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解讀施一公言論讓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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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讀到趙燕的博文“施一公在屠呦呦座談會上的言外、言下、言內之意”,讓人有些冷風嗖嗖、不寒而栗的感覺。因為,想到了當年文革初起的“三家村”,說實在話,那時候的言論會有多大問題,而且是黨的高級幹部?但老師發筆、發紙讓我們寫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是批判“三家村”。對於別人的言論進行無限上綱、肆意延伸甚至歪曲,確實是中國專製文化的一種表現,文革期間獲得了充分應用。
現在才知道,那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為“豐富刊物內容”、“活躍氣氛”、“提高質量”開辟了一個專欄“三家村劄記”,邀請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三人寫稿。從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劄記”共發表了60多篇文章。這些文章大部分以說古論今、談天說地的形式,談論思想修養、藝術欣賞等,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評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不良現象,對時弊有所諷喻。但這種批評與諷喻後來被認為是當作了“有步驟有組織有指揮”的政治行為,遭到批判。
對三家村的批判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終導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潰、改組及其隨後一係列的政治變動,鄧拓、吳晗也在不斷升級的批判與迫害中含恨而死。最早的文章是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的《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作者“高炬”)和《光明日報》的《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作者關鋒,化名“何明”)。接著,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報》姚文元的《評“三家村”》最有分量。可以說,其中充滿了類似“施一公在屠呦呦座談會上的言外、言下、言內之意”這樣的“解讀”。從此之後,“三家村”被認定為是“反黨集團”,鄧拓被認為是“黑店的掌櫃和總管”,吳晗是“急先鋒”。
當然,我相信“三家村”的曆史會一去不複返,那種任意解讀、無限延伸的扣帽子、打棍子的文化專製也不會重演。但趙燕的邏輯確實讓人擔心,如果由此及彼、推而廣之的話,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會快樂,整個社會就會布滿恐怖。進一步,拿趙燕的邏輯套在她自己的言論上,恐怕她也會感到委屈,難道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附趙燕:施一公在屠呦呦座談會上的言外、言下、言內之意
屠呦呦得獎後,官方舉行了一次級別很高的座談會,很多人說了話,雖然之前關於青蒿素貢獻方麵有爭議,可是大多數與會者表達了真誠的祝福。而那位本來今年CCTV說應該得諾貝爾獎的施一公教授(最後的得獎人名單瑞典人弄錯了?)卻在裝作“祝賀”之餘發了山西老陳醋般的言。
除了酸醋的味道外,坊間皆曰其發言其實臭不可聞,可是大家也不去揭穿這樣的真麵孔,所以居然也有人這來自清華大學的祝賀很真誠。
完全謬矣!這裏試著做一言外之意的解讀,還望大家笑納。施的原文在【】中。
解讀施的第一層意思:
屠老太太當年做出的工作似乎也不太容易,而今天我們的條件好多了,我自己在清華大學的實驗室就買了N多昂貴的美國儀器、美國試劑,而且領導也發給我很多經費(主要是直接撥款,我的項目不需要進行同行評議),我的手下工資也在清華裏高高在上,所以他們肯定能做出更好的工作。不過,屠老太太當年以身試藥的傻事兒我們是絕對不會幹的——條件不同了嘛。其實,屠老太太四十年前做的事情,早過時了。現在的評價標準是看nature,science上的論文,這個我們不缺,而說實話,屠老太太這些方麵比我們差遠了,連我學生的學生發表的零頭都不如。她幹了四十多年才混了這麽個獎,挺可憐的,我們肯定不用等那麽久。我的非常多的學生正拿著高額經費和高工資坐板凳呢,且我的人屁股下麵的板凳都是溫的,我本人的板凳當然更舒服些,副校長、院士嘛!坐冷板凳怕是屠老太太這樣的傻子才會去幹的事情。
【施的原文:一,屠老師獲獎的工作是在40多年前完成的,在當年的環境下,科研條件一定是極其艱苦,科學家甚至親身試藥,具有極大的犧牲精神。今天的情況與當年大相徑庭,在科技管理模式、經費分配、科技評價標準等各方麵完全不一樣,但有一點是共同的:科研工作者必須要埋頭專業、坐得住冷板凳、克服浮躁、長期努力創新。】
施的第二層意思:
本來CCTV10月3日新聞聯播就我的科研給播了4分51秒,預告我能得獎,我才應該成為中國第一個諾貝爾獎得主,這下稍微有點尷尬,老太太的光亮似乎要把我的給遮住了,盡管她要官銜沒官銜,要經費沒經費,可是居然有個不開眼的“諾貝爾”。
但,中國的科研評價標準絕不能因為這老太太四十年前的成果得了獎就改了,就不看nature,science了,光看實際價值和效果那可不行!我們的大論文,在高級期刊發表其實更適合今天的中國,有些人說因為屠老太太諾貝爾了,以後就不要再SCI了,我絕不允許,我們整個團隊還要靠這個糊弄高層領導呢。
集體攻關在老太太以前的時代可以,今天清華大學也給我配有一個巨大團隊,有大樓有大項目,可是我們就做基礎研究,也要弄一堆人集體做工程一般地解析各類蛋白結構!我的人還要占據中國生命科學的製高點呢,我可不能讓一句“基礎研究不需要大團隊”就遣散他們,這一點上我難得的和老太太保持一致,她篩藥要一堆人,我寫論文也要更大的一堆。
我做的研究其實比弄出解救萬民於水火的青蒿素類藥物還重要,至少一樣重要,不能因為屠老太太得獎了,就消減我們的經費,屠老太太這輩子好像隻得過外部的一個13萬元的項目,我這裏則有幾十個億,這些經費當然是我應得的,而且不能給一次就拉倒,要連續不斷地給我,哪年少了都不行!!
屠老太太的貢獻可以用藥效來衡量,我們就用論文,這一點要有所區別。評價我不能用屠老太太的模式,如果要用屠老太太的標準評價我們寫論文的人,我和我的人就都完了。
【施講的原文為:二,聽到這個消息,既激動,又擔心。一方麵由衷地高興和激動,另一方麵又擔心大家過度解讀獲獎、走極端。中國是個大國,應該實事求是地允許多種科技評價標準存在,不能一刀切,不能從一個單一模式走到另外一個單一模式。
青蒿素這樣的針對國家重大需求的應用研究課題是集體攻關,過去適合,也許到現在還適合,這和基礎研究是不一樣的。在這樣的領域,不能要求以SCI文章或影響因子引用率作為評價標準。就算在基礎研究領域,也不該一味用SCI、影響因子、引用率等等刻板指標去評價,這事實上是在束縛我們科研人員的創造力。
另一方麵,中國今年獲得了藥物開發的諾貝爾獎,就立即出現論調認為中國的基礎研究不重要了,如果是這樣,就叫因噎廢食,是不可取的。基礎研究需要長期投入。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需要強大的基礎研究,這既是培養人才的機製,也是中國可以持續發展的基礎。
所以我借這個機會呼籲一下,中國要允許多種科研評價並存,要實事求是,要根據不同的領域製定不同的科研評價標準。】
施的第三層意思:
屠老太太是得了諾貝爾獎,可是不已經老了嘛,我還年輕,來日方長,以後中國生命科學還是我說了算。我一定會把更多的經費花出去,我手下的人年薪100萬早就不夠了,我再招人就得年薪300萬了,希望國家給我更多更大的權力和經費,得讓我夠花。
你們別覺得屠老太太得了個本來應該我得的諾貝爾獎就心安了,我不得,中國在國際上的科學地位就不算有,我一定要得、一定會得,雖然也可能40年以後。即便我不得,國家也會繼續支持我。中國崛起真的要靠我呢,你們都給我記牢嘍。
【施講的原文為:三,屠老師1930年出生,今年85歲高齡,您代表中國老一輩的科學工作者,對中國、對世界、對人類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現在,接力棒已經到了年輕一代人的手上。我相信,中國今天的年輕人一定能夠很好地把接力棒接過來、傳下去,不負老一輩科技工作者的厚望。
盡管如此——我最後還是要說一句——中國的崛起真正到了居安思危的時候。即我們再拿幾個諾貝爾獎、再取得幾個大的科技突破、再出現幾個重大新藥創製,即便到了那時,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對人類文明做出過曆史性貢獻的民族來講,也都是應該的。我們目前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是遠遠不夠的,希望我們做得更好。】
屠呦呦在講話中提到:“一直到現在,抗瘧的機理也並沒有弄清楚,清華大學有一位周兵同誌,他也很努力的在做。我獲拉斯卡獎回來以後,他也開了會,組織很多單位聯係在一起,希望能夠獲得經費支持來繼續工作,但是這件事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今天院長在這裏,周兵同誌還是很努力的,你回去之後再考慮考慮。”
施在三段話中未說到的一層意思:屠老太太還提什麽我們學校的周兵,想張嘴給他要一些研究青蒿素的經費,我呸!老太太雖然明點了我的頭銜,讓我支持青蒿素研究,我卻連理都不會理,一分錢都不給,到底我是校長還是你屠老太太是校長?你不過是得了個發錯了的諾貝爾獎而已,還是我說了算。我自己的人還要做更重要的工作,發更多的SCI論文,繼續nature,science,你們做所謂青蒿素的機理算啥?比起我的工作來,那就是高階無窮小了,一邊待著涼快去吧。
我們這高薪高地位引進的算是什麽人呀!
屠呦呦的發言原文:
2015年的諾貝爾獎是屬於中國的榮譽,同時也標誌著中醫藥研究得到了國際科學界的關注和認同,這是一個較高的認可。因為去年“十一”(編者注:此處係口誤,實際是今年10月1日哈佛醫學院授予屠呦呦阿爾伯特獎),美國的大學要給(我)一個獎,我是因為(身體)健康狀況不太好,沒有去。(今年)一下子公布了(諾獎)這個消息,所以對我來說也是比較突然的。
這個工作,回憶當年,中醫研究院的團隊為發現青蒿素所做的艱苦奮鬥,是令人感動的,因為那時候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全部的研發團隊大協作,努力促進了青蒿素的研究、生產和臨床(試驗),解決了當時國內外大量的工作沒有得到結果的耐藥性瘧疾的治療問題。抗瘧研究為人類健康貢獻了來自中國中醫藥和現代科學相結合(研究而來)的青蒿素,這是傳統中醫藥送給世界人民的一份禮物。
由於(瘧疾)產生了耐藥性,尤其是在越南戰爭的時候,這個病的死亡率遠遠勝過戰死的數目,所以當時美國也好、越南也好,對這個問題(都感到)非常著急。
美國當然出大力來做工作。越南和我們是兄弟,所以他們總理就提出來,希望我們(中國)幫助他們。(當時)軍科院牽的頭,後來有七個省市聯合起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實際上中醫藥也做了工作,但是並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
我是1969年接受的任務,那時候,我們中醫研究院是全部搞文化大革命,全部工作都停止了。但是後來“523辦公室”的領導跟我們領導說,這是一項重要的、時間很緊迫的軍工項目,所以後來就接受了,讓我負責組長的任務。
當然,那時候在“文革”時期,大家都不敢試了,都整體“搞革命”,有這個政治的(科研)業務也是很幸運的。但難度是,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到底從何著手?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我考進北大去的時候是1951年,後來又變成北醫的藥學係,畢業以後,1955年中醫研究院剛好興建,我就到這個單位,後來又學了兩年半的中醫。
這樣一來,通過國家的培養,中西醫學科能夠有機會結合,我覺得(自己)有一定的基礎來接受這項任務。但是,我當時(需要)考慮怎麽做。(我決定)還是從中國的傳統醫學來找,還有人民來信、民間的方藥,我大概找了200多個藥,所以最後有2000多味中藥。
因為那時軍科院為主的(研究團隊)也搞了很多,後來得到了640味藥為主的一個油印冊子。我當時給“523辦公室”匯報了,也請他們作為參考,因為當時他們已經覺得無藥可做了。我們做也是難度很高,做出來不太理想。後來一直再反複研究,才(最終)通過。
東晉時期,(也就是距今)一千多年前,有個《肘後備急方》(記載的)道理很簡單,就是青蒿一把,加水研磨一下,壓出來的水喝下去。後來回想我們當時一般中藥都是用水煎一煎,就考慮到為什麽這麽來處理這個藥?我們就考慮,可能有溫度破壞的問題,還有一個提出來的到底是什麽(成分),也就是說,還有一個藥用部位的問題,還有一個品種的問題。
菊科是個很大的科,蒿屬是個很大的屬。大概公元340年,(那時)我們的老前輩是不可能用植物來確定品種的,所以(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也確定了一個證明,那就叫Artemisia Annua,就這一種,到目前為止也隻有這一種含有青蒿素。
早期的青蒿、5月的青蒿根本沒有青蒿素,因為從植物來說,它體內沒有合成青蒿素,就是大量的青蒿酸,都有品種的問題,有藥用部位的問題,還有采收季節的問題,更多的是提取方法的問題。
從這四個方麵反複實踐以後,(我們)最後才找到了一個有效的部位,這個部位能夠抗瘧,有百分之一百的抑製率。其實青蒿一大部分都是杆,這個杆根本不含有青蒿素,隻有很少的一點,葉子才含有青蒿素。
所以後來,我們用乙醚來提(青蒿素),因為乙醚的沸點比較低。但這也不是那麽簡單的,用醚提出來的雜質還是比較多的。有酸性和中性兩個部分,酸性部分是沒效的而且有毒性,所以去掉酸性部分,留下來的中性部分,這才是達到100%的療效。
而且,時間一般是夏秋這個時候,在青蒿體內就產生了青蒿素、青蒿酸等等。經過反複試驗,才把古人的話變成了我們的試驗方案。
因為很多年沒做出來工作,大家就對鼠瘧、猴瘧能不能準確反映臨床的療效有了懷疑。這個做出來以後,我們也都向“523辦公室”匯報,那時候所有的工作都停了,但這個項目要開展一些內部的會議,其他一些同誌也都參加,也不保密。
講了以後,“523辦公室”就下令,你們做的藥比較好,今年必須到海南臨床去看一看到底效果如何。
可以說,(“文革”期間)所有的工作(都)停了,藥廠也都停了,根本沒有誰能配合你的工作。所以我們當時隻能(用)土法,這個就不細講了。
(大家)加班加點,還有上臨床也要做比較多的合作。對於病人的安全,那時候也有些不同的看法,因為毒性也沒做到很細。
假如說這一年不去臨床,我們的工作就不好進行了,又耽誤一年。這是軍工項目,所以我給領導寫報告,(說)我們願意親自試服,還有兩個同誌,有三個人到醫院裏來做臨床方案,做一個探路(工作)。
最後也證明,(這個藥)沒有什麽毒性,而且我們三個人都沒有什麽大問題。
第二,可能有增加藥量的可能性,加大劑量,再做人的臨床試服。所以,這一年我們就拿下了30例,療效還是挺好的。這是第一次的專業問題,所以拉斯克獎提到,中醫研究為什麽三個第一?這就是說,誰先拿到百分之一百的抑製率,誰先上臨床等等。從這些角度(來看),他們確實後來做了很多調查研究,所以這個事,我為什麽這樣來講呢,因為平常沒有機會來接觸,可以讓我發言,我衷心感謝大家為諾貝爾獎開了這麽一個會,但是我也願意把這個過程稍微的說明一下,讓大家知道是怎麽一回事。
回來以後,我們就要匯報,每年都要匯報,上臨床以後都要開會,我就報告30例的結果,很震撼,很多單位都想做這件事。那很好,大家都來做。比如說資源的問題,青蒿素,雲南、山東有些資源。資源好了,條件也可以簡化一點,等等一係列(問題都逐步解決)。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共同努力的結果。這個時候,我們回來以後,有30例的基礎,心裏比較踏實了。一方麵要進行化學的工作,(研究)這到底是什麽化合物?
因為原來抗瘧藥不是沒有,中藥傳統是用常山比較多,這個藥不是沒有效,但是它毒性比較大,吃下去要嘔吐,沒有辦法派上用場。奎寧、氯喹等這一類都產生耐藥性。所以我們就已經做了一些初步的化學結構,分子量、熔點啊、還有四大光譜等都做了一些分析。(另)一方麵,就來分離提取有效成分,這個過程也是很艱苦的。後來,大家也都找到了一些固體。從海南島回來以後,(大家)更努力的來做。
後來就分離出青蒿素了,青蒿素其實(對)抗瘧療效是百分之一百的。青蒿素這裏麵也曾經出了一點問題,為什麽呢?拿去以後,療效不是很理想,這就是有問題的,所以就把海南島帶去的片子寄回來,看一下是什麽問題。
因為純度是沒有問題的,百分之一百的,問題在這裏:片子用乳缽壓都壓不碎,因為這時候我們劑型室根本沒有參與“523”的工作,他們就把這個拿給人家去做,可能這個時候就出了問題了,這個時候你要是再耽誤就不行了,又是明年的臨床時期了,所以我們後來馬上就說,青蒿素結晶裝到膠囊裏麵去,我們的副所長馬上趕到海南,做了幾例,確實療效是百分之一百。那麽這個化學也已經定性了,說明這就是青蒿素的結構。到了後麵,整個“523”大集體,大家也做了很多,一直把這個藥,最後做了上千例,我們自己單位就做了五百例。按現在新藥評審不需要做那麽多,後來大家做了幾千例。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1978年召開科學大會,我去領獎狀,是因為我們的科技組——中醫研究院裏我的組得了這個獎,我作為組長就要上去,這個獎狀現在還在那裏。
1982年,就領了一個發明獎,我們是第一單位,因為那時候寫了六個單位,但是中醫研究中藥所是放在第一,我就去把這個發明證書領回來。
所以一直到1981年,WHO也了解了這些情況,要求衛生部在中國召開首次的青蒿素國際會,他們來了7位專家,英國、美國、法國,我們就全部做了報告。他們確實還是很讚賞,說中國人能夠用傳統醫藥與現代科學結合起來,找出來這麽一個特色的抗瘧新藥,而且結構完全是新的,所以他們對我們表示祝賀,而且他們說青蒿素不是一般的,是增加了一個抗瘧新藥,它的化學結構還有作用方式都和以往的抗瘧藥不一樣,這些專家就說這個藥今後的發展前景都比較好,而且可以由此推出來新的抗瘧藥。
1981年離現在已經很長時間了,一直到現在,這次是獲得了諾貝爾獎,這是今年的事。這個領域大家可能也都不太知道,我後來寫了一本書,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所以我就說,諾貝爾獎是國際社會進一步的全麵認可,是這樣一個問題,當然這個獎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個榮譽,是“523”當年大家共同工作的同誌們的榮譽,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我這樣想,這個也說明了毛主席說的,中醫藥是個偉大寶庫,說明確實有很多精華值得我們用現代科學(進行研究)。
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現在有很多新的手段,假如能夠兩者結合起來,還會找出來一些新的(藥物)。創新的問題,肯定是這麽一個情況。
我覺得,這次諾貝爾獎也給我們一個新的激勵,我們這五千年的曆史,是我們自己的優勢,古為今用,所以我也在這裏呼籲,這個單位很多領導我很感謝,大家多方麵的支持,對醫藥有興趣的,還可以(在)這方麵做些努力。因為現在確實病比較多,健康問題也是比較多的。
當然,也不是說隻有搞中藥才能為人類健康服務,因為瘧疾是很嚴重的問題,假如說要是問題泛濫,確實是不得了的。那麽現在來講,因為有些東西很容易產生耐藥性,所以WHO提出來,他們要聯合用藥,盡量不要產生耐藥性。
我現在年紀都已經大了,但是也會為這些事情擔心,確實聯合用藥還是存在問題,聯合用藥並不是說隨便加在一起就可以的,已經產生耐藥性的藥弄在一起更會有問題產生。
青蒿素是一個全新結構的藥物,而且它的優勢是活性比較強、毒性比較低,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這些年並沒有很好地組織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一直到現在,抗瘧的機理也並沒有弄清楚,清華大學有一位周兵同誌,他也很努力的在做。我獲拉斯卡獎回來以後,他也開了會,組織很多單位聯係在一起,希望能夠獲得經費支持來繼續工作,但是這件事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今天院長在這裏,周兵同誌還是很努力的,你回去之後再考慮考慮。
一個新藥隻有將機理搞清楚了,才能充分發揮它的作用,我也還在做一些工作。因為自身免疫病也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協和(醫院)追我追得很緊,我希望能夠盡快做出來。
一個代表性的是紅斑狼瘡。其實我也申請了專利,也做了一些工作,就快要上臨床了。協和這幾年還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最後沒有繼續,因為經費成問題。
我的專利也快要沒幾年了。難得有這樣一個機會來呼籲。清華的周兵,他也不是(做)醫藥的,但是他很努力。
那麽我這次得獎,我的最大心願就是希望形成一個新的激勵機製。我們國家要深化體製改革等等,正好諾貝爾獎來了,在中國還是第一次,零的突破,很多年輕同誌怎麽發揮他們的能力、他們的實力,形成新的激勵機製,這是我的心願。
我已經老了,新生力量是很重要的,不光是醫藥領域,各個領域都會有創新的。前天,北大——我的母校的校長帶了好多年輕同誌去看我,昨天晚上清華也去了。(其中)有一個可能是學生會主席,都是很年輕的(同學),他們根本都不是學醫藥的,毫不相幹。可見,年輕人現在也是在(力爭)圖強,努力爭創高峰。(我希望)咱們這個諾貝爾獎,成為一個新的激勵機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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