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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裏談家風: 自強自立、自食其力

(2015-07-22 10:26:10) 下一個
像周,鄧, 他是做事的人。做事的人會玩。

父親的退休生活很豐富,概括為“三打、兩看、一接見”,“三打”是指打網球、橋牌、高爾夫球,每周萬裏會打三四次橋牌,打兩三次網球,偶爾打一次高爾夫球;“兩看”是指看書看報紙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見”是指接見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父親給自己的退休生活作了一首打油詩:“退休不發愁,還有橋牌和網球。還有一批好朋友,國泰民又安,老年樂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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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伯翱:父親經常告誡我要自強自立、自食其力。18歲我高中畢業,父親就主張把我送到鄉下去鍛煉,當時奶奶和母親抹著眼淚不同意,父親堅持要送我下鄉,他說,“我就是農民的兒子,希望我的兒子能到農村去接受鍛煉,在風雨中成長。”

  不過父親叮囑我,要做一個有文化有知識的農民,他跟我說,“農村是個大學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學,你可以研究養殖業,你喜歡寫作,下鄉豐富生活閱曆,一樣可以成為作家。”臨走時,他送給我一本很厚的筆記本,他在首頁題字:“一遇動搖,立即堅持”,我至今還保存著這本筆記本,裏麵我寫滿密密麻麻的文字。

老幹部:我要社會主義!萬裏:我要人民群眾       

萬伯翱:父親最大的亮點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人民的利益牢記在心裏。這是共產黨人的宗旨,父親做到了。他在安徽擔任省委書記期間主導農業改革,受到很多壓力,有老幹部質問他,“包產到戶離開了社會主義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父親反問他:“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麽?”老同誌說:“我要社會主義!”父親果斷地回答:“我要人民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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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半旗送別。老幹部:我要社會主義!萬裏:我要人民群眾                           

已有 98 次閱讀 2015-7-21 17:20 |個人分類:博視坊間|係統分類:人物紀事    推薦到群組

7月18日,萬伯翱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實習生 彭子洋 攝7月18日,萬伯翱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實習生 彭子洋 攝
2008年,萬裏和家人在一起。萬伯翱 供圖2008年,萬裏和家人在一起。萬伯翱 供圖
2003年冬,萬伯翱和父親一起討論體育話題。萬伯翱 供圖2003年冬,萬伯翱和父親一起討論體育話題。萬伯翱 供圖

  2015年7月15日12時55分,一代改革闖將萬裏與世長辭,享年99歲。今天,萬裏遺體將在北京火化,天安門下半旗誌哀。


 

  

萬裏長子萬伯翱在治喪期間接受新京報記者獨家專訪,回憶萬裏與家人在一起的普通生活。

  萬伯翱說,父親退休後非常低調,幾乎不出席公開活動,沒想到他去世後,來自全國各地的普通群眾自發到靈堂祭拜,父親為老百姓辦了實事,老百姓沒有忘記他。

  萬伯翱18歲被父親送到農村鍛煉,一呆就是10年,父親叮囑他做一名有文化的農民。萬伯翱說,剛開始不理解父親的做法,有過抱怨,後來理解了,在風雨中他鍛煉成一名作家。

  萬伯翱說,父親對家人要求極其嚴格,有時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做萬裏的兒子不容易,有過抱怨和委屈,所幸家人沒有辱沒父親清廉的名聲。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個正直、廉潔的人,是萬裏對家人的叮囑,也是萬裏留給後輩的寶貴精神財富。

  談萬裏退休後的生活

  打網球不可以贏他

  新京報:您是傳記文學作家,如果來書寫父親的一生,覺得他身上最大的亮點是什麽?

  萬伯翱:父親最大的亮點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人民的利益牢記在心裏。這是共產黨人的宗旨,父親做到了。他在安徽擔任省委書記期間主導農業改革,受到很多壓力,有老幹部質問他,“包產到戶離開了社會主義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父親反問他:“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麽?”老同誌說:“我要社會主義!”父親果斷地回答:“我要人民群眾。”

  父親為人民辦實事,在人民心中享有威望,因此有民謠“要吃米,找萬裏。”

  父親去世後,讓我很驚訝的是,全國有這麽多人懷念父親,我原以為父親淡出政壇20多年,為人低調,不會有這麽大的反響。父親的靈堂,不僅有高級官員前來吊唁,還有從全國各地自發來祭拜的普通農民、工人。有個80多歲的老人喬世英主動來靈堂祭拜父親,他告訴我,上世紀50年代,他還是個中學生,參加義務勞動,和北京市副市長萬裏分在一組給公廁淘糞。副市長以身作則挑糞,給他留下很深印象。老人家握著我的手說:“老市長為人民辦實事,我一定要來祭拜他。”

  新京報:自1993年從全國人大委員長位置退下來,老人家就很少公開露麵了,大家很關心他的晚年生活。

  萬伯翱:父親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就是完全退下來。父親曾對我說,老同誌退下來後,不問事,不管事,不惹事,讓年輕同誌放開手腳幹,就是對中央領導同誌的最強有力支持。他給自己定了三項規定:不擔任名譽職務;不參加剪彩活動;不題字寫序。

  雖然不再參加政治活動,父親的退休生活很豐富,概括為“三打、兩看、一接見”,“三打”是指打網球、橋牌、高爾夫球,每周萬裏會打三四次橋牌,打兩三次網球,偶爾打一次高爾夫球;“兩看”是指看書看報紙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見”是指接見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父親給自己的退休生活作了一首打油詩:“退休不發愁,還有橋牌和網球。還有一批好朋友,國泰民又安,老年樂悠悠。”

  新京報:看到過老人家打網球的照片,那麽大歲數身手還那麽矯健。

  萬伯翱:父親90多歲還上場打網球,他最高興的時候是打網球贏了,會開懷大笑。父親上世紀30年代在師範讀書時就迷上了網球,他是網球高手,晚年雖然速度不行了,但是對球的判斷,擊打還是很有力度。陪他打球不是件輕鬆的事,你不能糊弄他,胡亂打明顯讓著他,他會不高興。

  2008年奧運會,中國網球運動員鄭潔和晏紫得了雙打銅牌,父親非常高興,拉著兩個姑娘在先農壇網球場一起打球,打球前,父親說:“你們可以贏全世界,但不可以贏我。”弄得兩個世界級運動員不知如何打球,最後父親贏了。

  新京報:老人家真風趣。

  萬伯翱:這是父親的玩笑話,老年人也有童真、要人哄的一麵。他其實知道是對方在讓他,有次他問他的網球陪練,“我們在一起打球多少年了?”教練說:“30多年了。”父親很真誠地道歉:“很對不起你呀,30多年沒讓你贏過球。”

  新京報:萬老退休後說過“不問事,不管事,不惹事”但他還說過:“如果我真正有什麽意見,該說的時候,我想我還是會說的。”您印象中父親退休後對哪些事情主動提出意見?

  萬伯翱:父親提出三不規定,但並不代表他不關心黨和國家的大事,他每天還要閱讀黨的文件、內參、報刊。他晚年對環保很關心,有人主張在三亞建一個化肥廠,國家環保局官員給他匯報此事,父親就批示了堅決反對在三亞建任何汙染企業。他還批示對家鄉的東平湖,一定不能汙染,主張把重工業遷移出來。

  父親一貫關心年輕人,在他擔任全國委員長期間,1989年底,他找北大的學生到人民大會堂打橋牌,邊打橋牌邊聽他們匯報思想工作,他很關心年輕人的發展。

  新京報:能說說老人家在世時最後情形是怎樣的?

  萬伯翱:父親去世前一周,因為肺炎感染連續多日高燒不退,在他住院期間,有天我來醫院看他,他告訴護士,“這是我的大兒子,我兒子來看我了。”

  去世前一天,父親陷入昏迷,之前醫生要給他做血液透析,他擺手堅決不肯做。他最後是自己閉上眼睛的,走得比較安詳。

  談萬裏改革曆程

  他有個外號叫“萬大膽”

  新京報:有人說,您父親是中國改革的標杆式人物,您怎麽看?

  萬伯翱:我認為父親的特點是實幹、大膽。他有個外號叫“萬大膽”。50年代,父親出任第一任城市建設部部長,1958年父親主持修建人民大會堂,周總理任總指揮,我父親承擔具體指揮工作。父親日夜奮戰在工地上,人民大會堂建成後,父親回家了,我看到他黑黑瘦瘦,掉了十多斤肉,心疼。

  人民大會堂作為“首都十大建築之一”隻用了10個月就建成了,毛主席對此很滿意,他在一次擴大會議上表揚我父親:人民大會堂修得不錯,指揮修建的人姓萬名裏,此人不簡單,一天就走一萬裏。你們要學習萬裏的速度。

  “文革”後期,鄧小平複出主持工作,1975年點將父親擔任鐵道路部長,他提出“安全正點,四通八達,多裝快跑”的方針,大刀闊斧整頓,不到一年時間,全國鐵路麵貌大為改觀,火車恢複正點運行,民間流傳“安全正點萬裏行”,父親被稱為“正點部長”。

  新京報:您父親在安徽領導農業改革,受到很大壓力,他是如何克服這些阻力的?

  萬伯翱:在安徽領導農業改革,他確實承擔了巨大的壓力。父親曾經對我說,“老大,你不是喜歡寫文章嘛,我的一生中最驚心動魄的兩次經曆是在鐵道部和在安徽領導農業改革,鬥爭太激烈了,你們作家拿來創作可以寫出很好的故事。”

  父親到安徽後,親自到農村去調研,他輕車簡行,不事先安排,看到的是農村最真實的情況,當他看到農民家徒四壁,吃不飽飯,穿不暖衣,農民的孩子躲在床上不敢下地見他,因為兄弟幾個共穿一條褲子。父親當時就流淚了,他說解放快30年了,想不到農民還過這麽苦的日子。他決心要讓農民吃飽穿暖。1977年是安徽的大旱年,過年了,父親主持農業部門放倉借糧給每戶農民發5斤麵過年,父親說,就是楊白勞過年了也得借兩斤白麵,給喜兒買兩寸紅頭繩過年,他要讓老百姓過年能吃上餃子。

  1977年,極左思潮仍然盛行,當時有人認為,父親主導的小崗村“包產到戶”是跟大寨對著幹,是資本主義複辟,但父親就是大膽,他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堅持改革。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安徽的改革,父親不理會,說,“你走你的陽光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底下的縣委幹部害怕了,拿著《人民日報》去問父親,還要不要堅持包產到戶。父親說,老百姓是問縣委要糧食呢,還是問《人民日報》要糧食?要是秋後《人民日報》能給你糧食,你按照它的辦,否則你就按照我的辦。

  新京報:他沒有動搖過嗎,不擔心再次被打倒?

  萬伯翱:你說我父親壓力大不大,被人攻擊為複辟資本主義,當時劉少奇還沒有平反,劉少奇被打倒的五大罪狀之一就是發展資本主義,這是當時極其嚴重的罪名。父親做好被打倒的準備,他曾經跟母親說:“大不了我頭上的烏紗帽不要了。”但他後麵還跟了一句:“我若被打倒,人民還會給我平反的。”

  在中央首先支持父親改革的是陳雲,後來鄧小平也表態支持他完成了安徽的農業改革,安徽的農業改革突破建國來農村集體經濟體製中束縛生產力的東西。鄧小平對此有很高的評價:“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從安徽開始,萬裏同誌是立了功的。”

  新京報:萬裏是十八大主席團成員,老人家如何看待當下的改革?

  萬伯翱:父親對當下的改革是讚賞和支持的,他尤其讚成反腐敗鬥爭。父親對腐敗嫉惡如仇,父親說反腐鬥爭一定要堅持到底,黨的艱苦樸素、廉政愛民的作風不能丟。

  父親在1986年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提出我國政治體製存在一個弊端,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沒有受到應有重視,權力過分集中。這個講話放在現在看來,也是有借鑒意義的。

  談父子情

  父親叮囑我當一個有文化的農民

  新京報:您眼裏的父親是一個怎樣的人?

  萬伯翱:父親對子女要求很嚴格,對四個兒子尤其嚴厲,他對女兒比較溫情,妹妹可以在他跟前撒撒嬌,哭鼻子,開玩笑,我們四個兒子從來不敢跟他撒嬌,連跟他說話都有點害怕。他老了以後,就隨和很多,對孫輩很和氣。

  父親對我的表揚不多,我到農村去鍛煉後,有次他寫信告訴我,他接見了一批即將下鄉的知識青年,他跟那些知識青年說,“我兒子也是知青,我為兒子感到驕傲。”父親不輕易表揚我,我看到信後心裏很高興。父親退休後,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說,“你是受到周恩來表揚的模範下鄉知識青年,我給你寫的信最多了。”

  新京報:您父親經常教育你的話是什麽?

  萬伯翱:父親經常告誡我要自強自立、自食其力。18歲我高中畢業,父親就主張把我送到鄉下去鍛煉,當時奶奶和母親抹著眼淚不同意,父親堅持要送我下鄉,他說,“我就是農民的兒子,希望我的兒子能到農村去接受鍛煉,在風雨中成長。”

  不過父親叮囑我,要做一個有文化有知識的農民,他跟我說,“農村是個大學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學,你可以研究養殖業,你喜歡寫作,下鄉豐富生活閱曆,一樣可以成為作家。”臨走時,他送給我一本很厚的筆記本,他在首頁題字:“一遇動搖,立即堅持”,我至今還保存著這本筆記本,裏麵我寫滿密密麻麻的文字。

  新京報:您到農村一呆就是十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理解父親的做法嗎?會不會想:“我是高級幹部的孩子,還要吃這樣的苦”?

  萬伯翱:我到農村去就帶著三件東西:父親在抗日戰爭期間部隊發的一床補滿補丁的舊被子,父親穿了多年的灰棉襖,還有15塊錢。我就這樣到了河南省西華縣黃泛區農場。農村的生活是艱苦的,有時睡的是50人的草屋大通鋪,要到一裏多地外擔水吃,吃的是紅薯加鹹湯,我正在長身體,吃不夠。和大夥一起幹活,有時頂著快40℃的高溫、毒辣太陽給果樹噴農藥,風一吹滿身都是農藥。累也不能吭聲。

  要說我剛開始沒有想法是不客觀的,苦的時候累的時候我會想北京的同學在城市過輕鬆日子,憑什麽要放我一人到窮鄉僻壤來鍛煉。但父親給我寫信,鼓勵我要好好向農民學習,加強鍛煉。我很快融入農民的生活,1963年,《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市委書記的兒子參加農業勞動”報道了我下鄉鍛煉的事情,周總理在首都應屆中學生畢業代表大會上,把我稱為幹部子弟下鄉的典型。能得到周總理的表揚,我很自豪。我就在農村紮下根來,一幹就是十年。

  新京報:這十年的知青生活給您最大的收獲是什麽?

  萬伯翱:我想我達到了父親的期望,了解勞動人民的疾苦,我也成為勞動人民的一分子。長期的磨練,豐富了我的閱曆,農村生活也給我提供了大量的寫作素材,後來我真的成長為作家。父親有次對我說,“我年輕時的願望也是當作家,沒想到我們家還真能出個作家了。”

  談家風

  對家人嚴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報:聽說您父親對家人的禁令很多,製定了哪些家規?

  萬伯翱:父親對家人要求很嚴格,他的官越大對家人限製越多:不能打著他的旗號幫別人辦事,所有的孩子不許經商。不許使用公家的東西,不能占公家一分錢便宜,細小的規定有不能使用家中的紅色電話,不能坐公務車。

  50年代,有段時間母親曾經和父親在同一個機關辦公,父親作為領導可以配公務車上班,母親作為普通職員隻能坐公交車上班,我記得母親的包裏總是有大把的公交車票。

  父親和奶奶的感情很深,爺爺參加抗日戰爭,被日本兵打死了,奶奶把爸爸拉扯大的,解放後奶奶一直跟著父親住。有一次奶奶去看病,父親不讓公車接送,是勤務人員幫奶奶雇三輪車去醫院的。

  我們孩子更是從不敢找父親辦事,我是沒有坐過一次公務車,沒有使用過一次紅色電話,從不敢答應幫別人辦私事。這對我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家風如此。

  妹妹剛到美國時,生活很艱苦,有美國的一所大學找她,提出想請萬裏為學校題詞,他們願意出4萬美金酬謝。4萬美金是一筆天文數字,但我妹妹拒絕了,因為父親必然會拒絕,哪怕是他寵愛的小女兒。

  新京報:是否抱怨過父親對你們要求太嚴格,還不如一般人家子女自由?

  萬伯翱:是的,父親有時候做事極端、不近人情。我的大弟弟是律師,父親在做委員長期間,有一次看到一個內參,說廣東有一個犯人指控大弟弟有經濟問題,收了人家5000美金好處費。父親怒不可遏,批示說:如情況屬實嚴辦。母親知道後就不同意:你得調查清楚真相再做判斷吧。後來證實這是個誣告。如果弟弟真犯了錯誤,父親肯定不會包庇的,一定會從嚴處理。弟弟說,如果我真犯事了,法院給我判十年,老爺子還會要求加判十年。他就是這樣對家人非常嚴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報: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兒子,您沒有享受到特權,前途反而受到“父親的阻礙”,抱怨過父親嗎?

  萬伯翱:父親對子女要求很嚴格,尤其反對打著他的旗號去實現個人目的,他多次反對家人升遷。北京亞運會後,我憑著自己的實幹和努力,被提拔為中國體育雜誌社總編輯和社長。弟妹在中南海向他報告了這個消息,他回答說,“比老大有能力的人多的是,為何要提拔他。”弟妹和他爭辯說,哥哥下鄉鍛煉十年,靠自己的本領闖出來的。父親才作罷。

  因為父親的反對,我妻子一直沒能調入北京工作,我和妻子過著兩地分居生活,我在鄭州讀完大學後被部隊選中入伍,後來調到北京某部隊,但妻子仍然在河南鄭州鐵路局工作。有人提出能幫我妻子調動工作到北京,但是父親知道後堅決反對:“在鄭州工作不是很好嗎?都調動到北京來,那誰來做鄭州的工作。我的意見是不要調,誰調她來誰犯錯。”我妻子最終沒能調回北京。

  我當然想妻子調回北京,誰想夫妻長期兩地分居呢?但拗不過父親的脾氣,要說心裏沒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現在逐漸能理解父親了,我沒有享受父親的任何特權,沒有辱沒父親清廉的名聲。

  新京報:不能享受特權,反而處處受到限製,您覺得做萬裏的兒子很難嗎?

  萬伯翱:做萬裏的兒子不容易呀。父親的官當得越大,對我們的限製就越多,我們還不如普通人家的孩子自由。我有過抱怨,不過也逐漸能理解父親,他是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和子女。時間長了,我們也就習慣了。

  新京報:作為兒子,您覺得父親性格中最大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麽?

  萬伯翱:父親最大的優點是心中始終牽掛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缺點吧,作為兒子,從私心上來講,我覺得父親對子女太嚴格了,缺少家庭溫情。他對子女生活起居從不過問,他從沒去過我們子女5人任何一個小家串過門,可以說他對黨、對國家和人民是非常稱職的,但對子女似乎並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我理解他們那一代共產黨人,覺得孩子不僅是家庭的,也是國家的,可以為了大愛犧牲小愛吧。

  新京報:父親給後輩留下什麽遺產?

  萬伯翱:父親一生清廉,沒有給家人留下任何遺產,沒有存折,沒有金銀玉器,沒有房產,他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但他給子孫留下寶貴的精神財產,做一個正直清廉、自強自立的人。

  新京報:萬家後代發展多元化,萬裏對家族後輩有何囑咐和期待?

  萬伯翱:父親對家族後輩的囑咐是:任何時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為黨和國家服務,不能做出有損黨和人民的事;還有一點是要做一個正直、廉潔的人。

  新京報記者 蕭輝 見習記者 韓雪楓 北京報道

原標題:萬裏同誌遺體在京火化習近平等到八寶山革命公墓送別

新華網北京7月22日電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原副總理,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裏同誌的遺體,22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

萬裏同誌因病醫治無效,於2015年7月15日12時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萬裏同誌病重期間和逝世後,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江澤民、胡錦濤等同誌,前往醫院看望或通過各種形式對萬裏同誌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22日上午,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莊嚴肅穆,哀樂低回。正廳上方懸掛著黑底白字的橫幅“沉痛悼念萬裏同誌”,橫幅下方是萬裏同誌的遺像。萬裏同誌的遺體安臥在鮮花翠柏叢中,身上覆蓋著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

上午9時許,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胡錦濤等,在哀樂聲中緩步來到萬裏同誌的遺體前肅立默哀,向萬裏同誌的遺體三鞠躬,並與萬裏同誌親屬一一握手,表示慰問。江澤民在外地送了花圈,對萬裏同誌逝世表示哀悼。

黨和國家有關領導同誌,前往送別或以各種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誌,萬裏同誌生前友好和家鄉代表也前往送別。

新華社刊發萬裏同誌生平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原副總理,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裏同誌,因病醫治無效,於2015年7月15日12時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萬裏同誌,原名萬明禮,1916年12月出生於山東省東平縣一個貧民家庭,早年在家鄉接受小學和初中教育。1933年秋考入曲阜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在校期間,受進步思想影響,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193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6年夏,萬裏同誌從師範學校畢業,受黨組織派遣,回到家鄉東平開展黨的地下工作。他以教學為掩護,廣泛宣傳黨的抗日救亡主張,發展地下黨員,播撒革命火種。1937年10月,根據中共山東省委指示,萬裏同誌組織籌建了中共東平縣第一個縣級組織——東平縣工委,並擔任書記。其間,他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小組,發展“民先”隊員,成立抗日團體,創辦抗日報刊,積極組織人民群眾團結抗日,有效地擴大了黨的影響。1938年5月,萬裏同誌任中共泰西特委委員、宣傳部部長,後任泰西地委委員、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參與創建泰西抗日根據地。1939年冬起,萬裏同誌曆任中共魯西區委宣傳部副部長,中共冀魯豫區第二、八地委副書記。1940年4月,任冀魯豫邊區運西地委副書記,同年11月,任地委書記。在敵後抗戰最艱苦的時期,萬裏同誌領導當地軍民反“掃蕩”、反“蠶食”,廣泛開展民主民生運動,創建並堅持了運西抗日根據地,為冀魯豫地區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後,萬裏同誌曆任中共運西地委書記,中共冀魯豫區委委員、運西東(第七)地委書記,積極組織運西地區人民群眾進行土地改革,開展武裝自衛鬥爭。1947年7月,任中共冀魯豫區委秘書長,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主任。為迎接劉鄧大軍強渡黃河進入魯西南,他參與領導冀魯豫區人民群眾積極參軍參戰、組織生產、支援前線,為實現解放戰爭的偉大戰略轉折作出了貢獻。1948年1月,萬裏同誌參加冀魯豫區整黨工作。整黨結束後,他到黃河以南地區,參與領導當地軍民為鞏固、擴大解放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

1949年4月渡江戰役勝利後,萬裏同誌曆任南京市兩浦區軍管分會主任兼區委書記,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財政經濟接管委員會副主任、經濟部部長、建設局局長。同年秋,隨第二野戰軍挺進大西南。新中國成立後,萬裏同誌曆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部長。這一時期,他重視工業生產,鼓勵發明創造,推進工廠製度改革,積極探索當地工業發展道路,為西南地區工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2年11月,萬裏同誌調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築工程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55年4月起兼任城市建設總局局長、黨組書記。1956年5月,城市建設總局改為城市建設部,萬裏同誌任部長、黨組書記。其間,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加強和改進城市規劃工作,反對城市建設中的急躁冒進的傾向。他強調城市建設要同工業建設及其他經濟文化建設相協調,並深入基層指導實踐,為推進“一五”時期的工業建設和重點工業城市有計劃有秩序地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萬裏同誌是新中國城市規劃建設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1958年3月起,萬裏同誌先後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副市長。在北京市工作期間,他曾協助周恩來總理負責國慶10周年獻禮工程建設,嘔心瀝血,迎難而上,帶領廣大幹部職工,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僅用不到一年時間,就圓滿完成人民大會堂等北京“十大建築工程”建設任務。“十大建築工程”的設計標準、建築藝術、施工質量和速度都達到當時世界先進水平,創造了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跡,受到了毛澤東主席充分讚揚,誇讚他為“別人日行千裏,而你是日行萬裏”。

1971年3月,萬裏同誌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副組長。“文化大革命”中,萬裏同誌受到嚴重迫害,被監護審查。他堅持原則,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以實際行動進行了積極抵製和鬥爭,表現了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1973年5月,萬裏同誌解除勞動改造,恢複工作,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委會委員、副主任。他提出一定要把首都規劃好、建設好、管理好,並敏銳地提出了保護環境、治理汙染的主張和措施。

1975年1月,萬裏同誌任鐵道部部長,後任鐵道部黨的臨時領導小組組長。他堅決支持鄧小平同誌提出的實行全麵整頓、把鐵路係統作為整頓突破口的主張,認真貫徹落實整頓的方針,深入調查研究,針對鐵路係統存在的問題,提出實現“四通八達,暢通無阻,安全正點,當好先行”的目標,堅決反對和製止派性,堅持整頓領導班子、健全規章製度、狠抓鐵路運輸秩序,迅速扭轉了鐵路係統的混亂局麵,使陷於半癱瘓狀態的鐵路係統煥發了生機。1975年底,在“四人幫”肆虐之下,鄧小平同誌主持的全麵整頓被迫中斷,“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展開,萬裏同誌再一次被打倒,持續9個月的鐵路係統整頓工作也隨之中斷。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萬裏同誌再次恢複工作,1977年2月,任輕工業部第一副部長。同年6月,萬裏同誌調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兼安徽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安徽省革委會主任。到任之後,他輕車簡從,深入基層,走鄉串戶,體察民情,僅用三四個月時間,就掌握了全省大部分地區的實際情況。麵對十年內亂造成的嚴峻局勢,他采取果斷措施,全麵深入揭批“四人幫”,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較快地解決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許多重大問題。他重視農業生產,關心農民疾苦,以大無畏的勇氣,打破“左”的禁錮,提出農村工作以生產為中心,勇敢探索發展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轉變農村麵貌的新路子。他主持製定了《中共安徽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突出強調農村工作的中心是農業生產,必須保護和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他以非凡的政治膽識,大力支持、推廣肥西縣“包產到戶”和鳳陽縣小崗村“包幹到戶”的做法,積極推動全省農業管理體製變革,為開辟中國農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貢獻。萬裏同誌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鋒,他領導的安徽農村改革,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製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對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一次艱辛和成功的探索。他領導安徽農村改革的功績,得到黨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全省人民的普遍讚譽。當時在安徽農民中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要吃米,找萬裏”。鄧小平同誌曾經說,中國的改革始於農村,農村的改革始於安徽,萬裏同誌是有功的。

1980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萬裏同誌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年3月,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4月,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林水和勞動工資等方麵的工作;8月,兼任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1981年3月,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成員。1982年2月,兼任中央綠化委員會主任委員。1983年7月,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同年8月,兼任國家人防委主任;9月,任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主任;10月,兼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退伍軍人和軍隊離休退休幹部安置領導小組組長。

萬裏同誌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積極倡導者和領導骨幹。在分管農村工作期間,他注重調查研究,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多次組織農口廣大幹部奔赴全國各地,了解農村情況,傾聽農民意見。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衝破“左”的思想束縛,科學總結農業學大寨的經驗教訓,全麵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推動農村改革全麵深入發展。他提出要改革農村生產經營體製,發展商品生產,肯定“包幹到戶”是黨領導下的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運用。1982年至1986年,他領導起草了5個中央1號文件,經中央研究批準後下發,推動了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入。他還提議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作為我國農村基本經營管理體製長期不變寫進憲法。萬裏同誌高度重視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出加強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要通過改革開放、發展生產、普及教育等途徑,建立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相適應的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除農村工作外,萬裏同誌還參與領導經濟體製改革,積極推動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其他各方麵改革。他認真總結運用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堅持把轉變機製、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注重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他強調要尊重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的正確主張,提出要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克服平均主義。他積極探索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環節的經濟體製改革道路,支持企業實行經濟責任製,為推動經濟體製改革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大力倡導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建設,強調發展民主與健全法製是我們國家的一件根本大事。他積極推動政治體製改革,提出“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

1988年4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萬裏同誌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同月,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他強調要根據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提出要把“保證和促進改革”作為人大的首要職責,把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作為人大的中心任務。他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是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方麵,主張通過改革一步一步使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走向製度化、法律化。他高度重視立法工作,強調要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需要加強立法工作,加快經濟立法,保障改革和建設的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在他主持下,七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了86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草案,製定了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產品質量法、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工會法、著作權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一係列對我國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和保障公民權利方麵具有重大影響的法律,還製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組織起草並提請審議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把“一國兩製”偉大構想和國家對香港、澳門的一係列方針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他高度重視人大監督工作,提出要把對法律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同製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確執法檢查是人大履行監督職責的重要形式。七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任期內,共對31件法律和6個決定的執行情況組織開展了53次執法檢查,對促進法律的實施起到了積極作用。他高度重視反腐敗問題,提出要加強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的監督職權,支持監督部門、司法部門工作,堅決懲治各種腐敗行為。他高度重視人大自身建設,強調要按照民主集中製原則,通過改革和製度建設,繼續健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各項職能。七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積極完善立法、監督、代表等工作製度以及人大議事程序,製定了代表法和全國人大議事規則、委員長會議議事規則等重要法律製度,有力地促進了人大工作規範化程序化。他堅決維護黨和國家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強調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

1992年10月,根據黨的十四大重大決策精神和我國改革開放發展進程,萬裏同誌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主張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等載入憲法。他親自主持憲法修改小組工作,經過認真調查和慎重研究,領導起草了憲法修正案草案,並於1993年3月由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

1993年3月,萬裏同誌不再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職務。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以後,他仍然關心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堅決擁護支持黨中央的領導,嚴格自律,對改進黨的作風、懲治腐敗堅定支持,積極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萬裏同誌是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萬裏同誌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共產主義事業。他刻苦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充滿信心。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萬裏同誌一生堅持真理,堅持正義,堅持原則,顧全大局,遵守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他善於正確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切從實際出發。他身體力行,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工作作風踏實。他襟懷坦白,清正廉潔,團結同誌,深受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的愛戴。

萬裏同誌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貢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他的逝世,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我們要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協調推進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而奮鬥。

萬裏同誌永垂不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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