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全中國博學之人”

陳寅恪：“全中國博學之人” ------------------------------------------------------------------------------------------------------------------------------------

文章來源：新華網   作者：國學術    編輯：莫有勇   發布時間：2007-04-17 01:07

陳寅恪，江西修水（義寧州）人，1890年生於湖南長沙。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從小就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1902年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複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後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麵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1926年，36歲的陳寅恪被清華國學研究院聘為“四大導師”之一。此後長期教書育人、著書立說，成為一代宗師。1942年春，他來中山大學任教，不久移居燕京大學。解放前夕，他再次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係調整後，嶺南大學合並於中山大學，陳先生再次執教中山大學。晚年在失明臏足的困境中，仍寫就85萬字巨著《柳如是別傳》。十年動亂期間，他遭到殘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          海內奇士 家學淵源          1890年，陳寅恪誕生在一個書香世家。祖父陳寶箴21歲時參加鄉試，得中舉人。他的文才、韜略和辦事能力深為曾國藩所賞識，稱他為“海內奇士也”。在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後，陳寶箴“以家貧養親，不得已而就末職”。先後擔任過湖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湖南巡撫等職務。 陳寶箴深受儒家內聖外王思想影響，為人剛正不阿，具有強烈的愛國感情。甲午海戰以後，陳寶箴嚴厲譴責李鴻章“極知不堪戰，當投闕瀝血自陳，爭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聖聽。今畏塞責，望謗議，舉中國之大，宗室之重，懸孤注，戲付一擲”。當李鴻章從日本返回天津時，眾人議論李會再次出任直隸總督。正在天津督東征湘軍轉運的陳寶箴憤然不去拜見，並且揚言，如果李鴻章早上擔任直隸總督，他當晚就掛冠而去。在黑暗汙濁的晚清官場，陳寶箴正氣凜然，真是難得。 陳寶箴雖然恪守儒家學說，但思想卻很開放。1895年他奉詔擔任湖南巡撫，在蹇澀多年之後，終於有了獨當一麵、大展鴻圖的機會。他在湖南，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政，整飭吏治，裁汰冗員，罷免昏庸貪鄙的官吏，興辦工商實業，開辦時務學堂、武備學堂，以開迪民智、改變陳舊的風俗。當時，黃遵憲來湖南主持鹽法道，梁啟超受聘主持財務學堂教席，“皆以變法開新治為己任”。不僅如此，他還向光緒皇帝上書，力薦張之洞入執掌軍國大權的軍機處擔任軍機大臣，和京外官員三十餘人備光緒皇帝挑選。其中所舉薦的楊銳、劉光第被光緒皇帝任命為軍機章京，與譚嗣同、林旭並列為軍機四章京。陳寶箴任湖南巡撫三年，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本來還可以有更大的作為，但戊戌政變失敗後，慈禧太後等守舊勢力剝奪了光緒皇帝一切權力，殺了軍機四章京。陳寶箴因擁護皇帝變法，被視為“帝黨” 和維新黨，成為慈禧太後的眼中釘，本應受到嚴懲，但因榮祿等人在慈禧麵前磕頭求情，才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但心狠手辣的慈禧最終沒有放過他，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前夕，1900年6月26日密詔令他自盡。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號散原，光緒十二年（1886年）進士，官拜吏部主事。他覺得京城官場，腐敗成風，難以有所作為，不久便以侍候父親的理由離開吏部，到陳寶箴衙門協助處理公務。那時陳三立正當壯年，風華正茂，在儒家經世致用思想影響下，以改革天下為己任，同時又從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中吸取營養，主張唯新變法。他與一些思想開明的官員、文士如黃遵憲、梁啟超、嚴複等人交往，或縱談國家大事，為民族複興設計藍圖；或論詩話文，切磋學術；視功名利祿為草芥。他在政治活動中的最大建樹，是輔佐父親在湖南所推行的新政。陳寶箴任湖南巡撫後，父子通力合作，開創維新的新局麵，使昔日閉塞、落後的湖南百廢俱興，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不料政壇風雲突變，戊戌變法的失敗，也使陳三立受到革職處分，遠大的抱負盡付東流。 晚清政壇何其不幸，少了一個滿腹經綸的官員；晚清和民國初年的詩壇又何其有幸，多了一位卓有才華的領袖。政治上的失意和父親被迫自縊是轉變陳三立生活的契機。自1900年在南京定居後，他就把主要精力用在詩歌創作上。陳三立早年詩學韓愈、龔自珍，後來又深受南北朝和宋代詩歌的影響，特別是學習和繼承了以黃庭堅為台柱的宋詩江西派的傳統，融注成為自己的風格。他的詩歌創作代表了同光體詩派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清末和民國初年詩壇的泰鬥地位。梁啟超評論他的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濃深俊微，吾涓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陳三立的古文兼有《後漢書》、《三國誌》的長外，綿密精煉；又含蘊著桐城派注重義理、書卷、考據和行文雅潔的特點，自成一家。他著作頗豐，逝世後由幾位兒子集聚時編定有《散原精舍詩集》二卷、《續集》三卷、《別集》一卷、《文集》十七卷。而陳三立晚年居住北京（當時稱北平），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侵占北京，病中的老人憂憤已極，拒不服藥和進食，因而棄世。 在祖父和父親的熏陶下，陳寅恪從小就對經學、史學、文學、哲學、醫學和宗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勤奮好學是陳家的家風，陳寅恪又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陳家和他的舅父俞家藏書都非常豐富，兩家的書房便成為他流連忘返的樂園。而陳寅恪為人景仰的道義和氣節，或許也多少從先輩那裏繼承而來。 “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若能回到20世紀30年代的清華校園，可以去領會一下這樣的場景和人物： 清華園內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陳寅恪先生了。你們中誰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課表上有《唐詩校釋》或《佛經翻譯文學》等科目的鍾點，然後站在三院教室的過道上等一等，上課鈴響後，你們將看見一位裏麵穿著皮袍，外麵罩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戴一頂兩邊有遮耳的皮帽，腿上蓋著棉褲，足下登著棉鞋，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老先生從對麵彳亍而來，這就是陳寅恪先生了。 就是這樣的“純粹國貨式老先生”，卻得到了下至普通學生，上至大師鴻儒的尊敬和推崇。當時的清華文學院長馮友蘭，學問不可謂不高，學術地位不可謂不尊，在清華也曆任係主任、文學院長、代理校長等職務。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的時候，總有人看見馮友蘭十分恭敬地跟著陳寅恪先生從教員休息室裏出來，邊走邊聽陳的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對陳寅恪深鞠一躬，然後離開。“這個現象固然很使我們感覺到馮先生的謙虛有禮，但同時也讓我們感覺到陳先生的實在偉大”。 而素以學識淵博、中西融通而著稱的吳宓，與寅恪可謂是一生的摯交。但他同時也把寅恪視為自己的老師。他不止一次發自內心地說過這樣的話：“始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得識寅恪。當時既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越十五六載，行曆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人之同於吾言。寅恪雖係吾友，而實為吾師。” 在30到4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特別是文史學界，一直有所謂的“土產學者”和“出洋學者”的流派之爭，前者說後者不了解中國自己的傳統，處處隔靴搔癢；後者則批評前者方法陳舊，工具不夠。但這兩類學人對於陳寅恪先生卻是衷心地一致推崇。因為他對於舊學有家傳的淵源，而且多年深湛的功夫讓他能深深了解中國學術的傳統精神；另一方麵，對西洋新觀點、科學方法和工具，陳先生同樣造詣極深。單以語言為例子，他通曉或了解的不下二三十種之多，英、法、德、俄、日……等主要文字自然不在話下，而蒙古文、滿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羅文、希臘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甚至許多中亞細亞現存的或者已死亡的文字，他都通曉。這些語言工具幫助他解決別人所未能解決的問題，發現別人所未能發現的曆史真象。在國學方麵，一般人能背誦四書五經就算不錯了，而寅恪卻能背誦十三經，而且對每字每句“必求正解”，可謂爛熟於胸。他手頭經常翻閱的，則是《皇清經解》《續皇清經解》等大部頭。 關於陳寅恪的學術成就和治學道路，他的老同學兼表親俞大維曾作過一個概略的分析：大意是，從開始讀書到第一次回國止，陳寅恪主要把學習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文字（他認為這是治學的基本工具）上。他常說：“讀書須先識字”，因而他幼年時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的“訓詁”之學，曾下過一番苦功。在國外留學期間曾隨Lanman學習梵文及巴利文二年，在柏林大學時又隨Luecler學習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國後，又在北平與鋼和泰教授繼續研究梵文四五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有很高造詣。陳寅恪一生治學研究的重心是國史，對於史，他無書不讀，而且特別注重各史中的誌書。對各種會要他也甚重視，尤重《五代會要》。他也重視《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誦。其他雜史，他也看得很多。他特別注重史識，他常說：“在史中求史識，目的是“在曆史中尋求曆史的教訓”。因此凡中國曆代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曆代典章製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一般經濟變動的因果，以及中國文化長久留存的原因，等等，都是他研究的題目。對於許多文史古籍，他都作了分析研究，而且提出自己的評價。例如他以《詩經》、《尚書》是我們先民智慧的結晶，古文《尚書》絕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據秦火之後所傳零星斷筒，采取有關《尚書》部分編纂而成，不可武斷地說它是全部杜撰。他認為，《禮記》是儒家雜湊之學，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論，其中《大學》、《史庸》、《禮運》、《經解》、《樂記》、《坊記》等，不但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表彩的作品。他喜歡《孟子》的文章，但《孟子》裏提到的典章製度的部分，及有關曆史的議論，則認為多不可靠。  陳寅恪具有很通達的曆史觀。他說：“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製度，而經濟製度尤其最重要者。” 陳寅恪雖稱不上是一位語言學家，但他寫的一篇《四聲三問》，曾被譽為語言學領域裏“千古不朽的論著”。 由於有“趨庭之教”，陳寅恪所作的舊體詩無論從數量上或藝術價值上看都臻上品。在1980年首版之《寒柳堂集》中，共收他的詩作150餘首，據蔣天樞先生估計，這隻是他全部詩作的半數。 陳寅恪治學關注麵很廣，宗教、史學、語言學、人類學、校勘學、文字學等他均有獨到的研究或著述；而尤以中古史之研究聞名於中外，他生命的後期，不幸由於目盲和其他變故，所以大大影響了他的著述和研究，否則無疑將為中外學術界留下更加豐富的學術遺產。他生平著作（包括油印本及抄本在內）一百餘種，其中專著九種，即《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陶淵明之思想與清淡之關係》、《秦婦吟校箋》、《論再生緣》、《曆史研究》、《述東晉王導的功業》、《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後條》及《元白詩箋證論稿》等。其他論文主要刊登在《史語所集刊》、《清華學報》、《國學論叢》、《北平圖書館館刊》等刊物上。 “教授之教授” “蓋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師”、“一口準”、“活字典”、“活辭書”……這都是校內外乃至國內外學界對陳寅恪先生的推崇之詞。他來清華之後，即為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國學研究院結束之後，他又是清華大學文學院中唯一一位“合聘教授”。西南聯大時期，他曾是為數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 陳寅恪來清華的故事本來就是一段佳話。據說，梁啟超在向當時清華校長曹雲祥推薦陳寅恪時，曹因為陳寅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而遲疑。梁啟超則怒曰：“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被別人請吧！”接著又指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等幾位名教授對陳寅恪的推崇，曹聽後立即決定聘用他前來任導師。 陳寅恪到清華後，清華園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麵疑難問題不能解決的，都向他請教，他總是會給以滿意的答複。所以大家都奉他為“活字典”、 “活辭書”。陳寅恪講課時，許多有關教授都常來聽課，研究院主任吳宓是風雨無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大鋼和泰等教授，如有機會亦必趕來聽講。 而在文史領域，他所享之國際聲譽，大概迄今無人能望其項背。1925年，時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的趙元任先陳寅恪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哈佛要趙找人頂替並指名要陳寅恪，後因其不允而作罷。抗戰勝利後，他曾是英國劍橋大學特聘的第一個華籍漢學講座教授，在英主講東方學與漢學。歐洲各國漢學家雲集牛津城，以親聆陳之講學為快。但據當時有人記述說，歐洲許多大漢學家，除了斯文赫定，伯希和，沙畹等數人之外，能聽得懂陳先生講演者實寥寥無幾，皆因“陳的講演廣征博引，隻語言這一關那些一般的專家就闖不過”。（注：據cinason看法，本段似有失實可能，因陳當時在香港） 陳寅恪經常能解決外國學者所不能解決的疑難問題。有一次，蘇聯學者在外蒙古發掘到三件突厥文碑，不懂不通。但經過陳寅恪先生解釋，外國學者們毫無異詞，同聲歎服。“唐蕃會盟碑”，許多著名學者如法國之沙畹，伯希和都無法解釋，經陳先生翻譯後國際學者都十分滿意。又據藍文征（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生）的回憶，1933年，日本史學家和田清（曾任東北大學“東洋史料”主任教授和天皇禦侍講），從我國東北拿回一張古地契，“斷定”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遺物。有一次，一些曆史學者在東洋文庫吃飯，在座的有被稱為“日本史學界太陽”的白鳥庫吉，藍文征亦在座。當時白鳥不知藍文征是陳寅恪的學生，看他年輕，對之不稱教授，不稱先生而稱君，明顯有輕慢之意。大家互相傳閱那件地契，讚不絕口，無甚異辭。當地契傳到藍手中時，藍判定其非明物，而是清光緒時物。白鳥聽了很驚訝，請他再仔細看看，藍說：“不必看了，這紙是清末流行的‘雙抄紙’，又厚又粗，不是明紙；錢的單位，用‘吊’而不用‘貫’或‘緡’，也非明製；地契的格式為清末以來通行的格式。……”白鳥點頭不止，問藍認不認識陳教授。藍故意問，哪個陳教授？白鳥說是陳寅恪先生。藍答那是我的恩師。白鳥一聽，馬上隔案伸過手來……據白鳥自述，他在研究中亞問題中遇到了困難，寫信請教奧國學者，複信說可以向德國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教，而柏林的複信則說應該請教陳寅恪先生。當時錢稻孫在日本度春假，說回國時可以代為請教陳先生，結果錢的春假未完，陳的複信已至，問題迎刃而解。白鳥說，如無陳教授的幫助，他可能至死不解。（注：似有人對此事存疑，認為並未發生過） “賈府門前石獅子” 陳寅恪12歲即隨兄遊學日本，從此開始他長達20年的留學生涯。在各國漂泊遊曆的日子裏，他刻意求學，哪裏有好大學，哪裏有名教授，就去聽課和研究，不僅讀書本，而且留心觀察當地的風土人情，而對於一般人所重視的學位之類卻漠然視之。他在國內留學20年，不曾聽說過他在哪裏得過博士、碩士的學位，甚至連大學的文憑也未聽說他拿過。然而他的學問和日後成就卻是舉世公認的。這也可謂百年難遇的奇人。同時，他三十歲後便被海內外公認為中國最博學之人，然而此後數十年間卻幾乎沒有俗世的聲名，如梁啟超、胡適等人則是幾乎家喻戶曉。這也與陳寅恪淡泊名利隻求真理有關吧。 陳寅恪來清華時，年36歲，來清華前，他正在柏林大學研究。其時趙元任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接到了清華邀請他擔任國學研究院導師的信函。哈佛對趙說：“你一定要回國，務必找到相當資格人選代替。”並指名“陳寅恪如何？”趙便寫信問陳寅恪願不願意擔任是職，陳寅恪複信道：“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對美國留戀的，隻有波斯頓中國飯館翠香樓的龍蝦。”那時在柏林的中國留學生多染紈絝作風，但陳寅恪的生活簡樸而正派，他與傅斯年一起被譽為“賈府門前的一對石獅子”。 陳寅恪治學態度向來嚴肅，決不嘩眾取寵。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學用英文作學術講演，講題是《武則天與佛教》。許多中外人士聽說是以那位風流蓋世、豔絕古今的女帝為題材，都以為必有許多“宮闈秘事和佛教因緣”。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紛紛去聽，希望一飽耳福。誰知陳氏講的純是學術性的考據，他從武則天的宗教思想來說明她為什麽有那麽多麵首，原來是佛經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的，若要成佛，除非是廣蓄麵首，如此這般利用采補術了”。結果，為好奇而來聽講的仕女們，隻好大失所望而去。 寅恪先生讀書治學以及待人接物，注重道義氣節。在贈蔣秉南（天樞）序（見寒柳堂集）中，先生說： 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 先生不隻是以“貶斥勢利，尊崇氣節”來讚頌歐陽修，先生自己也是如此。他一生為人行事，是一代的典範，是我們民族的代表.。先生對於唐代諸詩人，均有深湛的研究，特推崇韓偓，作韓翰林集劄記，因偓不事朱溫，讚其氣節。先生對於後學晚輩登門請教者，無不有問必答，諄諄教誨；但對於勢利之徒則鄙視之，此輩亦不敢登先生之門。 而寅恪先生在習慣、情趣、禮節方麵也都如“石獅子”一般，幾近“頑固”地堅守傳統禮儀。例如艾天秩記道： ……節日那天我去得比較早，進了客廳，看到陳先生已經坐在正麵的大椅子上了，好像還有織錦一類的椅帔從靠背到座墊披下來，莊嚴肅穆，很有氣派。已有兩位先來者站在房中正準備行禮。我去了之後三人排成一行，向陳先生三鞠躬，陳先生既不還禮，也不說客氣的阻擋話，陳師母也沒有代先生謙讓。直到禮畢，陳師母才請大家在兩側坐下，寒暄幾句，就端給每個人一小碗白糖糯米粥，中間有兩三個小紅棗，大家就用小調羹吃起來，陳師母要大家一定把紅棗吃掉以示吉祥。我當時就感到這是中國傳統的“師道尊嚴”的體現，既嚴肅而又親切，陳師母大概看出了我的新鮮感，解釋說這是他家的老習慣。在我看來這習慣確有自己的特色，和其他教授家裏顯然不同。 陳先生的這種“禮製”始終堅持不渝，不受“潮流”幹擾，其自由獨立的精神亦由此可見。據記載，他晚年在中山大學，仍堅持這種禮製。當時已過知名之年，早已成為知名教授、係主任的劉節（清華國學研究院1928屆畢業生），逢年過節過府看望老師，“不僅執弟子禮甚恭，而且正式行傳統的叩頭大禮，一絲不苟，旁若無人”。 而這種“禮製”或許象征著陳寅恪對“學統”純正的一種堅持，他對弟子要求極為嚴格： ……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而學生也不辜負陳先生的期望。蔣天樞教授編著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一九六七年條下記載：“本年底紅衛兵要抬先生去小禮堂批鬥，師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結果，由前曆史係主任劉節代表先生去挨鬥。會上有人問劉有何感想？劉答：‘我能代表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也正是劉節，當他被告知（或暗示）隻要他批陳寅恪將會很快過關時，他的回答是：“批判陳寅恪有如大興文字獄。清朝嘉乾時代的學者不敢講現代，隻搞考據，因為當時大興文字獄，講現代者要砍頭，比現在還厲害……”而他敢於在“大鳴大放”的年代說出如“過去帝王還有罪己詔，毛主席沒有作自我檢討還不如封建帝王”、“什麽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人人‘一起發瘋’”之類的話，也都正是陳寅恪所要求“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之體現。 而陳寅恪自己，同樣敢於率直發言。如1959年周揚去看望他，他不無火氣地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周說“有點關係”。陳質問：“1959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說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隻隔了半年，為什麽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何前後矛盾如此！” 其實陳寅恪也是一個有風趣的人。《事輯》一九六八年條下引曾做陳寅恪助手十六年之久的黃萱信件，記載陳對黃說：“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識的。我死之後，你可為我寫篇談談我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黃萱難過地說：“陳先生，真對不起，您的東西我實在沒學到手。”陳用很低沉的聲音說：“沒有學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這又是風趣中微含憤激了，但語氣仍是那樣從容閑淡，幾於所謂哀而不怨吧。 1987年，在中山大學舉辦的紀念陳寅恪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中外學者熱烈而認真地討論了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學術和思想。在此基礎上，季羨林先生稱頌寅恪先生，題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周一良先生題詞“一代宗師”。這些稱頌，寅恪先生當之無愧。        對對子 陳寅恪在詩作上堪稱一絕，而在聯句（對對子）方麵也是不遑多讓。在國學研究院執教期間，曾戲送研究院學生一聯雲：“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一時傳為佳趣。而給他好友吳宓（字雨生）的一副贈聯則是“新雨不來舊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吳宓在婚戀方麵頗多周折，與前夫人離婚，而新的“戀人”也棄他而去時，陳寫了此聯贈之。上臉典出杜甫，下聯典出李商隱；上聯嵌二“雨”字，下聯嵌二“生”字。嵌字之妙用典之精，簡直無以複加。 很多人都聽過陳寅恪用“對對子”的形式為清華大學新生入學考試命國文試題的事，但大都了解得不具體或不準確。這裏也有必要一述：30年代初，清華大學中文係代理主任劉文典先生請陳寅恪代擬當年新生國文入學試題，陳先生“據積年經驗所得，以為今後國文試題，應與前此異其旨趣”，於是除了“對對子”一則，上聯“孫行者”，命對下聯。考試結果出來花樣百出（甚至有對豬八戒者），其中最可取的下聯要算“祖衝之”了。而陳先生的最佳答案是“胡適之”，且聽他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及1965年的《附記》中對於“對對子”的精辟論述： ……一副對子，即使詞類、聲調皆合，而思想重複，如“斯為美矣，豈不妙哉”之類，稱“合掌對”隻有“正”而無“反”，是為下品；若詞類、聲調皆適當，既有正，又有反，而沒有合，此類對子至多亦隻能算中品；一副高對，應該是正反、前後二階段之詞類、聲調不但能相對，而且所表現之意義，複能相互貫通，因得綜合組織，別產生一種新意，此新意義，雖不似前之正反階段之意義顯著於字句之上，但確可以想象而得之，所謂言外之意是也。 他舉吳梅村《歌行》中“南內方看起桂宮，北兵早報臨瓜步”和蘇東坡《贈虔州術士謝君七律》中“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二聯為例，特別是後聯，認為是“極中國對仗文學之能事”。因為“者”和“之”都是虛字，是為正；“行”與“道”皆步履進退之動向，是為反；而“韓”“盧”合而為犬名（《戰國策·齊策》），按照這一標準，“孫行者”對“胡適之”為最切。“者”、“之”、“行”、“適”為正反之屬，“孫”與“胡”合而為胡孫（猢猻），猴子之別稱也。 天作之合 說起陳寅恪先生的婚姻，應當是最具典型意義的學者美滿婚姻之一。他的愛情婚姻觀都是深刻而通達的，他曾經對吳宓說過這樣的話：“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又雲：“娶妻乃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不誌於學誌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為愚謬。”[1]然而他卻有幸得一“美妻”，並與之白首偕老，榮辱與共。 陳寅恪夫人名唐筼，亦出身世家。乃祖唐景菘，為官多年，中法戰爭時慷慨請纓，因功擢升，後任台灣巡撫。1895年中日戰爭後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當地愛國人士決定自行抗日，成立“台灣民主國”，推唐景菘為“大總統”。唐致電清廷：“台灣臣民，義不臣倭，雖為島國，永戴聖清。”但清廷仍將台灣交給日本，唐被迫逃回大陸。唐筼自小讀書，就讀於天津師範、上海體專等，後輾轉任教於一些學校。 關於他們的相識，陳寅恪自己有一段記述： ……乃至清華，同事中偶語及：見一女教師壁懸一詩幅，末署“南注生”。寅恪驚曰：“此人必灌陽唐公景菘之孫女也。”蓋寅恪曾讀唐公《請纓日記》，又親友當馬關中日和約割台灣與日本時，多在台佐唐公獨立，故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訪。未幾，遂定偕老之約。[2] 陸健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為此感歎：“儉樸的‘驚歎’二字，道盡了很多時候，生命原是為了等候。……在這裏，我們似乎看到了冥冥之中早有安排的‘天作之合’……但真正聯結生命之緣的，還是生與俱來的世家流韻。” 從此二人攜手共度人生。唐筼不僅是陳寅恪的生活伴侶，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覺得私生活對一個陳寅格式的學者來說無足輕重，似乎了不起的學者可以舍棄一切瑣事而專注於學問，其實，對於一個學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像陳寅恪這樣一生負氣半世淒涼又衰殘眼枯的人來說，這也許是他平安地活下來的重要條件，一個思想上極端理性化而心靈中極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調節情緒，因而心底鬱積的情懷往往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死疙瘩，這時身邊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一九五一年陳寅恪因高血壓服安眠藥而臥床時寫下這樣一首詩：“刀風解體舊參禪，一榻昏昏任化遷。病起更驚春意盡，綠蔭成幕聽鳴蟬”，內中盡是傷春兼自傷之意，而唐和詩則為他排解道：“排愁卻病且參禪，景物將隨四序遷。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聞蟬”，比起陳寅恪詩來多了一分隨遇而安。這是唐的過人之處，早年陳寅恪發牢騷雲：“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興亡意，應解人間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陳寅恪懷念燕都舊居不免傷感：“數椽卅載空回首，忍話燕雲劫後塵”，她又勸慰道：“仙家韻事寧能及，何處青山不染塵”，大有退一步天地寬的意味，這種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也許並不是唐的本心，但它或許能時時平息陳寅恪心頭始終糾纏的緊張。 而他們的兩個女兒用樸實而真情的筆調在他們的身後寫道： ……母親不僅是父親感情篤深的生活伴侶，而且是他誌同道合的精神支柱與業務幫手。她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體貼與照顧父親，在父親失明後當某位助手突然離去時，母親當即頂替其職，使父親能照常上課、著述。有不少唱和、吟詠的詩篇，反映出他們的思想共鳴。……當他們在文革中遭迫害自知不能久存時，父親預先給母親寫下了挽聯：“涕泣對牛衣，廿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如果沒有母親，很難想象體弱、多病、目盲、晚年又臏足，能有如許豐碩的教學與研究成果。[3]        在晚年“體弱、多病、目盲、臏足”的陳寅恪，把《隋唐製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85萬字巨著《柳如是別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鉤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在感慨和景仰之後，我們也依稀看到了唐筼平凡而偉大的身影。          --------------------------------------------------------        [1]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15－16頁，清華大學出版社          [2] 陳寅恪：《寒柳堂記夢·關於寅恪之婚姻》，轉引自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432－433頁，三聯書店，1995        [3] 陳流球    陳美延：《陳寅恪詩集·後記》