較也許更靠譜，但中國城鎮的家庭是可以和美國進行比較的，畢竟中國城鎮人口已經是美國人口的兩倍。雙方的中位家庭淨資產差別已經不大，就是一萬美金的差別，而且是整個中國的情況，把上海和西藏都拉平了。如果用版塊來看的話，我們發達版塊人口和美國差不多，3億人左右，中國發達板塊的中位家庭淨資產，我估計已經超過了47萬元，47萬元在上海應該屬於弱勢群體甚至貧困戶了。不管今天中國存在多少問題，但從國際標準看，多數家庭已經富裕起來了，這是個不爭的事實，我們對此先要肯定，再來自信地解決存在的問題。
我還可以講一個柏林機場的故事，我們現在談腐敗問題，黨中央反腐力度很大，大部分百姓感到高興，但也有一些人，說原來我們的官員都這麽腐敗啊，所以我要講一下柏林機場的故事。我們建設長江三峽這麽大的工程，違規資金是多少，西電東送這麽大的工程，違規資金是多少，我看了中央審計署的報道，分別是34億和64億元，兩個加在一起是100億元，折成歐元是12億，我覺得這些違規資金的問題應該嚴肅追究，該懲罰的一定要懲罰，該坐牢的一定要坐牢。德國是西方相對來說最成功的經濟體，一般認為腐敗是比較低的，但德國人現在都在議論柏林新機場建設的醜聞，這個機場從2006年開始建，當時的預算是12億歐元，現在我看到最保守的估計已經是42億歐元，按中國標準來看的話，大部分大概都屬於違規資金。我們是兩個跨世紀的工程，已經建設完畢了，違規資金加在一起是12億歐元，這當然不光彩，但他一個柏林新機場，規模還沒有浦東機場大，拖到今天還沒有建完，違規資金已經是天文數字了，實際上，德國基礎設施大項目還有很多醜聞。我老說國際比較最有說服力，我不是說我們的模式好到天上去了，我們的模式有自己的問題，但在國際比較中，中國模式相對勝出，當然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也應該做得更好，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信心。順便說一句，德國的中位家庭淨資產比美國家庭還要低一點，也低於中國的發達板塊、低於上海。
鄧小平1994年最後一次到上海視察，他到了新錦江飯店43層的旋轉餐廳看上海城市的夜景。1990年浦東開發，鄧小平要求“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鄧小平此時看到的上海夜景，已經相當美麗，他頗有感觸地說“上海變了”。我三月份去柏林開會，晚上看BBC的節目“自由2014”，裏麵有一個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員，拿著一張他冷戰時期從太空拍的柏林夜景的照片，他說，你們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黯淡的部分東柏林。他說這是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一個是富裕的民主國家，一個是落後的專製國家。可是我們一到柏林，就發現柏林的機場太簡陋了，不如中國任何一個中國省會機場。柏林的街道，空空蕩蕩，沒有活力；柏林的夜景隻能說是路燈還亮著，與上海璀璨的夜景差別太大了，如果拿上海今天的夜景和柏林的夜景來比較，如果還是按照那個加拿大退役宇航員的邏輯，那麽中國就是富裕的民主國家，德國就是落後的專製國家。其實不是德國是民主還是專製，也不是中國是民主還是專製，而是這種西方“民主還是專製”的話語已經遠遠落後於我們這個時代了，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國家分為兩大類，那隻有良政和劣政兩類。
好萊塢最近拍了一個電影《Her》，故事發生在洛杉磯，但背景是上海浦東陸家嘴，別人問導演SpikeJonze說為什麽美國的故事放到上海去拍，他說上海代表世界城市的未來。我們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遺憾的是我們一些國人還是自信不起來，該自信了，否則是要被曆史大潮淘汰的。我們對西方一定要平視，平視才能看清對方，才不會被忽悠。上海超越，中國超越，我想這就是對鄧小平的最好緬懷。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woodyonge 發表評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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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當時就提出了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到長春市，他跟長春市的領導人說，是不是要考慮讓政府變成為發展經濟服務，這是1978年。另外他還說，我們關起門來不行，要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他到大慶參觀，問大慶有沒有計算機，大慶當時有計算機。他問：你們的計算機每天開啟多少小時，得到的答複是每天兩個小時，他說這怎麽行，這和撥算盤差不多，計算機要搞一個計算中心，24小時開放，形成一個網，可見他當時的思想已經很超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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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我的一位上海籍的校友和好友寫信給我說，複旦現在成幾院了。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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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直白地說，“我們還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並說，這個機器是有力量的，如果出現嚴重的違背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我們要把它扭轉過來。現在回想起來，這也是鄧的底線思維，他對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做了最壞... 查看完整評論
沒有共和國衛士的鮮血澆灌，哪來今天中國的繁榮富強，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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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的話要反著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