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向 毛澤東 索字 潤之複之
傅斯年 幼 毛澤東 2-3歲， 據說 相識與 老北大 曾有徹夜談
1945年 偽參政員傅斯年 曾隨團赴延安 又見 ‘匪首’毛澤東
重慶談判時 毛 曾 宴請 傅 等
50年底 傅 卒眠於台。
“五·四”運動時期，傅斯年和毛澤東同在北京大學，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任管理員，傅斯年是北大學生，常到圖書館看書，二人開始相識。後來毛澤東在湖南創辦了《湘江評論》。傅斯年在北大創辦了《新潮》雜誌，二者遙相呼應，相互聲援。這些使毛、傅二人更覺親近。
竹帛煙銷帝業虛，
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燼山東亂，
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孟真先生：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
故述唐人語以廣之。敬頌旅安，毛澤東上七月五日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
祖籍江西永豐，先祖傅以漸生於山東聊城，是清兵入關以後的首任狀元。
曆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者。
曾任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黃炎培、褚輔成、章伯鈞、冷橘、傅斯年、左舜生6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飛抵延安
1945年7月1日，為推動國共合作，黃炎培、褚輔成、章伯鈞、冷橘、傅斯年、左舜生6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飛抵延安訪問。
7月4日下午，毛澤東與黃炎培談了曆史“周期率”問題。圖為毛澤東林伯渠等人在楊家嶺機關食堂設宴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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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自由校風建立者──傅斯年
傅斯年
他曾一手創辦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接掌中日戰後北京大學的復員校務，並出任因日人離台而幾成空城的台灣大學校長。而今，中研院史語所是台灣史學研究的重鎮，台大則站穩腳步，成為台灣第一學府。他，是胡適的得意弟子，前台大校長──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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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長兩年，以他的「北大經驗」，將戰後陷入混亂的台大校務導上常軌。首先，他重新整理校園的硬體設備，在極其窘困的預算中，想方設法的籌措經費添購圖書儀器、興建校舍，以解台大在教學上的燃眉之急。
在教師的聘任上，他則以自已在學術界豐沛的人脈，延請多位中國知名的學者來台授課，如董作賓、毛子水、薩孟武、英千裏、李濟等人，奠定了台大續為台灣第一學府的堅實基礎。此外並樹立一套教員聘任製度，成立資格審查會，凡資格不符者，就算有再有力的後台，也無法在台大校內求得一官半職！傅斯年對學生的考選也相當重視。為了使台大招生考試能夠公平客觀，他採用印題「入闈」，以台大圖書館內的一處角落為闈場，建築物四周封得密密嚴嚴，外麵更如臨大敵般的設有警衛，出題印試的教職員隻進不出，這樣的作法能減低試務弊端，自然達到招生公平。後來台灣各種重要考試，都採用傅斯年這套「入闈印試」製度。
傅斯年對台大的貢獻還在思想、學風、校園氛圍的塑造，他認為大學教育不在培養士子，而是在培養人才；教育不隻是讓學生獲取知識，也在培養學生的技能、陶冶性情、塑造人品，而這一切皆取決於良好的學風。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因警察不當拘捕學生，台大及師院爆發學潮，當局派出大批軍警到兩校鎮壓搜捕學生，是為「四六事件」。當年事件爆發軍隊入校時，傅斯年曾警告警備司令要驅散學生可以，但是「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但事後台大仍有數十位學生遭到軍方非法逮捕，軍方甚至對外宣稱逮捕學生是經校方同意；傅斯年隨即登報聲明，台大從未接到通知及同意軍方的行為，並且和幾位熱心的教授努力奔走、四處籌錢，保釋出許多被非法拘留的台大學生；學校還為他們保留學籍，讓多數的受害學生能夠回校復學，繼續完成學業，成為「四六事件」中較幸運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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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建校百年來，歷任十五位校長，至今最為人所懷念的依然是任職僅兩年的傅斯年，隻因他為台大留下最珍貴的遺產──自由開放的學術精神。椰林大道上的傅鐘每節上下課都會響起二十一響，因為傅斯年說過：「一天隻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沈思……」。
傅斯年
《啟蒙師與父》
傅斯年[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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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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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96年3月26日 大清山東省東昌府 |
| 逝世 | 1950年12月20日（54歲） 中華民國台北市 |
| 學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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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 |
中央研究院院士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1948年第1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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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先祖傅以漸生於山東聊城，是清兵入關以後的首任狀元。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者。曾任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他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之原則影響深遠。
傅斯年為人性格耿直，嫉惡如仇，而且文章見解深入，眼光銳利獨到，即使在抗日戰爭期間踏入政壇，成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仍不改其誌，甚至在任內搜集證據，在1944年以「美金公債案」公開炮轟當時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將孔趕下台；後於1947年的「搶購黃金風潮」中，炮轟時任行政院長，有發國難財之嫌的宋子文，再將宋趕下台，時人稱其為「傅大炮」。
縱觀傅斯年一生，儘管對國民黨時有批評，但他並沒有像聞一多等文人般，受到國民黨的政治逼害，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仍然懷有「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傳統思想。即使傅斯年曾將孔宋兩位「皇親國戚」趕下台，但他的文章很少以推翻國民政府的統治為目標。另一方麵，傅斯年崇高的學術地位，深厚的愛國熱情，以及旗幟鮮明的反共反俄色彩，亦令他贏得蔣介石的信任。因此將傅斯年其人比喻為民國時期的魏徵，亦相當符合他的形象。
目錄
[隱藏]
家世[編輯]
其七世祖為清朝第一位狀元傅以漸，曾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侄子傅樂成隨他到台灣，在台灣大學歷史係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70年代出版《中國通史》。
侄子傅樂煥是英國倫敦大學博士，1951年從英國回到中國大陸。1966年5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身亡。
生平[編輯]
早年[編輯]
幼年喪父，由祖父及母親撫育成人。
1909年就讀天津府立中學堂，1911年，與聊城鄉紳丁理臣長女丁馥翠結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四年考試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進入北京大學。
1918年春夏與羅家倫、毛子水等20餘人組織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與北京大學國粹派論戰，影響頗廣。傅斯年也因此成為著名學生領袖。
1920年，他去歐洲，在倫敦大學學院研習三年半後，轉赴柏林大學。在遊學六年半時間中，大部份時間都在研讀實驗心理學在內的自然科學，在柏林大學後期才開始閱讀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言。
學成回國[編輯]
1926年10月，傅斯年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並兼中國文學和史學兩係之主任）。1928年積極籌劃並負責創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後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北伐勝利後，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飯。傅斯年喝醉了酒，信口亂說：「我們國家整理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蔡元培聽到這裡，聲色俱厲地道：「這除非你做大將！」傅斯年驚得一下醒了酒。
1934年夏天(39歲)，和元配丁馥翠離婚，丁馥萃一生未再嫁，身後無一子女。。8月5日，與同學俞大維的妹妹俞大綵在北平結婚。1935年9月15日，兒子仁軌出生。
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孔貪汙舞弊[註 1]，罵他是皇親國戚。事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痛批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訪問延安[編輯]
抗日戰爭後期，日本戰敗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共兩黨亦開始考慮未來國家的執政問題。此時，一些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希冀未來由三方共同執政，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說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黃炎培、章伯鈞等民盟成員拉上無黨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聯合致電毛澤東，提出訪問延安。兩個星期後，毛才復電，表示歡迎；而蔣介石亦不表示反對。
1945年7月1日，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專機到達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學者，共商國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
褚輔成是老國民黨黨員，素以老實的讀書人著稱，傅斯年屬於無黨派人士，學界重量大腕。很明顯，褚輔成與傅斯年加入這個班子，是受到黃炎培等人極力鼓動和拉攏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給外界造成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此羅家倫暗地裡曾略帶諷刺地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1]。
由於毛澤東曾經擔任北京大學的圖書館助理員，基於所謂的「北大情意結」，他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當毛澤東談及傅斯年曾在五四運動大出風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作出偉大貢獻時，傅斯年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1]
傅斯年在返回重慶之前，請毛澤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註 2]，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做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敬頌
旅安
七月五日
條幅這樣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7月5日，訪問團成員離開延安回到重慶。與同行的學者不同，傅斯年對毛澤東其人，有著極為獨特的觀感和政治洞見。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製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澤東的夜談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的趣味小說內容都相當熟稔，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宋江」之流[2]。
此外，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一件事：當傅斯年與毛澤東漫步到禮堂，看到密密麻麻、各地獻給毛澤東的錦旗時，他不無諷刺地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點察覺到，但並沒有回應[2]。
對於同行的民盟成員，傅斯年認為他們很沒有出息。他毫不留情地批評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把毛澤東送給他們的土織毛毯，視為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一樣，大概是想把這當作護身符，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們[2]。
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編輯]
1945年，傅斯年50歲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堅持「民族氣節」、「正是非，辨忠奸」，決意反對留用汪精衛政權時期北京大學教員，所有汪精衛時期北京大學的教職員都被開除，學生學籍和學歷都不承認，要先補習才能參加學歷甄審入新北大。
傅以汪精衛時期華北政務委員會國立北京大學的圖書資料和設備房舍為基石重新開始，結合原西南聯合大學和新邀聘的朱光潛、金克木、季羨林等師資，成立擁有文、法、理、醫、工、農6個學院和文科研究所（擁有陳寅恪等多位導師）的國民政府國立北京大學，並邀請朱光潛主持西方語文學係，在文學院新成立東方語文學係，請從德國學梵文回來的季羨林做主任，與金克木等教梵語、巴利語，馬堅等教阿拉伯語，中日戰爭前周作人創辦的東方文學係隻有日本語專業，而且早已停辦（金、朱是從武漢大學請來）。
各院院長依序是湯用彤、周炳琳、饒毓泰、馬文昭、馬大猷、俞大紱。
傅自己承認「有一件好事，即北大並無太大之損失……尤其好者，是偽文學院添了好些書。」[3]，對自己的老師周作人為首的留平北大人仍極力清算。
周作人寫的「倉卒騎驢出北平，《新潮》餘響久消沉，憑君篋載登萊臘，西上巴山做義民。」和「次有齊魯民，生當靖康際，沿途吃人臘，南渡作忠義，待得到臨安，餘肉存幾塊，哀哉兩腳羊，束身就鼎鼐，猶幸製熏臘，咀嚼化正氣，食人大有福，終究成大器，講學稱賢良，聞達參政議，千年誠旦暮，今古無二致，舊事倘重來，《新潮》徒欺世，自信實雞肋，不足取一胾」對學生傅君怨恨諷刺也不是偶然。
1946年9月6日，傅斯年將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交給先前在美國辦外交的候任校長胡適。[4]
台灣大學校長[編輯]
1947年2月14日，參政會駐會委員會開會，參政員紛紛抨擊政府經濟政府政策，指斥少數人搜括國富民財，要求政府迅採有效辦法；傅斯年稱：現在國家資本被官僚資本吃盡，官僚資本又被豪門資本吃盡，此現象如不取締，國家將陷於極端危險的境地。[5]:8286
1948年12月15日，南京行政院批準台灣大學莊長恭校長辭職，同時發表傅斯年校長人事案。
1949年1月5日，陳誠接掌台灣省政府，當日即致電傅斯年「弟已於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須有識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台，希先生速駕來台，共負巨艱」。[6]1月19日，他飛到台北，1月20日從代理校長杜聰明（1948年12月7日開始代理）手中接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1949年6月學期結束前，發生文學院外文係李霽野教授棄職逃離台灣事件（李在四六事件後逃走，輾轉到了天津）。
1949年7月11日，又名葉青的任卓宣在台北《民族報》發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論反共教育與自由主義》，指控傅校長不但是蔡元培、胡適兩先生之高足，且繼承北京大學自由講學、自由研究的傳統風氣。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後，亦將自由主義作風帶到臺灣來，在學術自由的掩護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黨分子和親共分子，以致學校成為政治上的特區，院係成為共產黨細菌的溫床，赤焰相當高漲。
傅斯年發表了《傅斯年校長的聲明》和《傅斯年校長再一聲明》，表示「對於文學院教授李霽野無故離職，傳聞前往共區一事，已經校內行政會議決議予以停薪處分，並函請警備司令部派員查明在案，校方完全依法辦理，豈有袒護親共分子之理？學校必定有聞便查，查明便辦，絕不護短。」[7]
從這件事可看出傅校長試著要在中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和北京大學式的兼容多元學風中取得平衡的艱苦。
受命於危亂之際，他積極「替台大脫胎換骨」。坐上臺大校長交椅的傅斯年，再度施展出當年敢打硬沖，「凡事先騎上虎背」的本領，對臺大積習實實在在地來了一番大刀闊斧的改造，不論是通過誰的條子和門路，後臺有多硬，凡不合學術水準，濫竽充數的教授，全部驅逐出校門。校內職員，特別是原「帝大」時遺留的醫務人員，凡無醫療常識，不知救死扶傷為何事，隻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幾個月，傅斯年掄圓了手中的權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樣「稀裏哢嚓」，將七十餘名不合格教授與職工切掉，趕出校園。自此，臺大麵貌為之一新，形成了一個蓬勃向上的局麵。許多年後，無論是傅的追捧者還是被趕走的對立麵，在回憶這段往事之際，都不得不承認，假如沒有傅斯年，臺灣大學在那樣動蕩的時局中，想要在短時間中迅速崛起，奠定一個現代大學的基礎，確是難以想像和不可能的。據陳雪屏回憶，傅赴臺時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擔憂，「但他一方麵心憂大局，同時銳誌要把臺大建設成一個夠世界水準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鬆」。
傅斯年在臺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為之叫好歡呼的同時，自然觸及了許多權貴者的利益，令對方極為不快和惱怒。當時臺大師生反對國民黨腐敗無能，以權謀私等令人激憤的醜行，學潮一浪高過一浪，而傅的對立麵借學潮運動趁機發難。有國民黨政客在報紙上發表致傅斯年的公開信，指責臺灣大學優容共產黨，並指名道姓地說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參共親共」，某某院長、係主任是「共產黨分子或參共分子，他們把持院係，排除異己」，把各院係變成培植親共勢力的溫床等，企圖置傅氏於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絕地。
傅斯年對臺大師生特別是臺灣一幫鬧獨立的土著反蔣倒蔣活動一直深惡痛絕，對學生中有真憑實據的共產黨員亦不寬容，每有發現均嚴懲不貸，其態度與他處理西南聯大學潮時並無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讓布爾什維克滾出臺大！」的響亮口號。但他同時認為，如沒有真憑實據，當局不能肆意進入校園在師生中搜查，更堅決反對隨意指責他人為共產黨。當年西南聯大爆發學潮，並鬧出了人命，他在致俞大綵的信中謂西南聯大學潮「地方當局荒謬絕倫，李宗黃該殺，邱清泉該殺」等便是他做人處世的主張與原則。
正是緣於這一指導思想，傅斯年讀了報上對臺灣大學師生的指責後，既惱又怒，毫不顧及地以「他媽的！」開罵起來，而後採取以牙還牙的戰略進攻態勢，在報上兩次發表措辭強硬的檄文予以反擊：「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若當局有真憑實據說某人是共產黨，我將依法查辦，但是我辦理這種事，決不能含糊其辭，血口噴人」。最後聲明：「反共須有反共的立場，貪官汙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以為同誌。」傅氏聲色俱厲與咄咄逼人的態勢，令對方不得不暫時退卻，伺機而動。
據說，傅斯年常去找蔣中正要辦學經費，他每去一次陽明山，必定是「滿載而歸」，是敢在蔣中正麵前從容蹺起二郎腿、抽著菸鬥的人[8]。胡適也感慨：說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諍友和保護人」。1949年4月6日台灣大學和師大發生「四六事件」，爆發軍隊闖入校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徑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政府官員交涉，要求逮捕台灣大學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準。他甚至向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警告：「若有證據該抓就抓，若無證據就不能隨便進學校抓學生！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但事後陳誠採取懷柔的措施來安撫社會大眾與台灣大學教職員，並邀傅斯年等台大教授餐敘；會後傅斯年與其他教授表示：「贊同政府整頓學風，惟希望被捕學生除行為不法者，即予依法辦理外，其餘早予保釋，對於各校實際困難問題，亦望能協助解決」，顯見傅斯年亦非一味支持學生任何行為。
埋骨台灣[編輯]
晚年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醫生囑咐他少吃鹽或不吃鹽，並戒肉類葷腥。又查出患有膽結石。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9]，享年55歲。當時有郭大砲（郭國基）罵死傅大砲的說法[10]。省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在新聞公布時說「傅斯年先生棄世」，因其臺語口音而被其學生聽成了「傅斯年先生氣死」，引發小規模學潮，直到官方出麵解釋才平息[11]。傅斯年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其中，傅鐘啟用後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隻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12]
社會活動[編輯]
傅斯年對於「教育學」這門學問，跟「國醫」（中醫）也有他獨特見解。
政治觀點[編輯]
傅斯年是民國時期最為著名的反共學者。
早在他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的時候，就已經對共產黨充滿著不信任[2]。在1932年6月19日《獨立評論》當中，傅斯年以《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發表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他稱共產黨「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
除了反共外，傅斯年同樣反對蘇聯，並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隻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在傅斯年眼裡，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說法，中共緊隨蘇共之後，學史達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製，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荒漠。
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出路問題，他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瀕危。儘管如此，中國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他打個比方說，這就好比明朝滅亡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樣。對於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斯年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泄，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東西很多還是洋八股。」
抗日戰爭勝利後，隨即爆發國共內戰，北京大學的師生們很多都投向左翼懷抱，連被傅視為「漢忠」的許多學人也對國民政府非常失望，6位院長和羅常培、俞平伯、朱光潛、季羨林、金克木、賀麟、雷海宗、鄭天挺、錢端升、汪敬熙等教授先生都迎接人民解放軍，甚至連傅斯年的親戚俞大紱和陳寅恪（俞是內兄，陳是內表兄）都留在中國大陸時，傅看在眼裏，對此憂心忡忡，一次閒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著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簡短幾言透出了他對左派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這一態度直到他退守台灣都沒有改變[1]。
傅斯年在臨終前，曾經寫過四篇文章，分別是《自由與平等》、《蘇聯究竟是甚麼國家？》、《我們為甚麼要反共？》及《共產黨的吸引力》四篇文章，大力宣揚反共抗俄的思想，不但指出蘇聯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更遑論是經濟上的平等，並指蘇聯是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史達林是個真正集中古代近代的一切壞東西之大成的混蛋。故此他指出，為了中國及世界的文明傳統，保持人類的自尊，以及令人類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蘇共中共拚命反抗[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